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东钱湖出土的越瓷
越窑青瓷是明州港出口的大宗货物。
宋朝时，从宁波出口的海外贸易商品主要有丝织品、瓷器、茶叶、铜钱、香料、书画等，其中越窑青瓷是大宗出口货物。它是明州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发展繁荣的最重要商品之一，在传播中国文化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为出口畅销商品的越窑青瓷，具有“极青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的质地，各国交易商都喜欢如雀跃。
北宋年间，一个曾在中国居住过的阿拉伯学者，这样赞叹从明州港出口的瓷器：这些从“甬江输出”的“中国瓷器透明、洁净、如同水晶"。
瓷器贸易
宋人在《萍洲可谈》中说到了越瓷海运的情景：大的海船有几百人，小的海船也有百余人，拼载的商人们分别占一个数尺见方的货舱位置堆货，晚上商人们就在货垛上睡觉。“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小隙地。”从瓷器大小相套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出口的瓷器以杯壶类、碗类为主。
2001年，在宁波海曙区发掘了一座大型仓储遗址，其中出土的瓷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几乎汇集了全国大多数宋元时期名窑生产的瓷器，这为明州成为当时我国最重要的陶瓷出口始发港之一，提供了有力佐证。
宁波东钱湖越窑青瓷
明州府的青瓷产地，主要在慈溪上林湖、鄞县（今鄞州区）东钱湖、宁海岔路等。近年来在东钱湖挖掘出50多处越窑遗址，出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越窑青瓷。
从明州港输出的瓷器，大都是浙江本地生产的越瓷，以及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生产的，通过明州港出口的青白瓷器。据《诸蕃志》记载，南宋年代，越窑青瓷销往亚洲15个国家。
明州对日本的海路贸易
日本自唐代以来，就与明州形成了密切的海路贸易关系。北宋初期，由于双方不互派使者，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两国商贸活动以民间私人形式进行，并且当时日本政府实行类似海禁政策，日本商船来中国直接交易的机会很少，多数都是由宋朝商人独揽了两边的贸易业务。1013年后，开始有了规模不大的官方贸易。到了南宋，中日商品交易活动才兴盛起来，但还是以民间为主。
现代宁波港
宋朝时期，明州港是与日本通商货物的最主要输出和输入港，全国各地的货物运到明州后，再经海上运输到达日本。同样，从日本到中国的商船也在明州港停泊卸货，然后转运至各地。
比如，商人在京都开封收购完香料等奢侈货品，装船后南下经运河到明州出海，再贩运到日本，换回木材、珍珠等日本货物，按同条路线回到开封，高价出售。
明州至博多航海线路图
从中国至日本，有一条便捷的海上运输线路，叫“吴之道”。这条航道是从日本博多（今福冈市）出发，向西横渡东海，直抵明州，航程最短，快则3到7天，慢则不超过10天。去中国的商船，都在博多港停泊。中国去日本的商船也几乎都停泊在明州港，然后驶向博多港。
明州港和日本博多港，分别是宋朝时期我国与日本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日本木材
从日本输入的大宗货物为木材。《诸蕃志》记载：日本杉木、罗木（桧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解为枋板后，用巨船搬运，至我朝贸易。
日本木料质地良好，多用于建筑材料。南宋临安宫后花园中的避暑地翠寒堂，建于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其所用建筑木材料基本上都是日本进口的桧木。
由于价格实惠，老百姓也喜欢购买。宋诗人陆游曾记一事：倭船载木料到四明，当地人花三十贯铜钱买日本木材，可做一口好棺。
现代博多港
此外，黄金、硫磺、水银、珍珠等贵重物品，还有日本工艺品，如刀剑、绘折扇、屏风、水晶制品等通过博多港进口。
日本产珍珠出口到中国，给商人带来了巨大利润。在日本一颗合乎规格的珍珠，收购价为70贯，贩运到宋朝后，出卖价为5万贯，相差几百倍，令人咋舌。
日本折扇为宋文人喜好。苏辙曾有“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的诗句。
宋代铜钱
宋代铜钱因铸造精美受到日本人的青睐。南宋时，日本商业发展迅速，钱币供给跟不上，于是就以宋铜钱代替，船商借贩运铜钱谋大利，经常一个船次贩运万贯。宋朝国内曾一度为此闹钱荒，以致多次禁止铜钱交易。今日本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就达55万枚之多，其中绝大部分是南宋时输往日本的。
1987年，在日本福冈市博多鸿胪馆遗址上，发现了以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大量瓷器，其中有青瓷碗、执壶、两耳壶等中国瓷器。光是一个日本居民就在遗址附近收集了3000多件青瓷残片，经鉴定都为越窑青瓷。
茶叶也是日本人的喜好，但是由于宋朝政府对茶叶实行统一管制，因此批量出口很少，民间*私走**或官员馈赠现象却普遍存在。古代日本人具有饮茶资格的是宫廷贵族，还有曾在中国学习禅宗佛法的和尚。
荣西和尚
1168年，日本僧人荣西从博多港搭乘在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在明州上岸。他在天台山、天童山等著名佛寺学习了一段时间，回国时将天台山云雾茶籽带回日本，并陆续在九州、京都、博多等地寺院撒下茶籽。从此，中国天台山茶叶在日本繁衍开来。后来荣西还写了一本书，叫《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第一本茶书，书中写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此观点可以说大致代表了日本人喜好饮茶的风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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