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研究背景，分别对能效标准标识、碳关税与碳限额、以及环保补贴三类环保政策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概述。
1）能效标准标识政策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政策建议；二、能效标准标识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及企业的影响。
一方面，许多文献从政策制定、对行业和社会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和探讨能效标准标识制度。例如，Tao和Yu研究了电冰箱的能效标准对环境、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长期影响。该文首先探究了由于标准实施对于节约电力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其次，该文讨论了标准对于生产商的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
结果表明，能效标准将提高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并最终抬高产品售价。最后，该研究通过对产品的生命周期成本节约的分析，总结了能效标准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效用。Shi研究总结了亚太地区能效标准标识制度的文献、以及文莱的能效标准标识制度的实际案例。其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如何设置能效标准标识的政策建议。
Banerjee和Solomon分别从消费者反馈和生产商反馈两个角度，比较了在美国最常见的五种能效标识制度。其中，两种标识制度（能源指南和能源之星）为政府管理的项目，而其他诸如绿色徽章等则为私营的项目。
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运营的标识项目、尤其是能源之星项目，比私营项目更为成功。与此同时，政府支持、财政稳定、政策激励、企业合作等也是影响标识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除了上述研究外，还有大量文献通过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来分析能效标准标识制度对国家、行业、企业群体等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献通过行为学相关理论、实证分析等方式，探讨能效标准标识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比如，Darnall等基于认知理论，通过调查等形式收集了超过1200位消费者的意见，用于比较是否第三方机构的能效认证可以如政府认证一样获得消费者信任。结论表明，消费者信任政府和环保非盈利机构所提供的环保信息，该类信息会鼓励消费者使用其认证的产品。相反，消费者不信任私营企业提供的产品环保信息。
Galarraga等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以探究能效标签中何种具体因素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Jeong和Kim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式来研究能效和环保标识对韩国消费者的购买家电选择的影响。
结论表明，韩国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带有能效和环保标签的产品，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尤其地，能效标签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的影响强于其他类型的环保标签。此外，还有许多文献都从能效标准标识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以现实中的产品最低能效标准为研究背景，考虑了动态环境下产品能效水平的演化和衰减现象、以及产品能效创新产出递减等特点更贴近现实管理决策环境。此外，由于产品能效水平提升至一定水平时可能带来额外的市场需求，企业面临的决策问题包含非连续的需求，构造为一个非光滑最优控制问题。
2）碳关税政策相关研究
碳关税相关研究主要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探究该环保政策对企业运营决策、消费者及社会福利等的影响。
首先，一些文献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对碳关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例如Bohringer一文通过国际贸易和能源使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实施碳关稅政策是否能正向影响0ECD国家环保政策这一研究问题。结论表明，碳关稅政策的实施无疑将支持0ECD国家环保政策、扩大其影响。
然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碳关税政策几乎不能提高各个国家的单边环保政策的正向影响。Eyland和Zaccour则研究了碳关稅政策是否能达到国家之间协作效果。该文的研究背景为两个企业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国家，研究目标在于对比三种情形下的政府与企业的均衡策略等，以此来谈及碳关税政策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基准情况）为两阶段博弈。其中，双方政府首先各自决策自身的碳税；随后，企业之间进行古诺竞争（数量竞争）。第二种情况下，双方政府合作以决策各自的碳税，而随后企业之间进行竞争。第三种情况加入了一个新的博弈参与方，即第三方机构（例如世贸组织等）。该研究分别对上述三种情形下的政府、企业均衡策略以及博弈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论表明，碳关税可以较好地达到如情形二中政府合作的博弈结果。此外，还有一些文献也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对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稅进行了分析，提供了政策建议。
其次，许多研究也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碳关税政策进行了分析。Wang等构建了两个公司之间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假定这两个公司分属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且每个公司都生产部分可替代产品。该文旨在研究此情形下，发达国家若采取碳关税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全球环境以及社会福利产生何种影响。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角度出发，该文探究了碳关税的影响并提供了企业决策建议。
结论表明，碳关税会极大地降低在发达国家市场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效益。此外，碳关税政策会减少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但会降低全球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应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努力：一、选择合适的技术以降低单位排放；二、降低减排成本；三、降低与发达国家企业产品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Liang等对比了两种常见的碳稅政策：本地减稅政策以及碳关税政策（即边境调节税）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行业利润以及二氧化碳总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补充政策的情形下，本土碳税政策将减少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降低几乎所有可交易行业的出口并最终导致几乎所有行业的利润受损，而减税可以有效缓解上述不利影响。从碳关税制定角度出发，最有效的方式是只对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稅。
Sunar和Plambeck—文则考虑了存在边境调节税后，厂商生产主、副两种产品并产生排放的情形下，企业如何分配自身碳排放量的问题。该文研究背景为一个位于宽松环保政策国家的供应商，销售产品给数个位于严格环保政策国家的买者。供应商在生产主产品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定的副产品。
该研究分别考虑了三种不同的碳排放分配标准，旨在探究供应商的主产品被征收碳关税对其产量、创新投资、生产排放等运营决策以及对供应链的影响。崔连标等通过构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一个发达国家（美国）之间的竞争模型来探讨碳关税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该文研究了以下三种政策情形：一、发达国家采取本地碳税政策；二、发达国家采取本地碳税政策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征收碳关税；三、双方采取差异化碳税政策。假定双方国家分别有一个企业来代表各自的行业，且产品以成本价进行完全竞争。该文的结论表明，碳关税对于减少全球碳排放以及防止碳泄漏方面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同时，发展中国家若采取主动减排策略将会是更优的选择，可以较好地减轻碳关税对其的负面影响。类似地，林伯强和李爱军也将研究目标定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碳关税政策的影响进行分析。不同的是，该文通过构建GCE（—般可计算均衡）模型，从竞争力的角度来探究发达国家制定碳关税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等）的影响。
杨仕辉和魏守道则构建了两个中、美之间的纳什博弈模型，通过比较美国是否征收碳关税的不同情形下的均衡情况，研究碳关税对双方的影响。该文首先提出了美国只采取本地碳税而不对外征收碳关税的政策情形下，中美双方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纳什博弈模型。
基于此，该研究还考虑了美国既对本土企业收取碳税、又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情形。利用逆序递推法，该文总结了美国征收碳关税的三方面主要影响。首先，碳关税将会降低美国本土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利润。其次，碳关税的制定可以提高美国的社会福利，但极有可能降低中国的社会福利。最后，碳关税政策有利于全球碳排放的减少，是有益于环保的。
3）碳限额政策相关研究
由于碳限额政策的目标往往具体为某个地区的某些企业，其影响可以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现有许多文献都探讨了碳限额政策对企业的定价、库存、生产等运营决策的影响，其中大部分将研究背景放在了批量生产问题上。例如Helmrich等考虑了在碳排放总量约束下的批量生产问题。具体地，除了消耗经济成本，企业的生产、库存、启动生产设备等运营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碳排放。
因此，该文构建了碳排放约束下的企业批量生产的优化问题、证明了该问题是NP难问题并提供了一些寻优算法。Absi等探讨的则是面对一个周期性碳排放限制下的单种产品批量生产问题。在每个生产周期内，单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平均碳排放量存在一个严格的上限。
此外，可以存在不同的生产模式，每种生产模式的生产成本和碳排放量各有不同。上述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企业每个周期内选择何种生产模式，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的同时，不违反碳排放约束。同样地，上述研究均通过寻优算法来解决提出的优化问题。
Chen等表明，仅仅通过运营的调整就可以使企业在保证成本不过高的同时，显著减少碳排放量。该文通过一个带碳排放量约束的EOQ模型，讨论了企业通过修正订单数量就可能减少排放量的情况。
此外，该研究还表明，某些情况下，碳排放量的相对减少量会高于企业承担的相应成本的增量，并讨论了会影响两者之间差值的因素。最后，该文还通过算例分析将研究结论拓展到了碳税等其他环保政策背景下。公路交通运输作为碳排放密集的一个行业，也是碳限额政策约束的一个重要领域。
例如Konur研究了碳限额政策下整合库存与运输的优化问题。企业需要综合考虑每辆卡车的运营成本和运输能力，从而决策其库存。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考虑到不同性能的卡车的碳排放量，以达到严格遵守给定碳限额的目的。类似地，由于文中提出优化问题的复杂性，该研究也提出了求解的寻优算法。算例表明，考虑到各种卡车性能的差异，企业可以达到降低成本和排放的目的。
马常松等则考虑了碳限额约束下，企业的绿色技术投资策略问题。在需求随机的情况下，该文分别构建了企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的期望利润优化问题：一、企业无碳排放约束；二、企业面临碳限额约束；三、企业面临碳限额约束且考虑绿色技术投资。结论表明，相对于无碳限额约束的情况，企业一旦面临碳限额政策，则其期望利润和产量都会下降。
此外，碳限额约束下，相比于不考虑绿色技术投资的情况，企业考虑绿色技术投资下的最大产出会较高。Miketa和Schrattenholzer采取了实验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存在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的全球电力供应链系统的最优化模型，以探究其能源技术的最优研发支持策略。
不同于Eyland和Zaccour等相关文献，关于碳关稅与碳限额政策的研究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角度出发，同时考虑了现实存在的本土碳限额政策和出口国碳关税政策，更贴近企业面临的政策现状。此外，与大部分采取静态最优化模型的相关研究不同，考虑了产品性能的动态演化和衰减、企业定价与创新决策的动态特性，构建了相应的动态模型对企业的决策进行求解与分析，结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应对复杂的市场与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