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邵阳历为今湖南西南要津。作为政区，历有昭陵、昭阳、邵阳、建州、南梁州、邵州、敏州、敏县、宝庆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民国置宝庆县，后复改邵阳县。县治、州府治，多治于今邵阳市区。共和国后，移邵阳县治塘渡口，终属邵阳市。
关键词：昭陵 昭阳 邵阳 建州 南梁州 邵州 敏州 敏 宝庆 地名源流考释
《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为国。莽曰填蛮。属荆州。”辖十三县：有临湘（今长沙）、罗（今汩罗、湘阴）、昭陵（今邵阳）等①。自此后，昭陵之名记于国史、地志。
昭陵，古称昭，古水名，亦称为昭水。《汉书》：“使黄河如带，秦山如历。”《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可以拒操（曹操）者，长江也。”至《水经注》时，河流单名多改称双名。由此可推知昭水，得名于两汉时期，具体何年，当考。然而，“昭”为河流古名，得名更早。
昭，何以得名？今邵阳市有关文史资料记：相传“有西周时的召伯布政甘棠渡。”②但终为传说。不过，历史传说，有时实有历史片断或历史影子。今邵阳地方志专家尹敬中，有考。③其实，与春秋战国之交，楚公子“白公胜之乱”，密切相关。白公胜之乱，《左传·哀公十六年》《国语·楚语上》《史记·楚世家》均有载，尤以《左传》甚详。
白公胜，楚废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太子建被郑人所杀，白公胜奔吴。《史记·楚世家》记：楚惠王二年（前487），令尹子西召胜回国“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其时，巢被吴占，白公邑不在巢。《左传·十六年》记：“使处吴境为白公。”杜注：此为白县邑（在今河南息县），临吴国边境（楚、吴两国交界处）。
白公胜回国后，在白县邑内，仿效中原诸侯新兴势力之举，大斗斛出，轻斤两入，争取民众，准备夺权。《淮南子·人间训》记：白公胜，在白公邑“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
楚惠王十年（前429年）六月，吴攻楚邑慎（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胜以献捷为由，领兵入郢，“遂作乱”为王。旋被叶公子高（沈诸梁）打败，“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④“其徒”，当指白公胜族人，“微之”，杜注“微，匿也。”郭璞曰：“微，谓逃藏也。《左传》曰：‘其徒微之’。是也。”这表明白公胜自缢而死后，其族人逃藏于外。逃藏何处？国史无明载。
不过，按其时局势分析，白公胜一支族人，逃藏于今湖南慈利境内；另一支逃藏于今邵阳境内，最有可能。
其一，白公胜作乱前，约在楚惠王五年（前485年），已秘派家臣石乞，于零水（今湖南慈利澧水）之旁，建有白公城，三年而成。⑤今白公城遗址，仍存于慈利县城东约1.5公里处，可考。共和国《慈利县志·*物文**胜迹》：“这城（指白公城）应筑于春秋末。”且有详载。明万历《慈利县志》，清康熙《慈利县志》皆有明载。明弘治《岳州府志·慈利县》：“白公城，在县东五里，四面有门，白胜所筑。”《大清一统志》：“慈利之白公城，周时白公胜所筑。”这恰与白公胜作乱时间相合。
白公胜族人，逃藏于今慈利白公城后，白公王室宗支，便在白公城内建祖庙。据《白氏宗源》《烈女·楚白贞姬》等文献记载：贞姬原为白公胜妃，白公胜死，族*党**逃入白公城，建白公王坟，至唐、宋前，历有祭祀之俗。白公胜作乱，未被楚王室追杀，是因为白公作乱时，未杀楚惠王。另外，楚昭王昭夫人（惠王母）仍在，平乱后受到昭夫人荫庇。
其二，白公胜作乱失败后，另一支族人因白公城容纳有限，只好逃藏更为偏远之地，即今湖南邵阳市邵水流域。一是白公胜“使处吴境为白公”时，于此拒吴，又击败了入楚慎之吴军，“其徒”逃藏吴境已无可能⑥。二是楚昭王昭夫人为越女，而“白公之乱”刚好是针对昭夫人之子楚惠王夺*斗权**争，故逃藏于越国几乎不可能。三是其时楚之西北方，有巴国虎视，楚惠王已派将率兵，于两国交界关口，守关卫境，白公胜族人，不可能自投罗网。四是其时楚以大国，立于江汉、江淮间，东逐吴，北抑晋，正北灭陈为县（楚惠王十一年）驻重兵防守。⑥166“其徒”逃藏于北方诸侯之路被阻。五是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年），巴人攻楚鄾（今湖北襄樊东北），楚大败巴军，《左传·哀公十八年》：“故封子国（公孙宁）于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开楚封国之先例。楚、巴春秋一代，多有争战，逃藏楚之西北向，亦不可能。于是，这一支白公族人，只得逃藏今邵水流域。
其三，其时今邵水流域，多为古越人及“五溪蛮”据有。“五溪蛮”多指苗、徭及古越人后裔及土著等。春秋中期以后，楚庄王（前613~前591）大败晋国后，渐向东南开疆拓土，经略南方。今湖南境内，据*物文**考古发掘证实：商周至春秋中期，广泛分布越族，春秋中期后，楚墓才逐渐取代越文化墓葬。春秋中晚期，楚、越文化墓葬，有共存现象。今益阳、湘乡等地出现了楚、越器物交混随葬现象。⑦春秋晚期，楚人政治势力，大举入今湖南资水中下游。这与资水流域中下游战国早期，极少见到越墓相符⑧。今湖南株洲市地下*物文**考古，也证实了这一点。⑨
今邵阳市所辖各县与周边县、市出土*物文**证实，夏商时期，与中原王朝，有商业往来；春秋时期，楚国兵器仅见铜銊，出土*物文**多生产、生活器具，不见楚墓；战国出土*物文**多兵器，共8件，兵器占6件。这说明楚国与越族，苗、徭等土著，争战频繁⑩。这表明楚国政治军事势力，已深入今邵阳市，但未能完全掌控这一地区。这就为春秋战国之交，白公胜族人逃藏今邵阳市邵水流域，提供了条件。
白公胜族人，逃藏于今邵水流域后，何以“昭”为名？昭，古文中多指光明、明亮之意。《尔雅·释诂下》：“昭，光也。”《说文·日部》：“昭，日明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明之称。”然而，“昭”当与西周宗法制度、宗庙次序有关。据古文献载：宗庙次序，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朝南向阳，故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朝北背阳，故称穆。由此别宗族内部长幼、亲疏、远近。春秋中末之交，楚灵王围（前540~前529），篡位自立后，对外频繁用兵，对内滥杀无辜，自己又“汰侈已甚。”⑾导致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公子弃疾立，为楚平王（前528~前516），楚平王卒，子珍立，为楚王二世，故名楚昭王（前515~前489）.
楚昭王年幼继位，在位27年，楚国改革政治，发展生产，与民生息，东逐吴，北抑晋，以大国立于江汉、江淮之间，为楚争“战国七雄”奠定了坚实基础⑥162。《左传·哀公六年》孔子评价：“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自此后，得到楚国历代君臣共祭。白公胜为为楚昭王之侄，白公胜亦以此为荣。白公胜作乱后，白公族人一支，迫于生存，逃藏于今邵水流域，以楚昭王嫡亲为荣，聚族而居， 便将养育他们族裔的河流，取名“昭”，含有纪念先祖殊功之意，极有能。得名约在春秋战国之交（约前479~前480）。
约在这一时期，白公胜族人后裔，聚落成邑，成为楚国在今湖南境内邵水流域之旺族。同时，楚国政治势力，亦强力向这一地区推进，并立军事据点。1991年《邵东县志·*物文**》：“战国寨（庙宇）址。灵山寺严家石山北坡距顶峰10米处，发现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予、戈等兵器20余件。严家石山为战国时期立寨为营的兵防之地。”约在战国初，白公胜族人后裔，择居在今昭水与资水（古名益水）交汇处山陵之上，聚落为城邑，故得名昭陵。陵，《诗·小雅·天保》：“如冈如陵。”《说文》：“陵，大阜也。”亦指坟墓。《广雅·释邱》：“陵，冢也。”但其本义指高大的土丘为陵。昭陵得名后，实现了由“昭”自然地名，向地域地名的转变。
昭陵，得名后，何时成为行政区划地名。按《汉书·地理志》载，汉高祖五年（前202）始置昭陵县，置县为史实。但“始置”值得商榷。
昭陵，是楚国经略两广、云贵战略要地。处沅、湘首尾，控临湘粤，资、邵（水）相汇，雪峰山峙其北，南岭雄其南，自古为湘西南边要之区。《舆地纪胜·卷五十九》记：宝庆府“东南据衡山，南接苍梧，东距洞庭，西南五岭”。“郡为湖领要冲。”清光绪《宝庆府志》亦云：“自东南通云贵之道，出于宝庆，故宝庆有资阳驿。”如此要津，春秋战国之交，可能于此建有军事城邑。约在楚悼王“吴起（？~前381）变法”时，已置县。
《后汉书·南蛮列传》：“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过去学界认为，文中“洞庭”、“苍梧。”非郡名。但江陵张家山《汉简》记载《狱簿》中有“苍梧”郡守；里耶秦简中，已将洞庭、苍梧、内史、巴及南并列为郡，当属秦郡无疑。由此推断，楚国“吴起变法”时（前382~前381），已置苍梧郡、洞庭郡。其时楚郡多辖县，昭陵县可能设置，属楚苍梧郡，亦或先属楚洞庭郡后楚撤洞庭郡，改属黔中郡。县治今邵阳市区古城一带。清光绪《邵阳县志》载：秦置昭陵县，属长沙郡。这只是沿袭楚制而已。
《汉书·地理志》记，西汉初长沙国置十三县；又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第三号墓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经学者考订有八个县邑，八十余个城邑。可见西汉初，长沙国至少有21个县。长沙国设置时，郡县沿袭秦置。秦置昭陵县，极有可能。后因《史记》《汉书》及其他国史、地志无载，终被弃用。当然，楚、秦是否置昭陵县，有待出土*物文**证实。
以上情况，在秦汉之交是存在的。例如，今湖南攸县，张家山《奏谳书》中有《狱簿》篇，载有秦代攸县审判案例。秦置攸县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⑿）。再如，2015年1月21日红网·潇湘晨报报道：2014年底“湖南考古汇报会”在长沙发布称：今湘乡三眼井（市区内）发掘战国楚竹简700枚，经专家认定，三眼井遗址为楚国晚期（前250）湘乡城邑所在。还有《包山楚简》中有酃昜（阳）地名，据考位于衡阳市以东。这表明楚在战国时，已置酃昜县，治今衡阳市古城一带。秦并六国后于此城置酃县。由此可知，楚、秦于今湖南境内置县，应多于史载的数量。由于种种原因，大都湮没无记。
昭阳。《汉书·王子候表第三下》载：“昭阳候赏，长沙刺王子。五年 闰月丁酉封，四年（注：新莽天凤四年，即公元13年）免。”这表明平帝元始五年（5），封长沙刺王子刘赏为昭阳侯。侯城位于今邵东县（1952年2月前，历属邵阳县）黄陂桥乡同意村城墙围。《嘉庆一统志》载：东汉（实为西汉末）初析昭陵县置昭阳侯国，属零陵郡。
今“西汉昭阳侯城址”，仍存大部分城址，已列为省级*物文**保护单位（⒀。辖境相当于今邵东及邵阳县地一部分。《尔雅》：“山南曰阳。”《玉篇·阜部》：“阳，山南水北也。”因侯城位于“昭”水之北，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故得名昭阳。王莽篡汉，侯国除，仅存9年。东汉初，以原昭阳侯国地置昭阳县，治原侯国城。昭陵县、昭阳县，属昭陵郡，郡治昭陵县城（今邵阳市区古城一带）。初属蜀，后属吴。
邵陵。《晋书·地理下·荆州》：“孙晧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阳立始兴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长沙立安成郡。”《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宝鼎元年（266）正月，孙皓“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实际上是升昭陵县为郡，又置附廓邵陵县，郡、县同治邵陵县城（今邵阳市古城区）。
吴主孙晧改昭陵为邵陵，为郡为县，当与魏晋、吴局势相关。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洛阳典农中郎将马司昭（211―264），奉帝命为征蜀将军，魏元帝甘露二年（257）又奉帝命东征吴，皆立殊功，甘露三年（258）被封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焉。”⒁这一时期，魏国连年征战，师老兵疲，国库空虚。为缓和国内矛盾，积蓄力量，一统天下，晋王决定与东吴讲和。于是，派东吴降将徐绍和孙彧为使节，持晋王信赴东吴交给吴主孙晧。
吴元兴元年（263）“晧既得志，粗暴骄淫，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⒂国内局势日蹇。吴甘露元年（264）三月，晧修书一封，遣使求和，称司马昭“ 以高之才，处宰相之任。”很理解司马昭之“嘉意”（⒂）860。魏咸熙元年（264）五月，司马昭病殁，其子司马炎继位相国为晋王；十二月魏主曹奂让位，司马炎即位为晋武帝，追尊其父为晋文帝。
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孙晧于吴宝鼎元年（266），逐改昭陵为邵陵，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⒂861升郡置县，皆名邵陵，郡、县同治。⒃
邵阳。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孙晧于吴宝鼎元年（266），改昭阳县为邵阳县，治原址。邵阳之名，始载于国史、地方志、地名志。《水经注·资水》载：云泉水经邵阳南，县故昭阳也。清光绪《湖南通志·建置志》载：晋邵阳故城在邵陵县治东五十里，桐江北县塘，即今邵东县黄陂桥乡同意村城墙围。南朝陈废邵陵，隋迁邵阳县治于昭陵故址。⒀38
南朝陈并高平（今隆回、新化部分地域）、邵陵两县入邵阳，属邵陵郡。隋开皇十年（590），废邵陵郡，并夫夷（今邵阳市区夫夷水之西）、武冈（今武冈市）、都梁（今武冈市东北）三县于邵阳县，县治迁于邵陵古址（今邵阳市区东），属长沙郡。《元和郡县志》载：邵阳县“在邵水之阳，故名。”其时境域约相当于今邵阳市所辖诸县及新化县域。
隋初，《旧唐书·地理志》载：“隋平陈，废郡，以邵阳属潭州，寻又于邵阳置建州。武德四年，改置南梁州，贞观十年，改为邵州，皆理邵阳县。”清代《读史方舆纪要》，清光绪《湖南通志·地理四·沿革考》，皆从此说。
隋唐导致今邵阳市郡、州易名，亦有深因可寻。其主要是：隋初，诸雄并起，争夺政权。萧铣（583~621）为后梁宣帝曾孙，隋末曾任罗县（一名罗川，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617年），巴陵（今湖南岳阳市）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起兵，推萧铣为主。萧铣五日内得兵数万，自称梁王，年号鸣凤（一作凤鸣）。次年称帝，*都迁**江陵，割据长江中游，有兵40万。
《新唐书·列传第十二·萧铣》记：“武德三年（620），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为将军，欲作乱，事泄被诛。萧铣因部将张绣攻杀景珍，恃功骄蹇，又杀之。”于是大臣旧将皆疑惧，多叛梁，萧铣由此衰败。唐武德四年，唐高祖诏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顺长江南下，庐江王瑗由出襄阳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合兵图铣。宜昌、当阳、枝江、松滋等地守将，皆先献城而降，其余梁地将领，亦先后献地而降。为挽回败亡之势，萧铣于今邵阳置建州。
建，《说文》：“建，立朝律也。”徐灏注笺：“凡言建者皆朝廷之事……律法度也。”古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本义当指“立朝律也。”因萧铣部下多不战而降，萧铣改邵陵郡为建州，当有此意。随后旋改建州为南梁州。因萧铣起兵湖湘为梁王，在时局日蹇时，想东山再起，故再有改名之举。反映了萧铣频改州县之动因。这当然不能挽回梁朝败势。
唐武德四年（621），萧铣降唐，被唐高祖李渊“诏斩”。贞观十年（636），改南梁州为邵州。实为邵陵郡复置，辖邵阳县，治邵阳县城（今邵阳市城区）。天宝初改邵州为邵阳郡，乾元初又复为邵州。
敏政。五代晋天福中（936~944），为避庙讳，改邵州为敏州，邵阳县为敏政县，治原址。
敏州、敏政县之改名，这与晋天福四年楚王马希范，与溪州洞蛮彭士愁争战后，立“溪州铜柱”相关。《旧五代史·世袭列传·希范》：“希范，晋天福中，授江南诸道都统，又加天策上将军。谿州洞蛮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范讨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铭于铜柱。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援后，故铸铜柱以继之。”《湘西文化大辞典》对彭士愁有详载，并云：“后晋天福四年（939），士愁引奖州（治今芷江县西）、锦州（治今麻阳县西南）‘蛮’万余人，攻辰州、澧州，九月，楚王马希范讨伐，士愁兵败退保山寨。五年正月，士愁率部逃入奖、锦州深山，派其子交纳奖、锦、溪三州印投降。马希范命奖、溪州内迁，任士愁为溪州刺史，并铸《复溪州铜柱记》，立于溪州，以示对马氏政权恭顺，希范允许士愁本州赋租自为供赡，不抽差。”士愁于其辖境立20州，各州置刺史，各统县域。以二子分管州事。彭氏后裔世为土官。《宋史》称北江（酉水以北）彭氏。其地元至清初为保靖、永顺二宣慰司。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统，纳入全国版图。
其后，至晋天福八年（943），楚王马希范管辖区域，南至今广西、广东全州、柳州、梧州、连州，西北至今贵州、贵阳遵义市。⒄全盛时有28州、1监，直隶楚王，其中13州（含彭士愁之溪州）在今湖南境内，辖46县；桂阳掌铸铜钱，与州平级，为监。士愁归附马希范后，其时邵州地处沅湘首尾，控临黔、粤。楚王马希范，以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管辖大致相当于今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县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士愁于溪州又自立20州，与马氏政权，分土守责。邵州作为大湘西南战略要地，无疑是敏感多事之地。
敏，在甲骨文，字形繁复，有象飞鸟啄人眼，呈躲闪之状。至孟鼎、师整簋，其文无释。《说文》：“敏，捷也。”《诗经·小雅·甫田》：“曾也不怒，农夫克敏。”毛传：“敏，疾也。”《国语·晋语四》：“且晋公子敏而有文。”韦昭注：“敏，达也。”在中今文中有十几种释义，其本义指迅疾、灵敏之意。州，古文中州通州。《说文》：“州，水中可居曰州。”后多指地方行政区划名。《禹贡》：列有九州之名，可视为大的地域之名。后引申为行政区划名。
隋唐时改郡为州，多指高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唐末五代时，一般州辖一县或数县。⒅敏州，可释为“敏感的行政区划地”。故马氏政权改邵州为敏州，改邵阳县为敏政县，意在提醒马氏政权主政者，应时刻提防彭氏政权攘扰，反映了马氏政权为政之忧。但事实上自马氏政权与土愁立“溪州铜柱”后，大湘西土司，并无攘扰之事，使彭氏政权一统大湘西800余年，无疑对大湘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
宝庆。《宋史·理宗本纪一》记：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曾任过邵州防御使赵昀，继承皇位后，为纪念郡州曾是自己的潜藩之地，登位后“诏邵州潜藩可升为宝庆府。”⒆以年号名。
宝庆，何以为名？宝，原指玉器。《广韵·晧韵》：“宝，珍宝。”《诗·大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毛传：“宝，瑞也。”这在《公羊传·庆公六年》《山海经·叙録》《国语·鲁语上》《淮南子·说山》中，皆有记载。在甲骨文中，其字形象柜中贮贝及珏，会意为宝。古今文中有10几种释义，其本义为珍宝。隋唐后亦引申为敬词：敬称与帝王有关的事物，多指皇帝登位。韩愈《皇帝即位贺诸道状》：“伏见敕命，皇帝以闰正月三日嗣临宝位。”庆，《说文》：“庆，行贺人也。”《广雅·释言》：“庆，贺也。”《国语·鲁语下》：“固庆其喜而吊其忧。”韦昭注：“庆，犹贺也。”古文中有10余种释义，其本义指庆贺。宝庆，为喜庆之词，意为宋理宗赵昀登上帝位，举国庆贺，故谓之宝庆。
宝庆府代邵州而得名，直辖邵阳、武冈两县，历经元、明、清，邵阳县名不改，宝庆府名彰显，直至民国2年（1913），废府，置宝庆县，属湘江道。民国十一年，直属湖南省府，民国17年（1928年），复置邵阳县。自此后，有邵阳县、邵阳公署之谓；其区划多变，政区略改，县治一迁，归属频更。至共和国1986年1月，始撤邵阳地区置邵阳市，邵阳县终属邵阳市。⒃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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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周凯清、曹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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