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日和节日重叠，甚至连着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今年农历三月初五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是阳历4月5号，也是清明节；老伴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四，即阳历6月2号（杭州人戏称“62”节），而且正好夹在儿童节与端午节之间……
1961年6月16日，也就是农历五月初四，我的老伴在东八尺沟出生了。望着刚落地的二女儿，丈母娘叫老丈人起个名字，黑布袄上扎着草绳的老丈人，吸了一口旱烟又吐出来，说：“明儿是端午了，就叫她‘粽子’吧。”虽然家里穷得叮当响，但大字不识的老丈人还是挺有理想的，他希望儿女们将来有白米饭吃，有糯米粽子吃。
过了两年，丈母娘生下了三女儿，老丈人想了半天，坚持理想不动摇，还是把她叫做“粽子”，只是前面加了个“小”字。他觉得，儿女们将来不仅会吃上白米饭、糯米粽，还会过上好日子。既然妹妹叫“小粽”，后来老伴就由“粽子”改为“大粽”了。
然而，丰满的理想替代不了骨感的现实。在那个特殊的困难年代，在落后的苏北农村，老伴家的一日三餐，只能靠喝两顿薄粥来维持。她跟我定亲的那一年才13岁，就起早贪黑下地干活了。虽然一年到头很苦很累，但幼嫩的肩膀怎么也难以改变年底全家“超支户”的结局。直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她家碗里的薄粥才变成了米饭，端午节才包上了香糯可口的粽子。
和老伴结婚是1981年正月初六。当时我是红二团三连的班长，抽到政治处写报道，我给她家的彩礼只有280块钱，还是靠津贴费积攒下来的。结婚的香烟和喜糖，也是我从杭州买了带回去的。年底，我们有了女儿。婚后那几年，老伴实在是辛苦，服侍老人，照顾弟妹，还要一个人带着女儿。我到云南老山参战那一年，女儿才两岁多，老伴不仅成天以泪洗面，为我的安全提心吊胆，还要和队里的男人一起，上水利工地去挑河。
我知道，要改变老伴吃苦受累的命运，唯有我在部队好好干，只有职务调到副营级了，她和女儿才可随军。尽管我当了五年兵才提干，仕途上起步比较晚，但我坚持笨鸟先飞，加班加点工作，有时写稿写到鼻子流血……1988年国庆节，在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也就是入伍十周年，我被提为一军政治部组织处副营级干事，陶正明处长当即让我回老家办理老伴和女儿的随军手续。到北芙派出所转户口的时候，我提出能不能把名字上的“粽”改成“众”，刚好是谐音，干警觉得“粽”字是有点土气，就点头同意了。
老伴的户口最先放在湖州市杨家埠街道，人在军部红延制药厂上班，可能是做农活做惯了，刚进厂她还有点“水土不服”，下班回来老说头痛。好在陈干事的妻子贺文彬在制药厂当会计，对她关照不少，加上陶处长夫人颜大姐经常开导她，使她很快适应了随军后的生活。那几年，我好像是得了“多动症”。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看中调到青年处当干事，她和女儿又随调到了南京，户口落在玄武区，但省会城市不好找工作，最后在军区大院北门的北极餐厅端盘子。两年之后，我又调到一师政治部担任秘书科长，她只好又离开有点熟悉的南京，到陌生的杭州留下一师军人服务社卖东西……
也许是属牛的缘故，老伴就是我们家的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她总是把好吃的留给我和女儿。平时她一分钱当作两分钱花，能省的省，能不买的坚决不买，至今都没有像样的包包、高档的衣服和鞋子。记得在红延药厂当工人时，她除了上班、照顾家里，还开垦荒地种菜，经常把菜送给邻居。每次过生日，我想弄几个菜或到酒店里摆一桌，结果都被她否决掉了。“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干嘛浪费那个钱？”
昨天是老伴62岁生日。女婿把我们从老家八尺沟接回杭州后，女儿就跟我来商量：“这次你们被困在村里80多天，过几天就是老妈的生日了，我想订个大蛋糕，再多弄几个菜，全家人好好的团聚团聚，庆祝庆祝……”可老伴听我一说，并不赞同，她对女儿说：“生日年年过，弄多少菜也吃不掉。你们放假还要去值班，就不要来回折腾了……等下半年你爷爷90岁生日的时候，再好好热闹热闹吧。”
还是和往年过生日差不多，我早上给她下了一小碗鸡蛋长寿面，蒸了一个猪肉粽子；中午黄豆米肉坨子，红烧河虾，清炒生菜，笋干咸菜，加一块西瓜；晚上把剩下的菜热一热，用椰子汁当酒，我对老伴说：“祝你生日快乐！昨天是儿童节，明天是端午节，希望你保持童心，照顾好自己，你的身体健康，就是我的幸福……”
“祝大众生日快乐！”父亲也端起椰子汁说道。下班的女儿女婿和放学的外孙，则通过视频送来祝福。“老妈生日快乐！”“外婆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