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的土默川札记第26篇 ）
1970年的夏天，不知道是天上挂满了另样的云彩，还是大地飞过和煦的长风。本来每天还扛着锄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给土地爷挠脊背的我，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去公社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非常荣幸的被指定为公社“一打三反”运动及整建*党**领导小组成员。虽然是只拿工分，不拿工资的“业余”干部，我还是感到责任在身的喜悦，而忽略了其中的奥密。后来，我才逐渐的醒悟，当时公社、大队的干部们几经运动的各种折腾，早就“麻木不仁”了。对于这种“得罪”老百姓的营生，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至于我，身上挂着知青的“光环”，且正“风华正茂”，无所顾忌不怕得罪人，加上口才尚好，书也读了几本，就这样陡然间被推上了前台。显然，这次“升迁”是当地一些干部的“阴谋诡计”，我竟然浑然不知，反倒觉得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下子陷入到“权倾一时”的浑噩之中。短短的几个月，在大城西村的地面上，我也成了一个“人物”。
在此期间，我用极大的热情，陷入到和那些倒卖蔬菜种子、粮食、还有草料之类的众多贩子们的周旋与玩耍当中。土默川的老乡们很诙谐，有时也会犯点坏。用他们的话说：“清炖羊肉要加点葱，唱起酸曲要有点荤，说话圪捣要谝上几句旦。”于是，在他们的嘴里，不怀好意的把这些搞“投机倒把”的家伙叫成偷倒*巴鸡**的，还把我封为偷倒*巴鸡**的管理员。我这个“管理员”在这般嬉笑作弄面前，也是束手无策，好像苍蝇钻进瓶子里，前途光明，没有出路。终于，得到了上面的明确布置，要把那些公然饲养草驴的老乡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当做《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这下子，我感到眼前豁亮了，终于找到了工作目标和方向了。为了大造声势，我绞尽脑汁想出一句自己觉得十分响亮的标语口号：“要毛驴，还是要社会主义道路？”然后，我就一个人用白灰水在村里房舍的后墙上刷起标语来。我那笔臭字，再加上根本掌握不了书写大标语的本事，写下的那些歪歪扭扭，拧拧巴巴的标语成了丑陋的展示。路过的老乡们看到了，乐得屁颠颠的，他们讥笑我：“老施，你圪*日的狗**，念了十几年的书，写字的笔划都像得了关节炎，你那点文化都让狗吃逑的了哇！”幸亏小学校老师任国华帮忙，接过白灰刷子，十分娴熟的将标语写完，帮我解了窘迫。不过任国华在帮过忙以后，问我的一句话颇有道理：“老施，要是老乡们问你，俄们是毛驴也要，社会主义也要，你咋说唻？”我无法回答，因为社会主义和毛驴真的不搭嘎。对于一些老乡更为尖锐的诘问：“难不成，俄们就不能一边用双手喂毛驴，再用一双脚板子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更是无言以对。
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土默川上很多人家开始偷偷地饲养起了草驴。这确实是一个投入小产出大的好营生。首先，要精心挑选好壮硕的，而且还是优良品种的草驴，一家人像供奉祖宗一样的殷勤侍候着。在饲料上选用极好的芦草，或是谷子秸秆，配上糜子米糠，加上少许黑豆。到了夜里，还要起身几次为草驴添料，如此这般，草驴才能上膘。喂饱了以后，再偷偷地牵着毛驴悄悄地走到村外，背着双手，慢慢悠悠的溜达上一阵，为毛驴消消食，草驴才会有劲气。时不时地，还要用清水给毛驴洗涮一番，梳理梳理皮毛，草驴才会长得有个模样。待到草驴膘满肥壮，劲气十足，模样顺溜的时候，再把草驴牵到饲养院和种马交配。这时候，几乎每一个毛驴饲养户都圪蹴在一旁，怀着热切的希望，希图自己的毛驴能够顺利的怀上一个驴骡子。交配过后，一家子陪着笑脸，弯腰撅腚，像侍候闺女一样侍候着草驴，直到驴骡子顺利落地。说起驴骡子更是“心肝宝贝”，对待这玩意更是不敢怠慢，必须要入心入肺，小心翼翼的招呼着。驴骡子腰杆子比马骡子硬实，非常适合胶皮大车的驾辕营生。驴骡子没有马骡子身架子高大，但驾辕的劲气要厉害的多，所以驴骡子比马骡子更为金贵。待到驴骡子长得高大一些，顺利的把*日的狗**卖出去，一下子就是千、八百块钱的进项。这一笔财富，在当时的土默川，足够盖起一幢三合厢的大正房。对于此等可以致富的好事，那些被土默川的黄土喂养大的公社、大队干部们早就心知肚明。在他们的意识里，让老百姓兜里多几个钱绝对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他们表面上空洞的支持我，其实一点力气都不帮衬。弄得我这个生瓜蛋子，在旗工作组和公社驻队干部韩志高的“鼓励”和“支持”下，一个人梗着脖子，猛力向毛驴开火。
我不厌其烦的到各个圈养毛驴的农户家里调查，讲述圈养毛驴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危害，动员他们积极地响应号召，尽早的将毛驴处理掉。而在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早已百炼成钢的老乡们那里，我的劝导不如一个响屁。这帮灰猴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像耍猴一样耍弄我，常常把我扯到毛驴前，一本正经的炫耀自己的毛驴：“老施，你瞭瞭俄家的毛驴，先看看四个蹄，硬硬实实的，多么喜气，你再看看这张皮，那毛眼眼顺溜的，像是毛哔叽，俄咋能舍得哩？”然后，他们会充满感情的说：“咱这头毛驴，眉眼圪洞圪洞的，耳朵支棱支棱的，比俄的女人还亲哩！*日的狗**粪蛋蛋，都是热乎乎的！你老施左唻不要惦记着，你动它一根毫毛，俄就上你家房顶铲你家的房皮。”在一边看热闹的老乡们，带着一脸坏笑，悄悄的和我说：“到了儿马子起了劲气，架开前腿，扑到这头草驴后腚眼子上的时候，俄一定吼上你，看红火的唻！”到后来，这帮*日的狗**，又把我那个偷倒*巴鸡**“管理员”的外号给改了，改的更是不堪，叫做毛驴老施。
毛驴老施这个外号逐渐被老乡们认可，他们和我搭讪的时候，总是带着几丝坏坏的微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老乡们的耻笑，我不仅没有气恼，自觉孤立的我反倒知道了反省自己。看来，我孤身一人与草驴的这番争斗就好像堂.吉诃德挥舞长矛与风车的那场搏斗，实在是一场无趣的闹剧。于是乎，我决定在这年冬闲的时候，放下“革命重任”，回北京探亲，好好下下馆子吃他个肚儿圆，顺便到久违的北京城里溜达溜达。临行前，我那间小房可是热闹。请我到北京购物的老乡们摩肩擦踵一般，络绎不绝的光临寒舍。这帮“变色龙”们很是“势利”，在求助我帮他们到北京购物的时候，很自然的把我外号里的毛驴两个字省略，又重新尊敬的称呼我为老施，只不过恳求我的时候，说话的口气还是那么生硬。“老施，你*日的狗**，别老想着日弄毛驴那点蛋逑事，回老家好好看看你妈，你大（土默川人管爸爸叫大大），问候问候老人们，清闲下来，顺便给俄们干上点好事行呀不？”我也毫不客气：“哪有工夫听你们嚼逑毛哩，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其实，他们委托我在北京购买的货物很简单，就是人人皆知的一种佐料，花椒。人们可能不会想象到，那个时候，对于土默川老乡来说，花椒竟然是生活中绝大的奢侈之物。土默川人一年四季习惯吃糜子米饭配大烩菜，年复一年顿顿如此。平日里，将土豆和酸菜烩在一起，仅加些盐，就和着，把糜子米饭吞进肚肠。宽裕一些的人家，将大烩菜煮的烂烂糊糊以后，在舀菜的铁勺里，放上一点胡麻油烧滚，再加些葱花爆出香味，呲啦一声，倒进炖菜锅里搅拌匀称，大人小孩即可开餐。这个时候，他们会惬意的哼哼几句，“今儿的大烩菜真圪是有味哩！就是缺上点花椒!” 庄稼人一年四季，朝思暮想的绝顶美食是能够在大烩菜里咂摸出一点花椒的味道。如果是在节日或是喜庆的日子，家里的大烩菜里，除了酸菜和土豆再加上一些粉条，豆腐，熟肉等食材，这就是土默川上顶级的美馔佳肴了，但是，必须要加上一些花椒才算名副其实，否则，这个顶级的大烩菜里会充满遗憾。能够享用这样的美食，对于嘴里都能淡出鸟来的老乡们，是一个永远的念想。说也奇怪，就这点不起眼的劳什子花椒，在土默川的任何供销社，任何副食商店都买不到。只有那些有点门路的人家，才可以托上一些关系搞上些许。而家庭主妇们，总是精心的将花椒磨成粉装进小瓶子，再锁在木箱里。只有待客或是过大年时，才会在大烩菜里小心翼翼的撒上一点。更为蹊跷的是，即便像我等闻尽了佐料香味的人，来到穷乡僻壤，竟然也常常在加过花椒粉的大烩菜前流下口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即便我们这些阅尽过“春色”之人，到了如此秋风萧瑟，愁眉锁眼的时候，花椒这个“土妞”也常常成为极大地诱惑。
恳请我购买花椒的乡亲们的胃口都不大，少则三两，多则一斤。这帮*日的狗**对北京的市场价格也是门儿清，按照每斤三块九毛整的价格。从怀里掏出那几张热乎乎的票子（很少有二块以上的票子），十分郑重的递给我。当时，我的心里真有些发酸，我知道，成年累月在黄土地里刨食的人们，攒几个零钱很不容易，这使我感到了责任的沉重。回北京探亲的前一天夜里，我将这一堆细碎银子仔细归拢一下，足有一百多块。也就是说，我此次花椒代购任务，起码要在20多斤以上。即便是*革文**时期，市场供应已然萧索了不少的北京，还是可以不凭任何票证就可以自由的买到花椒。所以，在老乡们眼里北京就是天堂。这天夜里，我不止一次的想起他们咂摸着嘴，露出十分羡慕眼神的模样：“老施啊！你们那个北京可是个好地界，顿顿大烩菜都可以撒上一点花椒，惬意的很着哩！”想到这里我不禁心潮起伏，下着不辱使命的决心，为我这些乡亲们买回花椒来！
回到北京后，没想到我第一次出门去副食商店购买花椒就出师不利，挨了当头一棒。当我兴滋滋的骑着自行车来到榄杆市附近的一家较大的副食商店，没有经过寻觅，就看见柜台里一个白色托盘上装满了花椒，十分醒目，为此，我心里感到欢喜。我知道，虽然在那个时期，我不可能在一家商店里将20多斤花椒一下子买足，但是，我可以多跑几家副食店，一托盘一托盘的购买，用不了几天，我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于是，我略加思索后，对一位女售货员说：“这一盘花椒我都要了，称称分量是多少？”没想到，这位女售货员的一双眼睛，立马睁得跟牛蛋一般，惊愕非常的，死死的盯着我，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在她怪异的注视下，我也有点慌神，看来我的性子有点起急，一下子就要将副食店里的花椒扫荡殆尽，似乎不妥。因为我心中本来就没有鬼祟，我的语气还是很硬气：“耳朵不好使啊，我要买这一托盘花椒，有什么不对吗？”正僵持着，一位左臂上带着财贸尖兵袖章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到后面办公室里谈一谈。从他有条不紊的姿态看，这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尖兵”。我糊里糊涂的跟着他，走进了后面的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也不给我让个座，一声不吭，非常严肃的看着我。看他的架势，首先想在气势上把我镇住。为了场面不太尴尬，我也顺势找了一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双方相互保持着缄默。他那里，以为抓住了一条大鱼，我这里，懵懂的不知就里。我暗暗想，多买一点花椒又不是弥天大罪，没有触犯哪一份天条，何必如此这般呢？又一想，反正我的闲散时间有的是，先稳住心神，看看“尖兵”要做什么文章。正在此刻，他忽然啪的一声，愤怒的拍了一下桌子，嘴里发出一声断喝：“你好大胆子，正是“一打三反”运动时期，竟敢如此大胆的到我们北京城里大搞投机倒把？”看见他如此暴戾，我心里反倒乐了起来，嘿嘿，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这个《一打三反》运动中，偷倒*巴鸡**的“管理员”，今儿个竟然被这小子给“管理”了。我冷冷地说：“你说话咋这不客气呢？我花钱，你卖货，天经地义，你发那么大的脾气干嘛？我愿意买多少是我的自由！怎么就成了投机倒把了呢？”他腾的一下子站起身来，用一根手指头指着我，厉声问到：“你一下子买这么多，不是倒卖又是什么？”我愈发觉得好玩，索性和他胡搅起来：“倒卖这两个字咋结写，我根本不会。我喜欢闻花椒粒子那个味道，想买多少就是多少，你管得太宽了。”他见我这个态度，猛然操起电话恐吓我：“你信不信？我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拘了你丫挺的！”哈哈！我一听这老小子连丫挺的这般粗话都从嘴里蹦了出来，就知道，他的招数不多了，主动权已经到了我的手里。我摆摆手请他坐下，郑重其事的批评了他嘴里冒粗话的行为很不妥当，做为革命战士不应该张嘴就是丫挺的，这样很不礼貌，尤其是作为一个北京人，行为举止更应该有个模样。我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的和他讲述了有关花椒的故事，讲述土默川人的生活习惯，讲述了乡亲们无法购买花椒的困难。由于担心引发不必要的枝枝蔓蔓，我不想提及土默川老乡们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只是很诚恳的和这位“尖兵”继续叙说：“乡亲们攒下这几个零钱真的不容易，作为一个北京知青，连这几个辛苦钱也要沾点便宜，搞什么投机倒把，我真愧对了一个人字。这位“尖兵”可能感到自己爆了粗口有些不妥，也可能是我的叙谈对他有所触动，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平息下来，不仅收敛了无端的指责，反倒谆谆的帮我出了主意：“你每天花点功夫过来买一次，每次就买二两，我们绝不会计较，也不会给你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我暗自算了一下，就算多跑几家副食店，也要买100多次。这还了得，甭说会把我累塌乎了，操心也操不过来，显然这是个一个馊主意。看来不能盲目，也不能着急，要另辟蹊径！
说也凑巧，第二天我到住在红桥附近的，在陕西插队的老同学张福琴家里去串门。无意间聊起了购买花椒的艰难，难免发出几声叹息。没想到，座中有一位长得又白又胖的女孩忽然笑了起来，她说：“就那么几粒花椒，有那么难吗？在我们怀柔大山里，到处都是花椒树。”这个女孩是一位到怀柔山区亲戚那里投亲靠友的女知青，怀柔山区漫山遍野都是花椒树。她说：“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把花椒当回事，随便采摘一些晾干了，送到供销社换几个零花钱。供销社管事的是我的亲戚，目前正是收购期，供销社里的花椒都堆成山，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听到这些，我顿时感到压力全无，真是应了惯常所说的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那时候，由于交通不便，骑自行车去怀柔山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道路不仅崎岖不平，颠颠簸簸的，而且从顺义往怀柔去的黄土路，还要一会爬高坡，一会要走下坡，大部分时间都要推着自行车向前挪动。我在去怀柔的路上，看到有很多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农村汉子们，也像我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奔命。他们的自行车上驮着很是沉重的，装满农产品的麻袋，可能也是为了出去倒换或是其他目地。在严寒的冬日里，每一个人的脸蛋子被冻的红扑扑的，满脸都是湿漉漉的汗水。不知为什么，看到他们像我一样这般奔忙，我的心里一时有点发灰，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宿命感。不由自主的想起在新侨饭店西餐厅曾经见到过的，那些穿着呢子军大衣，戴着羊剪绒皮帽，脚蹬半高腰的将校靴，骑着锰钢自行车的小伙子们。也许在这个寒冷的冬日，他们又可能坐在豪华的厅堂里，面对着奶油杂拌，罐焖牛肉之类，怡然自得的玩弄着手中的餐刀。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一些“高贵者”可以活的那么恣意，而我们这些劳动者却那么艰难？转念又想，这些“高贵者”的生活未必真的美好，每日里到公园，或是到冰场上悠游自在拍婆子的生活未必舒适。我们这些普通的知青以及这些风尘仆仆的农村汉子，起码的，懂得怎样去珍惜生命，懂得正视命运，懂得什么是人生的幸福。在土默川辛苦的劳作过程中，我能够在艰难中，在淬炼意志的历练中排解心中的茫然，从而懂得了劳动才是幸福的道理，懂得与劳动者们血脉相连才是美好和舒适。我这次不顾一切的为土默川的乡亲们购买花椒，为乡亲们对我寄予的期望不辞辛苦的奔波，就是我的幸福。待到我将买到的花椒，交给我的乡亲们手里，看到他们满足的眼神和欣慰的笑容，那更是莫大的幸福。想到这里，我感到一种自豪感在心中油然升起。我相信在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回忆起这一次奔忙，都会觉得甜滋滋的。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怀柔，由于天色已晚，只好跑到一个叫范各庄的小学校找到一个相熟的小学教师，在他那里吃了一顿饱饭，歇息了一夜。第二天也很顺利，在那位返乡女知青的帮携下，供销社的亲戚二话没说就帮我解决了问题。只不过由于我来的有点晚了，他们收购的花椒大部分已经打包运走，仅剩一些仓底了。也就是说，剩下的花椒里有很多花椒籽，圆滚滚，黑黝黝的很占分量。供销社的人有点歉意。我说：“不打紧，只要是正儿八经的花椒就行，我的乡亲们没那么多讲究！”。他们说：“那就按最低等的品级每斤二元二角给你算价钱。说实话你还帮我们解决了难题，这些仓底子没人稀罕，扔了又挺可惜。”我一下子陷入到亢奋之中，这般新鲜的花椒比北京的市场价，每斤整整便宜了一元七角。原来私下的倒卖有这样大的乐趣和实惠，难怪我“打击”过的那些贩子们，干起倒买倒卖那么欢实，乐此不疲。买到这么便宜的花椒，真让我们村里那帮*日的狗**捞着啦！想到这里，我心里更是欣慰，觉得自己这趟辛苦真是值得。
归来的途中，仍然要辛苦的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盘桓，但是我的心里却平静了许多。到了天色已经黑黝黝的时分，我终于抵达了群山中最高的山巅，我感到有点劳累，静静的坐在山顶上的一个土坎上休息。望着遥远的，灯火辉煌的首都机场，可能是由于饥饿，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里又荡悠起来了，突发出的一种羡慕油然而起。我想象着那些机场工作人员，穿着笔挺的工作制服，此时一定在温馨的灯光下，拿着饭盒，说说笑笑的站在餐厅的售饭窗口，打着热乎乎并且可口的饭菜。而我却在如此冷僻的地方啜吸着寒风，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公平。我还是保持着一份清醒，因为这个世界上，劳动者从来不在意公平和公道，所谓的公平和公道本来就是乌托邦式的幻念。我们只知道，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毕竟我们还存活着，即便是草芥一般，我们也要蓬蓬勃勃的，绝对不能屈服于命运的捉弄，坚强的存活着。我并没有忍者神龟的念头，但我决心不做“沉默的羔羊”。完成这次花椒的采买，就是对沉默的一切，激烈的反抗。
短暂的假期结束了，我手提着装满花椒的三个大帆布提包登上了返乡的火车。我实在没有经验，几十斤重的花椒竟然没有用塑料布裹紧包装，因而，从我登上火车开始，花椒的清香就一阵阵的，在整个车厢弥漫。同行的旅客们毫无怨言，也许还在内心里感谢我，给他们的旅途带来浓郁的芬芳。我当然毫无顾忌，悠然的靠在椅背上假寐，脑海里不时地想象着，当我用这么低的价钱，把这些“稀罕”玩意带回到村里，那些平日里和我一起嬉笑怒骂，一起胡嚼谝蛋的乡亲们，得到我带回去的花椒后，一定不会再用诙谐的口吻称呼我为毛驴老施了，这个助人为乐的滋味真的很是享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真的没有意识到，在我十分得意的时候，危险也在悄悄向我临近。抵达张家口以后，停车的时间较长，不经意间有几个表情非常严肃的人走到了我的面前，正式的向我亮明了他们的身份，原来这些人是张家口整顿市场秩序的管理人员。有一个像是负点责任的人很简洁的告诉我：“刚才接到列车工作人员的举报，你携带了大量的花椒，有投机倒把嫌疑，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我知道，这个年月，和这些革命的“卫道士们”是讲不通道理的，何况又是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作为曾经的“管理员”我自然明白，这时候的任何争辩，抗争都是徒劳的。我心里产生了非常的愤怒，难道我们这些地老大，只有在土地面前才可以恣意的耍锹弄锄，摆弄一下自己能耐的权利？而土地却不能赋予我们“高贵”的身份，赋予我们大力抗争的力量，赋予我们保护自己的利剑！反之，土地只能使我们的浑身布满了泥土的味道，使我们生长出一颗甘于低微的心脏。在任何权利的面前，存活在土地上的我们，即便是为了品尝上几粒花椒，也要周而复始的禁受着一次次的曲折和不测，听凭任何执掌一些权力的人喝来吆去，难道我们这些农民真的是最无助的弱者？
我只好无可奈何的，拎起三个大帆布提包，随着他们走下列车，穿过灯光有些微弱的站台，来到车站广场前一间临时搭建的办公室。在这里，我像一个流窜犯一样，机械的回答着他们例行的询问。将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年龄、政治面目、职业等问题回答了一个清楚，才回到我“胆敢”私自携带大量花椒这一主题上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演讲一番的欲望。于是，我站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向他们讲述了，我自己从事打击投机倒把中所获得的体会和自己的醒悟过程。当我说起自己曾经被称作偷捣*巴鸡**管理员和毛驴老施的时候，一屋子人都笑得仰面朝天，我还是不肯打住，继续讲述我自己购买这些花椒的艰苦经历。我有点激动的说：“让我的乡亲们，调剂一下胃口，满足他们那一点点品尝到花椒滋味的愿望就那么难吗？我就不明白了，带上这么一些花椒，非要上纲上线，给我扣上投机倒把这顶帽子吗？”我的“慷慨陈词”结束之后，张家口这个偏远城市的人，显然与最底层的农民们的距离更相近一些，几个执法人员一时间噤然无声。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有一个人轻声的和我说：“按照规定，每个人只能携带一斤花椒，你携带了这么大量的花椒是违反规定的，尤其是，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是没有办法为你放行的。考虑到你说的具体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可以不按照投机倒把行为予以没收，不过，对你携带的花椒是要按照我们这里的市场价格强行予以收购的。你共携带了32斤花椒，你可以自留一斤，其它的31斤就得请你理解啦！”我懂得了，同样作为最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的人性与同情并没有泯灭，但是对于“革命”的规定和原则，他们是没有办法违背的。他们的决定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为我的花椒称重的人姓杨，他带点调侃的对我说，“下次你带花椒时再遇到我，可以叫我花椒老杨，不好意思，比你毛驴老施的名号好听一点！”趁着周围没人，他又低声对我说：“只要兜里揣着票子，怎么会吃不上花椒？”
谁也不会想到，在那个信息闭塞，诸种教条规定横行，物质流通十分死板的年月，物价的标准制定的是那样的荒谬，他们收购我的花椒，按照张家口当地的收购价格竟然是二元九角整，比我购买的价格又高出了七毛。这一里一外，一进一出，我竟然计算不出我在无意间赚取了多少。我和他们说，我的花椒等级很低，里面的花椒籽太多，压分量不说，味道可能也不太地道。他们忽然笑了起来，带着讥笑的口吻对我说：“花椒籽更香，压出的花椒粉格外有味，我们这里的人也吃大烩菜，花椒也是稀缺玩意，大烩菜洒点花椒真是香喷喷的！”
深夜，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张家口火车站的站台上，手里拎着仅剩下的一斤花椒，怀里揣着的票子，也由散碎银子变成了几乎翻越一倍的崭新的十元大钞。我不由得思绪万千，感到心里很是矛盾，首先不知道回去后，怎么和乡亲们交待，另外，对于再次去怀柔购买花椒的艰难过程又有些畏惧。我想的更多的是，当这次有意无意之间干的一桩长途贩运的“勾当”后，不仅收获十分丰厚，还闹出了一个个“精彩”故事。通过这次经历，我反倒觉得自己和土默川的乡亲们，在感情上更加贴近了一步。同时，接踵而来的，难以解释的疑惑也在纷扰着我。是我不适应这个形势，还是形势不适应我？看来毛驴老施的称谓不仅仅是老乡们对我的调侃，也是他们通过扯臊，在发泄自己五味杂陈的苦涩，因为他们也搞不明白吃不上花椒的原因。我终于理解了土默川的一些公社、大队干部们对倒买倒卖，饲养毛驴等等“不法行为”宽容的缘由。我终于理解了老乡们想走出贫困的那份渴望。他们的一切“非法”行为，都是为了走出贫困，为了自己的生活更惬意一些，他们的行为无罪！这一次长途贩运，是我无意之中获取的人生一课。至于我的下一步应该如何必须要有个主意。如果两手空空的回到村里，面对那些翘首以望的老乡们会很难堪。*日的狗**花椒啊！就这么点调味品，一时间竟然让我进退维谷。一阵冷风刮将过来，猛的一下将我吹醒。我忽然想起花椒老杨的那句话“只要兜里揣着票子，怎么会吃不上花椒？”老子这一番要重返北京，情愿每天骑着自行车跑遍大街小巷的副食店，二两二两的买，就是把腿跑细了，也要凑足需要购买的数目。为了防止花椒的香气弥散，一定要用塑料布，里三层，外三层的紧紧包裹，再堂而皇之的登上火车，豁死命也要乡亲们吃到我带回的花椒。
我买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