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17—1929
只要有一丝摆脱被殖民威胁的希望，原住民族就会反抗殖民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只要尚存一线能阻止“巴勒斯坦”转变为“以色列地”的希望，他们就会坚持反抗下去。
——弗拉基米尔·雅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
“巴勒斯坦人的典型”
英国的统治很快揭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雄心壮志和阿拉伯人的苦大仇深，尽管后者一直没有公开表露出来，直到1918年10月英国与土耳其的军事对抗以英军占领大马士革告终。同年4月，哈伊姆·魏茨曼率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以“调查犹太定居点的现状”为名正式访问巴勒斯坦，要求此地以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还要升起蓝白色的“大卫之星”旗帜。委员会访问希伯伦时，一名陪同的犹太记者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未来的希望，尽管面临明显的障碍。他报道称，“它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美好的城市”：
但目前情况不然。阿拉伯人——据说有大约两万人——是巴勒斯坦人的典型。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富有，却满足于在肮脏狭窄的街巷里消磨时间，或是穿着乞丐般的衣服四处走动。而犹太人现在的数量在850人左右。[1]
在这种自信的情绪中（令人想起欧洲殖民者在其他地方与原住民的遭遇），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举行*行游**，纪念《贝尔福宣言》发表一周年。他们在雅法门附近遭遇了要求撤销宣言的阿拉伯人抗议活动[2]——从那年开始，每年的11月2日都会举行同样的活动——还撞见了新成立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Muslim–Christian Association，MCA）[3]，这是巴勒斯坦人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它的分支遍布整个地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这样宣称：
巴勒斯坦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我们希望这能被正式承认。是大不列颠把我们从土耳其*政暴**中拯救出来的，我们不相信它会让我们转而陷入犹太人的魔爪。我们要求公平正义。我们要求它保护我们的权利。我们要求它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时征求我们的意见。[4]
在气氛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这一直白的宣言预示了冲突的发生。年轻的阿拉伯律师穆萨·阿拉米（Musa al-Alami）记录了他在耶路撒冷的塞法迪犹太老朋友们是如何在“咄咄逼人的德系犹太人”的命令下与他断绝关系的。[5]
高级别外交是犹太人回应阿拉伯人敌意的一种手段。1918年6月，魏茨曼向南行至外约旦（Transjordan）的亚喀巴（Aqaba），在此会见了埃米尔费萨尔[6]，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队军**从汉志（Hijaz）席卷而来，在英国的支持下与土耳其人作战。魏茨曼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信自己已经与英俊睿智的哈希姆[7]王子缔造了“长期友谊的基础”；他对“阿拉伯人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的钦佩从未褪色，[8]与他对蛮横的巴勒斯坦那部分人的蔑视形成鲜明对比。“将阿拉伯问题局部化符合我们的利益，”魏茨曼向同僚解释说，“把问题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大马士革。让巴勒斯坦脱离泛阿拉伯地区（Pan-Arabia），让他们关注巴格达、麦加和大马士革。”[9]费萨尔则认为，犹太人在美国的财力和影响力有助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还能在法国人的强烈反对下保住他在叙利亚的王位——这种做法被戏称为“互相服务”。[10] 1919年1月巴黎和会之前，两人在伦敦再次会面，随后签署了协议。从文本上看，这份协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的第4条规定：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和刺激犹太移民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并通过就近定居和集约耕作尽快安置犹太移民。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应保护阿拉伯农民和佃农的权利，并推动其经济发展。
协议也规定了“穆罕默德的圣地必须由穆罕默德的信徒掌管”。然而，费萨尔用阿拉伯语在英文文本中加入了一条关键的附加说明：除非阿拉伯人获得完全独立，否则协议无效。在他们还没独立的时候，魏茨曼就坚信这笔交易是有效的。随着法国和英国牢牢控制了整个地区，协议在几个月内就成了一纸空文。
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后一次寻求通过更宏观的阿拉伯背景解决巴勒斯坦的冲突问题。几年后，魏茨曼回想起1919年协议，觉得这是一次互利合作机会的悲剧性流产。它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或者说自我欺骗的恒久主题，即“这任凭费萨尔梦想破灭”。[11]这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位哈希姆家族的王子和其他任何阿拉伯领导人，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不可能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这也不是外交上的雄心壮志和对峙逐渐成形的现实之间最后一次出现断层。在巴黎和会拒绝了费萨尔统治叙利亚的要求几星期后，犹太复国主义官员开会讨论了与“我们的邻居”的关系。本-古里安当时已是“劳工团结”（Ahdutha Avoda）团体的领导人，也是这些人中最富辩才和眼光的。他说，“所有人都觉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关系是个难题”：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根本没有！它就像一个无法填满的海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只）通过诡辩来解决的。我不知道阿拉伯人要怎样才会同意巴勒斯坦应该属于犹太人，即使犹太人学习阿拉伯语。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并尽量做出“补救”，我们的信心就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望这个地区属于我们；阿拉伯人，作为另一个民族，也希望这个地区属于他们。[12]
不满、宣传和不安
人们早就不可能还抱有巴勒斯坦是无人之地这种幻觉了。《犹太复国主义时评》（Zionist Review）在1920年年初评论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主和商业阶层真真切切地害怕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强征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参与工商业发展的所有权利”：
他们反对，并且是合情合理地反对犹太人独霸政治或经济领域；只要这种霸权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一部分，他们就必然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认定这种反对是无法消除的，并将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这就大错特错了。[13]
这是一个乐观的，但也可以说是错误的结论。阿拉伯人已经明确地拒绝了《贝尔福宣言》、犹太移民和土地出售，即使犹太人向他们真心诚意地承诺这能让每个人都更加富裕。这一犹太复国主义的承诺并不令人信服，最大的原因是土地问题：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当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时，租户不会被驱逐，仅仅是迎来新地主；但现在，他们被驱逐了，这种“不可理喻的创新”自然会引发对未来的担忧。[14]犹太复国主义者充其量继续争辩说，随着犹太人变得更加强大并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如果没改善，那就这样吧。
罗纳德·斯托尔斯，耶路撒冷的英国军事总督，同时也是关于英国殖民统治早期最简明的回忆录的作者，描述了在阿拉伯人的怨怼情绪继续蔓延时，那种“总是在批判，常常互相敌视，有时怀恨在心，甚至是摩拳擦掌”的气氛。[15]斯托尔斯写道：“阿拉伯人长达两个小时的抱怨能把我逼进犹太会堂。然而经历一场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洗礼后，我又准备拥抱伊斯兰教了。”[16] 1920年3月，由于法国控制下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局势紧张，巴勒斯坦北部的定居点梅图拉和特拉哈伊（Tel Hai）遭到袭击，这加剧了犹太人的不安全感。约瑟夫·特伦佩尔多（Joseph Trumpeldor）是一名出生在俄国的哈什梅尔成员，曾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为沙皇而战，失去了一条胳膊。他在这次袭击后成了被祭奠的爱国烈士：犹太复国主义版本的“dulce et decorum est”[17]。特拉哈伊不仅是特伦佩尔多的殉难地，它还成了土地、劳动、汗水和血脉之间联系的象征，这些都被囊括于一句标语：“我们不会放弃定居过的地方。”[18]
犹太人越来越频繁地遭到阿拉伯人袭击。[19]犹太复国主义者抱怨英国人不准备采取行动，而斯托尔斯却向犹太人代表们信誓旦旦地表示，4月份穆斯林在杰里科（Jericho）附近的犹大沙漠（Judaean desert，又译“朱迪亚沙漠”“犹地亚沙漠”）举行的拿比牧撒[20]朝圣期间，他们的安全是能够得到保证的。然而，这期间发生的为期三天的*力暴**事件却导致了犹太人5人死亡、200人受伤，阿拉伯人4人死亡、25人受伤。犹太人感到愤怒，主要是由于英国人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一份当时未公布的英国官方报告强调了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和定居点的恐惧，尽管它对英国军方的回应也做出了批评。斯托尔斯叹息道：“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关系，似乎已被恐惧和仇恨的痛苦销蚀了。”他那作为“在场之人”常见的愤慨，是他那些远在大英帝国首都的同僚所欠缺的：
我们也许还能处理得更好……但我经常想到那些批评我们的人……耶路撒冷老城内狭窄而蜿蜒的深巷，无论上下任何车马都不能通过的台阶，还有那些超过站岗警察视听范围不过百米都能发生全家人被谋害的命案的阴暗角落——我不知他们对此是否至少稍稍有点概念。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正处于紧张气氛中吗？他们知不知道，在人们焦虑的时候，往空汽油罐上扔石头突然发出的咔嗒声都会引起恐慌？[21]
《佩林报告》[22]中描述道：“原住居民失去希望，对未来惶恐不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性态度愤怒到难以自制的地步，又对政府那些在犹太复国主义面前显得无力的补救措施感到失望，这些事态都将成为任何形式的煽风点火的原料。”[23]好战的俄国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弗拉基米尔·雅博京斯基战争期间曾在英国*队军**中服役。他试图在耶路撒冷领导犹太人进行自卫，被判处服15年刑役。但在下议院进行抗议后，刑期减少了一年，他的激进主义精神也流传下来。
委任统治的过渡
“一战”结束以来，受犹太复国主义逐渐实现的野心和英国专为巴勒斯坦设立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刺激，巴勒斯坦人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在阿拉伯社区中传播开来。[24] 1919年2月，穆斯林-基督徒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巴勒斯坦要与叙利亚结盟，尽管在费萨尔失去统治地位并在次年夏天被法国人驱逐后，这种盟约就逐渐失去了支持。阿拉伯各界也开始追问费萨尔与魏茨曼当初达成的究竟是什么共识。
1920年5月，圣雷莫会议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授予英国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被暂时承认是独立的，但需要英法两国分别对其提供协助和建议。这一举措旨在治理这些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直到它们能够独立”。从那以后，阿拉伯领导人就提出，英国人有义务在此基础上推动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尽管这与英国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显然不符。外约旦在附属于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之前一度是无主之地，但它免于受贝尔福承诺的束缚，因为它的统治者是费萨尔的兄弟埃米尔阿卜杜拉·本·侯赛因（Abdullah bin Hussein）。阿拉伯半岛仍是谢里夫侯赛因家族与神圣沙特家族的战场。
英国的首位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爵士是著名的自由*党**犹太政治家。他穿着热带风格的白色服饰，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以新总督的姿态搭乘巡洋舰抵达雅法。塞缪尔回忆道：“军方很紧张，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都做好了最坏准备。但什么也没发生，所有社区的领导人都彬彬有礼地欢迎我。”[25]委任统治的条款几乎原样照搬了《贝尔福宣言》，关键是第6条，承诺促进犹太人移民和土地安置，并宣布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都为官方语言。委任条款还认可设立一个为政府提供建议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但并没有平行的阿拉伯事务处。实际上“阿拉伯”一词并未出现在文本中，而“巴勒斯坦人”一词仅在涉及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之处有所提及。从一开始，阿拉伯人对它的憎恶就是必然的。这种恶感得到了回应：在斯托尔斯组织的高级专员欢迎会上，魏茨曼的同僚、出生于俄国的梅纳赫姆·乌什金（Menachem Ussishkin）拒绝与耶路撒冷的穆夫提[26]卡迈勒·侯赛尼（Kamal al-Husseini）握手。[27]
1920年12月，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在海法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放弃了与叙利亚结盟的要求，并*制抵**了《贝尔福宣言》。它还选举成立了由出身耶路撒冷名门的穆萨·卡兹姆·侯赛尼（Musa Kazem al-Husseini）领导的阿拉伯行政委员会（Arab Executive，AE）。巴勒斯坦人开始更多地关注巴勒斯坦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阿拉伯语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相应地，政治行为也越来越频繁。“在大马士革最近发生的事件之后，我们必须完全改变计划，”穆萨·卡兹姆对支持者说，“南叙利亚已经失去了。我们必须捍卫巴勒斯坦。”[28]
英国官方表面上有着明确的政策，官员私下里却不禁对此表示怀疑。一名官员在日记中吐露：“很难想象我们要如何实现对犹太人的承诺，将这个地区建成他们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对它十分之九的人民造成伤害。但我们现在已经揽下了这份重担，并招来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不满。尽管我们含糊地承诺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安心。”[29] 1921年8月，高级专员塞缪尔在回顾自己第一年的任期时，直言不讳地指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时会忘记或忽略目前的巴勒斯坦居民”，还会突然间“惊讶地且常常是不敢相信地意识到，巴勒斯坦有50万人，其中许多人抱有与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30]
魏茨曼的外交并没有消除阿拉伯人的反对。其他不那么巧妙的办法也试过了。1920年5月，他遇见了纳布卢斯的知名人士、前市长兼奥斯曼议员海达尔·贝伊·图坎（Haydar Bey Touqan），并许诺给他2 000英镑进行亲犹太宣传。图坎设法让10个村庄的人提出*愿请**，支持英国统治和犹太移民，谴责耶路撒冷*乱暴**。这样的*愿请**书总共出现了约80份。[31]另一个办法是利用阿拉伯人现有的分歧和催生新分歧。哈伊姆·卡瓦利斯基（Chaim Kalvarisky）是犹太-阿拉伯关系中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授意他帮助组建穆斯林国家协会（Muslim National Associations）来对抗民族主义的穆斯林-基督徒协会。出生于波兰、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卡瓦利斯基是训练有素的农学家，又是伊舒夫重要的“阿拉伯事务专家”（受到许多人追随）。他曾在加利利担任多年的地产经纪人，一边驱赶阿拉伯农民，一边宣称自己与阿拉伯人感同身受。[32]在他的支持下，拿撒勒和杰宁都成立了阿拉伯人的“农民政*党**”，用以“维持并加深”[33]乡村和城市精英之间的分歧——这一战略在几十年后会再度被人采用。报刊媒体被说服采取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或至少是中立的立场。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避免在一个敏感的节日期间惹麻烦，用贿赂使一场民族主义者的大会推迟举行。[34]卡瓦利斯基最大胆的提议是“收买”阿拉伯行政委员会主席穆萨·卡兹姆。[35]由于资金短缺，其他收买阿拉伯人以换得其支持或默许的计划未能付诸行动。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家也不认为这些努力是有效的。“职业*愿请**者的签名或者受贿编辑的临时帮助对情况没有明显的影响，”一位官员评论道，“一般来说，仅仅通过随意分发的贿赂是做不了什么的，除非分发的规模大得超乎想象。”[36]
卡瓦利斯基的行动本质上是谨慎的，但他很少加以掩饰。他的阿拉伯对话者公开蔑视他：纳布卢斯的知名民族主义律师奥尼·阿卜杜勒-哈迪（Awni Abdel-Hadi）坦率地告诉卡瓦利斯基，他更喜欢与不声称寻求和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打交道。
您总在谈论那些阿犹友好协议或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但是说实话，我宁愿与雅博京斯基或是乌什金打交道，而不是跟您打交道。我知道他们公开宣布是我们的敌人，想要粉碎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并迫使我们离开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们战斗。但您，卡瓦利斯基，看似是我们的朋友，最终我却看不出您和雅博京斯基的目的有什么区别。您还支持《贝尔福宣言》、（犹太）民族家园、无限制移民和持续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37]
阿卜杜勒-哈迪在之后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会面中反复表达了冲突不可避免的看法。[38]
劳动节
贿赂和外交都不能阻止下一次震动巴勒斯坦的袭击事件。1921年5月，雅法爆发骚乱。事件的开端是劳动节那天互为对手的犹太共产主义团体和犹太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与特拉维夫接壤的埃尔曼西亚（Manshiyeh）地区。袭击的主要目标是犹太新移民的临时收容所，在那里“一对对拓荒者夫妇手挽手走过街道，这是雅法的阿拉伯人眼里犹太移民导致社会道德崩坏的最直接的体现”。[39]仅从前一年的9月份至当时，就有1万名犹太人通过雅法的港口进入这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经历过沙俄时期的大*杀屠**、在战争和革命的动荡中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阿拉伯媒体抱怨着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传播，社会公德——关于犹太女人挑逗性的不正经打扮——也是一个特别的关注点，混浴则是另一个。
*乱动**蔓延整个地区。只有出动英国骑兵和空军才能击退对佩塔提克瓦和哈代拉（Hadera，“爱锡安者”在1891年建立的定居点）的犹太定居点的攻击。各地均宣布戒严。在持续6天的*力暴**事件中，有41名犹太人和44名阿拉伯人遇害。[40]犹太受害者中最有名的就是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他早已对阿犹关系极度悲观。令犹太人怒火万丈的是，赫伯特·塞缪尔竟还宣布暂停接收犹太移民。阿拉伯社区则遭到罚款和其他集体惩罚。“这是我第一次面临恐怖、死亡和与阿拉伯人为敌。”一名犹太青年后来回忆道。[41]流血事件是到当时为止最令人震惊的迹象，表明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成为英国当局的严重问题。伊舒夫发言人认为这场骚乱是由“蛊惑民心者、恶意煽动者和衣冠楚楚的老爷们”造成的，绝口不提日益增长的阿拉伯政治反对派。对事件进行调查的海克拉夫特委员会[42]驳回了他的观点。报告指出：“针对犹太人的感受太深切、太普遍也太激烈了，不能用以上那些浅显的说辞来解释。”[43]对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塞缪尔对魏茨曼说：“我得出一个结论，阿拉伯因素的重要性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被低估了；除非极其小心地掌舵，否则犹太复国主义的大船可能会因触到名为阿拉伯的礁石而沉没。”[44]魏茨曼抱怨说报告暗示“犹太复国主义主导巴勒斯坦的愿望可能会为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提供进一步滋生的土壤”。[45]在高级专员的敦促下，魏茨曼于11月在伦敦会晤了穆萨·卡兹姆·侯赛尼（他曾是卡瓦利斯基糖衣炮弹的目标）率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团，讨论未来的立宪安排，但双方几乎毫无共识。互不信任的气氛妨碍了进展。魏茨曼要求海法的学生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以假名在阿拉伯代表团的酒店预订一个房间，并抄录他们的文件。[46]“尽管魏茨曼博士发表的演说很温和，但他表达观点的方式却令人遗憾，”一名英国官员记载道，“他的态度就像是征服者把和平条约递给手下败将。另外，我认为他看不起代表团的成员并觉得他们没资格参与——因此，让他和他们以同一个理由会面，对他来说有些不敬（原文如此）。”[47]私下里，魏茨曼对一名同僚更刻薄地说，阿拉伯代表团是“五流”的。[48]
就像前一年耶路撒冷发生的程度稍轻的麻烦事一样，*乱动**有效地推进了犹太人的自卫计划：这是对如何“处理”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或说犹太人当下常说的“阿拉伯问题”的另一个答案。1920年12月，新成立的组织希斯塔德鲁特（Histadrut，巴勒斯坦希伯来劳工总联合会）决定成立一个名为哈加纳（Haganah，意为“自卫”）[49]的志愿防卫组织。1909年成立的犹太定居点警卫组织哈什梅尔已解散，但在它的创始人埃利亚胡·戈洛姆（Eliahu Golomb）的领导下，哈加纳于1921年8月举办了首次“军官培训课程”。*器武***私走**增加，有200支手枪入境。情报收集工作（针对的自然是阿拉伯人）的组织性更强了。当时已经出狱的雅博京斯基为重建“一战”期间的犹太军团并使其并入英国驻巴勒斯坦*队军**而奔走，但是徒劳无功。不久之后，他呼吁建立一道“铁壁”来保护刚刚起步的犹太民族事业。这个常被引用的术语言简意赅地证明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高谈共存，但实际上是如何处理阿拉伯反对者的，不管这些相互竞争的复国主义运动在重点上有什么分歧。雅博京斯基写道：“只要有一丝摆脱被殖民威胁的希望，原住民族就会反抗殖民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只要尚存一线能阻止‘巴勒斯坦’转变为‘以色列地’的希望，他们就会坚持反抗下去。”[50]哈加纳谨慎的筹备工作有助于防止耶路撒冷在11月2日《贝尔福宣言》纪念日发生更多骚乱，这个节日在不断加剧的冲突中已然形成一个固定活动了。
海克拉夫特委员会注意到了另一个重大变化：阿拉伯人对其犹太邻居的看法改变了。报告称：“在骚乱期间，阿拉伯人对不同种类的犹太人不再进行任何区分。老定居者和新移民，哈鲁克（Chalukah）犹太人（住在国外的捐助者）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通通合并为同一个身份。曾经的友谊已让位于眼下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敌意。”[51]英国人越来越排斥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两个群体之间本质上关系良好的标准说法：“可以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过和平共处的一代，但这种和平是存在于彼此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双方之间的。”[52]
逐渐模糊的差异
接下来的几年从表面上看相对平静。1922年，国际联盟肯定了英国的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以叙利亚南部三个前奥斯曼帝国省份为基础的国家边界也被确定下来。令犹太复国主义者愤怒的是，外约旦成了一个贝尔福的承诺不适用的独立实体。他们声称外约旦也是《圣经》遗产中的一部分，因此反对此事并斥之为“分割”——这个主题将在未来几年里再次出现。这片河对岸的领土在英国的监管下，由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小儿子埃米尔阿卜杜勒统治。
到此时，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已经进行了40年，尽管尚未引起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巴勒斯坦的75.7万名居民里，阿拉伯人仍是绝大多数，8.3万名犹太人则是少数，仅占总人口的约11%。但移民继续快速增长。1919年到1923年的第三次阿里亚带来了3.5万名犹太新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俄国和波兰，且多为社会主义者。这些哈鲁茨（halutzim，意为拓荒者）在建立基布兹[53]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合作社组织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格哈德哈瓦达（Gdud HaAvoda，意为“工人营”），它的成员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承担其他公共建设项目，并努力塑造一种由希伯来工人——他们刻意用“希伯来”（Ivrit）这个词代替了“犹太”——建设的自治社会的精神。当时的流行歌曲唱道，“我们来到这片土地，塑造它也被它重塑”，表明一种“新犹太人”的概念正在古老的家园中诞生——这种“新犹太人”坚韧不拔，刚毅不屈，说着希伯来语并拒绝流散犹太人的价值观。
阿拉伯人不属于那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愿景的一部分。雇用阿拉伯人尤其遭人反对：20世纪20年代初，里雄莱锡安的一名犹太农场主向一名英国官员抱怨，称犹太事务局要求他解雇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并受雇为牧民和农夫的阿拉伯人，并以更高的薪酬聘请犹太新移民。
如果他按照建议草草地解雇那些阿拉伯人，就会有一种很不妙的感觉，那就是那些很容易怀恨在心的人可能会烧掉他的庄稼……那些被推荐给他作为劳动者的犹太人对农业和……当地的条件一窍不通。当需要在雨前收获农作物时，阿拉伯人会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无论天气如何，犹太人都会在六点准时丢下农具。[54]
委任统治期间的下一波大规模犹太移民潮，即第四次阿里亚，发生于1924年到1929年。新移民大多来自波兰，遭受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反犹主义*害迫**［这一波移民潮被称为“格拉布斯基阿里亚”（Grabski aliya），以波兰总理的名字命名，他的金融改革对该地的犹太人造成了巨大影响］。这批涌入的移民与过去那些出于理想动机、被魏茨曼钦佩地称为“代加尼亚和拿哈拉（Nahalal）的人民”的拓荒者在社会阶层上是截然不同的。这批移民中包括大量带着积蓄而来的中低阶层人员——2 500美元是获得新的“资本主义”移民证的最低要求——他们投资作坊、企业和服务业。魏茨曼对此感到不大高兴，他后来写道：“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怎么倾向于为一个新国家做贡献。少数人还在他们的生存斗争中表现出了*社会反**倾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当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认为巴勒斯坦和其他移民国家，例如美国，没有任何区别。”还有太多新来的人对“隔都生活”颇有微词。[55]大批人在当时被称为地中海沙滩上的“白色之城”的特拉维夫定居。早在1918年，一本新的希伯来文地理书就将其描述为“亚洲沙漠中的欧洲绿洲”，并称赞其笔直平整、遍布花圃的街道，一切都“新颖而闪耀”。[56]新涌入的资本和居民（其中一些人是在1921年雅法骚乱后逃过来的）引发了建筑业的飞速发展。[57]文化生活随着剧院和管弦乐队的兴盛而不断繁荣，然而包括卖淫在内的不那么光彩的行当也随之活跃起来。用1924年的一份警署报告的话来说：“我们突然开始看到……来自雅法的富有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车在午夜抵达特拉维夫，并停在那些新移民女性的屋外……然后他们放荡淫逸，通宵达旦。”[58]
新的报纸和出版社推动了希伯来语的普及。特拉维夫在1920年仅有2 000人，到1925年苏格兰城市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为该城市制订总体规划时，人口已增加到3.4万人。雅法仍是一个大城市，但在建立了一个毗邻的犹太定居点后，它与位于腹地的那些阿拉伯村庄逐渐隔绝。[59]“我们曾把阿拉伯人视为邻居和亲人”，一个特拉维夫人回忆道：
我们认识面包师和菜贩，认识卖草莓、刺梨和布扎（阿拉伯语中的冰激凌）的人。当特拉维夫人说“我要进城”时，就是说要去一趟雅法。雅法就是你去娱乐、购物和工作，以及最重要的（去）社会生活的中心——港口的地方。然而在雅法闲逛会令人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阿拉伯）沙巴布（Shabab，年轻人）和地痞流氓曾咒骂挑衅犹太人。英国官员和警察总是鼓励这种行为。[60]
到1925年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人口为10.8万。[61]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美国实行移民限额后，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第一次超过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人数。[62] 1927年，对一名来访的英国记者来说，特拉维夫是：
巴勒斯坦一个十足的怪物……与亚历山大（Alexandria）十分相似，却没有东方风情。臀部宽大的德国/波兰/俄国女孩轮流出现，无穷无尽。长着鹰钩鼻的胖男人看起来像是美黑（Sunbronze）过。看不到一个英文单词，没有人听得懂我问路。[63]
现代性与繁荣齐头并进。委任统治期间，英国的政策公开偏向于犹太人的发展，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飞地规模更大、更平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也造成了巴勒斯坦贫富差距的扩大”。[64]俄裔犹太实业家皮恩卡斯·鲁滕伯格（Pinchas Rutenberg）获得电力特许权，并建造了一座电网，为雅法、特拉维夫、其他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军事设施供电，后来还在约旦的亚兰（Naharayim）建造了一座发电站。殖民地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告诉下院议员，招标过程并无不公，因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过一千年也不会在巴勒斯坦的灌溉和电气化方面有什么进展”。塞多姆（Sedom）的死海钾肥制造业则是另一个依靠犹太投资和技术实力的产业。[65]
在政治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当然还是存在的，但似乎不像20世纪20年代中期那么紧迫了。卡瓦利斯基“收买”温和派巴勒斯坦人的举措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他肆意挥霍的手段也遭到怀疑，后来上面发话称他“绝不可以掌控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基金支出”。犹太机构对阿拉伯人做的工作减少了。从未被主流犹太人优先考虑的“阿拉伯人问题”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雅博京斯基的坦率呼声则缺乏支持，他认为犹太人有种幻想，即犹太复国主义能获得阿拉伯人的默许，他反对这种幻想，谴责“卡瓦利斯基的贿赂行为和魏茨曼的‘和平谎言’”。[66]接下来，他在1925年创立了以“修正主义团体”而更为人知的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New Zionist Organization），它的目的是“修正”委任统治条款，将外约旦纳入其中。那句著名的口号是这样说的：“约旦有两个河岸，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另一个也是我们的。”
就阿拉伯人而言，由于土地方面的让步，以及建立了以耶路撒冷新上任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Haj Amin al-Husseini）为首的穆斯林最高理事会（Supreme Muslim Council，SMC）这个强大的新机构，亲英情绪高涨了一段时间。[67]然而在1923年第五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大会上，任何基于他们仇恨的《贝尔福宣言》的提议都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其中包括英国关于立法委员会的提议。鉴于犹太人数量仍然很少，伊舒夫对成立任何提倡代议制的想法都不满意。犹太复国主义者勉强同意参加议会选举，但阿拉伯人的*制抵**和随后的低投票率导致结果被宣布无效。高级专员塞缪尔的努力失败了，因为英国支持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接受少数民族地位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阿拉伯人的行动和内部分歧往往在无意中帮助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又一个例子。
“没有共同语言”
即便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提振了伊舒夫的自信心，也没有迹象表明阿拉伯人如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那样受益良多。土地购买规模扩大，特别是在伊茨雷埃勒山谷（在伊茨雷埃勒或埃斯德赖隆）给贝鲁特的瑟索克家族招来恶名的缺席所有者售地行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略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数不胜数的小规模土地售卖。[68]沿海平原上建起了更多的犹太定居点。土地出售在1925年达到高峰。1924年年底，劳工团结*党**年会在最早的基布兹之一艾因哈罗德（Ein Harod）举行，提供了一个讨论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问题的机会。结论是答案在于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工人联合组织，然而并没有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配得上这个称号，而且在民族家园发展的现阶段，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达成政治协议既不现实也不必要”。[69]回顾建立立法委员会的提议时，劳工团结*党**领导人本-古里安强硬地反对代议制政府，他主张：“我们不能害怕公开宣布我们犹太工人和如今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的那些老爷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本-古里安并没有否认阿拉伯社区有权自治，但他不愿，也显然不能够认可他们治理国家的权利。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可靠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则并非如此，只是自私自利、只想控制无知群众的*动反**领导人的玩物。[70]
即便如此，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人物还是意识到了令人担忧的安全隐患。“我一直担心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1908年就在雅法开设巴勒斯坦办事处的律师阿瑟·鲁平深感不安，“从表面上看，情况有所改善，因为没有发生大*杀屠**的危险。但是两族人民在思想上彼此疏离了许多，也没有相互加深理解。”阿拉伯人的观点则是这种悲观主义的暗淡的镜像：1924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大会向国际联盟报告说，“如果认为每个人都脱下极端主义的外衣而披上温和主义的外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能彼此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两种运动的基本原则相互冲突时，指望它们在途中会师就只能是妄想”。[71]
1925年，鲁平帮助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和平之约”（Brit Shalom）。它旨在促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相互理解，并提倡“双民族国家”的构想。该组织由中欧人主导，其中多数为德国出生的犹太知识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一名批评者不屑地称之为“一群阿瑟、雨果和汉斯”[72]——但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相当敌视这一组织，认为它往好了说是理想且天真，往差了说则是与巴勒斯坦的残酷现实脱节。这个组织中的著名成员还包括富有魅力的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和刚刚创办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的一些研究东方学的犹太教授。
当年4月，贝尔福勋爵在魏茨曼和陆军元帅艾伦比的陪同下出席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上的新机构的落成典礼时，阿拉伯人明显表露出了敌意并进行了一场大*工罢**。抗议电报成百上千地涌入政府大楼，但贝尔福勋爵开车经过空荡荡的街道时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73]与此相反，他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受到了犹太人的夹道欢迎，在贝尔福里亚（Balfouriya）受到的欢迎更加热烈，这里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纪念这位“新的居鲁士大帝（Cyrus，释放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的波斯国王）”而在阿富拉附近建立的定居点。同一天晚些时候，贝尔福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拿撒勒被人扔石头，以至于需要英国士兵为他们解围。[74]贝尔福听取不明智的建议，访问了大马士革，于是不得不面对大规模*威示***行游**，法国*队军**为保护他杀死了三名*威示**者。共存仍是一种崇高的愿望：“和平之约”推动私人讨论，发行一本杂志，还为犹太人启动了一个阿拉伯语夜校计划，作为促进两族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一部分举措。卡瓦利斯基和一些知名的塞法迪犹太人也加入了他们。“和平之约”的出现被许多阿拉伯人看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有所减弱的可喜迹象。[75]然而，它在政治上并没有获得什么成果。
阿拉伯人的敌对行为反而帮助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纳吉布·纳沙什比（Ragheb al-Nashashibi）是另一个耶路撒冷大家族的继承人（罗纳德·斯托尔斯曾称赞他“无疑是巴勒斯坦能力最强的阿拉伯人”），他是反对大穆夫提的领导人物。纳沙什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党**（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Party）赞成与英国政府合作，这被阿拉伯行政委员会斥为背叛。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尽所能地鼓励这种相互诋毁，即使在自己的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也要为此提供财政支持。[76]许多显赫的阿拉伯家族，包括那些民族主义活动家，还在向犹太人出售土地——这件尴尬的事情在巴勒斯坦历史文献中很少被提及。[77]除了对当地的影响外，土地转让还牵动了整个阿拉伯经济。伊茨雷埃勒山谷售出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畜牧业就取代了传统的谷物种植和放牧；附近的拿撒勒和杰宁作为粮食贸易集镇因此遭受了损失，而得益于农业机械并销售经济作物的海法却从中获利。[78]
1926年，阿拉伯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根本不存在，即使是已成为传统的《贝尔福宣言》纪念日*工罢**也暂时被遗忘了。1927年，以失业、劳工抗议甚至犹太人向外移民净额为标志的当地经济危机加剧，在此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似乎有所减弱。侯赛因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抛开分歧，共同寻求自治途径。1928年的第七届（也是最后一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要求废除委任统治或对犹太复国主义表达反对。[79]卡瓦利斯基表示，这次会议“切实而不激进”，尽管他确实观察到了封建贵族家庭影响力的丧失和“极端主义、沙文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增强，而犹太人很难与后者达成协议。[80]阿拉伯人与政府合作的兴趣得到了支持，因为同在委任统治之下的邻国（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人在自治和建立代议制政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巴勒斯坦显然非常缺乏这些。
前往西墙
如果说经济萧条孕育了政治平静，那么新危机的辘辘轰鸣则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抗很快便回到每个人的心中，并且具有特别不稳定的因素。冲突起源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希律圣殿（Herodian temple）西墙（“哭墙”）[81]的归属问题——犹太人认为这里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但它同时也是谢里夫圣所（Haram al-Sharif，即“高贵圣殿”或圣殿山）的西墙。谢里夫圣所被穆斯林称为“卜拉格”，以先知穆罕默德登霄夜行[82]完成前拴在这里的神马命名。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圣所，也就是圆顶清真寺[83]和阿克萨清真寺（Aqsa mosque，伊斯兰教继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之后的第三大圣寺）所在地可能会受到威胁。而犹太人曾对着哭墙的巨石祈祷了数百年。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他们不允许在此地安放长椅、遮挡物、经书卷轴，或其他可能被解释为主张所有权的东西。实际上，这些禁令并不总是被遵守，习俗和惯例总比法律条文更宽容。英国人承诺尊重现状，于是在他们治下也没发生什么变化。1922年，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反对一切加强犹太渗透的企图，而大穆夫提哈吉则从穆斯林手中筹集了大笔资金来修复圣地。伊斯兰世界开始宣传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威胁。（这可能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单和明信片中出现了旨在吸引犹太人资助的圣所照片和图画。）煽动性的演讲也不时助长猜疑。现代研究还挖掘出了犹太极端主义分子阴谋炸毁清真寺的粗略证据——而此人已被哈加纳自卫组织处刑。[84]然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没有接管穆斯林的圣地的官方计划。魏茨曼和费萨尔的协议里也规定了这些地方将处于穆斯林的掌控下。然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谣言、宣传和夸张都比事实更重要。
1928年“赎罪日”[85]，犹太人在哭墙旁摆了一道分隔男女的屏障，导致本就激烈的纠纷升级。警察取走了这道屏障。当英国人再度声明维持现状时，穆斯林最高理事会却决定要强制实行禁令。“巴勒斯坦穆斯林已决意牺牲肉体和灵魂来维护他们的宗教权利，”忠于穆夫提的报纸警告道，“他们的民族权利已经被偷走得够多了。”[86]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力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反弹。几个月内局势不断升温，在雅博京斯基的鼓动下发起的贝塔修正主义运动[87]掀起了一场挥舞旗帜的挑衅性*威示**活动，使双方的相互谴责在1929年的炎炎夏日达到白热化。[88]耶路撒冷出现的针锋相对的袭击和更多的抗议，不过是自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力暴**事件的前奏。8月16日，一名库尔德犹太少年在两个民族相邻社区的边界上被阿拉伯人刺死。关于这个名为亚伯拉罕·米兹拉希（Avraham Mizrahi）的少年是将足球踢入了阿拉伯人的菜园还是偷走了小胡瓜，当时有不同的记载。在正常情况下，这类微不足道的地方性纠纷本可以轻易解决，但那时远非正常时期。[89]
8月23日的周五祈祷过后，*力暴**事件开始在谢里夫圣所发生。耶路撒冷有几个犹太人遇害，有人抱怨英国警方没有使用*力武**，甚至没有鸣枪示警以阻止袭击者。哈加纳成员断然拒绝了里夫塔和戴尔亚辛的村民对他们的指控。这两个村庄位于城市西部边缘犹太人新建的伯哈基琳[90]市郊住宅区，仅有简陋的石屋和红瓦屋顶。里夫塔曾被警方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耶路撒冷周围的史上最糟糕的村庄”。[91]来自卡鲁尼亚（Qaluniya）的阿拉伯人攻击了邻近的莫特扎[92]中的犹太村落。死者和凶手非常熟悉——这提醒我们，在巴勒斯坦，邻居和敌人的角色会不断变换。整个马克列夫（Maklef）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是跳窗逃生的9岁的莫迪凯（Mordechai）。（他将在1948年参加海法战役，并于1952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第二任总参谋长。）
希伯伦大*杀屠**
为了回应耶路撒冷传来的噩耗，最大的阿拉伯人袭击事件在希伯伦爆发，那里是列祖之墓（Tomb of the Patriarchs）和易卜拉欣清真寺（Ibrahimi mosque）的所在地，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崇敬的宗教场所。来自该市正统派犹太社区的64名受害者里有十几名妇女和三名幼童死状凄惨。英国警察总长雷蒙德·卡弗拉塔（Raymond Cafferata）描述了他目睹的情况：
我听到了屋子里的尖叫声，走进一条小路，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正用剑割一个孩子的脑袋。他已经击中了那个孩子，却还要割他的头。看到我时，他试图袭击我，但没有命中；他几乎就顶在我步枪的枪口上。我射中了他的腹股沟。在他身后，一个犹太女人倒在血泊中。一个名叫以撒·谢里夫的来自雅法的（阿拉伯）警员站在她身旁，握着一把*首匕**。看到我后，他冲进了旁边的一间房间并试图把我关在门外，还用阿拉伯语喊道：“尊敬的先生，我是一名警察。”……我进入房间，开枪打死了他。[93]
在上加利利的圣城萨法德，26人死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来前，犹太人已经和平地在希伯伦生活了几个世纪。尽管几年来各地的紧张局势都有所加剧，希伯伦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仍然拒绝了哈加纳从耶路撒冷派人来保护他们的提议。然而，133名犹太人和116名阿拉伯人被杀了，其中阿拉伯人大多是被英国警察所杀；另有339名犹太人和232名阿拉伯人受伤。本-古里安称希伯伦大*杀屠**为种族灭绝，将其与臭名昭著的1903年基什尼奥夫（Kishinev）*杀屠**事件相提并论。基什尼奥夫因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hman Bialik）著名的希伯来语诗篇《*杀屠**之城》而被人铭记。东欧反犹主义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力暴**事件——被阿拉伯人描绘成对犹太复国主义扩张的合理抵抗——由此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希伯来语报纸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关于无辜受害者遭遇*行暴**的图片和描述。许多人得出的教训是，犹太人在受到攻击时必须反击。自豪地向学生灌输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的特拉维夫海尔兹利亚高级中学（Herzliya Gymnasium）校长哈伊姆·博格拉舒夫（Haim Bograshov）阐述道：
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教会孩子和学生不要引颈就戮，不要像萨法德的死难者一样倒下，不要像希伯伦的受害者一样被屠戮殆尽。都结束了。*乱暴**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会再回到那时，因为我们不会毫无反抗就被人杀死。[94]
与俄国的大*杀屠**不同，希伯伦的*杀屠**并非由当局组织。阿拉伯邻居庇护并救援了数百名犹太人。然而这场令人震惊的伤亡事件仍是由阿拉伯人的敌意导致的，而且敌意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10月，阿拉伯人宣布全面*工罢**，以抗议英国“盲目偏袒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在纳布卢斯，当局选择了80名公立学校的学生作为惩罚对象，狠狠鞭笞了他们裸露的臀部。这是一名以蔑视阿拉伯人闻名的英国官员的命令，他相信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大自然赋予了值得在中等教育上花费公共资金的能力”。[95]然而，沃尔特·肖（Walter Shaw）爵士领衔的英国调查委员会认为，*力暴**事件并非旨在反抗英国的统治。
阿拉伯人称这些袭击为“卜拉格起义”，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带翅骏马为名。犹太人则将这些事件称为“1929年骚乱”。1930年6月，三名被判在希伯伦和萨法德犯下谋杀罪的阿拉伯人在阿卡监狱被绞死，处决期间数百人在外无声地等候，这一天后来被称为“红色星期二”，得名于易卜拉欣·图坎（Ibrahim Touqan）的同名诗作。海法和纳布卢斯举行了烛光守夜祭典。“愿这些巴勒斯坦烈士的鲜血浇灌阿拉伯民族独立之树的根基”，阿拉伯人传唱着颂歌。[96]备受欢迎的诗人努哈·易卜拉欣（Nuh Ibrahim）所写的歌曲《来自阿卡监狱》成了巴勒斯坦人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而在雅法杀害了一整个阿拉伯家庭的犹太警察的死刑被改判了。[97]
1929年的*力暴**事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谢里夫圣所的命运引燃了泛伊斯兰群体的不满情绪，它将一直作为动员舆论和政府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的远远不限于巴勒斯坦一地。在巴勒斯坦境内，阿拉伯人感觉过去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已不再有效了。尤其是在希伯伦，1924年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犹太学院[98]，招收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学生；他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者，却仍然可能被当地阿拉伯人认为是这样。[99]老伊舒夫的塞法迪犹太人与新来的德系犹太人紧密团结，开始做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加入哈加纳并采取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100]简而言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对峙越来越明确地变为民族冲突。
此外，人们对这一变化的意义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左翼和右翼的犹太人都在发声，将情况比作坐在火山上。[101]克里斯托弗·赛克斯（Christopher Sykes），一位敏锐地记录英国委任统治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将1929年定为“覆水难收的转折点”。[102]在几起类似案件中，来自耶路撒冷西部郊区里夫塔村的阿拉伯人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纳哈拉特希瓦街区（Nahalat Shiva）的犹太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建立在阿拉伯人自己的祖先多年前卖出的土地上。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观念逐渐明朗，即让犹太复国主义者站稳脚跟是一个可怕的错误？[103]伟大的希伯来作家什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Shmuel Yosef Agnon）在见证了新建的犹太住宅区特比昂（Talpiot）变得满目疮痍后，叙述了自身对阿拉伯人看法的改变。“现在我的态度就是如此。我不恨他们，不爱他们，不想看到他们的脸。根据愚见，我们现在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50万犹太人的聚居区，否则就会失败。”[104]日后成了知名阿拉伯问题“专家”的雅法犹太人耶霍舒亚·帕尔蒙（Yehoshua Palmon）将1929年视为冲突的转折点。*力暴**“教会了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屈服或者举起利剑”，他后来表示“我选择举起剑”。[105]
互为仇雠
在英国委任统治下，每起事件发生后都会伴随一轮调查和新的政策提案，这逐渐成为一种惯例，1929年的事件也不例外。1930年3月，肖的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关于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未来计划的主张和要求，一直令阿拉伯人担心他们将被剥夺生计，在犹太人的统治下过活。”[106]对于犹太人来说，不幸的是，委员会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扩张导致一个“没有土地、满腹怨言的阶层”正在形成，而这正是骚乱的主要原因，委员会还敦促他们遵循“更明确的方向”。由约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爵士指导进行的另一项调查考察了巴勒斯坦的经济容量，并得出结论，这里没有足够的土地来满足犹太移民的需求。阿拉伯乡村地区已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农民收入不佳，被迫出售土地并搬进城市和周围的棚户区。他警告：
（犹太）定居地不断蓄意*制抵**阿拉伯劳工的原则不仅与委任统治相悖，而且还是一个持续给这个地区增添风险的祸源。阿拉伯人民已经因为把土地转交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手里而心神不宁、失魂落魄了。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存在，阿拉伯人有这些反应不是没道理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这种准确的评价是“傲慢和敌对的”。[107]以殖民地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即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的名义发表的相关白皮书随后于1930年10月公开。这意味着未来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动可能不得不受到限制。犹太复国主义者惊骇莫名，同时对他们在伦敦影响力的下降感到不满。哈伊姆·魏茨曼辞去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英国承认的执行机构犹太事务局的领导职位。帕斯菲尔德勋爵被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党**议员和保守*党**反对派群起而攻。有人利用拉姆齐·麦克唐纳[108]领导的少数派工*党**政府的弱点进行了大规模游说，此后白皮书被撤销。[109] 1931年2月，麦克唐纳当着下院议员的面，宣读了他寄给魏茨曼的一封信——阿拉伯人称之为“黑色信件”（Black Letter）——批驳了帕斯菲尔德勋爵的政策主张。“麦克唐纳写给我的信表明，”魏茨曼写道，“英国政府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取得巨大成就。”[110] 1929年令人震惊的事件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英国对犹太民族家园信誓旦旦的二度承诺。但没有人重新评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
更具批判性的呼声不时出现。汉斯·科恩（Hans Kohn）是“和平之约”的支持者，他以反常的方式——对于一名未来的民族主义研究权威来说，这其实很正常——在更宏观的反殖民主义背景下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我无法认同（犹太复国主义官方政策中）将阿拉伯民族运动描绘成几个大地主的肆意煽动”，他写道：
我知道……在英国和法国，极端保守的帝国主义媒体经常以类似的方式描述印度、埃及和中国的民族运动——简而言之，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被压迫者发起民族运动，都威胁到了殖民国家的利益。我知道这种描述是多么错误和虚伪。我们假装是无辜的受害者……诚然阿拉伯人在八月份袭击了我们。他们因为没有*队军**，所以不遵守战争规则，还做出了殖民地起义所特有的野蛮行为。但是我们有责任研究这场起义的深层原因。我们已经在巴勒斯坦待了十二年……却没有一次严肃认真地通过谈判来获得原住居民的赞同，而是一直依靠着英国的军事力量。我们为自己设定了目标，但这些目标本身势必导致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将会……成为一场反抗我们的民族起义的正当理由……而我们假装阿拉伯人不存在。[111]
希伯来大学第一任校长、美国的犹太教改革派[112]拉比、和平主义者朱达·马格内斯（Judah Magnes）在一次颇具争议的讲话中提出了类似的结论，却遭到了学生的嘲笑。“如果我们找不到和平与相互理解的途径，如果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唯一方式是依靠某个帝国的*刀刺**，那么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失去了价值；作为已经见证过无数帝国起落的永恒民族，我们应该保持耐心，谋划并等待。”[113]尽管如此，持这些观点的都是犹太人中的少数派，在流血事件之后，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影响那种越来越强硬的情绪。1931年，阿瑟·鲁平离开了“和平之约”，两年后该组织因为许多成员离弃和长期缺乏资金而不复存在。
本-古里安当时已成为劳工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坦率地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愿望多年来不可调和，并于1929年11月得出结论：现在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他告诉同僚：“以色列地的阿拉伯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希望犹太人成为多数。这是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冲突的真正根源。我们和他们都希望成为多数。”[114]这些评论都是私下里发表的。而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坚持官方的说法：骚乱是“一群被宗教和狂热之火煽动并激怒的人造成的”。[115]他已在10月强调过需要专注于大规模移民和增强伊舒夫的安全性，并草拟了一项名为“防御工事”（Bitzaron）的计划。现有定居点之间的距离将缩小——他称之为“连点成线”——在未来，定居点还将按计划形成地域连续性。耶路撒冷并非燃眉之急，却也得到了特别关注。
事实上，1929年*力暴**事件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增加了该地两个族群之间实际上的分离。犹太人离开了希伯伦，虽然在1931年30多个塞法迪犹太家族又返回该地。加沙和巴勒斯坦其他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的少数犹太人也离开了。在短暂的阿拉伯*制抵**运动的压力下，犹太商人离开了耶路撒冷老城以及海法和雅法的阿拉伯区，搬到了以犹太居民为主的区域或是特拉维夫。阿卡的萨洛尼卡（Salonika）犹太渔民小社团已经退居海法。阿拉伯人也离开了犹太人主导的地区。“阿拉伯司机害怕进入犹太区，犹太司机害怕进入阿拉伯区，”耶路撒冷一名英国官员的妻子记录道，“而当一个人坐上一辆使用希伯来车牌号的车并以为自己的司机是犹太人时，他会发现司机其实是一个入乡随俗、用着希伯来车牌号的阿拉伯人。所有司机都有两顶帽子，根据要去的地区戴上毡帽或便帽。”[116]分界变得更加明确了。一份英国人的报告指出：“两个民族之间的任何分裂现在都毫不掩饰地公开了。”[117]经济隔离也成了大势所趋。这场骚乱促进了希伯来劳工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从未实现的建立阿拉伯-犹太劳工联合组织的旧点子遭受了近乎致命的打击。在耶路撒冷郊外的莫特扎的葡萄园里，希斯塔德鲁特曾徒劳无功地为只雇用希伯来劳动力而奋斗，而现在，大多数阿拉伯工人都被解雇了。[118]战线越来越清晰。
[1] Zionist Review, July 1918.
[2] Neil Caplan, Palestine Jewry and the Arab Question, p. 22.
[3]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p.32.
[4] Gudrun Kramer, History of Palestine, p. 158.
[5] Geoffrey Furlonge, Palestine is My Country, pp. 35–64.
[6] 此处指费萨尔一世，即费萨尔·伊本·侯赛因（Faisal I bin Hussein，1885—1933），哈希姆家族成员，1920年一度成为大叙利亚国王，1921—1933年为伊拉克国王。埃米尔（emir）是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译者注
[7] 哈希姆（Hashemite）家族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族，历史上曾统治过汉志王国、伊拉克王国，如今的约旦王室也属于这个家族。——译者注
[8]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244.
[9] Nakdimon Rogel, Weizmann’s man in Damascus: Dr. Shlomo Felman’s mission to Faisal’s court, September 1919–July 1920, Studies in Zionism 4 (2), 1983.
[10] Neil Caplan, Faisal Ibn Husain and the Zionists: a re‑examination with documents,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5 (4), 1983, pp. 561–614.
[11] Abba Eban, My People, p. 377.
[12]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42;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p. 116.
[13] Zionist Review, January 1920.
[14] Haim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alestine, p. 97.
[15] 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p. 428.
[16] Storrs, Orientations, p. 398.
[17] 这句话出自反战诗人维尔浮莱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为国捐躯》，意为“为国捐躯是甜蜜而荣耀的”。——译者注
[18]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p. 98–109.
[19]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57.
[20] 拿比牧撒（Nebi Musa）作为地名被认为是摩西的坟墓所在，它同时也是一个为期七天的穆斯林宗教节日。节日期间穆斯林将集体从巴勒斯坦到杰里科附近的摩西之墓朝圣。——译者注
[21] Storrs, Orientations, p. 387.
[22] 《佩林报告》（Palin Report），英国为调查耶路撒冷1920年骚乱而成立的佩林调查委员会（Palin Commission of Inquiry）所做的报告。委员会调查了152名目击者，报告于1920年7月1日完成，并于当年8月提交，但从未公布。——译者注
[23]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 96.
[24] Porath, Emergence, p. 81.
[25] Viscount Samuel, Memoirs, p. 154.
[26] 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释义官，地位崇高。——译者注
[27] Ilan Pappé,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Dynasty, p. 204.
[28] Pappé, Rise and Fall, p. 206.
[29] A. J. Sherman, Mandate Memories, p. 54.
[30] Elie Kedourie,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55.
[31] Yoav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34–6.
[32] Abigail Jacobson, From Empire to Empire, p. 165.
[33] Hillel Cohen, Army of Shadows, p. 20.
[34] Porath, Emergence, p. 68.
[35]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 55.
[36]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101.
[37] Porath, Emergence, p. 68.
[38] Neil Caplan, The Israel Palestine Conflic, p. 11.
[39] Porath, Emergence, p. 60.
[40] Porath, Emergence, p. 133.
[41] Yeruham Cohen, Leor Hayom uvaMahshekh, p. 10.
[42] 海克拉夫特委员会（Haycraft Commission of Inquiry）是英国政府成立的调查1921年雅法骚乱的皇家调查机构，发表了报告《巴勒斯坦：1921年5月的骚乱》。——译者注
[43]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 94.
[44] Simha F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p. 61.
[45]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349.
[46] David HaCohen, Time to Tell, p. 168.
[47] Kedouri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71.
[48] Flapa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p. 62.
[49] Meir Pa’il, Min HaHaganah leTzva Haganah, pp. 19–24.
[50] The Iron Wall, Razsviet, 4 March 1923.
[51] Haycraft Report, p. 50.
[52] Haycraft Report, p. 50; Peel Report, p. 52.
[53] 基布兹（kibbutz，复数为kibbutzim），以色列的犹太集体合作社，结合了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社区内实行完全公有制，成员共同劳动，各取所需。——译者注
[54] W. F. Stirling, Safety Last, quoted in Walid Khalidi, From Haven to Conquest,pp. 233–4.
[55]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p. 372–4.
[56] Yael Zerubavel, The desert and the settlement as symbolic landscapes in modern Israeli culture, in Julia Brauch et al. (eds.), Jewish Topographies, pp. 201–23.
[57] Sharon Rotbard, White City, Black City, p. 89.
[58] Mark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119.
[59] Rotbard, White City, Black City, p. 91.
[60] Cohen, Leor Hayom, p. 10.
[61] Sherman, Mandate Memories, p. 73.
[62] Gur Alroey, Unpromising Land, p. 17.
[63] Evyatar Friesel, Through a peculiar lens: Zionism and Palestine in British diaries, 1927–31,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9 (3), 1993, pp. 419–44.
[64] Barbara J. Smith, The Roots of Separatism, p. 4.
[65] Jacob Norris, Land of Progress, p. 85.
[66] Caplan, Palestine Jewry, pp. 132, 198–9.
[67] Elie Kedourie, Herbert Samu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 in 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59.
[68] Kenneth Stein, The Land Question in Palestine, p. 59.
[69] Yosef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pp. 138–43.
[70]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p. 44; Gelber, Shorshei haHavatselet, pp. 33–5.
[71] Martin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 149.
[72]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p. 251.
[73] Roy Macleod, Balfour’s mission to Palestine: science, strategy,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Minerva 46 (1), 2008, pp.53–76.
[74] Nili Fox, Balfouriya: an American Zionist failure or secret success?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78 (4), 1989, pp. 497–512.
[75] Pappé, Rise and Fall, p. 230.
[76] Porath, Emergence, p. 213.
[77] Stein, Land Question, p. 70; Ted Swedenburg, Memories of Revolt, pp. 98–9.
[78] Donna Robinson Divin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Ottoman Palestine, pp. 194–5.
[79] Porath, Emergence, p. 253.
[80] Weldon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 65.
[81] “哭墙”，古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是犹太民族团结的象征。公元前1000年，犹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修筑“第一圣殿”，该圣殿毁于公元前586年巴比*攻伦**占耶路撒冷。后于旧址重修“第二圣殿”并在公元前19年由希律王一世扩建；罗马帝国驱逐犹太人期间圣殿再度被毁，仅余护墙。直到拜占庭帝国时期犹太人才获准在每年圣殿被毁日重归耶路撒冷，对着断壁残垣悼念故国。——译者注
[82] 登霄（或升霄）夜行（Isra and Mi’raj），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驾神马卜拉格从麦加飞到耶路撒冷，并从此地登临天堂，与神对话获得启示。（《古兰经》17：1）——译者注
[83] 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由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阿布杜勒——马利克于687年至691年间建造，穆斯林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登霄夜行之处。——译者注
[84] Hillel Cohen, Tarpat, pp. 133–4.
[85] 赎罪日（Yom Kippur）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圣日之一。《圣经》中上帝晓谕摩西，使以色列人在犹太新年过后的第10天进行祈祷和忏悔。——译者注
[86] Porath, Emergence, p. 266.
[87] 贝塔修正主义运动（Beitar Revisionist movement）是雅博京斯基1923年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发起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青年运动。——译者注
[88] Segev, One Palestine, p. 304; David Ben‑Gurion, Zichronot, pp. 340–49.
[89] Cohen, Tarpat, pp. 147–8.
[90] 伯哈基琳（Beit HaKerem），意为“葡萄园之屋”，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规模较大的犹太社区。——译者注
[91] Rana Barakat, The Jerusalem Fellah: popular politics in Mandate‑era Palestin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6 (1), 2016, pp. 7–19.
[92] 莫特扎（Motza），位于耶路撒冷西部边缘的犹太人居住区，1854年建立，是近代耶路撒冷老城外第一个犹太农场。——译者注
[93]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British in Palestine, p. 237.
[94]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177.
[95] Matthews, Confronting an Empire, p. 65.
[96] Sami Adwan et al. (eds.), Side By Side: Parallel Histories, p. 63.
[97] https://www.academia.edu/8567561/Calendars_martyrs_and_Palestinian_particularism_under_British_rule.
[98] 犹太学院（yeshiva），即犹太神学院，教授犹太法典等传统宗教内容。——译者注
[99] Segev, One Palestine, pp. 314–26.
[100] Porath, Emergence, p. 272.
[101] Shapira, Land and Power, p. 174.
[102] Christopher Sykes, Cross Roads, p. 139.
[103] Cohen, Tarpat, p. 163.
[104] S. Y. Agnon, Me-atzmi el atzmi, p. 406.
[105] Tom Segev, 1949: The First Israelis, p. 67.
[106] Gilbert, Exile and Return, p. 154.
[107] Sykes, Cross Roads, p. 145.
[108] 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分别在1924年和1929年两度出任首相，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出身工*党**的首相。——译者注
[109] Carly, Beckerman‑Boys, The reversal of the Passfield White Paper, 1930–31: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1 (2), 2016, pp. 213–33.
[110]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p. 415.
[111] Hans Kohn, letter to Dr Feiwel, Jerusalem, 21 November 1929, cited in Martin Buber, A Land of Two Peoples.
[112] 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也称为犹太教自由派或进步派，强调信仰的进化性，重视个人道德而非仪式。——译者注
[113] Norman Bentwich, For Zion’s Sake: A Biography of Judah L. Magnes, p. 178.
[114] Michael Bar‑Zohar, Ben-Gurion, p. 310.
[115] Gerber, Remembering and Imagining, p. 34.
[116] Jennifer Glynn (ed.), Tidings from Zion, p. 177.
[117] Peel Report, p. 70.
[118] Suzy Eban, A Sense of Purpose, pp. 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