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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非正式会谈》（第5季第7期）中的一个提案是“请问：朋友频繁找我代购，我该不该收代购费？”
来自土耳其的代表唐小强有这样一段发言：
唐大哥的发言让我想起自己三年前的遭遇。
由于我平时出境机会相对多一些，一位长辈就直接在我妈妈面前吐槽我说：“你家孩子真的是不懂事，出去那么多次也不知道给我带东西”。
说实话我真的很委屈，首先，那位长辈从没主动找过我代购，其次，就关系而言，那位长辈平时和我妈妈联系比较多，和我一年也不一定能见上一面。
当时我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行为，“道德绑架”好像不贴切，但的确是活生生地被钳制了。
我想反驳，我想找她理论，但被我妈妈阻止了。
02
节目中，美国代表的观点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能say no？我也想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拒绝？甚至连反驳都不行？
我真的很想问一问那位长辈，我是应该每次出境都必须给认识的人都带份礼物呢？还是应该拿个大喇叭广播一圈“我要出国了，谁要我帮忙代购啊，快来找我快来找我”？
我做不到如此，但我伤害你了吗？你凭什么因为这个来否定我？又凭什么来否定我妈对我的教育？
可是不行，我妈妈给出的答案是：毕竟是长辈。
这六个字真的是提案中“人情这事情又很微妙”这句话的完美体现了吧，每个人都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缠绕着。
“毕竟是长辈”“毕竟是朋友”“毕竟是亲戚”“日后还要相处”，我们被这些句子威胁着；“没必要”“不跟TA一般见识”“以和为贵”“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用这些句子自我安慰着。
然后我知道了，上述我们所遭遇的有一个很精确的表达——“人情绑架”。
其实人情以及人情所衍生的这种不舒适感一直都存在于人情社会中，世世代代都能感受到，只是这个词诞生是因为人们近些年才具象地意识到，原来可以被绑架的，不仅仅是肉体。
03
和“人情绑架”相比，“道德绑架”其实是一个更为广泛传播的概念，就是以道德的名义去要求别人，如果做不到，就给其冠一个不道德的罪名。
但“人情绑架”更复杂，因为“人情绑架”往往伴随着“道德绑架”，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因为是熟人，所以帮忙是理所应当；第二层，如果不帮忙，那你就是自私冷漠不近人情不懂礼貌甚至更多负面形容词。
简单来讲，“道德绑架”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之上，不做好事就是坏人”，“人情绑架”可以被概括为“熟人之间，拒绝就是不会做人”，而“不会做人”这四个字里已经包含了对道德的贬低。
天然的人情社会就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是以集体主义的农耕文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如今，互联网给我们展示自我的机会又给我们连结了无数的圈子，我们愈发渴望自由、追求自我的同时却也更容易地被人情“绑架”。
对于“人情绑架”，可能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会选择妥协，勉强接受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相对“圆满”的结果，但实际上“被绑架”所带来的压抑和不适感对于“被绑架者”来说很难消解。
也会有人选择拒绝“被绑架”，确实他们遵从内心了，但那可能会造成一段关系的疏离尴尬甚至破灭，同时也给自己的内心留下一种拒绝后的愧疚和不安。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一旦“绑架”这个行为产生了，无论回应如何，负面的能量都会产生。
不快乐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气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或不愿去建立新的关系，那么“自私冷漠”“不近人情”可能就不仅仅是伸手*党**绑架他人的标签，而是成为社会赤裸的常态。
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不同，大多数东方人做不到果决地say no，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游戏规则。
我们始终逃不过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我们渴求的也不过就是“不为难自己，不伤害别人”而已。
的确，在密集的网中，一旦“被绑架”，我们很难逃脱，但我们是可以有“不被绑架”的可能性的，那就是占据主动权，
我们完全可以人为地在天然的人情社会中设立属于自己的规则，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原则，接受乐意接受的，过滤掉那些勉强和不能接受的。
04
2016年牛津字典的年度词是“后真相(post-truth)”，是指媒体传播所带来的情感导向已经超过了客观事实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情绪在先，事实在后。
这种不健康的舆论生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个体的声音可以被无限放大，而传统主流媒体主导社会共识的的力量逐渐被削弱。
用这种错位的思维去思考，如果说网络社会所带来的是一个“后真相时代”，那么长久以来的人情社会下产生的其实是一个“后规则时代”，情感在先，规则在后。
电影《杰出公民》
“拒绝”在我们这样的文化土壤下显得很难，但设立规则并不是一件困难或者难为情的事情，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显然也不允许没有规则。
可现实是，很多人在人情的绑架下、面子的裹挟下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如果说“后真相”是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那么破解“后规则”其实恰恰可以利用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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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人情社会中，普通人（非领袖）通常只能通过面对面或点对点的交谈来表达自己，“广而告之”“一呼百应”这样的行为是缺少条件和渠道的。
“别人主动找你”在先，“觉得别人触碰到了你可接受的边界”在后，因为被动，所以会对别人的请求会产生一种滞后反应，这时候你面临的选择只有接受和拒绝。
如果不情愿接受又觉得拒绝很难，那就必须设立自己的规则，规则的意义是占据主动权。
以前多数人想要做到“一对多”地传播观点传递态度是很难的，现在只需要一条社交媒体动态就可以完成。
像微信这种容纳你多数社会关系的社交平台，可以向熟人明确自己的人情规则，像微博这种具有公共议事功能的媒体平台，允许陌生人也能看到你的道德规则。
我们有宪法、法律、地方行政法规、公司规章制度、校规甚至家规，那么我想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处事原则行事底线具化成一个“个规”，以此来减轻人际交往的负担，也是合理的。
规则之所以被称为规则，不可缺少的就是其公开性，而现代的社交媒体平台就可以起到这个公示的作用。
具体操作也很简单，不针对某一个人，只是依照自己内心世界的规则，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接受什么不接受，将其制定完善并公之于众。
在这个过程中，置顶功能非常关键，微博博文置顶功能当前是会员用户享有，微信目前还没有推出朋友圈置顶功能，如果置顶功能成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个基本功能，每个人就可以发布自己世界的规则并置顶，置顶就可以有效防止有些人以“找不到”“看不到”为借口来逃避或无视别人的“个规”。
这样发出任何请求之前，先看一眼对方的社交媒体平台置顶，一目了然，减少双方的麻烦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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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个规”被遵守呢？那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立“个规”的权利，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接受起来很勉强或者不能接受的请求，如果要保证自己的规则不被打破，那就必须遵守别人的。
当然可以有人选择不立“个规”，但在这之前必须要明确的是TA拥有立“个规”的权利。
但如果TA没有立“个规”，可能表明两种情况：一种是TA的接受度比较强，在TA内心世界的体验系统下，并不存在那种类似于被“绑架”的不适感；另一种是在TA的文化里，并不会觉得直接拒绝别人是一件很为难或者很尴尬的事情。
这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在有选择权利的前提下，TA选择了不立“个规”，我们尊重TA的这个权利，TA也必须尊重别人的“个规”。
“你找我帮忙，以后说不定我也要找你帮忙”，可能基于这种心态，“人情绑架”就很难被拒绝，但同样的道理，“我有不能接受的要求，你也有”，在这个基础上，“个规”的设立就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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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以“从国外带东西”这个问题为例，我们应该回忆“以前的哪些情况是让我觉得舒服的？”
在以旅行为主要行程的情况下，我都会带伴手礼回国，至于买礼物的对象则取决于我下一个目的地，如果回家，我就买给回家能接触到的亲人朋友，如果回学校，我就买给学校里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送礼物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不至于出去一趟回来开始四处给别人寄快递。
说到代购，最近一次给别人代购也就是前不久，对方找我的时候我刚好在逛街，我很方便去到一家离我最近的集合店，直接给对方拍了那家店的价码，对方下一秒就把钱转给我了，但是后来又仔细一想，毕竟不便宜，我怕我辨别不了真假，万一买成了假货就真的没法交代，于是最后跑到了楼下的专柜去买。
比集合店贵的那一部分我就自己出钱了，但是就不会觉得有被“绑架”之类的不舒服的感受，因为去专柜是我自己的选择。
那么在我的“个规”中，我的伴手礼规则就是：休闲旅行会带，对象是就近原则，这样离得远的没收到的也不用来“绑架”我；我的代购规则就是：如果你能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我在商场的动态，那你就可以找我帮你代购，没有就是不方便。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有边界有规则的，只不过很多时候没有说出来，没有明确为白纸黑字的条文，这就造成很多时候人情先一步“绑架”了你，所以如果你提前设立好规则，你就掌握了主动权。
电影《杰出公民》
被人情“绑架”似乎是这个时代的日常了，除了“被绑架”做人肉代购，还被微商朋友“绑架”，被拉票投票“绑架”，被微信群红包“绑架”。
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也有各式各样的“绑架”，金融行业的被要求推荐基金股票，赔了就跟你没完；摄影师被要求免费拍照还要精修，反正只需要动动手指；学外语的被要求随时随地免费翻译，也不过就是举手之劳……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类行为中有任何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和平常心情，你就可以加到你的“个规”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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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雷蒙斯尼奇的不幸历险》
仔细想想，其实做人根本的底线就是不伤害别人吧，没有了这个基础，其他再高贵的美德都是虚无。
所以对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所有正面的给予，物质的非物质的，接受的时候都应该怀着尊重和感恩之心。
情分和本分并不是很难分清的概念，不要因为一个人过往的善良而人情/道德“绑架”TA，因为人情/道德“绑架”可能会抹杀掉这个人潜在的善良。
如果最终善意因为对好人的“绑架”消失了，那真的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