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圣人，在人们的传统思想中，和圣人是不谈钱的，因为忒俗！但是圣人难道不吃饭吗，圣人难道不穿衣吗，圣人难道不教子吗，这些好像都要花钱，所以即使是圣人，也离不开钱。
曾国藩30岁之前，是在湖南老家用心读书，不需要为钱操心，因为家里是个小地主，还有点余粮。曾国藩30岁之后，进入京城翰林院当了官，来到大城市，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但花销也是真的大。
曾国藩做官前的愿望是能飞黄腾达，名利双收，光宗耀祖。可做官后，却立志要当圣人，要存天理，去*欲人**。不需要钱的时候家里有钱，需要钱的时候又立志不能做钱的奴隶，曾国藩左右为难。
有人说，曾国藩是一名清官，但他和海瑞这样的清官比起来，是不一样的。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场官**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场官**上的一种摆设。
而曾国藩最终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和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曾国藩是否遵守*场官***规则潜**？有没有灰色收入？身后有没有留下巨额遗产？请听韭菜为你一一道来。
中进士后身价倍增
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八口人，一百多亩地，人均十二亩半，按照晚清中国人均两三亩的水平，曾国藩家算是个小地主了。虽说是个小地主，但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他家的生活也只是能吃饱糙米饭，偶尔还能加个咸鸭蛋。
曾国藩家这点家业是在祖父曾玉屏手上攒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劳，家里有这么多地后，还每天起早贪黑的亲自灌溉，虽然家里也雇了长工，但曾玉屏还是坚持自己种点菜，养点鸡鸭鱼，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甚至在曾国藩点翰林后，祖父仍然亲自下田干活。
在曾玉屏的影响下，曾国藩一家人都勤勤恳恳，过着节俭的生活。屋里屋外，永远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全家上下都有奋斗向上的心气。
曾国藩在这种氛围中出生，长大，他和弟弟们课余也常常放牛砍柴，到集市上卖菜，去采石场推车干活补贴家用，勤奋节俭的家风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深重，他一生超出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这种家风的陶冶分不开。
湘乡曾氏一族社会地位很低，因为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所以即使家里有几亩地，也只是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想改变这种命运，必须获取功名，所以曾玉屏不遗余力的供儿子读书，谁知曾国藩他爹曾麟书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考了几十年才考上一个秀才，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到孙子曾国藩身上，可惜曾国藩也遗传了他爹的基因，考了六次都没考上，直到第七次人品大爆发才中了秀才，随后又中了举人，道光十八年，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位进士，在随后的朝考中又发挥出色，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喜讯传来，曾家的居家气象一下子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搬进了原本简陋的农舍，曾玉屏和曾麟书出门也坐轿子了，曾家日常生活水平一下子感觉上了一个档次。虽然曾国藩成了京官，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很大。
在晚清，一个人如果进入了仕途，那就立刻成了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的再不好也是个知县，那要是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那都迟早的事，所以捷报传来的时候，上门攀附的人络绎不绝。
以前曾家到处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人，点翰林之后，湘乡县令立刻坐着八抬大轿，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还被知府和知县成为“老太爷”，内心十分得意。
随着曾国藩社会地位的提升，曾家的筹资能力大大提高，收入途径也比前多了很多：有别人上门馈赠的，有借来的，有通过调节民间纠纷获得报酬的。
新科翰林的拜客生涯
按照当时的规矩，新科翰林可以请假回家，逍遥一年，目的有三个：一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曾国藩重修了族谱，来记载曾氏家族五百年来的最大光荣；二是充分休息，来宽慰自己十年寒窗的苦读；三是到处拜客借钱，来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当京官也需要不少钱啊。首先，清朝时候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路费就要一大笔，一般来说，要一二百两，并且当时翰林的工资很低，这笔钱国家是不给报销的，其次，连进京后的住房，官服，仆人工资都要自己承担，并且官员们的应酬很多，经常要和同僚们请客吃饭，随礼，这笔费用也非常巨大。
所以这次曾国藩回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筹资，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当时拜客的特点也很鲜明：时间长，范围广，路程远，收入多。从道光十八年年底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一共花了70%的时间用于拜客，共出去四次，这四次跑遍了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等十来个县州。
拜客的对象主要是四种：一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二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曾氏族人，大部分是以前都没有来往的，三是各县官员和乡绅，四是在外经商的湘乡籍老板。目的也有三个：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达官显贵建立社交关系，三是借此机会收受贺礼，收敛钱财。当时整个社会习俗就是这样。
说干就干吧，从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起，曾国藩带着仆人就开始了拜客之旅，对这支新进潜力股，大家表现出强烈的投资热情。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隆重欢迎，又是好酒好肉伺候，又是请戏班前来助兴，完事还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附送轿钱。
第一站是去岳父家，岳父大开筵席，还赠送了十二千八百文，从岳父家出来，就去了庙山曾氏家祠，这一天曾国藩收入三千二百文，在这几次拜客中，最重要的是各地官员，在*场官**生存，多个朋友多条路，所以大家都很情愿，八月十二日，武冈州知州请客吃饭，又送了二十两白银，另外两个官员也合起来送了十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外，湘乡人在各地所开的店铺也很重要，不论是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等等，曾国藩都一一拜到，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共收入十六千九百文，城外四十六家，共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
首次拜客，七天时间，按照一千五百文兑换一两白银来计算，曾国藩一共收入约十四两白银。这次只是牛刀小试，有了经验，后面几次就顺利多了，收入也多多了，第二次拜客，共收入大约三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接着就是第三次，第四次。这四次拜客加起来，合白银一共收入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推算，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八十元人民币。所以这些白银一共加起来合计约二十六万八千零二十元，堪称巨款。
除了在家里的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从家乡出发，途径湖北、河南北上进京，这一路上，上至各地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按照当时的几笔流水账来看：
十一月六日在长沙，共收到抚台、臬台、粮道等馈送共七十七两，钱七千文。
十二月十一日至汉口，收到抚台、藩台、臬台、署盐道、各家卦店馈送共一百七十一两，钱六千九百文。卦店就是算卦摊。
除了曾国藩去拜访的，还有人主动上门送钱的。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载，所有的拜客收入，在两千两以上，合成人民币大约是三十六万元。
多年以后，曾国藩回忆这段往事，显得十分后悔，但在当时，以他的经济条件，他不可能不遵守这个陋习，但即使收入了这么多钱，还不能满足他将来京官生活的需要，所以后来他还主动找别人借钱。
干预地方公事和京官的日常支出
干预地方公事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经是曾国藩的收入来源之一。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原来的佃户彭简贤却阻扰新佃户下地耕种。经过别人调解，旧佃户还不依不饶，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进士的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带着人将那个强悍的旧佃户抓到了有关部门。
绅士在当时的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曾国藩这种行为在当时并不遭到非议，因为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县令收到这种诉状，会觉得这种普通纠纷，让地方协调双方调解就可以了，如果调解成功了，那县令也会认可，在当时告到法庭的所有细事案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
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也不是无偿的，一般调解成功后会获得丰厚的酬谢，在当时甚至有些绅士以调解这些纠纷为职业，可以获得固定的收入。
有了这些收入，曾国藩也可以好好置办些衣服，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长年一件长衫，而进京前，他的衣服帽子已经有“羊皮袍、厚绵绸小袄、棉套裤、秋帽……”等十好几种了。
通过上面的描述，进京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不过是湖南乡下一个庸俗的读书人，满脑子都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自己当时最大的心愿也不过是急于科举，他的为人处世，也都遵守地方的陋习规矩，如果不是进京后立志做一名圣人，通过长年累月的修炼和调整，他也不过是晚清*场官**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京官的日常支出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在翰林院考试中，他考中第十九名，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还是非常好的，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翰林大考中，又因为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顺利，但是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生活却一直很窘迫。曾国藩进京当官，使得所有亲戚都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手一抖，就能让他们生活条件大为改观，然而，曾国藩已经当了好几年官了，却还自顾不暇。
翰林是国家储备干部的地方，地位虽然重要，但是待遇却很低，人称穷翰林。曾国藩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处级干部，虽然整天和皇帝大臣们打交道，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十分风光，但是待遇真的不咋地，刚开始像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薪只有四十五两，乾隆皇帝体会到他们不容易，于是给他们加了薪，从乾隆元年开始涨一倍工资，也就是九十两，还有四十五斛的大米，这些钱粮加起来一共是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
但一个普通京官的开销一年大概是三百多两，所以一年的财政赤字大约是二百两，所以我也可以看到，为啥曾国藩进京前要这样不辞辛劳的到处拜客了。曾国藩进京当官之前，他的祖父曾玉屏就对家里人说“宽一（曾国藩乳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意家庭拖累曾国藩的仕途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很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曾国藩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首先主要支出项目是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为了体现威仪，必须住大房子才行，刚到北京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南横街四间房，一年要三十二两银子，过了一年，他搬到绳匠胡同，十八间房，一年共花费一百六十两银子，用上全部薪水都不够。
第二个重要花费就是社交，在京期间，几乎天天都有聚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你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
曾国藩本身又很喜欢交游，也有意识的要在*场官**朋友圈里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所以有段时间，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他花在社交上都有点太多了。仅道光二十一年，他在人情往来就花费七十九两一钱，还不包括他单独请客吃饭的钱。如果加上，那这一年他花费一百一十两六钱。
第三个花费就是买衣服，因为翰林经常出入宫廷，所以衣服必须体面，才符合国家体制，曾国藩虽然为人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绝不含糊，他进京后之初，仅帽子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皮风帽等十一种，并且都还不便宜。同年他在衣服上花费就达二十八两二钱七分。
第四个就是交通费，刚开始曾国藩买不起轿子，但有些场合不能走路去，就只能时不时的租轿子，这也是一笔很大的花销，道光二十一年，光租轿子就花了二十三两四钱九分。
后来，随着官位的提升，他开始自己养车马，到咸丰二年身为侍郎的曾国藩已经有三辆车，一匹马，二头骡子，加起来一共一百六十两。
身为文人，还要买书吧，道光二十一年，他买书花了四十二两五钱三分，后来有了儿女，还要请仆人，柴米油盐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一年他花掉了一百七十七两九钱七分。
整个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费四百五十八两一钱九分，但这一年的法定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所以当年曾国藩的赤字为三百三十三两五钱四分。
而弥补赤字的办法，一般是四种：一是入京前拜客等活动的收入，二是接受外官的馈赠，三是借贷，四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弄一点灰色收入。第一项老家拜客收入大概二千二百两，除去路费，还有大量剩余，所以前几年基本是吃老底。
清朝京官只有点死工资，外官却有大量地方上的灰色收入，外官想要在京城建立关系网，每次进京总要送点东西，夏天就叫冰敬，冬天就叫炭敬，离开京城的时候就叫别敬，逢年过节还有年敬和节敬，这些馈赠，少的数两数十两，多的数百两，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固然是*场官**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只是清代*场官**诸多陋习之一。即使清贫的京官，逢年过节也要给师座等人上门送红包，事实上，在当时所有的京官都对这种馈赠如饥似渴，因为常常可以解他们燃眉之急。
作为一个*场官**新人，曾国藩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全年才收入九十七两，而随着他官位不断提升，交际面越来越广，声望越来越大，这类收入也是水涨船高。曾国藩到北京前两年一共花了一千三百多两，到道光二十一年底，家里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的又很少，他开始面临借钱的问题。
因为声誉还不错，曾国藩还能借到钱，当年年底，他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一个年，到了道光二十二年底，他已经借了四百两了，从那以后，借钱也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钱最多的时候高达一千多两。
曾国藩能借到钱是因为他声誉好，他声誉好有一个原因是哪怕他自己手头不宽裕，朋友找他借钱，他还是慷慨解囊，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时候，他还借给朋友们一百九十一两三钱四分。
虽然手头拮据，整个*场官**也有很多人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跑腿钱和手续费，但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
绝不靠升官发财与乡试获得大量收入
立志绝不靠升官发财
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志做一名圣人，然而学做圣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一旦踏上这条路，你就要按照理学设定的路径，在生活中处处与欲望交战，天理*欲人**，绝不两立。
明清两代的*场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学家，比如海瑞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强调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欲的斗争之中。
清朝的清官都是多出于康熙朝，像陆陇其、李光地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薪水低，而且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能塑造出这种马儿的只有理学，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战胜欲望，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显意志的强大。
可以说，这种低薪水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没有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利的有效机制，低薪水必然导致官员们想其他路子求生存，也就是腐败；另一方面，那些不愿意贪污腐败的官员反求诸己，从而走上一条用理学塑造清官的道路。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前赴后继，如同明灯高悬在一片漆黑之下，成为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学做圣人是非常认真的。从立志那天起，曾国藩就每天“日课”，也就是写日记把当天所作所为记录下来，然后一条一条对照，反思，有没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然后改正。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场官**中成为一股清流，抵抗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乡试获得大量收入
虽然薪水很低，但是整个清代的政治体制中，有一个为京官特别是穷翰林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那就是到外地办理公务。翰林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乡试主考，乡试主考官由朝廷派出，因为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所以国家很重视，并且给的待遇也很高，一般来讲，会根据路途的遥远给一笔路费，一般是几百两，因为考官出行，一般沿途驿站会给车马费，所以能省下来不少钱，同时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员也会给主考官一笔辛苦费。
这笔钱一般是由督抚或者学政来转交，一般是几千两，这笔不菲的收入，有时候可以使穷翰林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人的贽敬，并且成为主考官必须要求人品学问都过硬，主持乡试会成为这些考生的师座，也可以获得丰富的人脉资源。
曾国藩自然很想得到这样的机会，终于在道光二十三年，他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差遣，这时他正好家里快揭不开锅了，真是久旱逢甘霖。这次担任主考官的经历，途径四川、西安、保定等地，让他收入接近六千两银子。除了银子，还有一些衣料、茶叶、火腿等特产，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分别送给了二十四个朋友。清代*场官**风气习俗和*规则潜**可见一斑。
从四川回来后，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他拿着这些钱干了三件事：一是把以前欠的债都还清了，一共一千四百零六两；二是寄回家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借款，同时还拿出四百两来赠送族人亲戚；三是心情愉快，生活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
为了维持乡绅的体面生活，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虽然寄回了六百两，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还清。但他坚持把另外四百两送给自己的族人亲戚，是因为之前他的二舅在贫困交加中去世让他心痛不已。他怕不伸出援手，还会有更多的亲戚在穷困中去世。
应该说，四川获得的这笔收入，并没有违反曾国藩“不靠升官发财”的誓言，因为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是灰色的，但在当时完全是公开，合法的。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也终生与流俗交战，但曾国藩从来不向这种半合法化的制度开炮。这是他与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差别。
曾国藩应该算是非典型清官，一方面他清的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钱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另一方面，曾国藩远远没有达到一尘不染，清到像海瑞那样自虐的程度。曾国藩终生对*场官**明规则和*规则潜**都十分尊重，迎来送往，礼数十分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大部分时候也用的是公款。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出京，给在京官员送了一笔别敬，总数高达一万四千两，这笔巨款来源是他掌握的“揖私经费”。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场官**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场官**上的一种摆设。
而曾国藩最终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和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曾四老爷成了乡绅
曾国藩成了京官后，湘乡曾家人也从平民变成了乡绅，社交层次大幅提升，各种应酬和往来也比以前多了不少，支出也越来越大。由于曾国藩自己也没有太多收入来源，虽然道光二十四年初给家里寄了六百两银子，但家里欠的债还差数百两没还清。
但到了道光二十八年，这个情况却发生了反转。这一年，家里收入已经高达五百两，不仅外债全部还清，还开始买地了，这是咋回事？原来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生财有道。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虽然读书不行，但性格外向，爱出头，好揽事，在曾国藩的劝说下，放弃了入仕的念想，专门操持家务，赡养老人，照顾几个年幼的弟弟读书。曾国潢在家族中排行老四，所以叫他曾四老爷。
但操持家务离不开钱，虽然曾国藩批评曾国潢干预地方事务，但不调节点纠纷，打点官司，哪来的收入？再加上曾国藩在北京自顾不暇，所以曾国潢就大包大揽，以调节民间纠纷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曾国潢替人到广东要账，要回来两千两银子，别人给了他二百两好处费。因为曾四老爷朋友多，会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邀请他合伙开当铺，钱不需要他出一分，但要求和官员乡绅打交道时他出面，其他一律不要他管。
曾国潢非常清楚，他吃得开是因为有个在朝中当*官高**的哥哥，特别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成了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也就是当了副部级干部了，而到了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实授礼部右侍郎以后，曾家在地方的影响力更是迅速增长。
因为有了曾国藩这个靠山，历任地方官员对曾国潢都毕恭毕敬，县令还经常以国家大事向曾国潢这个普通秀才请教。咸丰元年，因为县令朱某深得曾家及其他湘乡绅士的欢迎，曾国藩他爹曾麟书在湖南巡抚路过永丰的时候，还专门拜会，要求他多留朱某在湘乡干几年，巡抚对曾麟书自称小侄，说：“小侄可保其三几年不调动”。
有了这样的权势，曾国潢自然在地方呼风唤雨，以“湘乡第一绅士”自居。上门求办事的人络绎不绝，自然收入也很可观，一年大概收入在五百至一千两白银之间。虽然曾国藩一再写信对曾国潢在地方事务中过于活跃表示不满，但曾国潢不为所动，因为曾国藩每年往家里寄的钱也不多，主要靠他活动挣钱，事实上他把这个家管得还不错。
道光二十七年冬，曾国潢买下附近的田庄，建成一座大房，起名为“黄金堂”，道光二十八年，曾家除去主人，仆人都有十多名了。曾家原来在嘉庆年间有祖屋一座，名曰“白玉堂”，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后，祖父曾玉屏让人改建祖屋，改建后的白玉堂为三进大屋，青墙黑瓦，雕梁画栋，颇为壮观。
此时的曾家，已经不是翰林时期的水平了，而是二品大员之家，一切举止做派，都已经是大族气派了。当然，不管曾国藩如何长袖善舞，他的经营成果只能满足湘乡曾家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无力帮助在京当官的曾国藩，不过在道光二十七年，随着官职的升迁，曾国藩在京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善。
没钱回家的副部长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非常顺利，在十年内连升七级，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侍郎也就是副部级*官高**，这在整个道光年间都是十分罕见的。道光三十年正月，对曾国藩恩遇重重的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皇帝即位，对曾国藩仍然十分倚重，到咸丰二年的时候，朝廷一共六个部，曾国藩兼任了五个侍郎。
不过虽然已经是副部级*官高**了，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清代的侍郎，年薪一百五十五两，加上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灰色收入，但是级别越高，开销也越大，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侍郎还是一个穷京官。曾国藩进京后，还从来没回过老家，他在梦中还经常思念家里的老人，还在家属中嘱咐弟弟，如果老人想念我，马上告诉我，我立刻将家眷留在北京，自己起身回家。虽然说了好多次，但一次都没行动，可见曾国藩有苦衷，那就是没钱。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家的路费，真是让人唏嘘。
其实如果不选择做圣人，做清官的话，曾国藩捞钱的机会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当时朝廷贪风盛行，每个部都有部费收入，特别是户部最多。因为清代所有的财政支出都由户部报销，为了报销顺利，申请报销的部门都会给一部分钱给户部，称为“部费”，作为活动经费，给了钱，即使不符合规定，户部也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让你通过，不给，再符合规定，也可以找理由不给你报销。
像其他部门，吏部主管官员的升迁、任免、处分，刑部主管刑名案件，工部主管建筑、工程，兵部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修筑城墙，所有这些过程都有部费，也就是吃回扣，虽然大部分回扣都被经手的官员吃掉，但是作为副部长想分一杯羹并不困难，并且当时曾国藩兼任五个副部长，经济状况还这么窘迫，说明他坚守了“不靠升官发财”的誓言。
不想贪污，就只好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收入渠道，特别是当乡试的主考官，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皇帝任命曾国藩为江西主考，曾国藩兴高采烈，一路南下，转眼间他已经在北京待了十三年了，祖父母在此期间都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一面，母亲十分思念他，以至于年初，一向隐忍顺从、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坚决表示不顾家人的反对，要秋天来北京看他。
不料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到安徽太和县时，忽然接到家乡送来的讣告，说母亲已于六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任命主考通知的那天去世，曾国藩五内俱摧，当即换衣服回家奔丧，由安徽转至江西九江，再由九江回湖南。
他之所以要先赶到江西再回湖南，一是因为顺路，二是因为可以收取奠金，他到了江西后，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于是在九江耽搁两天，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这千两奠金也救了他的急。
拿到钱，他第一件事是还了北京朋友催得最急的债，一共三百两，又拿了两百两在省城还账，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也欠他将近千两的钱，他将心比心，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还完了账，他带着四百多两回家办丧事，但家属回湖南的钱还是没有着落，他只好让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
随着曾国藩到达湖南，他的京官生涯正式宣告结束，然而还是很缺钱，直到后来做了两江总督多年后才彻底还清债务。晚清时代，虽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京官群体中像曾国藩这样潜心道学，立誓清廉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平时相互切磋，相互砥砺，形成一股风气。
因为低薪制，清代京官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极不平衡，由此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生活状态。虽然入仕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是十分有限的，但边际效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陋规和灰色收入以及利用权势干预地方事务所获得的报酬等，不过边际效益的挖掘也受很多条件的制约：个人操守、官运、个人和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
虽然不像海瑞那样清得彻底，毫无弹性，也偶尔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和光同尘，但曾国藩不管如何困难，如何窘迫，却始终没有把任何一分钱公款装入自己腰包，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确实做到了不靠升官发财，也确实是一名圣人，令人叹服。
参考资料：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张宏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