医院救死扶伤阵地，和社区防控阵地，是抗击疫情的两个阵地。武汉在疫情发生后村苏扎牢社区联防联控阵地，构建多元主体共治体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制度性优势。这次疫情防疫更多还是靠人力。不论是城市、农村还是方舱医院，依然需要大量*党**员干部、居民和志愿者等社会主体的多元共治。从治理角度而言，基层治理在应急防疫中最需要做的群众工作，绝不是“数字”工作，并不能简化为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发布。多元共治的最关键之处，在于组织和动员，在于做思想工作，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而这是大数据所无法代替的。要在基层工作中充分实现多元共治，打一场“人民防疫战”，就必须组织群众。将分散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疫情防控考验的是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治理能力问题。
本文首先呈现封城期间武汉基层社会的群像，然后聚焦武汉人的家庭情绪，拓展到对于疫情期间社区多元共治样态的解析，最后考察方舱医院“共治型医患关系”的构建机制。
一、封城期间武汉基层社会群像
在汹涌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现代城市社会的高流动性所带来的风险特征也愈发凸显。为了在风险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及时止损，切断和简化现代性社会中的复杂社会联系，让现代社会的特征暂时停止，是虽不能长久但可短期实现传染疾病防控应急响应的有效举措之一。在2020年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这一举措就表现为隔离社区、遏制交通。当此之时，让社区成为战时状态下稳定的后方，就是对抗疫前线最好的支援。
在武汉封城期间，有太多面对艰难却仍在努力的人、挣扎着生活却仍要出一份力的人、疲惫不堪却依然坚守岗位的人，比如火雷两山医院的建设者们、穷困潦倒却将平生所有积蓄拿出捐赠的贫穷老人，以及所有冒着感染危险的医护人员、在街路上日夜奔波做着各种服务的志愿者们。
默默无闻的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和警察，用他们的从容和辛苦，镇定着封城期间整座城市的心。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尽管人少，路面没那么脏，只是一些树叶。他们也恪尽职守，认真打扫，以保证整个城市的卫生。寒冷的冬夜，一些外卖小哥仍然骑着小车，奔波在各条路上。天气虽然很冷，但警察大多站在各个路口，医院门口也有一些。一线警察兼做多重业务，十分繁杂和辛苦，特别是疫情期间在工作过程中会有太多直击死亡的悲苦。在有人病得无法下楼时，警察前去帮忙背人。警察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很多民警开车帮运病人。进出城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他们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因为接触人多，风险也相对大。基层干部更是不敢懈怠，他们“不上岗，就下岗”。社区居民也能理解基层干部为什么在疫情初期那么容易吼人，这是因为社区干部人太少，而找他们的人太多，他们都要急疯了。在封城中后期，大部分社区服务细致到位、态度良好。有居民还记得，2020年2月初出去倒垃圾时，发现家门上贴了“已经消毒”的纸条和通知，还接到社区询问自己是否发烧、家中人数的电话。2月末开始，小区工作人员经常帮居民去超市买东西。这些社区工作者相当辛苦，几乎就是什么活都得干的勤杂工。特别是，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中工作的社区工作者，不仅要帮老人购物搬东西，还要教他们用手机。如果遇到没有手机的老人，还要用自己的手机帮忙。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横着脖子犟起来，也是要人命。社区工作者要做好服务实在是很难的事。大量的武汉人能撑过那么多封城的日日夜夜，也是靠了无数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的辛劳。
在大部分店铺和药店都关门时依然营业的夫妻店铺，为了生活而仍然从容卖菜的劳动人民，让人感觉踏实。在疫情之中仍在讨论稿件的发表事宜的学者们，还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青年志愿者则改变了不少人对年轻人越来越功利的成见，认为不必杞人忧天，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还有一些每天拍视频封城日记的年轻人，这些视频让不少人在某个寒冷而忧伤夜晚受到了鼓励。一些孤寡老人处境艰难，社区和志愿者便前去帮助。这些年轻人在参与社会服务时，不仅可以奉献一己之力，还可洞察社会、理解人生、增长见识和能力。
封城期间，对于一群被禁足在家的武汉人来说，他们的烦躁感、谈心的时间、吵架的机会都会多起来。他们会忘记今天星期几，已经在家坚持了多少天，也会在每天晚上看着远处亮着的大楼而莫名心安，感觉这个城市还未完全死掉。他们会发现手机因反复接收重复陈旧的信息而容量不够用，也会在无法外出活动的情况下，选择在家里运动，甚至从厨房到房间跑三公里。只要没有被感染，他们基本就会心里踏实；而只要家里没人生病，家家都很安稳，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日子也许都是在团购、追剧和睡觉的往复循环中一天天度过。
对于这样一群禁足在家的武汉人而言，生活物资基本不缺。由于人们全力关注生活，哪里都呈现出生机。他们会讨论解封后去哪家店大吃一顿，会抱怨做饭麻烦，做完饭还要收拾厨房。为了买菜，他们组成团购超市套餐的队伍，买卖双方细致约定交菜时间和地点。而为了防止交叉感染，甚至有居民改用吊桶提菜的办法把桶一直拉到六楼。生活物资的充足供应和与生活需求的对接背后，是社区工作者的辛苦，和相比于疫情之前武汉人的艰难。虽然买菜群和电商在不断灵活调整配菜方案，但毕竟团购需要抢，抢不到的人就会发慌，禁足如此之久，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承受。
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是小孩，他们整日被关在家里会相当难受。特别对于那些因瘟疫而成为遗孤或遗腹子的孩子来说，他们虽然吃喝不成问题，但内心有伤口。他们缺少依靠，也将缺少无微不至的爱。他们中甚至已经有人开始表现出害怕穿防护服、戴口罩的人的行为，需要尽早接受心理干预。
相比于有病患的家庭、家中有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家庭，绝大部分的武汉家庭都处于无人生病、全员禁足在家的状态。“沉闷”更多是对他们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概括。长期禁足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承受力都会构成挑战，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出门走动，但又不具有远行的欲望。用“沉闷”二字来概括这种状态，应该是准确的。
在那些一家三代、家中还有病人的家庭里，年轻成员需要一边操心工作，一边隔天出门买青菜。还有一些家庭，夫妻分开各管各家老人，其中妻子兼管孩子、丈夫奔波采买，夫妻在两家之间往返很辛苦。但与病人和死者家庭相比，他们不但活着而且还能相互照顾，因此倍感幸运。而疫情之下，空巢老人生活处境更是艰难。平日里他们需要由保姆、钟点工和儿女照料，但疫情期间他们的生活不得不靠自理，而做家务、买菜做饭、洗衣打扫、收拾整理的工作并不简单，若他们拼尽全力仍无法应对，就只能靠社区尽可能地派人予以帮助。福利院、养老院中的老人，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他们在疫情中的状况不容乐观。在那段时间，滞留在外的武汉人饱受外地歧视，而一些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则面临没钱住店、没店可住、没饭可吃、住火车站捡垃圾的生活境况。
二、新冠疫情下武汉人的家庭情绪
社区防控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社区是由一个个“家庭”所组成。但在疫情防控中，工作队、社区工作者和*党**员志愿者在识别和管控工作时，却往往更加注重“个体”。比如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对每一个“个体”居民进出社区实施严格管控、进行体温检测，对每一个“个体”居民的发热现象进行初筛诊断，帮每一个“个体”居民拿药。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包括社区工作者和*党**员志愿者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的社区居民，并不仅仅是统计报表上冰冷的数字，而是生活在家庭中的活生生的人。中国人重视家庭，家庭是个人寄托生命意义和情感认同的基本单位。与疫情恐慌嫁接的家庭故事，容易成为激发民众悲观、愤怒情绪的引爆点。家庭圈会成为扩散病毒、生产和传递负能量的源头。[3]如果社区防疫工作不能与家庭形成顺畅的对接，则家庭就可能成为疫情排查中不予配合的一个个“封建堡垒”，也可能成为“应收尽收”暂时无法完成时的一个个孤立无援的绝望“孤岛”。社区疫情防控，不能忽略“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
防疫期间社区治理所面对的家庭并非铁板一块、千篇一律。本节将根据“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疫情中的表现，对社区中的家庭进行分类，分析不同类型的家庭在疫情中所表现的不同情绪。所谓“家庭情绪”，即家庭的总体氛围和态势，对家庭成员具有“感染”（contagion）力量，受到家庭境况或家庭成员工作境况的决定性影响。相应于不同的家庭类型、不同的家庭情绪，社区防疫也表现出不同的难点。
（一）疫情防控中的家庭分类
按照“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是否自洽”和“在行动上家庭成员间能否相互支撑”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将防疫期间社区治理所面对的家庭，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平衡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能够自洽，家庭成员彼此能够在行动上相互支撑。
在疫情期间，社区大多数家庭的家庭成员居家禁足，只要身体尚处于健康状态，这个家庭的情感互动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维持。只要社区能够满足他们的日用饮食，他们的情绪相对而言就能处于稳定状态。“平衡家庭”因其家内无事，家庭成员在茶余饭后好议论政事，对公共权力和普通劳动者表现出怀疑与轻蔑，觉得疫情离自己不远但又绝对不会太近。
2、“消耗家庭”。虽然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能够自洽，但某一家庭成员单方面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
若是家庭成员中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其他家庭成员会对其进行照顾，亲友也会通过微信、电话对其投来关切的目光。此时，虽然心情紧张，但如果社区能够在满足他们的日用饮食之余，为他们保障感冒药退烧药，在观察若干天之后，若该家庭成员身体恢复正常，则他们的情绪又将回复稳定状态，“消耗家庭”将转变为“平衡家庭”。
若是家庭成员中有一位需要长期照料的病患，通常是一位身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或是一位身患重病者，在防疫期间无法雇请保姆和护工，又由于医院被征用而无法住院的情况下，其已婚子女和亲属只有代替医生昼夜不停地对其进行护理工作。特别是当小区封闭时，已婚子女亲属中的少数一两位成员，只能与病患长期生活在一起，依赖社区提供日用饮食和有限的药品，精神消耗和身体消耗极大。
要言之，“消耗家庭”因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而将行为和立场聚焦于家庭利益，紧张、焦虑、恐惧和无助容易蔓延，感觉稍有不慎，疫情就极有可能与他们擦肩而过。
3、“分散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自洽，处于稀薄松散状态，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也不足。
所谓的客观原因，大概包含两种情况。其一，是工作职责。我们不能忽视执行防疫任务的社区工作者、警察、医务人员等一线工作者，他们本身也是社区家庭中的一员。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救治更多患者，他们必须坚守工作岗位，无法回到小区与家人团聚。在这样的家庭中，很有可能多个家庭成员都是一线工作者，分别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不同现场，比如警察与医生的婚姻搭配。他们每天在一线忙碌，接触的人多，生怕万一传染给孩子，只有将孩子早早送到其他亲戚家，将老人托付给他人看顾。他们有时候应急值班，甚至几天几夜没回过家，家庭成员之间时常见不到面，各自成为家里的“独行侠”，全身心扑在基层防控工作上。其二，是需要离开家到老人居住之处长期照顾老人。在分家别居的状态下，此时以父代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属于前述“消耗家庭”，而以子代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则处于“分散家庭”状态。
要言之，“分散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或者去支援“消耗家庭”，或者加入了抗疫和防疫一线的队伍。他们小家庭的家庭关联和情感密度，往往因他们对大家庭赡养事务或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投入而变得稀薄。为老人或为社区做事，日夜操劳，只求对得起这份责任和良心，在疫情中做好牺牲的准备，保持战斗状态，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4、“缺损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处于缺损状态，无法自洽，更不存在行动上的支撑力量。不安、恐惧和惊吓情绪，是此类家庭的总体基调。
当能够照料老人的子女被隔离，或父母皆被隔离的小孩在当地没有亲戚时，这样的老人和小孩就丧失了既有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很有可能只有孤身一人在家，靠邻居和社区每日送饭，却无人敢不考虑感染风险将其接回自己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段反映全家隔离独自在家的六岁小女孩的视频传遍全网，她无助恐惧的眼睛，攫住了无数人的心脏。
5、“消失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从社区空间中暂时消失或永远消失。
如果出现发热反应的家庭成员真的是新冠病毒携带者，则照顾他的其他家庭成员很有可能也已经感染上了新冠病毒，这样就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性感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根据集中收治的相关政策，这个家庭理应立即从社区消失，不再是社区防疫的治理对象。
（二）面对家庭的社区防疫工作难点
社区防疫在面对上述5类家庭类型时，都存在相应的工作难点。
1、针对“平衡家庭”的工作难点
“平衡家庭”是社区中的大多数，家庭事务不多，所以他们身体健康地“宅”在家里比较闲，往往将自身定位为社区服务的享受方和监督方。一些看起来表现积极的“平衡家庭”成员，习惯于有罪推定，经常打电话质问社区和物业“对楼栋是否消毒”“用的是什么消毒水”“我怎么没闻到味，没见到消毒的人”“为什么不穿防护服”，声称“不是针对你们，而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利用手机微信扮演高高在上的监督者、评论家角色。而社区和物业人员为了回应他们的质疑，就不得不拍大量的视频和照片，甚至要调取监控视频来回应。这样的人也许不多，但对社区和物业人员工作的精气神极具*伤杀**力。
然而，一旦要他们组织起来拼团买菜，为大家做点事情，却并不容易：大家都想买，但都不愿意出面牵头，都巴不得有人把菜送到家门口，还提各种建议。他们习惯于只动口不动手。如何在满足其日用饮食的同时，摆正他们的心态，甚至动员和组织这些积极分子参与社区防疫，是社区防疫关于“平衡家庭”的工作难点。社区和物业固然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如今的战时状态下，也需要给予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2、针对“消耗家庭”的工作难点
“消耗家庭”中，能够平稳回归“平衡家庭”的，多是年轻夫妇组成的核心家庭。而不得不持续维持“消耗家庭”状态的，多是由原本分家别居的中年子代与老年父代回复同居状态的家庭形态。当医院被征收为发热门诊，其他医院也在特殊时期不收病人，或只接收自己的首诊病人，致使原本住院的非肺炎病人不得不回家“自寻出路”时，如果老年父代是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慢性糖尿病人、需要靠透析续命的肾病病人，或是病情随时可能恶化的肺结核、白血病、癌症患者，他们的中年子代就只有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天天到各家医院去寻找出路，回到家后还往往需要熬夜照料父代，精神和身体承受巨大压力，抵抗力的下降又会提升他们被感染的风险。
如果站在非肺炎但需药物维持的重症病患的家属立场上看，他们原有的医疗资源都被新冠肺炎的疑似或确诊患者突然挤占。他们中的许多人心中就会萌生一个医疗伦理的问题，或者说是医疗政治问题：病情同样危重，只是得的病不一样，“新冠肺炎”进入了*国体举**制的视野，患有该类疾病的病患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理应优先得到医疗资源，但其他病情随时可能恶化的病患，是否理所当然被牺牲，被驱赶回家等死？社区当然无力解决这个疑问。于是，有能力者就容易产生报复社会的危险行为，没能力者就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求助，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如何对“消耗家庭”进行国家主义教育，给予他们积极的心理暗示，配合国家共度时艰，是社区防疫关于“消耗家庭”的工作难点。
3、针对“分散家庭”的工作难点
“分散家庭”中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包含抗疫一线工作者的家庭，另一种是有部分家庭成员需要离家照顾老人的家庭。后者的家庭中留居的家庭成员一般较少，是社区工作者动员起来加入志愿者的潜在人员。而难点主要集中在前者。以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的家庭为例。虽然他们也有家、有父母、有孩子，也是血肉之躯，但他们不能在相对安全的自己家中隔离蜗居，而是要在物资短缺、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每天忙碌于防控宣传、辖区巡查、测体温、送医协调、张贴通知、排查、登记造表、上报信息、送药品和生活物资、消毒、听取群众意见、回应咨询、劝导居民、发放物资、关注群内信息、处理突发事件、学习文件、迎检、困难帮扶等事务。他们是战斗在疫情第一线的“逆行者”，其工作本应得到居民的掌声和赞美声。然而事实上，他们除了每天应付繁忙的工作，还要接听无数遍来自居民的质问电话，解释无数遍同样的问题，承受来自居民的怨气和怒气。物业人员并没有多高的工资，也没有编制，一线的保安员和保洁员也不是离了这份工作就活不下去。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却担负重要的职责，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他们原本可以辞工不干，原本可以不用冒险，和大多数居民一样居家隔离。但他们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甚至有管理人员主动加班请战。如何让这些主动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放在家庭利益之上的抗疫一线工作者，感受到工作带来的“获得感”而不是接二连三让人“寒心”的打击，做到“为众人抱薪者，不使其冻毙于风雪”，是社区防疫关于“分散家庭”的工作难点。
4、针对“缺损家庭”的工作难点
“缺损家庭”中留居房间的老人或小孩，在没有子女或父母的陪伴时，极易丧失安全感，产生恐慌。病毒蚕食了他们的家庭。他们一个人在家，也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如何让这样的老人和小孩获得应有的照顾，是社区防疫关于“缺损家庭”的工作难点。
5、针对“消失家庭”的工作难点
在政策上理应成为“消失家庭”的家庭成员，往往已经全家发生感染。病毒侵吞了他们的家庭。如果“应收尽收”政策因床位不够而迟迟无法落实，这样的家庭就会成为社区中最为绝望的家庭。虽然许多这样的家庭尝试联系过社区、经视直播、市长热线、区政府和各种渠道的求助平台，但截至今天为止，尚有不少家庭反映“并没有一点用”“回复就三个字：等床位”“没人管我们死活”。在无尽的等待中，求生的本能让这样的家庭在网络上发出求助的绝望声音，一些年轻人更是为了家人的床位和自己看病而到处奔波，无奈之下成为大家口中的“移动传染源”。如何尽快落实“应收尽收”，是社区防疫关于“消失家庭”的工作难点，虽然这项工作已经超出了社区的能力。
在思考如何破解这些工作难点之前，我们需要明确，防疫战中的核心主体其实是“生命”。围绕对于“生命”的守护、对于“生命”的价值判断，社区家庭展现出不同的面相，释放出不同的情绪。据笔者观察，这些家庭情绪其实凝结在有关“生命”的思想认识问题之上。
（三）家庭情绪背后的思想认识：三对生命关系
1、“逆行者的生命”与“大家的生命”
防疫属于公共卫生事业，事关生命安全。为了大多数居民的生命安全，总有一些“逆行者”担当重任，冒着生命危险负重前行。
而“平衡家庭”中一些宅在家里的业主，在防疫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悠闲，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可供他们操心，于是就对社区和物业人员的工作指指点点、喋喋不休，一边不痛不痒地挑刺、制造矛盾，一边声称这样的质问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不是针对社区和物业的某个人”。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这些在许多人的假期里却相反更加忙碌的一线工作人员都在“偷奸耍滑”，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在为大多数居民的生命安全负责。在他们的立场上，一线工作人员理当“逆行”。此时，质问者早已将自己的生命无限拔高，高傲地使自己成为了“大家的生命”的代表。“大家的生命”当然比这几个逆行者的生命更重要，但其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则是“我作为业主的生命比你们工作人员的生命重要”“你们工作人员就应该不惜用你们的生命来为我们业主的生命负责”。甚至在一些业主的意识中，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应该为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神”，他们早已忘记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也是一个和自己一样活在家庭里的“人”。
苛责质问工作人员的业主，往往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平衡家庭”，而工作人员则身在“分散家庭”。“分散家庭”的家庭成员，理应比家庭意义上各方面相对健全的“平衡家庭”的家庭成员受到来自社会的更多包容和关爱。
因此，社区思想干预工作需要让“平衡家庭”认识到，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也是血肉之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神，业主的生命并不比“逆行者”的生命更高贵、更重要，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2、“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与“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防疫战的唯一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为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封城并进入战时状态，火速营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并开辟一批方舱医院以“应收尽收”为原则，集中隔离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防治疫情蔓延扩散。但与此同时，仍有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住在征用的医院。于是，大家开始议论住在正规医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对病床资源的挤占问题。
在病床资源的挤占现象中，我们看出，人的生命因得了不同的疾病，而被附加上不同的权重。治病的权利嵌套在国家政治之下，普通老百姓治病的秩序也不得不服从于国家治理在当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非肺炎重症患者为新冠肺炎患者所做的牺牲，也正是“消耗家庭”为新冠肺炎患者所做的牺牲。换句话说，“消耗家庭”正因为这种牺牲而成其为“消耗家庭”，同时导致一部分“分散家庭”的产生。为新冠肺炎患者让出病床资源，为挽救新冠肺炎患者的生命提供了空间和希望，却不但威胁到“消耗家庭”中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还因导致照料者的过度操劳而威胁到患者的中年子女的生命。
在家中忍受体力不断消耗的非肺炎重症患者家庭，往往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同为最接近死亡的重症患者，是否因为要让疫情统计数字显得更好看一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就比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更值得挽救？
“消耗家庭”的悲情故事和疑问，会迅速掀起舆论的洪流，引发民众对新冠次生灾害的关注。当然还包括那些理应在“应收尽收”政策之下撤出社区，得到医疗救护的“消失家庭”的悲情故事，表明疫情已经开始冲击国人的家庭底线。值得为政者警惕的是，一旦疫情大量冲击国人的家庭底线，家庭生活因疫情的蚕食甚至侵吞而大量解体，此时，社会就向真正的社会秩序危机爆发的临界点推进了一大步。
毕竟每个人都有家庭，发生在家庭中的悲情故事最能引起共鸣。如果要教育群众不要被悲情故事的煽情“带节奏”，最根本的只能是打掉家庭这个最基本的认同和组织单元，让每个人从小就被集体、社会和国家组织起来。而更现实的方式则是，社区思想干预必须要让社区家庭中的成员都学会用国家立场的大局观思考问题，让其中的*党**员具备一个治理者的视野和胸襟，拥有自我牺牲精神。
3、“逆行者的生命”与“非肺炎重症患者的生命”
笔者发现，同样是“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同样是潜藏于每一个生命背后的家庭情怀，从不同类型家庭的成员口中说出，却拥有不一样的内涵。
身处“分散家庭”的一线工作者呼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是对那些只管评论、颐指气使的“平衡家庭”业主们义愤的回应。为了不给战斗的前线添乱，社区思想干预工作需要向业主们强调“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一线工作者的家庭属性，同时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身处“消耗家庭”的老年父代和中年子代呼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对求生欲的表达，是从家庭利益的角度，对原有的病床资源在战时状态下被挤占的不满。为了不给战斗的前线添乱，社区思想干预工作需要使这些“消耗家庭”接受战场上生命的不公。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是疫情期间社区思想干预工作需要把握的核心要义，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则需要对其进行不同的阐释。社区思想干预工作的前提是，认识到“逆行者”与“非肺炎重症患者”其实都在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做出牺牲。只不过，前者毕竟还是自己能够自主选择的行业，而后者得什么病、哪种病更具有政治性，则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如果说前者的甘愿牺牲靠的是个体的觉悟和职业伦理，透露出国家意志下个体的敬业奉献，那么后者的被动牺牲则更多地透露着国家意志之下，个体囿于家庭利益和对自己或家人生命的珍视，而产生的悲切与无奈。
三、新冠疫情下社区多元共治的样态解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单位制的解体和城市住房的商品化改革，城市社区的生活日益走向“私化”和“制度化”，这意味着现代城市走进客观共同性与生活意识中的共同性日益错位的时代：一方面，城市作为人们集中居住的场域，拥有高密度配置的各种设施，因而具有高水平的客观共同性；另一方面，这种城市共同性由行政和商业领域的专门处理机构所支撑，因此城市居民在主观判断上并不能感觉到强烈的共同性。大城市社区生活中“制度化”与“私化”的并行结构，事实上加剧了疫情灾害对城市生活机能的破坏力。
（一）社区生活：“制度化”与“私化”的并行结构
“制度化”是现代社会整体趋向官僚制化、管理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表现为居民“生活问题处理行政化和市场化”。所谓居民“生活问题处理行政化和市场化”，即属地问题的处理责任主体从个人或家庭和共同体转变为行政机关和市场主体，同时，行政机能和市场主体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也使居民产生对行政和市场处理方式的依赖心态。社区生活的“制度化”，使居民单纯成为公共服务的接收者、享受者和消费者，有关道路、公园、上下水道、消防、垃圾处理、教育、福祉、医疗等公共设备和公共服务不再需要地缘居民的共同努力而得以生产和维持，其问题的解决也不再需要居民的直接参与。社会的专业化和专业防灾机构防灾能力的提升，相反导致居民解除自身应对灾害的武装，放弃对自身应对能力的提升。
社区生活的“私化”表现为生活向着个体小家庭的没入以及生活的个体化、脱域的私人诸关系扩大和地缘性社会关系稀薄化，意味着生活的意义赋予机制脱离公的社会制度。“私化”的生活不再从国家、地方社会、职业、制度化宗教中寻找意义，转变为在小家庭、亲友关系或个人兴趣中探寻生命的价值。“私化”使居民生活能够有效吸收和消解公领域的官僚制化所产生的不满并生产“意义”的场域，成为公领域的重要安全阀。而与此同时，虽然现代大城市中存在潜在性非日常风险普遍化与泛化的倾向，但“私化”却又使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和不幸日益走向个体化。
据贝克的研究，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个体性风险”转变为“涉及人类全体的包摄性风险”；但在另一方面，“能够被感觉察知的风险”又转变为“无法被觉知的风险”。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剥夺了国民全体直面死亡的机会，让国民感觉自己的生活远离战争。人们相信，经济的高速成长和公共建设的发展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安全且富足的社会。他们也倾向于认为，一旦在这样安全的社会中遭遇灾害，也应被理解为单纯属于某个社会个体的风险，而非社会全体的不幸。受灾者在灾害以前也认为遭灾的不幸是个别性的，因此一旦自己受灾者，他们就会更觉孤立无援。
社区生活的“匿名性”与“自由”恰恰也意味着灾害之下的“孤立”和“无救援”状态。当“丧失”成为一件个体化的事情，当孤独的个人或孤立的家庭不得不背负受灾的悲痛时，这表明现代城市社会中“朝向死亡的共同性”已经衰退，大城市居民缺乏应对泛在风险所引发的不幸的社会性力量和抵抗能力。
在城市居民应灾能力低下、居民间连带感欠缺、地缘集团脆弱的背景下，一旦灾害导致行政系统和市场流通体系运行不畅，城市生活服务机能发生阻滞，居民个体就只有暴露在汹涌而来的灾害面前，恐惧便成为他们在本能下的最优选择以使人自保。居民缺乏共同应对紧急事态的社会能力，代之而起的便是经过“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而产生的社会性恐慌。
（二）疫情灾害：对社区生活固有结构的强化
与地震、洪水、飓风、海啸等灾害不同，疫情灾害的发生情境具有其特殊性，可概括为疫情灾害的“隐秘性”，以及内蕴于隐秘性之中的“社会割裂”。疫情灾害情境的“隐秘性”及其背后的“社会割裂”，不但没有冲击社区生活“制度化”与“私化”的并行结构，反而对这种固有结构起到了强化作用。
疫情灾害的发生发展过程较长，且疫情灾害本身被现代医疗体系所包裹和遮蔽而“不可视化”，使灾害发生后社会的“正常化偏见”（normalcy bias）更为明显，使居民在灾害发生后的很长时期内仍然相信“制度化”社区生活的稳定性。疫情灾害发生后切断和简化城市复杂社会系统的主体不是疫情灾害本身，而是行政主体。这一特征使社区居民与行政主体处于“被治者—治者”的二元权力格局下。总体上看，疫情灾害中行政主体对“居民—市场”关系的控制，有可能引发行政主体与居民之间的冲突，使疫情灾害成为“异议性危机”（dissensus crisis）。然而，这种冲突和“异议”并没有改变改变居民对市场和行政力量的“制度化”依存，反而强化了行政主体维持居民“制度化”生活结构的政治责任。民众对于疫情灾害的认知依赖于科学知识和技术，且存在事实上的知识壁垒，导致他们无法识别灾害信息的真伪。现代城市治理某种意义上已经进入严重依赖专家系统和一系列专业知识技术的状态，而现代医疗卫生和疫情灾害防范显然需要依托一个由专家和现代知识构成的系统。围绕疫情灾害信息的管控和公开发布，政府、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强化了社区生活“制度化”状态中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加剧了委托—代理各方信息的不对称。
疫情灾害的直接受害者不具有区域普遍性，导致疫情灾害下的社区居民出现利益分化。疫情灾害的受害者则更多处于点状分布状态，聚集性感染的事例虽并非不存在，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聚集性感染的规模也远不及区域性受灾所波及的人口规模。疫情灾害的受灾区域以社区中的家庭为单位表现出来。疫情灾害的扩散媒介并非大城市重层叠加的繁复人造物，而是生活在城市的人本身。这一特征导致“非受灾者”、“受灾者”和“救援者”在人们的想象和建构中出现影像重合，他们无法精确区分和判定自己所面对的他者属于其中的哪一类。疫情灾害下应灾角色的模糊与重叠，导致应灾过程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居民“私化”的生活结构。在救援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救助“受灾者”的先后次序并非由搜寻过程和“受灾者”所处的空间位置所决定，而是由“救援者”对“受灾者”的人为判定所决定。因此“被救援”成为“私化”的居民争先恐后争取的目标。
（三）社区防疫：对社区生活固有结构的再生产
在此背景下，社区基层组织的角色定位不能忽视。事实上，社区基层组织应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体制内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又是社会的重要部分，成为动员社会的一个重要连接点。2015年出台的《*共中**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就主张要“发挥社区作用”并且“动员公众参与”，以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城市治理模式。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局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的巨大考验，又进一步显明动员式治理在全社会共同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方面的重要性。以武汉市S社区为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动员式治理，所达成的宏观效果即最广泛地集中统筹资源，以使这些资源按照被统筹的分配秩序得到投放和使用。
比如，在A小区这样的老旧职工小区，常规状态下发挥连通居民家庭“细胞”的毛细血管作用的楼栋长，在社区防疫的号令下就主动转化为向协助社区工作者和下沉干部反映居民诉求、汇报疫情中居民家庭信息和健康状况的积极分子。看到楼栋长协助网格员统计和汇报体温的工作后，就又有一些居民主动参与进去。新建商品房小区B小区，则在社区网格员忙碌工作的感召和社区志愿者招募令的发动下，从无到有地组建由居民中的积极分子构成的公共服务力量，物业成为社区工作者开展社会动员的协助力量。业主与物业公司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的C小区，先是有3个非*党**员居民，因看到网格员每天统计体温并汇总上报，被网格员面对的庞大工作量所激发，自己主动要求帮忙统计体温。在社区发布志愿者招募令后，又有14位居民响*招应**募，协助就近报到的*党**员和下沉干部开展工作。
从社区的上述社会动员过程中可以发现，“动员”作为一种促成个体行为意志服从于公共目标的工作方法，与能够影响和改变行为主体动机结构的各种身份认同、社会关系、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密切相关。*党**组织的号召、社区的招募令和网格员忙碌认真的工作表现，都会调动和激发起各单位*党**员的身份认同、居民积极分子的属地情感认同，以及普通居民对于以网格员为代表社区抗疫工作者的情感认同，进而使他们发挥各自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达成动员式治理集中物力、财力和人力于社区防疫工作的宏观效果。
然而社区的社会动员，事实上也是对社区生活“制度化”依存对象的再生产过程。在“战时体制”下，许多之前由社会和市场解决的问题都变成了社区行政的责任，而大量*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则成了面临人手不足困境的社区工作人员的重要补充。因此，被社区动员起来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就成为大部分居民社区生活“制度化”依存的新对象。比如B小区网格员回忆道：在抗疫最艰难的时候，一些居民还要买草莓、啤酒，还有人买外国的虾子、牛肉，看得我们无可奈何。我真是想说，你们要不要这样啊，我们工作这么困难，这样辛苦，跑腿都要跑断了，你还去买这？小区里真的没有说只是基本保障，居民吃喝完全不愁。每天1700个单子，把志愿者都累瘫了。志愿者分单到家家户户，一直搞到深更半夜。唉，这些居民真是一点都不理解我们。（2020051202）当然一些中老年人也同样如此。有社区工作人员仍记得，B小区有一个妇女找到一名稍有空闲时间的男性下沉干部，让他帮忙买卫生巾。“他一个男同志哪里知道买什么型号、什么牌子？买来的和她一直用的不一样，她就气得把卫生巾直接甩到人家下沉干部的脸上。”（2020051102）社区工作人员还津津乐道于一个“蜈蚣爹爹”的事例：我们叫他“蜈蚣爹爹”，是因为他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非要喝蜈蚣酒，一定要是中百超市的第几层第几排货架的什么牌子，在其他药店给他买都不行，找到一样的牌子也不行。他要看小票，所以知道你在哪里买的。（2020051102）一些居民“总认为社区什么都能办到，都依赖社区，认为社区无所不能，这时候就像抓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他们打所有的电话，所有人都跟他们说，你去社区登记，让社区给你分配床位”（2020051202）。然而处于动员式治理状态中的社区工作者、网格员、下沉干部和志愿者，却只能尽力维持既存的公共收治秩序，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结构性决定的收治容量，更没有权力改变存量病床资源的分配结构，只能将居民的诉求情况区分轻重缓急进行登记之后，层层上报给街道和区政府。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按照公共收治秩序，社区需要首先判断反映入院诉求的居民呼吸是否困难、症状是否严重到危及生命，然后才选择是否上报争取床位资源。而定点医院床位供给不足的问题与社区生活的“私化”特征相互交叠，使因尚未获得床位的疑似病人也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之下寻求对公共收治秩序的脱离乃至突破。
C小区网格员为笔者描述当时的工作情景：8点钟我们就来了，来了以后吃泡面，不停地接电话听居民说“我们家有发烧的，怎么办”，不停地打电话问每一家居民有没有发烧的，还打一些重点人员（孤寡老人）的电话，到了中午又吃泡面。座机没有停过，自己的网格、自己的业主全部要由自己去排查。我要登记信息、接打电话，还要安抚居民，自己内心也很怕。最初也没有处理流程，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有统计、上报，等着上面的反馈。（2020051301）可是，层层上报相反更加剧了这些居民因无法改变收治秩序而产生的报复性破坏情绪。C小区的网格员告诉笔者：有一个确诊病人自己跑到社区来，站在社区门口说：“再不给我们分配床位，我就把口罩拿下来，朝你们吐口水。我从隔离点逃出来了，我要把你们的玻璃都打碎。”（2020051301）类似事例发生不只一次，也曾被A小区网格员目击：当时已经有11人确诊了，没有床位。社区让他回家隔离，把食品等给他送上门。但他说不行。他说“你不给我安排医院，我就摘口罩，我就在院子里到处跑”。当时封控还不严，居民两三天可以出去一次。社区只有派人跟着他。（2020051202）这些声称要“吐口水”的居民都是想以报复性破坏情绪向社区施压。还有部分居民恐惧隔离点和医院的病毒传染性，而以自己症状较轻为由，拒绝服从公共收治秩序的安排：有的居民被确诊了，却不配合去隔离点。他对社区工作人员说“我又没有什么症状，我为什么要去隔离点？去了隔离点，你能保障我不感染吗？”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拿什么去保证？社区工作人员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2020051202）
不论是以“吐口水”的方式向社区施压试图获得床位的居民，还是拒绝去隔离点的居民，他们都是因恐慌而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意义投注在确保其个体生命的延续之上，其行为表现则是试图以个人的“不合作”脱离超出自己掌控范围的收治秩序，以期这种“脱离”本身能够对公共收治秩序施加对自己有利的影响。此外，社区防疫过程对社区生活“私化”特征的再生产，还反映在“维持日常外出的可能性”和“维持日常个性化的差异性需求”两个方面。
与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环境整治、治安防卫以及社区公共建设的日常性动员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社区应急性动员，主要涉及对居民身体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动员式治理。前者基本对应体温登记事务，后者则对应生活物资保供和交通流动控制事务。评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区动员式治理是否真正实现“全民动员”，要看动员范围能否从行政中心向社区广大的生活空间辐射和扩散。城市社区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内部人员在构成方面存在以行政精英为核心的圈层结构。与核心圈邻近的圈层，含括被派遣到社区的下沉干部，以及*党**员或群众中热心公共事务的积极分子。外围圈层，则是处于待动员状态的普通民众。
然而，社区精英与普通居民的区隔，使疫情灾害中出现二阶动员失效、一阶动员与二阶动员断裂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一部分居民将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意义投向社区防疫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公共目标的达成时，就会另有一部分居民仍将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意义投注在确保其个体生命和常规生活状态的延续之上，从而再生产出“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社区生活结构：“制度化”强调“政府责任至上”，“私化”则强调“私人利益优先”。在常规状态下，“公”的至上性和“私”的优先性使部分群众过分主张私人利益、放弃自我责任，以致服务型政府的工作实践陷入困境。疫情防控对社区生活固有结构的再生产，强化了一部分居民只讲权利、不讲义务的认知，使居民产生对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下沉干部的责任边界的误认，以致他们放弃自己配合防疫工作的社会责任，增加了社区防疫工作的负担。
（四）疫情之后：延续抑或复旧？
与地震、洪水、飓风、海啸等灾害类似，疫情灾害也是一种从社会系统的内部或外部所施加的负面偶发性影响力。灾害过程通常表现为一个从“常规社会系统解体、紧急社会系统发动”到“常规社会系统回归”的过程。其中，紧急社会系统一般需要创发性地弥补常规社会系统的功能障碍，应对紧急状态发生时出现的新需求，乃至成为一种弥补受灾者自我应灾能力低下的支援系统。其“创发性”则具体表现为创生出一些在常规社会系统内没有被制度化、或者在人们的惯习之中不曾存在的社会系统。在灾害发生后，非正式的紧急社会系统先行运作，其后正式的紧急社会系统得以创生。若将灾害发生后的时间划分为紧急期、应急期、危机恢复期，则通常紧急社会系统产生于紧急期、扩充于应急期。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随着危机恢复期的到来，社区治理应如何面对那些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紧急社会系统。围绕这一问题，目前大体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应该让紧急社会系统常态化，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使其内化为既存常规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在常规社会系统逐渐恢复并开始发挥正常作用之后，应让常规社会系统逐步取代紧急社会系统。前一种看法通常肯定疫情灾害重塑了社区治理，而后一种看法则对此持否定态度。
本文认为，社区常规社会系统的运行，是以社区生活“制度化”和“私化”的并行结构为底层架构的。在疫情灾害的紧急期和应急期，虽然紧急社会系统动员了*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但是社区防疫的整个过程不但没有冲击和重塑社区生活的固有结构，反而对此固有结构进行了再生产：大部分居民依然寻求对自身差异化需求的满足，其“私化”特征并未动摇；只是他们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途径，从行政主体和市场，进一步扩展到*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身上。在社区生活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将紧急社会系统常态化？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清理社区防疫中出现过哪些紧急社会系统，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将其常态化的必要性。
1、社区防疫中的紧急社会系统
以S社区为例，社区防疫中出现过的紧急社会系统，大概包括分级诊疗管理制度、*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居民微信群。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2020年1月底，武汉市各社区对于病人的收治分流工作也并没有一套健全成熟的处理流程。直到2月上旬方舱医院陆续建立，一套针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这“四类人员”的分级诊疗管理制度和收治流程才得以确立。分级诊疗是一套由区级指挥部核心统筹、方舱医院中枢衔接、上下游主体支持的运行模式，其中社区基层组织对病患的筛查和转运发挥着基础作用。
而在防疫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力量，如果没有基层干部在亲自上阵之外发挥动员全社会的“毛细血管”功能，统筹组织动员*党**员、居民代表和志愿者，“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做不到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保障了分级诊疗管理制度的有效运行。*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基层*党**组织是一个覆盖全国范围、有足够属地社会关系纽带，且组织体系健全，与政府保持有充分沟通渠道的组织体系。社区*党**组织与辖区属地组织达成“共驻共建”关系，意味着*党**组织发挥着链接社区与社会、整合社会利益、进行社会创制（social institutions）的作用。在社会快速分化、基层社会面临“原子化”的当下，社区*党**组织已经成为继“单位社会”之后的“二次社会建构”的建制性单位，社区*党**建使得基层*党**组织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疫情灾害中，*党**组织在常规状态下既已建立起的社区基层组织（主要包括*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与辖区内各属地组织的链接机制，便立即转化为“*党**组动员”的直接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灾害的紧急期（1月下旬至2月中旬）和应急期（2月中旬至3月上旬），*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工作方式，也逐渐渗透到对居民微信群的建设上来。一些社区纷纷在网格员、楼栋积极分子和下沉干部的发起下，建立起此前从未有过的业主群、网格群或楼栋居民群，并由此衍生出团购群。团购群通常由居民中的积极分子组建。该名积极分子成为团购群的群主，被群成员称为“团长”。“团长”要负责与商超对接、登记每次参与团购的成员名单，并在网格员和志愿者的协助下负责团购物资的发放。为了完成物资发放工作，“团长”需要在几乎无额外利益可得的情况下，在网格员安排的社区固定地点等候参与团购的居民。这个过程难免出现与商超对接不畅、居民电话留错、居民要求退货、居民下楼不便等情况，需要“团长”和志愿者耗费大量时间应对。“团长”和志愿者的大量付出，成为社区居民在疫情期间维持“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生活结构的重要基石。
2、后疫情时代与紧急社会系统
在基层组织、*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的努力下，社区居民“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生活结构得以在疫情灾害中存续。当疫情灾害进入危机恢复期（3月上旬以后），随着疫情的平复，方舱医院休舱，分级诊疗管理制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随着复工复产进程的开启，交通逐渐恢复，城市和社区逐步解除*锁封**状态。当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社区居民“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生活结构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曾经作为紧急社会系统在疫情时期发挥重大作用的*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和居民微信群，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演变，则关系到维持居民固有生活结构的力量是因疫情灾害而得到重塑，还是重新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旧有状态。
疫情期间*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的迅速建立，表明社区基层组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从组织原理上看，*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并没有突破在*党**的领导下临时整合条块关系的*党**政体制逻辑；以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带动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参与社区防疫工作，也并没有突破社区*党**组织通过“关键少数”整合引领社会的固有功能。防疫工作检验了基层*党**组织既存的组织能力，也帮助基层*党**组织识别了居民中既存的积极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防疫工作既没有重塑*党**政体制的运作逻辑，也没有重塑*党**组织的结构功能。如果将基层*党**组织的应急组织动员状态误认为疫情灾害对社区治理方式的重塑，就会致使基层组织追求一种将“应急组织动员状态”常规化的行政目标，甚至将这种“应急组织动员状态”视为疫情为社区基层治理留下的宝贵遗产。然而在复工复产的后疫情时代，社区居民“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生活结构不再需要基层组织的应急动员加以维系。在此情况下，*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已经丧失了“因事而起”的组织载体。
为了让*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在后疫情时代延续下去，一些社区按照街道办指示的要求，让辖区内*党**员全部到社区报到。在*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制度常态化的工作指导下，大量本应由社区工作者和物业完成的工作任务被下派给*党**员完成。以S社区为例，2020年9月以来，社区为*党**员下派了“文明创建致居民的一封信”入户发放工作、“人口普查”入户工作、“清洁家园”社区打扫工作，并设置积分制度作为激励。
将疫情期间*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的做法常规化，首先导致*党**员干部对社区工作者和物业工作者职责的越位。其次，社区工作者和网格员仅仅成为工作的调度者，丧失与社区居民打交道、了解和熟悉社区居民的机会。再次，大量在职*党**员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这些琐碎而耗时的工作，导致基层治理出现新的形式主义。最后，进入后疫情时代以来，处在“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生活结构中的居民，重新依赖于街道、社区等行政主体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他们对“不请自来”的入户*党**员抱持抵触和警惕的态度，即使入户工作的*党**员戴着*党**徽，他们还是会问“是不是从哪里弄来的*党**徽”“不能凭一个*党**徽就说自己是*党**员”，并没有因经历过疫情而对这一群体产生充分信任。
而曾经在体温排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网格群、楼栋群，在后疫情时代也基本不再出现新的信息，只有网格员偶尔发布一些有关外省散发病例的文件和通知。随着“团长”在复工复产之后忙于工作，团购群陆续解散，居民购物的主要渠道重新恢复为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曾经“并肩作战”的志愿者，在摘下口罩之后仍然成为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后疫情时代，由居民微信群、“团长”和志愿者组成的紧急社会系统，已然被街道、社区等行政主体和开放的市场体系所替代，因为社区居民“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生活结构不需要两套发挥同样功能的支持系统。
总而言之，紧急社会系统的“因事而起”体现了中国基层组织的优越性。但紧急社会系统若不能“事毕而散”，就存在转化为基层组织下设行政工具单纯承揽行政任务的危险。紧急社会系统的运作要素并非疫情灾害为基层治理带来的制度遗产，在后疫情时代反而易成为干扰居民日常生活、导致基层组织转移职责的根源。
四、方舱医院共治型医患关系的构建
方舱作为“医疗社区”的双重属性，以及生活治理和精神治理工作本身琐碎、复杂、耗时的特点，使医患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必要。医患共同体构建的前提有二：一是保障基础性资源配备，以确保舱内社群的基本安定；二是创立网格化管理体系，为掌控舱内社群、提供精准服务预备坐标定位。稳控病患情绪、畅通医患联系，以医患联管的方式共创社群秩序，通过动静相宜的时空设置解决患者安排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问题，是塑造“共治型医患关系”的题中之义。“共治型医患关系”产生的关键在于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医护人员的使命感、患者间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党**员患者的组织动员。方舱医院的医患共同体构建模式，为在常态医疗服务中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方舱医院的双重属性与正式治理机制的有限性
方舱医院的物理本质是“移动医院”。建设的高速度、低成本、高效益是方舱的优势，使方舱的条件与常规医院的病房相比相对简陋。但方舱毕竟不是简单的隔离点，更不是“集中营”、“难民营”。方舱是可以快速拼接、快速移动的医疗单元，是从*队军**方舱医院概念延伸而来的集中医疗模式，除了床位以外，还设有护士站、抢救室、CT检测室，配备生化检测、放射检测、病原学检测等医学检查检验设备，可随时监测患者情况。在新冠肺炎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方舱医院不仅发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的作用，还对病患给予医疗照顾，达到救治病患的目标。如果病情加重，就有医护人员进行识别，及时转诊定点医院。
不过，方舱医院也不是纯粹的医院，而是兼具医院与社区的性质和功能。准确来讲，方舱医院的运营特质是“医疗社区”。“社区”为主，“医疗”为辅，这与方舱医院收治的医疗对象有关。方舱医院主要用于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因此构成分级诊疗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确保确诊患者集中收治、应收尽收的同时，型塑重症轻症分流机制。轻症患者的特殊性表现为两点：一是，病人可以自理，有足够的行动能力；二是，必要的医疗护理相对简单，仅需给予口服药、肌肉注射。大部分轻症患者只需按时服药、静养休息。轻症患者的特殊性，使得方舱医院的身体治疗功能退居其次，医患间、病友间的协力互助，以及具有心理疗愈功能的人文关怀，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医院”与“社区”的双重属性之下，方舱中的病患不仅在接受隔离，还在接受一定程度的辅助治疗，但保持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则更为重要；方舱中的医护人员不仅扮演治疗者的角色，更多则是发挥管理者、组织者的作用，“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成为对他们职能的精准概括。
为了确保方舱内各系统的平稳运行，实现院方对大规模病患的简约治理，提升病患对方舱医院的认同度和归属感，更好地在心理上缓解病患的压力和焦躁情绪以帮助其早日康复，在方舱医院内构建医患共同体极有必要。
方舱医院依赖一种由医疗专家、专业知识和各种制度化流程构成的治理机制。本文将这种依照顶层设计的流程设置而规范化运行、要求人员和设备具有一定专业化技术水准的治理模式，定义为方舱医院的“正式治理机制”。方舱医院的“正式治理机制”包括两层理论内涵。其一，“正式治理机制”依照“正式制度”而运行。所谓“正式制度”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有意识地建立起来，并被正式确认的各种制度的总称，是依靠行政权力为后盾来实施的成文规范，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契约等，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方舱医院工作手册》为代表文本，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国家卫健委医管服务指导中心为方舱医院设置了包括入住、转院、出院在内的各种标准、流程和方案。这些流程方案成为方舱医院的“正式制度”，为方舱医院医疗救治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指导。
其二，“正式治理机制”的实现形式是“技术治理”。多个方舱医院在实践中表现出全力打造“智慧方舱”的态势，比如依托互联网医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信息化系统对新入院患者自动进行信息登记、建立住院档案并自动分配床位，通过云端系统查阅患者住院资料、实现云端信息互通共享，通过无人驾驶技术将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从舱外配送至舱内，通过可穿戴设备远程监测生命体征。将“智慧方舱”的信息技术含量作为衡量方舱医院升级迭代的判断标准，反映出方舱治理模式中渗透的“技术决定论”思想，即认为社会和人都是被动的，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坐标系的持续变动。
然而，毕竟正式治理机制的运作主体必须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完成任务，常常决定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分配有限的资源。方舱医院对确诊轻症患者的治疗方案并不复杂，这意味着舱内患者每天有需要打发的大量时间。方舱生活本身呈现出琐碎性、反复性、分散性的特征。而生活治理和精神治理事务通常不是事务本身，而是事务背后的人和关系，事务高度嵌入患者间的具体关系，表现出很难模块化、例行化的个体性和特殊性。治理事务往往是随时随地偶然发生的，事务内容源自病患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这导致以专业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为特质的正式治理机制，在向不规则且具有黏性的生活治理和精神治理渗透时，无法时刻保持即时性和回应性。方舱病区社群生活的不规则性与正式治理机制下规则化治理方式之间的错位，极有可能引发治理失效。
在生活治理和精神治理工作本身琐碎、复杂、耗时，而正式治理机制的运作主体又人手不足、情感劳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组织和动员病患参与构建医患共同体就成为必要。看似现代的“智慧方舱”技术管理手段，只有与医患共同体的构建相配合才能更为有效。
（二）基础性资源配备与网格化管理
保障基础性资源配备，是为确保舱内社群的基本安定，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创立网格化管理体系，则是为掌控舱内社群、提供精准服务预备坐标定位。
基础性资源是支撑方舱医院系统运作、联结医患关系的重要支柱，也是医患共同体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主要包括“生活资源”和“医疗资源”两个方面。在方舱医院组建初期，这两个方面的供应不足和供应不畅，是激化病患不满和逃离情绪、引发外界负面猜测的主要因素。而在方舱医院这种敞开式空间内，大面积的公共区域一旦发生纠纷，很容易演化为失控的群体性事件。因此，保障基础性资源的配备，对于维系方舱医院各系统的正常运营至关重要。
基础*生活性**资源的配备，主要包括病床保障、卫生保障和餐食保障。
病床保障，有两大要点。一是冬春季保障取暖。现场气温过低，部分床位未通电，容易激化病患不满情绪。而交叉感染的风险，又限制了方舱医院所选场馆内中央空调。因此每个床位配置冬季加厚型棉被或军大衣、电热毯，两张床之间的理想设置模式是配置床头柜、电源插座和电暖气。如果受条件所限无法设置电源插座，则需配置足量的插线板，确保插线板通电可用。同时改造空调通风口，确保空调送风口向舱内供给热风。
二是对声音、光线的控制。舱内物理结构决定空间相对聚声。病床及其周围，是病患在舱内的主要活动空间。上百人共处一个大空间中，白天的嘈杂，晚上的喷嚏、咳嗽、打呼噜、起夜、翻身、失眠通话、哭泣等，都容易干扰他人休息，造成焦躁、愤怒等负面情绪的传染性扩散。特别在方舱运行初期，为了防止集体癔症和营啸的发生，眼罩、耳塞、空间隔断和及时的心理干预必不可少。
卫生保障。进入方舱医院对于不少患者来说也属于突发事件，他们入舱时基本来不及充分准备生活用品。方舱医院为患者准备生活物资箱，提供牙刷、牙膏、毛巾、拖鞋、卫生纸、垃圾袋、垃圾篓等确保个人生活卫生的基本用品，有助于患者对方舱医院形成良好的第一印象，缓解患者的生活焦虑。
厕所数量不足、无法洗澡、卫生差，容易激化病患不满情绪。而传染病粪口传播的风险，又限制了方舱医院所选场馆内厕所的使用。因此，露天厕所、洗漱设施以及保洁人员的充足配备，成为保障病患卫生需求的必要条件。与露天移动厕所相配套，由雨棚组成、连通方舱与厕所的避雨连廊，是方便病患如厕的重要设施。而洗漱设施，可以确保方舱医院在没有条件配备洗澡条件的情况下，满足病患洗漱、泡脚的基本需求。由于传染病卫生保洁工作的高风险性，雇请保洁人员是一大难题。解决方式是与区环卫局对接，派遣环卫队中的环卫工人*党**员担当这项工作。
采购电热锅炉，是解决病患洗澡问题的必要条件。临时浴室分男、女各两间，各设淋浴喷头12个，每周发放分别对应8-12点、14-18点、20-24点三个时间段的3张洗澡票，就能满足方舱医院内上千名病患的洗澡要求。
餐食保障。如果饭菜供应不够，舱内就会出现哄抢，一部分病患无法用餐。如果饭菜冷却，又缺少微波炉，也会有损患者的身体健康。这两点都会成为引爆患者负面情绪的导火索。因此，成立供餐专班或“供餐突击队”，与饭店等餐食供应点进行对接，确保配送流程的畅通和周全，以及保温箱的充足供给，是保证餐食数量与病患人数匹配、餐食不至于冷却的必要准备。厨师安全健康、食材新鲜和烹饪熟透、配送安全、送餐准时、用餐者取餐时菜品仍保持合适温度，是餐食保障的基本要求。舱内菜肴以蔬菜、禽畜类为主，搭配牛奶或水果，尽量保证每天大多数菜品在一周内不重复。良好的餐食保障，有助于方舱医院病患提高免疫力，提升对方舱生活的适应度。
作为用餐的延伸，微波炉、饮水机和暖水瓶同样必不可少，确保病患随时加热饭菜，喝到热水。在一日三餐之外设置爱心食品角，预备方便面、自热小火锅，可满足需加餐病患的需求。
基础性医疗资源的配备，主要包括药物和医疗保障。医护力量配比悬殊、难以提供足够药物治疗，容易激化病患不满情绪。虽然药物和医疗对于患者感染的肺炎仅起到辅助作用，但为患者心理传递一种“安全感”则显得更加重要。
药物保障。虽然新冠肺炎的治愈尚无特效药，主要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但是方舱医院仍有必要为患者提供氧疗、雾化、中西医结合等各种辅助治疗措施。在患者出现发烧、腹泻、胃胀等症状时，方舱及时提供退热、止泻、护肝、增强胃动力的相关药物。医务人员每日为患者配送日常必备药品，包括中药汤剂。由于方舱医院收治的不少病患身体合并有基础性疾病，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基础性疾病的降压药、降糖药等药物也必不可少。
医疗保障。治疗区、抢救区参照正规医院急诊留观室标准，配置呼吸机、除颤仪、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施和药品，可以测体温、血压、指氧和血糖。抢救区设在方舱内的偏僻角落，尽量远离病区。医护人员每日巡检，给病患量血压、体温及血氧饱和度，及时观察病患体征，是为了准确判断评估病程状态，确保第一时间识别病情转重的病患。由于方舱医院在收治病人的环节中并非一个信息完整的诊疗中枢，入舱的部分患者中事实上存在重症轻判的情况，使方舱出现新进患者病情迅速加重的隐患，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医护人员准确识别重症病患的责任。若病患病情转重，医护团队将立即在舱内对其实施抢救，及时通过绿色通道将患者转诊到对接的定点医院，力求维持方舱医院“零病死率”，避免激化舱内病患的恐慌和不安。
总体来看，方舱医院根据患者需求和治疗规律，动态调整人力资源，如白班护理人员较多，晚班较少。相比在家隔离，方舱医院有医护人员可以随时就诊，对于患者有很强的安慰作用。
方舱医院选择拥有大通层、高层高的大型独立建筑，如展馆、体育馆、仓库和废弃厂房。这样的连通空间如果缺少足够的隔断和分区，一方面不利于院感控制，另一方面也让患者因缺少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而恐惧交叉感染，因男女混住而担心个人生活隐私无法保障等问题，同时还会让舱内管理缺少组织抓手。因此，将方舱空间隔断分区，创立网格化的属地管理体系，是实施有组织的精细管理的必要前提，与“医患联管”模式的建立直接对接。
首先，为避免交叉感染，方舱内部区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以及医护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即“三区两通道”。从清洁区到半污染区再到污染区，都是单向流动。其中，清洁区是医护人员工作处，而污染区是病房。
其次，病房内进行开放式隔断，实现床位区块化，是病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建立的基础。每个小病区内均以隔板隔成小标间的形式，每个小标间摆放两张床，是方舱医院较为理想的开放式隔断模式。病房的开放式隔断，一方面提高看护效率，另一方面避免男女混住问题，满足病患的心理需求。
以武昌方舱医院为例。该方舱医院征用洪山体育馆内四个场馆作为不同的病区，设有床位800张。按照每20-30张病床为一个片区单位，将方舱医院病床划分为39个片区。每个片区，实际上也是一个医疗单元，每个单元配备4医12护。病床的片区划分，为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坐标定位，也为医患共同体预备了组织前提。
第三，在合理分区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方舱医院使用“方舱医院信息服务平台”。“方舱医院信息服务平台”可以在减少医患接触的同时保障医患沟通，让患者通过手机微信直接表达需求。患者只需通过信息服务平台选择“环境卫生”、“工作建议”、“医疗服务”、“生活服务”等呼叫服务，一键“下单”呼叫内容，其所在病区、病床号等相关信息连同呼叫内容就会同时显示在系统中。系统将需求分类后，同步传达给医护人员。五分钟之内，“接单”的医护人员就能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种“订单式呼叫服务”是网格化管理机制的具体实践模式，它不仅能让医护人员更清晰地了解患者的需求，也使医护人员的工作更加高效和有条理，同时减少医护人员接触感染的风险。
（三）共治型医患关系的构建
1、融媒传播：稳控病患情绪
“融媒传播”重在对纸媒、网媒和舱内广播的融合使用，分别是消除医患信息沟、撼动社会舆论、有效稳控病患集体情绪的必要*器武**。
纸媒具有直观性、可保存性的特点。方舱医院中的纸媒有多重表现形式，比如贴在墙上的标语海报，通道两侧围挡上的漫画、水粉画和摄影作品，患者人手一册的舱内指南和心理咨询师团队编写的《疫情心理干预手册》。这些纸媒有助于改变方舱医院的视觉氛围，加深患者对方舱医院的了解，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美景美食的海报，有助于引导患者建立愿景和目标，树立生活信心。为每一位新到来的病患准备一封来自院方的信，让病患认识到方舱虽条件比较简陋，但还是“我们的家”，倡导病患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可以加快病患形成对方舱的心理认同。纸媒也可以转化为“千纸鹤”的形式呈现。医疗队借情人节之机，在叠好的千纸鹤上写满祝福语，在巡检时送给所管患者，能拉进医患距离，提升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或者也可以呈现为以红纸为枝干、以医患在便利贴写下的留言为树叶和果实的“信心树”，增进医患对方舱社群的归属感。
网媒将信息迅速扩散出去，也能累积记录信息，接收来自舱外社会的信息反馈。这一方面可以让外界了解真实的方舱生活，消除对方舱收治方式的误会，另一方面也使患者收获来自社会的心理支持，同时让患者本人通过日常记录的历史比较，发现方舱生活的种种变化，让方舱生活转化为他们生命中难忘的一段美好记忆。患者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上传舱内餐食、健身、舞蹈的视频，都能获得大量网友鼓励的评论。患者在微信医患群中分享拍摄的照片和小视频，帮助平时工作期间无法使用手机的医护人员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患者发布能够体现方舱条件不断提升改善的信息，也能向病友传递正能量，消除恐慌。
舱内广播是院方权威性的隐喻和表征，发挥着预警、规范、宣传等功能。在方舱医院运营初期，舱内广播主要负责向患者传达政府和院方的意志和决心。请心理咨询师通过舱内广播向病患做心理讲座，切忌提及容易引起舆论风波的官员。总体来看，借助舱内广播开展的心理讲座，效果不及与患者面对面的心理咨询互动。在方舱运营逐渐制度化、常规化后，舱内广播在病人用餐时改为*放播**音乐、朗诵，或播送入院和出院流程、健康知识，但切忌*放播**煽情的音频材料。
2、有求必应：畅通医患联系
相比于融媒传播的信息单向输出，方舱社区着力构筑医患互动的双向信息流动机制。患者反馈渠道的缺失，将导致负面情绪积压在病区。畅通医患联系、确保医护人员对病患有求必应的主要做法，是建立微信“医患沟通群”。患者、医护人员、社工、志愿者和心理医生都在“医患沟通群”里。患者可在微信群中直接提出意见，由相关人员尽快解决问题。
舱内医疗队成立“心理疏导组”，通过热线、网络以及面对面的“心灵氧吧”对患者实施心理疏导。患者若有任何心理问题，心理医生马上可以介入疏导治疗。心理医生直接来自方舱医疗队中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在“医患沟通群”中发起类似“我想对你说”的话题，可收集病友的心理困惑，并对病友反映的心理问题进行筛查，识别出患有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对其实施药物控制。对于其他一般性的心理焦虑，心理医生联合医疗队中的志愿者，一般能够逐一应对。据调查，多数病患的心理焦虑较容易解决，比如遇到病患产生自“宠物狗没人养”、“家里老人没人照顾”的心理焦虑，心理医生和志愿者会联系病患所在的社区协助解决。
据调查，病患的“所求”中经常出现的内容，还包括有关方舱医院现状的解释说明。在基础性资源配备已较齐全的方舱医院，病患对所在方舱医院的疑问，往往导源于病患的心理落差。
病患的心理落差，主要来自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真实的方舱医院与街道工作人员的描述有差距。为了劝说不太愿意来方舱医院的病患入舱，街道工作人员在做思想工作时美化了舱内生活条件，比如描述舱内睡的都是席梦思，而实际上在武昌方舱医院只接受了社会捐赠的200个席梦思床位，其他床位是折叠床或行军床。没有睡上席梦思的患者，就会对此满腹牢骚，需要向院方寻求解释。
第二种情况是，不同批次的方舱医院之间，甚至同一批方舱医院之间在环境质量、医护配置方面存在的差距，病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会感到政府厚此薄彼。方舱医院用于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决定其并非常设救治单位，而是根据传染病特性临时组建而成。这就导致方舱医院“雁阵效应”的形成：第一批方舱医院，主要任务是对患者的大规模集中收治，建设时间最紧、收治压力最大，方舱医院运行体系的完成度最低，病患需要等待的磨合期相对最长；第二批方舱医院，主要任务是对患者的计划性收治，建设时间相对宽裕，医疗和生活保障的完成度较高，病患和医疗团队对方舱医院已有所认识，适应期和磨合期缩短；第三批方舱医院，已可实现“床等人”，建设时间相对较长，医疗和生活设施最为齐全，设计上也更加注重病患的舒适性和隐私性。身处第一批方舱医院中条件相对简陋的方舱中的患者，对此会感到自己遭遇到了不公平待遇，也需要向院方寻求解释。
面对因心理落差而心情低落、抱怨不断的病患，心理医生和医护人员成为他们的倾诉对象。不回避患者的质疑，尽量向他们做解释说明工作，安抚他们的情绪，赢得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是心理医生的重要职责。
3、医患联管：共创社群秩序
医患联管模式的实施，以舱内的网格化管理体系为依托，以“*党**群共建、患者自治”为主要组织形式。从组织过程上看，病友的*党**组织是被医护人员的*党**组织筛选和组织动员起来的。方舱医院临时*党**委组织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在*党**员群体内部打通医患关系，医患联管机制首先在*党**员群体中得以实现。在*党**员群体的示范带动作用下，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也参与到病区管理中来，加入志愿者行列，进而形成“*党**群共建”管理状态。而“患者自治”是患者群体内部“*党**群共建”的具体表现，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工作。
以武昌方舱医院为例，“*党**群共建”的激活装置是临时*党**委组织。武昌方舱医院的临时*党**委组织架构如下：
武昌方舱医院临时*党**委组织架构
从组织架构来看，“医护临时*党**总支”与“病友临时*党**总支”是平行关系。但从人员构成来看，“病友临时*党**总支”的书记就是“12支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中“本地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的成员。从组织动员的过程来看，“医护临时*党**总支”及其下设各临时*党**支部率先设立。在医护人员中的*党**员通过宣誓、唱*歌国**、支部书记表态等仪式而组织成临时*党**支部后，由护士利用查房和核对病患资料信息的契机，筛查出病患中的*党**员，然后通过电话逐个确认病患的*党**员身份，明确其意愿，确立“病友临时*党**总支”和各病区“病友临时*党**支部”的委员人选。“病友临时*党**总支”的委员共3人，分别担任A区、B区、C区“病友临时*党**支部”的书记。医护*党**员与病患*党**员共同组建“*党**员微信群”，形成*党**员群体内部的医患联管机制。
担任各病区“病友临时*党**支部”书记的病患*党**员，同时兼任所在片区的“片区长”，同时负责组织该病区其他片区通过自荐、患者或医护推荐等多种形式产生“片区长”，体现出“患者自治”接受*党**组织领导的组织原则。片区内所有生活事务，均由“片区长”带领其他病患*党**员和无症状确诊者，或病症较轻、乐于助人的病友完成。“片区长”平时负责收集病患的需求和建议，向医护*党**组织报告，再由医护人员统一安排和统筹调配。“片区长”还可协助分发和核对所在片区病患所需的物资药品，分解并承担了医护人员分类发放的巨大工作量，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
调查表明，由病患*党**员或志愿者制定自我管理守则、对不守规则者进行劝阻，往往比由医护人员进行说教和劝阻更为有效，不守规则者不易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由于病患*党**员或志愿者比医护人员更了解片区内的生活处境，他们制定的自我管理守则会更加详细和全面。比如武昌方舱医院饮水机处没有下水道，他们就规定把废水统一倒在病区外的洗漱台或者厕所。生活中这些细小琐碎的问题，在“患者自治”的模式下能够被及时发现，并立即得到解决。
患者*党**组织在方舱管理方面，起到带动舱内社群力量、共同维持方舱秩序和生活环境的作用。患者*党**员带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志愿者，向病友发放生活物资，维修水管，协助工作人员打扫移动卫生间；分小组主动承担排队领饭的工作，维持舱内餐食秩序，提高送餐效率；协助护士捡拾垃圾，还帮忙宣传医院垃圾分类知识。若发现病友情绪有波动，患者*党**员主动做起疏导工作。带着小喇叭、戴着红袖章的患者*党**员、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志愿者，不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还在生活中发挥着教育普通病患群众的作用。
“*党**群共建、患者自治”让舱内社群成为由医患共同维护的共同体社区。到了方舱运营的中后期，病区内已然衍生出一种病患间的自我教育机制，不守规矩的病患会被周围的病患共同监督和压制。比如多拿口罩、袜子等免费物资等“多吃多占”的行为，会被周围病患及时制止，或在其病愈出院时禁止其带走“多吃多占”的物资；图方便将水倒进电缆井、把垃圾扔到地上的病患，会被周围病患厉声呵斥。
4、动静相宜：同享向上生活
方舱医院对确诊轻症患者的治疗方案并不复杂，这意味着舱内患者每天有需要打发的大量时间。患者面临如何安排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问题。医患共同体的构建，更加注重对病患日常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的治理，在帮助病患解决在舱内“过日子”问题的过程中发挥治理效能。
方舱生活本身是沉闷的，呈现出琐碎性、反复性、分散性的特征。在治疗方式并不复杂的情况下，方舱病患需要静养，但也不能整日躺在床上只静不动。医患共同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将琐碎分散的舱内生活时间有效组织起来，赋予舱内生活张弛有度、动静相宜的节奏感，为深陷恐慌和不安的病患营造健康向上的生活氛围。
方舱生活的“动”与“静”与舱内空间的功能分区形成分类对应。其中，病房区、图书阅览区为“静区”，活动休闲区和影音娱乐区为“动区”。
“静区”需要Wi-Fi的技术支持，患者可在病床上登录网上图书馆，用手机上网、看书、看电影、看电视，甚至在网上打麻将。方舱医院发动爱心公益组织为患者捐赠的畅销图书，集中放置在图书阅览区的“图书驿站”，供患者扫码借阅。图书阅览区还配有跳棋、象棋，为不擅长跳舞的男性患者提供娱乐方式。更重要的是，“静区”能为学习备考的患者提供空间。他们的专心致志，也为其他患者传递乐观、坚强的力量。
与“静区”相对照，“动区”主要用于组织化的集体活动。比如，“广场舞”往往受到舱内中年女性病患的欢迎，使她们产生回归正常生活的心理错觉。由护士向护士长申请*放播**音乐，患者在护士的带领下，在方舱空旷的病患活动区域跳舞，可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防治患者出现血栓等症状。病患活动区域远离病房，可保证病房的相对安静。不过跳广场舞必须适度，比如早晚各跳一次，每次15分钟。据调查，对于这种站起来跳舞的身体活动方式，部分医护人员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在人群聚集的情况下跳舞容易扬尘，不安全也不卫生。
与跳广场舞相比，上肢舞蹈、太极拳、八段锦是更好的身体活动方式。利用舱内广播定时*放播**广播体操，也是推荐的运动方式。各医疗队也可发挥特长，为病患创造有特色的运动方式。比如中医院医疗队创制“宣肺操”，涵盖按摩、拍打等基本养生动作，老少咸宜。针对不同的病人，推出不同训练量的项目，是引导患者运动的理想状态。
此外，在“动区”为当月过生日的病患和医护人员举行的生日聚会，借助蛋糕和蜡烛，更将方舱医院的医患关系融为一体，塑造着医患“一家人”的亲密感。在影音娱乐区利用大屏电视的卡拉OK功能举办的“我是歌手”歌唱比赛，拉近了患者间的距离，也为他们留下了方舱共同体生活的难忘记忆。
（四）构建医患共同体的五个条件
医患共同体之所以在方舱医院得以实现，大概以下五个条件是其必要支撑。
1、医护工作超越职业伦理
方舱医院内各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暂时舍弃自己对家庭的牵挂和对亲人的眷恋，冒着被感染乃至失去生命的风险来到抗疫一线从事医护工作，其行为并非遵循基于职业伦理的等价交换逻辑，而是始于超越职业伦理的“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的来源是一种响应“疫情就是命令”的使命感，不存在以放弃职业换取放弃义务、临阵脱逃的选项。同时，其行为亦非受到上下级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牵制。在疫情面前，医护人员之间消弭了上下级之别，只剩下平等的“战友”关系。共同解决困难的统一目标，将医疗队内部紧紧凝聚在一起，也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队紧紧统合在一起。
2、医患关系超越市场逻辑
方舱医院本身的公益性、方舱医院为医患双方提供的长期相处时间，以及轻症病患的行动自主和思想独立，这些要素共同型塑出医患间新的相处模式。护理人员基本无时无刻都和病患在一起，与病患同吃、同住、同行。较少的治疗工作，使医患之间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交流，使医护人员有能力花费足够的精力聚焦于缓解病患精神压力、安抚病患焦躁情绪的工作。同时，打扫卫生、消毒作业、搬运盒饭、代购物资、提醒病患吃药吃水果，甚至帮忙联系亲人、向社区反映患者家庭成员的需求，也都成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家庭医生+保姆+联络官”的工作内容打破了医生的职能边界，再定义了“医护人员”的角色意涵。医患之间不再是被市场和资本所奴役的利益关系，取代相互猜疑的是病患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和感恩心理、医护人员增强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
3、患患关系突显平等共情。
经过在同一个放舱空间中的朝夕相处，病患之间能够熟悉对方的品性和疫情中经历的故事。加上方舱内患者病症相差无几，都在接受一样的治疗、睡着一样的床位，也不存在特权和特需病房、*干高**病房之类的特殊化待遇，这种方舱医院中的“平等主义”使患者群体形成同病相怜的连带感和同理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加动员，患者间就能表现出舱外陌生人社会难以企及的团结一致和相互体谅。
4、患者职业成为人力资源。
方舱医院的患者中，包含有曾在社区一线承担防疫工作的基层领导干部、曾在街道派出所执行治安维持任务的民警和辅警等等。患者中这些拥有特殊身份的群体，由于其职业就是在基层与群众打交道，他们在协助医护人员查房、与病患交流谈心、帮助分发食物之外，更善于协助医护人员维持秩序，为病友解决小麻烦、调解小纠纷、处理小摩擦。这些拥有丰富基层管理经验的患者群体，将成为协助医护人员治理病区的得力助手和顾问。
5、*党**员群体发挥压舱石作用。
*党**员群体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在*党**的教育下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特别在方舱医院运营初期，基础性资源配备有待改善、各子系统间的衔接工作有待磨合的情况下，亮明*党**员身份、组建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激活病患*党**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党**员群体积极完成对舱内社会的组织、动员和教育工作，主动维护舱内社群的稳定大局。*党**员群体对舱内社群局势的稳控，将为方舱医院完善基础性资源的配备、磨合各子系统间的衔接争取到时间。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构建医患共同体成为可能。当病患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进，被舱内向上的生活氛围所感染，共同体内部就会生产出延伸向舱外未来生活的长久且亲密的人际关系，比如恋人关系、闺蜜关系、兄弟关系等等。这些人际关系的出现，是舱内医患共同体构建成功的标志，也是医患共同体留下的美好见证。
在新冠病毒呈现向全世界蔓延趋势的今日，方舱模式所承载的中国治疫模式，是世界战疫的重要参考。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将方舱医院所展示的医患共同体关系延续到常态社会之中，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课题。我们确实看到公立医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重新审视医改方向，加大对公立医院的建设与投入，也许才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卫生防疫方面的治理根基。
五、结论与展望
地震、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往往导致区域性的大面积受灾，自然力夷平生活“私化”的居民在财产和欲望等方面的利益差别和社会区隔，使受灾区域内的所有居民基本都处于平等的受灾者立场。共同的受灾体验产生居民间强烈的相互连带感以及得以幸存的幸福感，进而生发“爱他利他精神”和自发的相互扶助行为。既有研究将这种现象称为“灾害乌托邦现象”和“爱他性共同体现象”。在展开有限的互助之余，他们更多指望来自受灾区域之外的救援力量。
与此相比，按照“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是否自洽”和“在行动上家庭成员间能否相互支撑”这两个维度，疫情灾害中的大部分社区家庭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平衡家庭”。此类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能够自洽，家庭成员彼此能够在行动上相互支撑。只要身体尚处于健康状态，这个家庭的情感互动就能在日常生活中得以维持。只要社区能够满足他们的日用饮食，他们的情绪相对而言就能处于稳定状态。第二类是“消耗家庭”。此类家庭虽然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能够自洽，但某一家庭成员单方面需要其他家庭成员的照顾。第三类是“分散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自洽，处于稀薄松散状态，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也不足。第四类是“缺损家庭”。家庭关系和情感支持体系处于缺损状态，无法自洽，更不存在行动上的支撑力量。
在疫情灾害中，以上四类家庭分别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围绕“私化”生活而各自具有不同的利益关切，而这些利益关切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冲突：“平衡家庭”与“分散家庭”会在“生命平等”与“服务—享受”“自我牺牲—抱怨不满”的不平等关系中发生利益冲突；非肺炎重症患者所在的“消耗家庭”与新冠肺炎患者所在的“消耗家庭”会在医疗资源出现挤兑时发生利益冲突。这意味着同一个社区空间中可能同时存在出身属地社区“非受灾者”、“受灾者”和“救援者”，切割着社区内部的利益版图。
在地震等灾害下，“非受灾者”和“救援者”一定来自片状的受灾区域外，“受灾者”基本扩及受灾区域内的所有居民，因此他们之间的群体边界极为分明，“人海战术”往往对于挽救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发挥巨大作用。而在疫情灾害中，“受灾者”并非自明。这就涉及到能否真正动员生活“私化”的居民共同参与到排查工作中去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行政与技术专家系统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力主能**导完成排查工作的问题。“救援者”就是“受灾者”或者转化为“受灾者”的可能性，提升了“救援者”对“受灾者”的识别排查成本，也使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应灾动员受到限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市各社区于2月17日至19日展开地毯式大排查，但不少居民表示他们并不愿意为工作人员开门。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工作者只有动员居民在微信群里上报体温，给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居民打电话确认体温信息。虽然武汉市各社区与各属地组织的共驻共建关系，以“下沉干部”的形式立即转为在社区*党**委领导下开展动员式治理的可链接资源。但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下沉干部”最初被社区安排开展线上工作，比如给居民打电话询问体温、在微信群里引导舆论和宣传政策、充当心理师安抚居民等等，或被分流在社区门口轮流值守。疫情中作为“救援者”角色的“人海”虽然在功能上受到行政系统的整合，但在空间上表现出分散特征，他们所付出的脑力劳动和情感劳动远超体力劳动。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社区需要首先判断反映入院诉求的居民呼吸是否困难、症状是否严重到危及生命，然后才选择是否上报争取床位资源。有些居民可能有家人确诊新冠肺炎后去世，而他们本人当时只是高度疑似，社区工作者鉴于他们经常打来电话、语气激动声音洪亮，进而判断他们的症状并不严重，还有大量病人比他们更需要床位，但却加剧了这些居民因无法改变收治秩序而产生的报复性破坏情绪。
一直以来，城市社区生活处于“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结构之中。而新冠疫情不但没有冲击社区生活的固有结构，反而通过基层组织应急动员和紧急社会系统的建立，再生产了社区生活的固有结构。也就是说，新冠疫情不但没有重塑社区生活的固有结构，也没有重塑基层组织的治理逻辑和治理能力。新冠疫情仅仅为既有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提供了集中展演和检验的历史契机。
关于新冠疫情是否重塑社区治理的讨论，其实关涉对于社区治理目标的思考。有研究认为，在传统村庄社会，村民之间拥有遍及生活全体的关联性和地域共同性，他们对于村庄的情感联结属于“全人格性的价值归属”。社区治理的目标在于建设类似传统村庄社会的社区共同体，而疫情灾害为此提供了契机。然而本文分析指出，疫情灾害的“隐秘性”以及内蕴于隐秘性之中的“社会割裂”无益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社区生活“制度化”与“私化”并行的结构及其所导致的“匿名性”和“自由”始终不曾改变。
事实上，城市生活的特征恰好在于“匿名性”和“自由”，这是城市职住分离和空间流动性所决定的。人们从相对封闭狭隘的地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使得社会生活完全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现代城市社会系统于是形成“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ed community）和个体网络式社区。城市社区治理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社会作为其目标。
相较之下，大城市疫情防控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区治理应将解决生活过度“匿名性”和“自由”所产生的“孤立”和“无救援”状态作为其目标，找到介于“匿名自由”与“全息没入”之间的中间状态，使社区与居民集体行动的关系在“因事而起”和“事毕而散”之间进退自如。在出现应急需求时，社区能够迅速组织动员有效治理资源，建立紧急社会系统；在应急状态解除之后，社区一方面能够保持对辖区居民的了解和熟悉，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干预和打扰辖区居民以“匿名性”和“自由”为底色的日常生活。使居民生活既保持“匿名性”又不致陷入“孤立”状态，就需要社区基层组织识别、整合、链接和调动社会资源，勾连专业化的部门行政机制和社区内部居民微治理机制，实现其行政职能与自治职责的融合，以及国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党**组织系统和被称为“关键群众”的居民积极分子，是使社区集体行动实现进退自如的中枢神经。
另外，方舱作为“医疗社区”的双重属性，以及生活治理和精神治理工作本身琐碎、复杂、耗时的特点，使医患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必要。医患共同体构建的前提有二：一是保障基础性资源配备，以确保舱内社群的基本安定；二是创立网格化管理体系，为掌控舱内社群、提供精准服务预备坐标定位。“共治型医患关系”是医患共同体的型塑核心。稳控病患情绪、畅通医患联系，以医患联管的方式共创社群秩序，通过动静相宜的时空设置解决患者安排个体生活的“生活治理”问题，是塑造“共治型医患关系”的题中之义。
方舱医院之所以能够构建出医患共同体，产生“共治型医患关系”，关键在于医疗机构回归公益属性、医护人员肩负治病救人的使命，方舱内形成没有“社会隔离”只有“医疗隔离”的命运共同体，患者*党**组织起到带动舱内社群力量、共同维持方舱秩序和生活环境的作用。
不可否认，政府承担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全部医疗费用，在医疗机构回归公益属性这一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方舱医院也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但是，方舱医院的医患共同体构建模式，为我们在常态的医疗服务中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首先，国家要积极加大对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医保体系，减少医患间因经济负担问题而引发的矛盾。倡导对突发疾病的患者适用“先救治、后收费”原则，降低困难群众的就医负担。
其次，医疗改革应加强创新思维，增加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扩大医患共识。要保证治疗方案的透明和及时更新，增进患者对治疗方案的理解，缓解医患之间因治疗方案选择而产生的冲突，增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感。
再次，向社会弘扬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精神，用制度促进全社会对医护群体的尊重。各媒体平台应不断宣传和弘扬医护群体的崇高品质，并通过制度建设，固化特殊时期群众对医护群体的尊崇，将这种社会意识塑造为医患关系中的主流和常态。
复次，在医疗救治体系的建设中，注重对*党**员群体的组织、教育和动员工作。大部分*党**员都有精英意识，或者本身就是其所在领域的精英。*党**员对身份的自我认同，有助于其通过非正式的日常行动将正式制度的意志传递和渗透进社会，对群众发挥引领带动和整合作用。
最后，在医疗过程中适度引入智能技术平台，把握技术服务与真人服务之间的平衡。医疗过程的智能化可以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提升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的效率。但医疗服务的“去人格化”有可能减损患者对医护人员的共情基础和感恩心理，干扰医患共同体的形成，同时却提高了医患对接的技术门槛，降低了老年病患和突发状况病患对接医护人员的可及性。医患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患者所需的人文关怀，离不开医护人员深入病区的大量人格化投入和对患者的情感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