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1783~1839】

一、 背景

随着大海航技术的成熟，大量往来东西方的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了欧洲之后，欧洲人渐渐开始追捧中国文化。

16至18世纪的近二百年间，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一直被西方世界富有阶层视为奢侈生活的象征。

丰厚的海外贸易更是催生了众多的远洋船队，不断探索着到达东方的高效商路。

然而，远洋贸易的危机重重尚在其次，更大的挑战来自当时的东方统治者根本就没有打算对外国敞开门户，一直秉持着闭关锁国的政策。

庆幸的是，远洋商路并未因此完全断绝，大清经过数次谕令变更，最后还是保留了广州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

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到了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并垄断了国内对华贸易的途径。

而北美殖民者想要获得中国产品，则只能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做一些转手的生意。

从“波士顿倾（中国）茶事件”开始，北美殖民地向宗主国表达了强烈不满的情绪，从而演变成了武装冲突。

波士顿倾茶事件

经过历时7年的作战，英美在法国巴黎签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

独立后的美国已置身于英国的殖民体系之外，于是美国商人失去了他们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曾经享有的权益和市场。

但与此同时遥远的东方市场却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对于他们也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了。

当时的美国正因为战争的破坏及被英国长期围剿商路，经济凋敝，对外贸易几乎中断。欧洲各国更是落井下石，取消对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于是巴黎条约签订后，美国上下急需重开对外贸易。

二、 启航

1783年开工建造的中国皇后号，由于战争的结束，从私掠船改建成了商船，还用上了异域风情的新名字。

中国皇后号

1784年2月22号——不知道是否是有意为之，恰好那天也是华盛顿总司令（此时他尚未当选首任美国总统）的生日——商船从纽约港出发，开启了中美商贸首航。

当时船上满载着人参、毛皮等当地特产，由前海军军官约翰·格林（John Green）担任船长，前陆军军官山茂召（Samuel Shaw）任商务代表。

或许是立国不久，为了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船长和商务代表还携带了一份《独立宣言》、几份“同欧洲列强签订的条约”副本以及一份美国国会开具的“航海通行证”。

就这样经历了6个月的航行，从大西洋一路向南、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终于平安到达了澳门。

在澳门取得进入广州的许可后，8月23日在清朝派遣的引航员带领下沿珠江进入黄埔港，船只进港后鸣炮十三响（对应建国时的13个州）作致敬和纪念。当时停泊在港内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商船也纷纷鸣炮回礼，一时好不热闹。

但美国人的通商之梦并没有完全实现。他们只能同有授权的广州公行在城外进行贸易，并不能直接接触到中国的官员，而这恰恰才是他们最希望实现的愿望。

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买卖货物，中国皇后号又满载着中国茶叶、丝绸、“精美的成套瓷制茶具”以及各种精美手工制品开始启程回国，并于1785年5月11日回到纽约。

首航的成功，为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兴奋剂。山茂召航行日记的发表更是引起了国内舆论的热议。

货物很快便销售一空，但单纯以利润来说，并不算特别高。可它达成了此次航行的目的，即开启了新的贸易市场，挣脱英国的经济*锁封**，还可以购买满足内需的部分商品，这对当时的美国实在是太重要了。

三、 深入往来

1）经济

为了充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为了高额的海外贸易利润，有了成功的例子，对华贸易很快便在美国开始掀起热浪。

但由于美国本身并不出产白银，这是两国交易的货币基础，使得双方日后的交易量在一段时间内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规模内。

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的缺口，也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美国商人试图寻找一种商品可以作为中间品，挑选了很多商品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片鸦**作为以货易货的基础商品。

英国搞东印度公司不同，美国官方没有出面组织*片鸦**交易。于是美国人常常以私人身份，积极灵活地参与到*片鸦**贸易中来。

但优质的*片鸦**资源被英国商人所垄断，美国商人只能另辟蹊径，从土耳其等地购入品质较差的*片鸦**对华输出。

由于英国对华贸易都是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下，反而使得美国*片鸦**交易少了很多英国竞争者，毕竟当时对华贸易的主力就是英国。

就这样正常贸易和*片鸦**贸易*管双**齐下的美国，在1792年，对华贸易额就已经跃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到了*片鸦**战争前，美国对华贸易的船只数量达到了英国贸易船只的一半，是其他各国的四倍有余（当然，期间也有欧陆陷于拿破仑战争的原因）。

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迅速地富裕了起来，尤其是大西洋沿岸的大商埠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直航广州的对华贸易圈逐渐形成。其中就包括了罗斯福总统的祖父等一大批富豪家族。

2）政治

由于此前和欧洲各国使团接触，双方在礼仪上面的分歧很大。为了避免麻烦，清朝官方此后不愿直接接触外来使团，因此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政治上的往来。

3）文化

由于开放的口岸有限，因此传教士也活动也大受限制，这个阶段的数量远非战争后可比。所以他们能做的部分也很少。

但美国新教传教士们一改前辈们直接传教的传统思路，而是在各地积极创办学校，从教育切入传播宗教教义。

由于给予资助的金主背后普遍都涉及*片鸦**贸易，因此传教士们也只能在私下表示出一些同情的态度。

必须承认，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学校，对于此时只有旧式文化的中国来说，还是带来了不少的新风。

首位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四、 结语

1）中方

此时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的末期，此后虽有所衰弱，但对外的关系处理还是简单的藩属朝贡体系。

毕竟从中华建立大统一国家以来，周边的蛮夷不论是臣服依附还是孤立敌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没有太多可学习的地方。

甚至像明朝时期的蒙古，连年进犯除去掠夺生活物资以外，就是为了给中央政府施压，希望可以开市贸易。

对来自更远方的洋蕃，连语言都不通，更是没有交往的意愿。即便只是通商也是对方更有贸易意愿，明清两朝在国家层面，也几乎没有在大量开埠前尝到过海外贸易的甜头。

因此，他们当年保守的做法，是有其必然性的。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目光去苛责大清政府鼠目寸光，错过了发展的机遇。

2）美方

当时美国正值建国之初，尽管还略显孱弱，但也朝气勃勃。冒险进取的精神也反映在了数十年的海外贸易上。

当时巨大的东方帝国还是他们崇敬的目标，虽然不理解官方的很多做法，但从有限的接触来看，丰富的物产和幅员辽阔的疆域都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

由于大清闭关锁国的政策所致，美国和大清政府的接触十分有限，只能开展民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无法展开政治对话。

当时对华贸易的欧美诸强中，英国的影响力最大，而且远超其他欧洲国家（也与欧陆各国陷入内部矛盾，爆发数次大战，消耗了许多国力有关）。因此美国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采取了跟随英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