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明确的将“锁国”作为“祖法”固定下来并成为日后幕府对外交政策的前提是第一次虾夷地上知”问题的讨论。

拉克斯曼的来航给幕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德川幕府开始重视虾夷地的防务问题。

第一次虾夷地上知事件

1799年1月，德川幕府将虾夷地东部地区进行为期7年的直辖，派遣士兵驻守东虾夷地各处关隘。

同年有关虾夷地西部地区上知问题的讨论也提上日程，但在推进虾夷地西部地区直辖时遇到了难题， 即虾夷地西部地区所存在的山丹贸易”。

1801年2月，幕府老中召集三奉行、林大学头等相关人员讨论。

老中们认为“虾夷地西侧，长久以来山丹人、满洲人等陆续到来与当地的阿伊努人进行交易，山丹贸易已然公开化，虾夷地西边之地如今若要直辖。

则山丹贸易便成为在幕府领地的公开贸易行为， 这与德川氏祖先规定的‘对外贸易只限于西日本’这一国策相冲突，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此之前1800年11月，老中们也咨询了一直在经营虾夷地的地方官员，地方官员认为“若山丹贸易公开化，德川氏创业以来的便有‘对外贸易只限于西日本’的规定， 现在东日本也开始展开对外贸易，会成为重大的政务问题”。

从这两次讨论咨询中可窥探得知“对外贸易只限定在西日本是德川氏开创德川幕府以来的政策”这一认识已成为幕府上层的共同认识。

此外， 将虾夷地西部直辖使得山丹贸易公开化，还涉及到给拉克斯曼谕书内容。

在给拉克斯曼的谕书中提到“除长崎以外，其它地方没有对外贸易，也不可能在其它地方展开对外贸易”，若虾夷地西部直辖导致山丹贸易公开化，这与给俄国的谕书相冲突，可能会导致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与愤怒。

在虾夷地地方官员给老中的答复中也明确提到了这一问题，“幕府直辖领地中只有长崎一处允许其对外贸易”、“虽然山丹贸易在长时间内被默许存在。

但并不意味着承认在限定的国家外可以开展新的贸易， 因此这与给拉克斯曼的谕书不相冲突”。

老中们在咨询了虾夷地*用御**挂”、三奉行、大学头之后，给将军递交了密书，主要内容有两点：一、今后在虾夷地必须采取警戒措施；二、不能与外国开展贸易。幕府老中在“在现今状态以外不可以与新的国家开展新的贸易”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在因虾夷地上知而产生的山丹贸易问题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幕府上层“锁国祖法观”的形成过程。

松平定信在应对拉克斯曼来访时采取了一套复杂的应对措施：表面上通过谕书向拉克斯曼传达德川氏的“祖法”，婉拒其通商要求；私下又通过给予长崎的入港许可信牌，暗示其去长崎进行通商交涉。

由此可见，前项“暗示拉克斯曼去长崎进行通商交涉”为松平定信等个别人所了解的事项，未被其后继者继承；而后项谕书中宣称的“祖法”却被幕府继承认可了。

这种继承与认可， 在第一次虾夷地上知事件中得到充份验证，并将在接下来的雷萨若夫来航中得到强化。

雷萨诺夫来航和文化四年论战

拉克斯曼拿到信牌回去后，西伯利亚总督便 建议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派遣使节去日本，不过叶卡捷琳娜对此事持消极态度。

加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俄国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西欧，直到1801年谋求与日本通商的事项才再次被提上议程。

俄国认为只要拿着信牌去长崎就能较容易地开启日俄贸易，于是任命雷萨诺夫为特派大使前往日本。

可是此时日本的情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开明务实的松平定信于1793年因“尊号一-件事件”“被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解聘。

1804年9月，雷萨诺夫带着沙皇要求通商的国书、日本漂流民和信牌来到长崎，要求与日本确立通商关系，但等待他的是与拉克斯曼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幕府没有展开与雷萨诺夫的谈判，而是晾了雷萨诺夫大半年。

在这期间幕府上层就如何应对雷萨诺夫展开讨论并形成了较一致的意见，“为了使俄国不再来日本，哪怕是花费大量时间也要维护祖法，断然拒绝其通商要求。

为此可以参考弘长弘安年间北条氏应对蒙古的先例，也可以参考近期1640年击沉烧毁驱逐葡萄牙船只，或1674年用九州大名的舰船包围葡萄牙船只拒绝通商使其退怯的先例”。

简而言之，此时幕府的态度是“断然拒绝俄国的通商要求”。

在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后，幕府直接拒绝接受沙皇的国书，在给雷萨诺夫的《教谕书》中直言写道“日本只与中国、琉球、荷兰四国保持外交外贸关系，同时也不会发展新的通商通信国。

这些规定是保护我国疆域的常法，也是朝廷的历代之法，因此你们不要再来了”。

此时幕府明确了可以与之贸易的国家，并将此提高到“历代之法”的高度。

“锁国祖法”此时已经不是个别幕府上层的看法而是幕府上层共同的认识，当然此时“锁国祖法”尚未完全确立。

因为在《教谕书》里幕府还直接表明其对外贸易的真正态度， 即“日本具有养活本国国民的物产，即便没有别国的物产也足够了。

此外，从他国远道而来的奇珍异宝，愚蠢的国民会盲目地购买这类无用的东西，我国国政以俭朴为宗旨，这会对我国国政造成妨碍”， 由此可知此时幕府还尚僵化到为维护“锁国祖法”而顽固锁国。

幕府原本认为采取这种强硬粗暴的态度，俄国就不会一而再地来日要求通商了。

但事与愿违，雷萨诺夫对日本突变的态度感到非常愤怒，回到勘察加半岛后立即上书沙皇“迫使日本开国唯有*力武**”，并呈上了袭击南千岛群岛等地的攻击计划， 甚至在尚未获得沙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命令部下伏沃斯多夫袭击虾夷地。

雷萨诺夫于1807年应召返回莫斯科，翌年病死在回国的途中。

但其部下伏沃斯多夫仍按照其命令于1806至1807年间袭击了春牟古丹岛和色丹岛，烧毁了岛上的房屋、逮捕了岛上幕府的警备人员，同时还袭击立尻岛近海的日本船只。

伏沃斯多夫用*力武**袭击的方式威胁幕府，要求其答应通商请求。

1806年至1807年随着俄国军舰对色丹岛、择捉岛等地的袭击以及 幕府方面的战败，各种各样的消息席卷日本，日本全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恐惧感。

特别是日本在择捉岛的战败和俄国发出的若日本不同意开展贸易将展开更大规模的战争恫吓，使得幕府上层与民间知识分子开始为如何解决当前事态展开了激烈辩论。

因1807年当时正值文化四年，所以这场论战又被称为文化四年论战。

在论战中，既有激昂的锁国论，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开国论。可以说文化四年论战是日本最终走向“锁国”还是“开国”的分水岭。

针对日俄之间的这些纷争，会津藩士在文化四年的史料中留下以下记录，“前些年因处理事件手续错误，俄国人特别愤怒，在这类事情上，认可其贸易请求，便可安然地处理好本次事件。有相当多的人士是持以上想法的”。

正如上述记录那样在幕府内部也有一大部分人士主张允许日俄贸易且对他们这些言论，民间也有大量支持者。

大想玄泽是当时著名的兰学家， 他于1807年6月向受命巡视虾夷地的若年寄掘田正敦提交了意见书。

该意见书收入于《北边探事》，以问答形式展开，“俄国为将亚细亚最北边的土地纳入其领土做好了各种准备， 为了占有虾夷地将择捉岛以北的各个岛屿纳入其领地，现在俄国可以说是与日本接壤的近邻了。

因此若俄国企图以北州地区为根据地逐步蚕食无人岛直至入侵虾夷地本土，那么敌强我弱，以世界上最庞大的邻国为对手是十分愚蠢的事，不如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强烈地希望进行贸易。

那么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与他们亲善修好”，掘田正敦针对大根玄泽的回答继续问道“舆论世评也认可，可该如何讲和呢”，大概玄泽回答道“两国若能协商对话，和谈之事确是天下的幸事”。

大概玄泽既期待能树立与俄国的友好关系同时又担心基督教的威胁，“即便如此，凭借通商贸易这一策，可以期待永久的安逸，现在是决定以上两途危机之秋”，认为主张若因害怕基督教而不认可 对俄贸易的话，是无法实现恢复和平和安定的，唯有允许日俄贸易才是有效的对策。

除了大概玄泽之外，备中松山藩儒学家松原佑仲也持开国论，其学说收入在平田笃胤的《千岛的白浪》一书中。

松原佑仲认为幕府在应对俄国使节，特别是应对雷萨诺夫， 所采取的措施存在着“欺诈”和“奸计”，引起此次与俄国的纠纷原因在幕府一方。

然后松原佑仲将俄国的要求归结为“只希望能通商”， 推测俄国“并非本意在于诉诸战争”，而且在陆上交战他们也很难取得胜利。

因此“俄国袭击我邦，目的在于阻碍我们的海运，像这样的扰乱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持久的，我邦只要以逸待劳便可”。

最后松原佑仲提出对策“避免百姓生灵涂炭的对策，只需允许其通商贸易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