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观念而言，崔述的思路很正确，但他把一些事情作了绝对化，他认定后人不能超过古人，因为越往后能够得到的历史资料会越少，但他并没有考虑到后世也有可能发现新的史料，比如河南安阳阴墟所发现的甲骨，这些甲骨文上所载的历史史实更改了不少前人之误。从这个角度而言，后世有可能比前人得到的原始资料更多，而其结论也会超过古人。
崔述产生这种局限性的另一个原因则缘于他身处北方见闻不广，关于他的出生地，吴量恺在《崔述评传》中有如下简述：“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生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享年七十六岁。大名府魏县（今河北魏县)人。由于魏县城多次遭水淹，乃撤县，并入大名县，故亦称大名人。”
新建的小庙
由此可知，崔述身处北方，而那个时代的重要学者大多身处南方，所以乾嘉时期的重要学者相互间都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而崔述与他们没有任何的交往，他本身也得不到更多的历史典籍，崔述的弟弟崔迈在《尚友堂文集》中称：“北方藏书家至少；藏书者多不乐借人；而魏之遗书故籍则大半没于漳水。北人不好名，诗文多不存稿；存稿者又未必发刻；子孙不能世其业，则用以饱蠹虫，糊窗裹物，无所不至。大都存者少，不存者多。”
相对而言，南方的藏书更盛，而崔述身处北方，他能借到的书很少，再加上他的家乡魏县又遭受水灾，使他有限的藏书也损失掉了。崔述考证历史典籍当然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然他身处的环境又不能使其如愿，这一切都局限了崔述的眼界。
锣鼓喧天
崔述去世后的百年，几乎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其原因也同样是因为他跟学术界少有交往，而他的弟子又没有太大的名气，崔述已知的弟子主要是陈履和，然此人也未能使其师的学问发扬光大。但陈履和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自己能力把崔述的著作收集在一起保存好，而后将手稿刊刻出来。他在《自云南寄彰德书略》中称：“履和二十年来，……于吾师之学丝毫不能尽心；计惟收藏诸书，传之其人，或可稍尽弟子之职。”而对于刻书之事，陈履和又有着这样的决心：“刻先生之书，此志毕生以之！”
然而陈履和与人交往有限，故为崔述所刻之书流传不广，崔述的著作偶被人得到后也因其观念非汉非宋，很少能得到他人的首肯。陈履和在《行略》中称：“老未登第，官又不达，且其持论实不利于场屋科举，以故人鲜信之。甚有摘其考证最确，辨论最明之事，而反用为诋諆者。”
贾建钢遇到了学生
崔述是举人出身，未能考中进士，故陈履和说其师的观念不利于科考，所以很少人信服崔述的所言。还有此学问家得到崔述的著作后，大多持贬斥之语，比如唐鉴在《清学案小识》中称：“先生学主见闻，勇于自信；虽有考证，而从横轩轾任意而为者，亦复不少，况其间得者，又强半为昔贤所已言乎！”但也有人留意到崔述著作的价值，比如张维屏在《松心日录》中称：“二百年来，考据之学盛矣，然大都就制度名物辨论之，未有合唐、虞、三代圣君贤臣之事迹而考究之者。东壁先生积三十年之心力，成《考信录》诸书。每事必究其原；每书必核其实。历代史传无不览，而义必以经为宗；诸家论说靡不观，而理必以圣为准。”
院中情形
然而夸赞者毕竟是少数，正是以上的这些原因，崔述身后百年几乎少有人提及，然而到了近代，崔述的观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然这种重视却始自日本，赵文红、王清泉在其文中写道：
但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崔述的学术是首先在日本获得地位的。二十世纪初，日本教育界和学术界巨子那珂通世博士，得读《崔东壁遗书》，“深悦著者议论之高明精确，更求此书之完备，遂熟读而校订之。”他指出，“东壁之学涉经史，识通古今，考据辨析高出汉、宋诸儒之上。”“若就古书古传更加以研究，于明瞭吾西邻古代文化之真相，必劳少而功多;故此书为我国史学家不可阙之良书也”。并深幸的感叹“陈履和之所谓‘必有真知’者虽难望于国人，若行之于吾国，又何待乎‘百年之久’哉。”同时加紧校订《崔东壁遗书)。1903年，他校订的《崔东壁遗书》收人《史学会丛书》出版。不出那珂通世所料，崔述在日本迅速得到了承认。
居住兼办公室
日本的三宅米吉博士在《那珂通世校订<东壁遗书>》中称：“其议论精确，超绝*那支**古今之儒家者流。”同时他也指出：“其议论精确，超绝*那支**古今之孺家者流。”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当时不广传于学者间，仅得少数人之景仰，以之比较日本国学之隆兴，可知清代学界之颓弊已久矣！”
崔述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则是始自顾颉刚，1920年12月15日，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清代人辨证古史真伪的，我如道有二大种而都没有看过：一是崔述的《东壁遗书》，一是林春溥的《竹柏山房丛书》。”三天之后，胡适回信说他的藏书中没有《崔东壁遗书》，但他知道日本人那珂通世出过新式标点本。于是胡适写信给日本友人青木正儿，托其代购日本史学会版的《崔东壁遗书》。而此时胡适又找到了《畿辅丛书》本的《崔东壁遗书》，他在1月24日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近日得崔述的《东壁遗书》（还不是全书，乃是《畿辅丛书》本，只有十四种，但《考信录》已全），觉得他的《考信录》有全部翻刻的价值，故我决计将此书单行，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
民国年间修的崔氏家谱
经过顾颉刚的认真研究，他发现崔述的《考信录》是极其有价值的一部书：“崔述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运用司马迁‘考信睛六艺’的方法，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里的神话和传说，做成了这部不朽的巨著——《考信录》。他以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信史起自唐、虞，唐、虞以上便不甚可稽考了。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
胡适和顾颉刚对于崔述的辨伪观念进行了仔细的探讨与研究，而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也加入了这个行列，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崔东壁是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因为钱玄同十分佩服崔述的疑古思想，他特意改名为“疑古玄同”。故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称：“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闇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顿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
谱系
经过这三位大家的提倡，使得学界形成了疑古风气，虽然有人反对这样的观念，但经过顾颉刚等人出版的《古史辨》 的大力提倡，由此而形成了古史辨派。而刘师培还写出了《崔述传》，该传中夸赞崔述称：
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虽有通蔽，然较之马氏《绎史》固有殊矣。近人于考证之学多斥为烦芜，若人人著书若崔述，彼繁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崔氏墓地排列图
2018年11月17日，蒙邯郸学院贾建钢先生之邀，我前往该院做了一场讲座，在讲座之作，贾先生带我分别探访了两处遗迹。第一天我们先去寻找了脱脱墓，在路上他告诉我，他已联系到崔述的第九代后人崔宪德先生。能找到后人，则能了然到更多的细节。1931年4月，顾颉刚跟洪业等人就从北京出发前往大名县探访崔述遗迹，他们在此考察了四天，找到了崔氏家族后人，同时还看到了家谱以及崔述未刊著作稿，他们还参谒了崔述之墓。我不知道此后是否还有人寻找过崔述遗迹，如今通过贾兄的联络，我再次前来探访，心中颇感高兴。
在车上贾兄拨通了崔宪德先生的电话，崔先生告诉我，他原本要在魏县迎接我们的到来，然而正巧有公务在身，他在外地赶上了大雾无法返回魏县，但他已经安排弟弟在家乡等候我们的到来。同时他让我们先到魏县县城，去找魏县文化馆老馆长王凤银先生，请王先生带我们去探看崔述故里。
围观
今日恰好是周六，贾建钢的夫人李红霞教授休息，故她与我二人一同前往魏县。因为此前李红霞与我见过面，故而一路上在聊着相关的话题。由贾兄开车从邯郸前往魏县，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县城。在县城入口的位置看到了“梨乡水城”的大牌匾，贾兄介绍说以前天津鸭梨是重要的出口品，其实此梨产自魏县，因为出口口岸在天津，所以才被人称为天津鸭梨。看来魏县鸭梨的遭遇与崔述颇为相像，虽然那么有特色，但却少有人识其真面目。
让我用村委会稿纸
也许是周六的原因，魏县老城区内人多车多，而我无意中注意到有个路牌上写着“东壁西路”，东壁乃崔述之号，见此路名让我为之眼亮，于是立即请贾兄停车，而后拍下了此路牌周围的情形。仅凭此牌，就可说明当地人未曾忘记这位先贤。贾兄打电话给王凤银，我们一路开到王先生家附近。在等候的过程中，路边有个摊位一直在用喇叭吆喝着“五元一件、二十元两件”。顺眼望过去，原来地上堆放着成堆的衣物，有不少妇女在那里挑挑捡捡，但其报价的逻辑我却不明白，而李红霞告诉我这可能是不同材质也就有了不同价格。但即使如此，其衣物价格之便宜还是令人吃惊，我觉得这个价格不要说成本，哪怕连运费都不够。
重修的家谱
几分钟后我们见到了王凤银老先生，寒喧过后请其上车，老先生递给我一个文件袋，他说里面都是与崔述有关的资料。能够得到这样的资料，让我大感高兴，于是我连声说着谢意。在王凤银的指挥下，我们向崔述故里驶去。在路上了解到，王凤银今年已86岁，但对当地的文保还十分上心，他一直感叹很多历史遗迹都在消失之中，而崔述的墓也被破坏掉了，如今被埋在了一条道路之下。闻其所言，令我大感遗憾，于是向王凤银提出可否带我前去看墓址。他说墓在魏县县城内，等返回时带我去看。
崔述墓碑照片
王凤银说他从1961年就开始研究崔述，为了保护这些遗迹他从八十年*开代**始多次上北京反映此事，他想以崔述墓为中心建造东壁公园，可惜他的呼吁没有得到重视。近些年他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他把四股弦、落子、皮影等当地的特色报了上去，但他的老伴在2008年病倒了，这使他的精力差了很多，更为重要的是，他这些年为了申报项目及崔述的事情跑了很多地方，到现在这些费用还没有给报销。
闻其所言，真的令人感慨，同时他看着窗外的景色说，建设太快很多地方都不认识了。我问他有多久没有去过崔述故里了，他说已有二十多年。闻其所言，我真担心他不认路，好在贾建钢用上了导航，所以我们很顺利地来到了双井镇双北村。
崔家墓地碑
在双北村的十字路口上看到了崔东壁故里碑，于是我请王凤银站在此碑前给他拍了一张照片。而此碑旁还有另外几块古刻石，可惜上面的字迹难以辨识，在拍照期间，我听到了锣鼓的喧闹声，于是沿路过去细看，在一个广场上看到了新建的天齐庙，而广场中有些妇女在那里跳着当地的舞蹈，想来今天是什么特殊的好日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欢迎我的到来，因为我站在广场拍照时，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
处在田地之中
我听到了贾兄的招呼声，于是立即返回，我们来到了一处大门前，门楣上写着“邯郸市盛弘科技有限公司”。贾兄在这里巧遇邯郸学院的学生，一番交谈后，我们走入公司院内，得以见到了崔宪德先生的弟弟崔宪民。贾兄介绍说，贾宪民现任本村的支书。寒喧过后走入院中，看到这里像是个加工厂，崔宪民介绍这里亦厂亦家，同时也是他支书的办公处。
崔宪民介绍说，他原本是军人，后来在外面做生意，再后来返回本村任支书，所以对崔述的了解不如哥哥多，但他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些资料。而后他拿出了一些旧钞本，我在拍照的过程中又来了几位老人，其中之一是崔宪民的父亲，他介绍说父亲后脑出血，故说话有些不利落。而后又找来了本村的老会计，他们年纪跟王凤银相仿佛，三位老人在那里用当地话热烈的交谈着，而我则忙着拍照所看到的资料。王凤银告诉我，县文化馆内还有三册手抄本的崔东壁手稿，虽然不是崔述本人所写，但也很珍贵。
细看字迹
经过聊天得知，崔述原本生活在魏县县城，并不在我所来到的双北村，对于这个问题，几个老人纷纷告诉我说，这是因为光绪二十六年漳河泛滥淹了魏县县城，当时城里人流传“有命难逃”一句话，但崔家人明白这个“难”字当作“南”讲，于是他们逃到了此处，而此处原本就是崔述的故乡。
我向崔宪民请教本村是否还有崔家的遗迹，他说家族墓就在附近，而后我们一行人走出院落，前行不到二十米，就是一片田地，而路边立着一块文保牌样的石碑，上面刻着“崔家墓碑”。展眼望去，田地里果真竖着几块碑，我们踏着青苗走到近前，崔宪民向我一一介绍着这些墓里分别埋的是何人。他同时告诉我，最前面的那一块叫影壁碑，这样的名称我还是第一次听过。走过去探看，上面刻着“崔氏祖茔神道”，看来当地称神道碑为影壁碑。
神道碑
拍照完崔氏墓地，我等跟崔宪民告辞，他坚决不干，说已经定好了饭馆，并且那家饭馆特意进了一些海鲜，我郑重地感谢崔先生的美意，告诉他说我们还要返回魏县县城，去探看崔述墓址。于是向崔宪民道谢后上车，向县城驶去。
崔东壁墓原处在此门前马路的下方
到达县城附近时，贾建钢问王凤银走哪条路，老先生果真忘记了路，我们只好边走边让他辨认，但越是如此老先生越心急，他说眼前所见全都不熟悉。贾兄只好把车停到路边，老先生想了一会儿还是说不认识，于是我出了个主意：将老先生送到他家，只要到他熟悉的地方，就能辨认方向。然而车开到王凤银上车之处时，他还是说不认识，这种情况令贾兄不知如何。我说既然如此，那就不再探看墓址，请老先生回家即可。然王凤银坚决要带我们前去探看，他一脸的着急，于是我提出找个饭馆请他吃饭，老先生说因为修路的原因，附近的饭馆都关门了，而我看到十字路口上有一个拉面摊，问其吃这个是否能行，他说当然。
描绘当年情形
李红霞买了四碗拉面，我看到这里的炸糖饼颇为正宗，勾起了我几十年前的味道，我们点上一盘，当我吃第一口时就感受到了广告语中的那句“就是这个味”，于是吃完又点一盘。
原本应该叫东壁公园
这顿馆吃得比较开心，虽然在寒风中，但食客众多，而摊主与王凤银相熟，他特意给我们腾出一张小桌子，我边吃边念叨着今日的大快朵颐之感，而王凤银也说这个摊位的食品是何等之好，他猛然说了一句：“我想起来东壁墓在哪里了！”闻言大喜，于是立即上车，老先生果真左转右转指路十分娴熟。很快又开到了我们来时看到的东壁西路，沿此路转向东壁东路，行驶出三百米，老先生突然喊：“停！”而后他径直下车，指着马路中间说：“崔东壁墓就在这里。”展眼望去，这条路的北侧是一个公园，而右侧的大门门楣上刻着“魏县经济环境稽查办公室”的字样。
王凤银给我看的材料
拍照完这条路，而后走入旁边的公园，一块随形石上刻着“文侯广场”字样。王凤银介绍说，原来这里规划的就是东壁公园，但后来改成了魏文侯，因为那些人觉得后者更有名吧。拍照完毕后，我们送老先生回家，他在路上突然提到：“我给你的那份资料有用的留下，没用的你还还给我吧。”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把他的档案袋作为记事本在上面写得乱七八糟，因为我觉得这份资料是他送给我的，既然老先生还有用，我只好抽出资料递给王凤银，但他却坚持让我拿两份有用的，于是我挑选出了崔东壁公园的规划图，而后向老先生道别，与李红霞、贾建钢驱车返回了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