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剧《大决战》，其中有一个情节，描述陈布雷自杀前的举动，很有悲剧性，这让他感叹，中国文人有一种悲剧，内心纠结，解不开冲突，选择了一死了之。

而陈布雷和清末的王国维是非常典型走上这一悲剧之路的两个文人。陈布雷和王国维两个有有共同特点，都是很有学识的大文人，但后来都进入仕途，他们文人本性不改，但却卷入*场官**，结果，心灵里的矛盾冲突迫使他们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一，陈布雷的死和王国维的死都是事先有了充分准备的，是很冷静地结束自己生命的。

陈布雷是早做好了自杀的准备的，他非常冷静地在安排临终前的事。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打电话到中央中央信托局，要他的女婿袁永熙即刻来见他。陈布雷心里已经知道袁永熙是*共中***党**员，他此时叫他立刻来见面，这是比较意外的。见面后，陈布雷对他的女婿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对女婿的这种说法，像是总结似的，可是，当时袁永熙只感到有些奇怪，但并没有想到这是他临终之言，陈布雷停了一会儿，又关交代陈永熙说：“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事后看来，陈布雷之所以那么急把女婿叫到公馆来，是在对他的女婿交代临终遗言。

陈布雷

陈永熙离开了，夜已深，陈布雷走进自己的卧室，在利用他临终的短短的时间，写下了致领袖、致同僚、致部下、致友好、致夫人、致子女、致兄弟等十一封遗书。这表明，他自杀前是非常冷静的，而在他《致领袖》的遗书中，他袒露出“ 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的感受，这也表明了他自杀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如此强烈地刺激了陈布雷，使他选择自杀呢？

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当时使陈布雷在去世前情绪受刺激很大的主要原因有两条：

一是陈布雷感到当时军事情势逐渐逆转。在陈布雷去世前几日，徐蚌战役中，黄百韬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被解放军歼灭；中国*产党共**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第59军、77军所辖38师、180师、132师及37师一个团共2.3万名官兵举行贾汪起义，使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了；此外，华东*战野**军三个纵队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切断了国民*党**徐州集团的退路，国民*党**军在徐蚌徐蚌战役凶多吉少。对此军事情势，陈布雷感到非常高忧虑。

二是蒋介石政府发行金圆券，在实施后实行了限价政策，造成货币大贬值。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最后造成了老百姓抢米的现象，而国民*党**当时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有饭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这种现象的发生让写时局评论出身的有良心的陈布雷感到十分难受，他对国民*党**政府感到空前绝望。

作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极度忧虑，加上身体一直不好，而蒋介石又逼着他撰写颂扬战局、赞扬金圆券的文章，他感到了蒋介石政府已经没有救了，而他又坚持“从一而终”，忠诚于蒋介石，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他这位“文胆”感到没有胆量再活下去了，于是，写完了十一封遗书，在极度的绝望中吞服大量*眠药安**自杀了。

王国维画像

无独有偶，在近代，1927年6月2日，另一位文人，而且是比陈布雷名气更大的文人，也在类似的心情下自杀了。这位大文人就是著名学者王国维。

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吃早餐，餐后回到书房小坐片刻。之后，王国维到了办公室，准备给将毕业的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他却发觉试卷、文章没有带来，随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试卷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正事谈完，王国维提出借大洋二元，侯厚培给了他五元钞票，王国维即走出办公室。到了门口，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于11时左右，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后来，人们发现王国维自沉后，把他捞起来，已经去世了。王国维的家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国维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这封遗书所说的死因引起了后人的诸多猜测，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王国维早就想自杀了，他已经准备好了遗书。所以，他自沉昆明湖，并非一时想不开。

王国维去世后，清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意即诚实、谨慎、厚道，恭谨。1927年6月3日，即在他去世后的次日，王国维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专门到京为王国维安排丧事，16日举办悼祭仪式。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王国维的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王国维是一名学者，但是，在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进入南书房，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担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这个职务原来皆是安排给进士、翰林出身的硕学鸿儒的，王国维布衣出身，能当此任，他对溥仪十分感激。 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变政**”，将清帝溥仪驱逐出宫，当时，王国维感到是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欲投金水河殉清（清朝），但因家人极力阻止而没有能跳河。皇帝离开清宫了，王国维也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随后，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而王国维不想当院长，只当教授。这些事表明，王国维骨子里是一个学者，是文人，他当清廷的“南书房行走”，做的是搞学问，整理检理景阳宫藏书等事，并没有搞行政事务。而到了清华国学院，不当院长，只想教书搞学问。这样一位酷爱并擅长于做学问的人不喜欢与世人争的学者怎么会自杀呢？

第二，陈布雷和王国维都在其专长领域有重要成就，是充满睿智和很有学识的文人。

先说说陈布雷。陈布雷在当蒋介石的*用御**笔杆子之前，是颇有成就的一位文人。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勤勉敬业，有很有记者的天赋，因而，他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当时，辛亥革命的呼声很高，陈布雷写了很多拥护辛亥革命的文章，呼吁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他的文章影响非常大。

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发表后，陈布雷将其翻译成中文最先发表在《天铎报》上，由于他当记者当得很出色，后来，陈布雷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他编辑的重点是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可以说，陈布雷在上海新闻界是干得有声有色的，而且，他当时都是在为新思想新潮流呼吁，是进步思想者。

20世纪20年代初，在广东的国民*党**极力反对军阀统治，而陈布雷在上海也反对军阀腐败，两地遥相呼应，当时，《商报》的宣传做得很好，被孙中山称赞为“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

此外，陈布雷在《商报》上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也与当时中国*产党共**的主张也基本相符，他的一些文章还曾被*共中**中央主办的《向导》周刊转载。当时，*共中**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其主笔的革命精神。当时很有影响的报人邹韬奋也赞扬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陈布雷 》，华文库[引用日期2012-09-06]）这一段时间，陈布雷是思想先进的文人，是新闻界的活跃人物，对革新活动是有贡献的。

不过，陈布雷在进入蒋介石集团之后，到后来立场出现了变化，曾为蒋编过一些谎言。

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合力北伐，北伐军攻至南昌，当时，蒋介石急需要身边有一位大文人为他使笔杆子，而当时陈布雷的名声很大，于是，蒋介石便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到南昌晤谈，当时，蒋介石急需人才，表现得非常谦逊，对陈布雷很尊重，而陈布雷感到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能礼贤下士，为其所感动，便答应为蒋服务，不久，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影响很大，这也让蒋介石认定陈布雷就是他要找的笔杆子。

抗战时期，这是陈布雷一生中精神最振奋的时期，也是他充分发挥出文人才识的最重要时期。当时，国内各界抗日的热情激发了陈布雷，而蒋介石表现出抗日的态度也让陈布雷很高兴。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在会上发表了抗日宣言，而这篇宣言便是由陈布雷起草的，从这篇宣言中，人们可以看到陈布雷的才识和气度：“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此文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篇蒋介石开口说的，而文稿是由陈布雷撰写的“抗战宣言”，激发了中国四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澎拜激情，坚定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可见，陈布雷是一位有民族信念和热情的大文人。此文的得到全国同胞的普遍赞誉，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民族大义上，陈布雷是坚持进步方向的，只是，后来，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突出，蒋介石的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应对当时的局势，他把*共反**看到比抗日更重要，更着急，表现出违背全国人民抗战的基本立场，变得越来越*动反**。而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用御**”笔杆子，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文胆”，作为蒋总裁的“智囊”，不得不跟随蒋介石一起*共反**，而且，陈布雷曾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主持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宣传工作，这一时期，陈布雷在立场上受蒋介石的影响，表现出反对进步思想的倾向。他起草过一些*共反**文章，替蒋说假话，欺瞒民众，错误不少。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当时陈布雷的立场和心态编织过谎言，西安事变后，陈布雷为老蒋编写《西安半月记》，一方面，陈布雷深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是为抗日而兵谏的，与“逼君篡权”一点儿也不搭边，而且，对于蒋介石关键时刻狼狈往后山他是知悉的，但是，蒋介石在向陈布雷面授写作该书该重视的主要纲要时，却说他危急之时镇定自若，对张学良以大义劝说，使张醒悟，才转危为安。陈布雷作为”领袖“的”文胆“，只能遵照蒋意思办，违背事实，写出了谎言。这说明，在立场上，他只能跟着蒋介石。可是，在内心里，陈布雷却是很不愿意的，也是很难受的。写出谎言之后，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新浪读书，2006-10-26[引用日期2013-01-18]）可以看出，陈布雷当时心里是很难受的，正像他说的，“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其实，陈布雷属于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内心里很有良心的一位文人，但他却进入长期在蒋身边，任第二侍从室主任，不得不违背良心说谎话。他的这一点被周恩来看出来了，周恩来曾托人传话给陈布雷，称：“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产党共**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

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从左到右，陈丹青绘）

与陈布雷作为大记者大编辑和“总裁”大秘书不同，王国维是一位十分杰出的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于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王氏家族中，他相貌很一般，羸弱多病，生性忧郁，为人很诚实。鲁迅先生评价他“老实得像火腿一样”。

可是，这个老实人在做学问方面却有非凡的智慧。

王国维美国任何硕士、博士头衔，他靠着年轻时家庭的影响和他爱好读书的习惯，积累了一些知识，之后，他曾留下日本，但因生病很快就回国，第二年八月，他到武昌农学校任译授，搞翻译和校对，从此开始了他做学问的生涯。在罗振玉主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接触西方哲学思想。

他从学徒做起，边做边学习，后来，他文学、美学、哲学、史学、词学、红学、曲学、考古学、伦理学、金石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和创新性的见解。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他平生著述60多种，批阅考究古籍200多种。

在文学美学方面，他著有《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他的探索达到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高峰，他的“境界说”成了中国古代诗词学理论的理论总结，而且，他自己的词作也达到了近代很高的水平，但都比较悲情，比如《采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有人将他的词与纳兰性德的词相媲美。

在哲学方面，王国维是比较早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并进行开创性探索工作的一位学者。 他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王国维被认为是是西方哲学最早的传播者，甚至可以说，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形态的哲学的奠基人和中国美学具有现代理论形态的创立者。

王国维不仅最早的较系统介绍叔本华、康德的哲学思想，而且，还用他们的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他的探索方式在当时高人一筹。他关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和“可信不可爱”的评论给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国维写了《论性》《释理》《原命》等来探索中国哲学理念，并翻译了日本学者元良勇次郎著的《伦理学》，影响很大。

在史学研究方面，王国维的研究成就是最显著的 。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王国维在八个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殷周研究，2、历史地理研究，3司马迁和《史记》研究，4、古代北方民族，5、辽金元研究，6、汉晋简牍研究，7、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8、敦煌学研究.。而他在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物文**、古代北方民，以及辽金元研究方面，其成就堪称卓著，填补了多方面空白。

王国维是将甲骨文研究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将地下发现的甲骨文同纸上保留的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史书记载的错误，堪称一绝，他因此而创造了“二重证据法”，把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考证方法结合起来，开辟史学研究的新方法。

王国维是公认的史学大师，郭沫若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可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师和一代国学大师，却在他五十岁时，自沉昆明湖，这是为什么？

王国维雕像

第三，陈布雷和王国维最后选择一死了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悲剧。

首先，先看看陈布雷是为什么而自杀的。

陈布雷在政治理念与文人心态的矛盾中，感到非常痛苦。

自1931年8月蒋介石下野开始，陈布雷心里就开始心里很郁闷了，蒋介石下野，一直到1934年4月，陈布雷曾二度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当然，这教育厅长只是挂名，其实，他仍跟在蒋介石身边做事，蒋介石离不开他这位“文胆”，而陈布雷心里一直有古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也舍不得离开蒋介石。

然而，此时的陈布雷已经开始厌倦作“文胆”的工作，他对于政界的角逐和对于国民*党**高层尔虞我诈的争斗已经很看不惯，也感到非常不适应。他当时表示：“意常不乐，每思隐退，重做记者，或教书自给。”一个记者、编辑，一个文人，误入*场官**，成了文不文，官不官的“总裁”秘书，他被撕裂于政治需要与文人自觉的矛盾心理中，心绪不定、十分痛苦。

陈布雷书法

陈布雷保持着对于蒋介石的感激和追崇心理，但是，他又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治越来越反感，对“蒋家王朝”前途越来越感到渺茫。王国维对于蒋介石“善待”他，他始终感激不尽，一直对蒋愿效犬马之劳，王国维曾写信给《大公报》的王芸生，说出他的心理感受:“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但是，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又越来越来不满，甚至鄙视，因为蒋介石屡屡让他这位坚持文人风范的“文胆”编造谎言，弄虚作假写文章歌颂老蒋和国民*党**当局。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陈布雷感到十分郁闷、痛苦，甚至感到绝望与凄凉。更有甚者，此时的蒋介石心里也非常不痛苦，前方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惨败，东北丢了；在淮海战役中也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高层腐败十分严重，但蒋经国“打虎”又不能让他再打，怕得罪当时的大家族，也怕影响美国对蒋的支持；桂系联合美国外交官，对蒋施压，想把蒋拉下总统宝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常常把气发泄在他身边的人身上，陈布雷也不能幸免。蒋介石让陈布雷说假话粉饰国民*党**的文章，陈布雷很痛苦，而且，蒋介石的要求又越来越高，越来越不讲理。陶希圣曾回忆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

陈布雷为此感到非常委屈，他本是喜欢写文章诉说自己的观点的，现在要按蒋的意思写，而且还写谎言，并且一次次难以让蒋满意，这对陈布雷压力太大了。陈布雷文人的清高和自觉的心理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感到受到极大的*辱侮**，他经常心情烦躁，戳断笔头，掷笔长叹，心中凄凉。他在日记写道:“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疑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陈布雷和陈诚

陈布雷和张治中关系很好，他在信中曾对张治中说出了心里话:“弟自二十四、五年（1935——1936）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睥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国领袖支配……然二十六年（1937）以来，观念一变，已不复顾及自身之劳役与荣辱，乃至于健康。”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他父亲告辞，见陈布雷精神颓丧、头发蓬乱，非常憔悴，陈布雷对陈过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义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而正是这篇文告的撰写任务压得陈布雷再也承受不了了。

11月12日夜，陈布雷留下了11封遗书，深夜服用*眠药安**，了结自己的生命，他在给他夫人留下的遗嘱中说:“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而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表示：“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示承当，以期无负教诲。”

陈布雷的自杀，是因为“忧己”，更是因为“忧国“、忧己”，他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为何受刺激呢？“*国党**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这就是说，他对于国民*党**的危机感受特别深，对国民*党**的前途已经绝望了，而他自己因此而无法提振起精神，加深身体不好，常要服用*眠药安**才能睡得着，当时，蒋介石又一次次逼压着他写出违心的文章，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选择了自尽。

蒋介石对陈布雷自杀感到非常痛苦，他亲自写下了“当代完人”4个字，吊唁陈布雷。

其实，蒋介石是从陈布雷的自杀看到了国民*党**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挽，连忠于他的陈布雷都去了，”*国党**“无望了。

陈布雷与蒋介石等合影

而陈布雷的死，其实是传统文人的一种悲剧。

一方面，陈布雷有理想有追求，有才识，有见解，当他服务于一个“主人”时，当那个“主人”的理想、奋斗目标能与他的想法一致时，他便精神振奋，全力发挥自己的才学、见识来为“主人”服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当他服务的“主人”努力的方向与他不一样，甚至已经与他的理想目标完全相反时，他便感到痛苦无比，再也没有干劲服务了。然而，道德理想和人格修养又使这个文人只能选择“从一而终”，不愿意离开他服务的“主人”，于是，便造成了心里的内在矛盾和理智与情感的断裂，理想无法实现，前途无望，令他彻底绝望，另一方面，又舍不得也不能离开他服务的主人，因而，性情抑郁、内心痛苦，难以接受的绝望，使他只能选择了结自己。在他看来，这是绝望伴随着抑郁，是不能接受现实的逃避，是以死亡来解决内心矛盾的一种抉择。陈布雷的死，死于一种传统知识分子最后的报效风骨，也死于对当时公民*党**政府的彻底绝望。

其实，陈布雷作为文人，并不是胆小的，有时是敢抗争的。有时，他也敢于硬对蒋介石。比如，1947年12月，毛*东泽**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引起了当时全社会的广泛反响，蒋介石看到了这个文本之后，就把文章丢给了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文章写得多好！”。这意思很明显，是怪陈布雷文章写得不好，比毛*东泽**写的逊色。陈布雷心里也很气，他拿出了文人的傲气，直接顶着蒋介石说：“人家的文章可是自己写的.....！"

其次，再看看，王国维是为什么自沉昆明湖的？其实，他死的原因与陈布雷很相似。

王国维在其死前一日留下的遗书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字给人们对他死因的猜测留下诸多疑窦，王国维到底为何而自沉昆明湖的呢？

后来，研究王国维的专家和他熟悉的人，有几种说法：

一是罗振玉“逼债”。 这说的是罗振玉向王国维逼债，使王国维感到羞愤交集，承受不了，便选择自尽。持这一观点主要是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

王国维和罗振玉是姻亲关系，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可是，在罗振玉女婿死后，罗、王两家有了隔阂，罗振玉要求女儿居罗家为夫守节，并逼王每年供其两千元生活费。致使王欠了钱。当时报纸还传，王国维曾经与罗振玉合伙做生意，但亏了本，因而欠了罗一大笔债。而最有声有色的说法是溥仪的说法，他说当时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的字画，而此事被罗振玉知道了，罗振玉便以代卖字画为名将王手中的字画取走，而卖了字画以后，便留着钱不给王国维，称是抵王国维所欠他债，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王国维因此而羞愧难当，便去觅死。

其实，这一“逼债”的说法很难成立。 一是罗振玉长期一直支持王国维，王去日本也是他资助的，王做学问离不开罗的帮助，所以，说罗如此无情地逼债，是说不通的；二是从王国维的遗书所交代的事后安排，并没有看出王国维生前有重债的证据，所以，这一说法是虚构的，可能是有人气愤罗振玉，故意编出来的。

二是因他是清臣怕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而“惊惧”之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冯玉祥、阎锡山两军易帜站到北伐军一边，京师震动。有人因此认为，王国维是担心他这个前清遗老，一旦落入北伐军手中，便会蒙受耻辱，因而感到十分惊惧，所以，自寻短见了。

这种说法也不成立，而且太荒唐了。持这一说法的人不了解王国维的为人，王国维并非是怕被抓而恐惧的人，为了他所坚守的，他是不惧死的。

三是为逊帝“殉清”和劝逊帝逃日本之“谏阻”之说。 王国维曾受过清帝溥仪的知遇之恩，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格提拔为“南书房行走”，待之如国士，因而，王国维一直对逊位的溥仪感恩戴德，在内心里，王国维一直视自己为前清遗老。因而，对于清朝的“覆巢”，他接受不了，因而，以死“殉清”，报效溥仪。因而，梁启超曾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来比喻王国维，而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都主张这一说法。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也主张这说法，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至于“谏阻 ” 说 ，是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建议，反对溥仪委身于日本人，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也与此有关。这“谏阻”说不通，溥仪是否委身于日本人，当时有清廷遗老一帮人帮助谋划，用不着王国维来以死谏阻，而且，以王国维的性格，也不会以此方式来硬对逊帝的。

而“殉情”说有些道理，王国维确实一直忠于溥仪，对清廷是忠诚的，但是，是不是以死“殉情”很难说。因为有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一样，郑孝胥等效命清廷，是想复辟，而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潜心于学术，虽“忠清”，却不图复辟，不至于“愚忠”至“殉清”。

其实，王国维的死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导致他选择自杀的。一是作为清朝的遗民，王国维对于清室的覆亡感到绝望，唤起他一死了之的想法；二是王国维对于他的长子王潜明的病逝感到十分悲痛，心情很不好，因而抑郁而自杀了。这是根据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的说法。三是因为激烈的社会动荡，使王国维所推崇的君子之道等原来的文化价值观衰落了，而对此王国维感到十分苦痛，因而通过选择死来求得心安，是尽其义。这是陈寅恪等人的说法。这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使王国维选择了自沉昆明湖。

王国维之墓

其实，归结起来，王国维是因为内心的巨大矛盾不能调和与解决而自杀的：一方面是文人，是学问家，另一方面，但又因当上了清廷时的“南书房行走”，卷入了政治观念中，因而，其忠君观念和效忠于清廷的理念很强烈，而清廷衰亡了，溥仪要委身于日本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受不了，内心矛盾解不开，但又没有办法挣脱“忠君”观念，不得不以死了之。还有，他是一介书生，专心做学问，而当时局势太乱，政局的变动太大，但他又曾是清臣，他承受不了，一种文人的心态应对不了当时的乱局和混乱的价值观，时代的剧烈动荡，使他的精神家园轰然倒塌，因而，“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为了捍卫内心的尊严，便选择了自沉昆明湖。 这即是文人的心态与政治乱局在内心造成的阴影的矛盾，导致他选择了一死了之。这是传统文人的一种悲剧，既是以死保全自己名士的风骨，又是对时局绝望的一种人生诀别。

陈寅恪在王国维的墓志铭中写道：“名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 ！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的经历和学术贡献令人赞叹！而他的最后选择，却令人感叹！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