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1972年10月14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
（左起：吕聪敏、傅一诚、吴学愚、林巧稚、吴蔚然、尼克松、李彦三、基辛格）
导 言：
通过考察1972年10月新中国首个赴美医学代表团访问的历史，分析其背景，代表团成员的遴选，访问日程，以及给中美两国关系、医学发展和交流所带来的影响，厘清相互矛盾和不准确的记载；并通过对代表团历史作用的审思来讨论在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以短期访问为主要形式的科技外交所具有的特点和作用。
撰文 | 苏静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讲师）、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科学春秋》主编）
责编 | 伊默、邓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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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3日至31日，应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和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之邀，中华医学会组团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首个赴美医学代表团，同时也是新中国首个访美的科学代表团。代表团在美停留20天，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堪萨斯城、芝加哥和旧金山六个城市，参观了美国知名的医学研究机构、医学院和医院，并受到尼克松总统的接见。此次访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外交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国内有关科技外交理论和战略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其中不乏研究中美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史的文章[1－7]，但多关注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少数回顾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的中美科技外交。尽管1971－1979年的中美医学交流是非常活跃的，但学界对此重视不够，尤其对于本次医学代表团，目前尚缺乏研究和分析，甚至存在史实舛误。本文旨在还原医学代表团访美的这段历史，分析代表团的活动，考察中美双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反应，由此探讨此次访问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并作为一个案例总结科技外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作用。
1 背景
随着中苏关系的交恶，中美关系逐渐缓和。1969年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这几类美国人可以观光的身份访问中国”。1970年8月，*诺斯**（Edgar Snow）成为自“文化大革命”之后获准来华访问的首个美国记者。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坚冰；1971年5月初，时在越南的美国科学家高尔斯顿（Arthur Galston）和赛纳（Ethan Signer）听闻乒乓外交的消息后，提出来华访问并获得准许，他们在华期间受到热情款待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为美国科学家的后续访华打下了基础，因而被西方媒体称为“第二次乒乓外交”[8]，可以说是中美科技外交间断20余年后第一次回暖。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鼓励加强两国间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和沟通。
1971年9月，早在尼克松访华前5个月，由心脏病专家怀特（Paul D. White）和戴蒙德（E. G. Diamond），公共卫生专家赛德尔（Victor Sidel）以及耳科医生罗森（Samuel Rosen）携夫人一行八人组成的医学代表团应中华医学会的邀请成功访华。他们对中国医学的进步感到非常震惊，在回国之后通过写书、撰文、讲演的方式宣传新中国所取得的卫生成就，尤其是中医药方面。
正是在怀特医生鼓励之下，美籍华人、心脏病专家郑宗鄂回到中国[9]。在后来中国医学代表团赴美访问时，郑宗鄂是中美双方的联络人。1972年9月1日－12日，戴蒙德医生再次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赛德尔也在此年9月4日－10月5日携家人再次访华，目的之一是安排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事宜[10]。
早在美国医学代表团第一次访华时，美方提出由中国派遣医学代表团赴美访问的邀请，而且这一邀请得到了中国医生们的“默许”[10]。1972年7月，中国表示接受邀请[11]。10月，由霍格内斯（John R. Hogness，NIH主席）和霍尔（Wesley W. Hall，AMA会长）正式向中华医学会发出邀请[12]。
代表团成员的名单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的[13]，而且这份名单经过反复修改，几乎是在代表团成行之前不久才敲定 [14]。代表团由13人组成，吴蔚然任团长，傅一诚任副团长，成员包括林巧稚、徐家裕、吴学愚、刘士廉、王连生、韩锐、周冠汉、李彦三、渠川琰、张树勋、吕聪敏。除吕聪敏之外，均为医务界的专家、教授和中华医学会的相关负责人。临行前，周恩来总理于深夜11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成员，叮嘱了外交上的一些要点，要求做到不卑不亢[5]。
此次医学代表团访美为非官方活动，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凯特灵基金会和纽约联邦基金会提供资助[15，16]，“虽以民间外交名义出现，但使命重要，因而备受关注”[13]。毋庸置疑，此次活动并非纯粹的学术交流，而是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医学代表团从人员构成到行程安排既反映出当时特殊的政治考量，又能体现中国医学的特色及关注的重点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改善人群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当时中国卫生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如中国当时在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诊疗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对这些疾病的病因和风险因素还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次的医学代表团访美与当时“国内医学界涌动的一股渴望交流、获取信息的潜流是契合的”[17]。
2 代表团成员和日程安排的确定
2.1 代表团成员
在代表团成员（表1）的选择方面，除了平衡年龄、专业、性别、地域等各个因素外，专家的学科背景是严格按照介绍经验和学习新知识的目的来遴选的，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医学特色。
表1 1972年10月赴美新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一览表
针刺麻醉是当时中西医结合成功的一个范例，并已经声名远播、备受美国各界的关注；同时，中国在针灸治疗某些疾病方面，如耳聋、截瘫、偏头痛、心绞痛和精神分裂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当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中草药用于癌症等疾病治疗的药理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周冠汉、张树勋、李彦三为这方面的专家。
►图2 1972年10月13日，中国医学代表团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赠送针灸模型（左起：张树勋、徐家裕、维克多）
60年代后期，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我国主要疾病的死亡原因构成中已上升到前三位[18]，虽然中国在核酸与癌症的关系、白血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癌症病因、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在代表团成员中有多位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研究方面的专家，一方面是展示中国医生在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和癌症等疾病的经验，一方面又关注国际上在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研究方面的新进展。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制度具有低费用、广覆盖的特色，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卫生费用高速攀升的压力，对中国的卫生保健体制颇有兴趣。代表团成员中有从事医政管理的卫生部官员，大多数成员都有下乡医疗服务的经验，对农村的卫生状况、合作医疗制度有一定了解和亲身体会。
除考虑双方医学交流的特点与兴趣之外，成员选择还考虑了一些特殊的背景。如吴蔚然曾为1971年随同基辛格访华的《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James Reston）进行阑尾切除手术，并在术后以针灸治疗缓解疼痛。1972年10月13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所长霍格内斯及其夫人在华盛顿设晚宴招待中国医学代表团时，赖斯顿及其夫人便是重要的陪同人员。在尼克松总统接见医学代表团时，还曾经亲切地拍着吴医生的肩膀，向记者们介绍他就是给Scotty Reston（赖斯顿的绰号）做手术的医生，而且称“手术非常成功”[19]。
►图3 1972年10月13日晚，吴蔚然(左) 与赖斯顿在华盛顿由霍格内斯所设的晚宴上谈起当年的阑尾手术
林巧稚曾在芝加哥医学院读研究生，是代表团中唯一一位曾到过美国的专家；她自幼信仰基督教，英文流利[20]。此次赴美访问其中一站是芝加哥，对于林巧稚而言，相当于是故地重游。吴和林的特殊经历受到美国各大媒体的普遍关注，二人的特写照片见诸各大报端（图2）。吴蔚然、林巧稚和徐家裕还成为1972年12月15日《美国医学通讯》（Medical World News）的封面人物。徐家裕与之前返华访问的郑宗锷同是1950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徐家裕还是四位美国医生第一次访问中国和赛德尔医生第二次访问中国时的随行翻译，几人在数月的交流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赛德尔在Serve the People一书中提到徐家裕时，亲切地用中文称他为“老朋友”。
英语水平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因素。徐家裕英语非常好，在尼克松总统接见医学代表团时，担任中方的翻译。在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和纽约市市长接见代表团，以及旧金山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徐家裕均担任译员，美国之音（VOA）的一位记者还在招待会上笑称他为“中国之音”（VOC） [21]｡
2.2 访问行程
医学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扬长补短，介绍针刺麻醉和针灸治疗的经验、交流双方农村或社区医疗，学习美国诊断和治疗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但在访问团成行前，中国向美国方面提出，希望能够参观学校和郊区，到美国医生的家里做客，并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从行程的安排（表2）来看，是基本上符合中方的目的和要求的。
表2 1972年10月赴美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访问日程
访美期间，代表团向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及其所属的教学医院各赠送一具标有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型，并在密苏里大学卫生院为400多位师生放映了进行针刺麻醉的影片。
►图4 1972年10月13日，中国医学代表成员访问美国国立卫生所时的合影（前排左起：傅一诚，吴蔚然，徐家裕）
医学代表团在美访问期间非常重要的一项学术活动就是有关癌症和心血管治疗方面的交流和学习。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最先进的医学机构、设施和技术，最知名的学者，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心肺研究所、蒙特费奥里医院和医学中心、芒特西奈医学中心、芝加哥的美国医学会总部、纽约大学医学院、斯龙•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医学院等医疗、教学和科研机构，还参观了Abbott实验室、Syntex实验室等世界顶级的药物研发机构，他们观摩了在当时还颇有争议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与美国同行讨论了从流行性感冒、心脏病、癌症的诊断与治疗，到医学教育变革、医学生培养等广泛的问题。此外，代表团还参加了“关于心脏冠状动脉疾病的医疗和外科处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与些教授、医生和研究人员举行了座谈和讨论。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所取得的成绩成为中国卫生制度的骄傲，也成为世界学习和推广的典范。因此，中国赴美医学代表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安排是访问美国基层的卫生保健设施和机构，包括堪萨斯城的两个居民保健站和黑人聚居的南布朗克斯区的马丁•路德•金保健站、纽约哈莱姆区的区医院，与医院的黑人医生和黑人居民交谈，讨论了初级卫生保健、传统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等问题。
中国医学代表团的行程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比如在参观麻省总医院（MGH）时，欢迎会的地点设在了大名鼎鼎的*醚乙**顶屋（Ether Dome）[22]，这里也就是1846年10月16日第一例公开演示用*醚乙**麻醉然后进行手术的地方，这也说明了美国医学界对中国针刺麻醉这一新技术的肯定和期许。
中国医学代表团除了进行学术访问之外，还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见、纽约市长在林赛市政厅的接见、堪萨斯市长接见，并安排了访问联合国总部以及参观埃德加•*诺斯**著作、信件和照片和手稿展览等许多或多或少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这些活动在今天的医学学术交流中是较少看到的，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
代表团每到一处，都由特勤局陪同负责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并且由“导游”带领参观。缺陷是限制了活动的机动性，也让代表团成员感觉到有些“受宠若惊”，吴蔚然向陪同的怀特医生提出说，“我们只是个小医生而已，我们在中国是没有这些的”，怀特解释称这都是中国方面就安全措施方面提出的要求之一[23]，郑宗鄂回忆称，当时有医学代表团员到他家做客，特勤局还提前几天对他家附近的邻居进行了调查[9]。这也许正说明他们此次美国访问的身份并非单单是医生而已，在当时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期，他们除了是医学家，还是“外交家”，或者说是雕琢美国医学界对中国的看法的“大师”。
赛德尔等四位美国医生在中国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中已经成为中国，尤其是中华医学会的好朋友，中国医学代表团访美过程中，他们几乎全程陪同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了美国的多个研究所、医院、学校、学术交流、政府组织，参加学术报告，并代表所属的机构设宴款待中国医学代表团并到机场送行，其中包括访问NIH、纽约市蒙特费奥里医院和医学中心、联合国、密苏里大学、密苏里大学卫生学院等。
医学代表团的访问过程中还安排了与学生进行交谈的环节，并且应代表团成员的请求，会谈过程中所有美方老师都没有出席，与学生（比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医学生等）畅谈中美两国的医学教育、医疗保障制度，探讨学医的目的等等。
代表团成员给国外专家留下非常正面的印象，他们对医学领域最近进展的熟悉程度以及所阅读的文献之多受到了很多美国专家的高度评价，比如哈佛医学院Peter Bent Brigham医院院长鲍沃尔德（Eugene Braunwald）、斯坦福大学教授舒维（Norman Shumway）以及罗斯（Griff T. Ross）医生等。
医学代表团在斯坦福大学观看了心脏移植后的病人，在要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位代表团成员回过头来病人说了一句“I wish you very good health”（祝您身体健康！）[24]，中国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代表团成员显然还改变了美国医学界对中国医生的一些偏见，哈佛医学院的Gorlin教授曾评价他们“友好，智慧，善于提问，敏于思考，热忱，温暖，富于人情味，不像某些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派来的代表团那样冷漠而不可接近”[25]。
中国医生们随时随地所表现出的谦虚谨慎也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大多数成员的英语非常流利，但都通过翻译发言。对待针灸和中药也表达了非常客观的态度，“针刺麻醉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实验阶段，依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刺麻醉并不适应于所有病人和所有手术”；“并不认为针刺麻醉可以替代其他的麻醉方法，而另一方面讲，我们也不能说它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可以为传统的麻醉方法提供补充的一种非常有前景的麻醉技术。”[26]
由于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极其微妙时期，为此，徐家裕需要每次提到中国国名时所用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是Republic of China，仅一字之差），随时准备着纠正总统可能因为不小心而产生的错误，其实，尼克松总统的谨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到中国国名时特意放缓语速[21]。
“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显然也让西方媒体感觉有些特别，记者需要提前将问题交给国家科学院，然后经由NAS收集整理后在会前交给医生[27]。并且问题中不包括针灸、器官移植以及与医学无关的一般性问题。记者们不允许在记者招待会之前与代表团见面或拍照，并且代表团下榻的地方也是严格保密的[28]。
3 医学代表团的意义
1971－1972年，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有100多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为打开两国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29]。正如周恩来阐述的，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其中一种重要的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几经波折，但民间外交从未间断，而是越是在国家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民间外交越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中国与美国建交之前，开展科技外交的主要形式便是这种短期的代表团访问，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名额是按地区分配的，三番五次审核，‘圈定的’，是政府行为”[17]。
►图5 1972年12月15日《美国医学通讯》封面人物（徐家裕、吴蔚然、林巧稚1972年10月31日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
当时两国对科技外交的期许其实是不同的。中国的目的较为务实，除了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之外，学习西方科学的先进经验，将其应用到本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也是非常关键的任务。因此访问内容多关注知名的大学、科研机构，并积极与美国科学家讨论科研进展。但根据巴勒特（A. Doak Barnett）的分析，美国科学家们来华访问最主要的目的是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好奇，想要知道中国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想要了解新中国科学在这20余年中的发展情况，最后才是要学习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经验，鉴于中美两国当时科技水平的明显差距，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值得美国科学家学习的地方并不多，这也是之所以与自然科学家相比，社会科学和人学领域的学者对访华和来华开展研究的兴趣和呼声更高的原因。[30]
而医学代表团之所以能够成为出访美国的第一支学术代表团，或者说当时的一个外交工具，在于医学的特殊性：医学相比其他的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烈的人文和社会的属性；医学是一门人道的科学，也是一门体现人道主义关怀的艺术；正如怀特医生所说，“医学无国界，医学是世界上最友好的大使。”医学不像物理等学科，可能关涉到国家机密和安全的问题；这在中美关系缓和但又伴随着争执和批评的背景下是适宜的[31]；最后，新中国在医疗和卫生体制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是当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国内的医学背景决定了医学代表团成为两国学术交流的先行者，更准确地讲，此次医学代表团访问可以归为医学/卫生外交的范畴。
这次医学代表团的访问在中美关系史和中美科技外交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一方面起到了介绍和宣传中国的卫生工作成就、塑造国家形象、减少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代表团也了解到美国医学的最新进展和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推动后来的医学交流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如，两国医学家找到了共同关注的问题：环境因素（或生活方式）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利用传统医药开展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治疗的可能性等，为接下来的合作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当罗斯向林巧稚介绍一种最新的绒毛膜癌早期筛查技术后，林巧稚随即提出派一位学生到美国来学习这门技术，美方欣然允诺。NIH主席马斯顿（Robert Marston）向代表团成员说：“欢迎你们到NIH来，无论什么时候来，无论待多久都欢迎。”这次医学代表团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两国医学家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为接下来的中美医学互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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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年第3期，《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发。此次刊发限于格式，删去了全部脚注，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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