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初，领导上把我从分销店调到中心社农副产品收购组当付款员兼收购员。收购组加上我才两个人，组长是老员工，年纪约四十多岁，主要负责收购组的农副产品、畜产品、废旧物资的收购、包装和调运以及各分销店收购产品的接受、调运工作。我负责付款并学习收购工作知识和协助老师傅工作。
老师傅文化水平较高，听说在小时候念过私塾，后来小学毕业，解放后就参加供销社工作，业务能力强，蒙古语和汉语通，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身体素质好，能摔跤，一般人摔不过他；爱喝酒、抽烟，社交关系好，联系面广。刚到收购组上班我不知道这些情况，羡慕老师傅人缘好，工作能干。因为每天早晨上班，老师傅总是比我提前去干活。实际上我上班比较早，总是提前二十分钟左右去，但还是比老师傅去的晚。后来我发现，老师傅茶杯里装的是白酒，想喝茶一样边*票开**边喝酒，天天如此；但是看不到酒瓶。后来从我的钱柜背面找到了酒瓶。再后来发现，卖东西的熟人看见老师傅不在就不卖给我，等着师傅来才卖。而且这些人每次卖完东西后给师傅买酒和糕点，这才发现师傅的秘密。
在工作上我们二人都能干，挑不出毛病。但是自从发现师傅的秘密之后，我就多注意把东西卖给师傅的这些人，况且我都认识这些人，有的还是亲戚关系。经过多日观察我就发现师傅给他们*票开**时多开数量和等级，这样自然而然钱数也增加了，顾客就给师傅买酒。当年我参加工作也就两年时间而且还是临时工，因而不敢吱声，也不敢向领导汇报。师傅和我家住在前后院，多年的邻居，两家人相互走动也密切，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夏季，公社派工作组进驻我们供销社，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一开始，就从我们收购组开刀，把我的老师傅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查账目，查有关来往密切的人员。经过查账发现，过去的一年里，收购和调运出去的鸡蛋就少了多达五万多斤，扣除正常损耗也少了两万多斤。工作组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师傅开假票加上自己往家拿，基本对上减量部分。仅调查的证据就有一千多份，足足装订了两册传票。尤其是在绒毛收购中提高等级，加重量等手段多开假票，数量惊人。那个年代，除了生产队集体养羊以外，允许少数民族可以养牛羊。工作组调查发现，有一户农民就养一只羊，但是一年的羊毛多达三百多斤，开虚假票比较明显。我师傅早晨上班早，就是利用包装鸡蛋，天天往家拿鸡蛋。有一次，进驻公社的工作队指挥部领导从师傅家后院路过发现有一堆鸡蛋壳和野鸡、野兔的毛与灰、土、水堆在一起，引起注意，打听到是我师傅家。于是找供销社领导和驻社工作组反映，要严查此事。就这样，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师傅开虚假发票的数量逐渐增多，从鸡蛋到绒毛皮张、药材、生猪、废旧物资等几十个品种。经过半年的调查取证，最后落实贪污金额两千多元，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我师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一年的处分。在那个年代，每月工资几十元的情况下，贪污两千多元是数额比较大，差不多一个人四年的工资收入。我师傅能说会道，在批判大会上做检讨时连检讨材料都没有，在火柴盒背面写几个发言提纲，一个多小时像念报纸一样做检讨。第二天在工作组的要求下才写检讨书。师傅受处分之后，领导上安排他下乡到附近几个大队，帮助指导生产队菜园子种植进口烟叶和文冠果等经济作物。收购组又新来了一个收购员，和我一起开展工作。
实际上师傅贪污的款项对于供销社来说没有造成什么经济损失。损失的是委托代购部门，如上一级土产公司、畜产公司、医药公司、食品公司、外贸公司等部门。由于我们是代购单位，，收购的产品造成雨淋、虫蛀鼠咬、自然损耗、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等都有委托单位承担，所以供销社不吃亏。因此，在供销社系统收购部门发生类似贪污问题不在少数，有的还蹲过监狱。所以有些收购员就抓住这个机会开虚假发票，贪污公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系统里对于收购员的评价是“收购员是电线杆子，四通八达，联系面广，不愁吃喝花钱。
由于我师傅在支援农业，开展多种经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留用期满了后恢复了公职，继续做多种经营工作。
师傅出事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我造成影响。首先在检举揭发方面不积极，明明发现师傅有问题，但是没有向领导和工作组汇报。再次，思想落后，影响了入团，全社适龄青年都加入了共青团，唯独我没有入上团组织。从而我在思想上有了些负担，但是没有影响工作，这一点上受到领导和职工的认可。由于我工作积极，能够按时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所以在一九七四年初让我担任百货仓库保管员。离开收购组工作，远离了是非之地，我非常高兴。因为这项工作非常敏感，政策性也比较强，搞不好给单位和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会影响自己的名誉，也影响顾客之间的关系，从而会影响整个工作的完成。四年后，后来的收购员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也受到应有的处分。
后来我担任供销社副主任之后，非常重视收购组工作，经常监督教育收购员正常开展工作，使收购组工作越来越好，成为我们供销社经济指标增长的最重要环节，从而推动了整个购销工作的顺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