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帮家人改变贫困的生活，我在豆蔻年华去了韩国。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将近四年的异国打工经历后，我终于回到了国内。随后，我进入吉林大学，一边学习韩语、一边写作。很快，我成为著名自由撰稿人，并被《知音》杂志以特殊人才招进去当编辑、记者。我在知音一干就是16年……
把自己苦难的经历原滋原味地写下来，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今天，我终于能静下心来，打开尘封的记忆，一字一字地写下这段经历。可是，我的心情为何变得如此沉重，未落几字，眼泪 已经迷糊了双眼……
作者 | 邹建华
编审 | 陈 成
出品 | 1号纪实
▲ 我在韩国仁川工厂时照片
那天，主动辞掉了在韩国那个富户家的工作后，我拎着两个大包，在汉城的一个地铁站，坐上了前往仁川的地铁。坐了十几站，终于到了仁川。下车时，由于车站人太多， 我又拿着两个大包，很不灵便，被人一挤，重心失控，重重地摔在了站台上。 我顾不上看摔的咋样，急忙站起来，拎着两个大包，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地铁站。
我在仁川换乘了公共汽车，一路奔波，终于到了东仁川。在东仁川下车后，我隐约看见了仁川港——两年前，我来韩国时，就是在那里下的船。 两年了，仁川港依旧，而我却在韩国过了两年极其艰难而不稳定的生活。现在又是工作无着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来到了这里。
我也记起了刚来时自己观赏着美丽的仁川港时的激动心情，而现在好象已没有一点儿激情。 在韩国生活第一重要的是有个工作，有个立足之地。这里的繁华与美丽都不属于自己，我不过是个匆匆过客而已。
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新进妇人医院”。在那里，我见到了吴大娘的朋友——朝族老太太金大娘，她在这家医院里做饭。“啊，快进来。”金大娘热情地把我领到她那十平方米左右的宿舍。“快坐下，孩子。我曾给你工作的地方打过电话，知道你出来了，一直在担心，不知你到哪儿去了。”
以前，我曾在工厂的宿舍里见过金大娘两面。那天，我才发现金大娘的两只眼睛好象有些毛病，看人的眼神不大自然。我简单地把在汉城的遭遇说了一下，最后说： “大娘，我现在已无处可去，只好来投奔您，麻烦您帮我找份工作吧。”
金大娘慈祥地拉过了我的手，说：“放心吧，来到这儿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你受了不少的委屈，身子虚弱，必须得调养一下。我一定会帮你找工作的，你就安心吧。”
那天，金大娘为我准备了相当丰盛的晚餐，有米饭、鸡肉炖豆腐、煎鸡蛋和我牛肉汤……我吃到了一顿久违的可口饭菜，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 饭后，金大娘对我说：“这里是医院，如果你被大夫、护士撞上不太好。在他们上班的时间，你最好待在这里。”我连连点头。
我知道已给金大娘平静的生活增添了太多的麻烦，我感激之余，暗下决心，将来某个时候，一定要向她表达真心的感谢！现在最紧迫的，就是要尽快找到工作。那晚，我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我听到老太太一直在忙着打电话，帮我找工作。下午两点左右，闲着没事的我给小辉打电话，想告诉他我已经顺利达到仁川。可是， 他的老板一听是我的电话，很生气，说我总打扰小辉干活儿。 其实，我知道那个时间客人基本走完，是饭店比较闲的时间。虽然老板态度不好，但总算帮我把小辉叫来接电话。 谁知，小辉没问我的情况，却埋怨我惹他老板生气。我有点儿不开心，没说几句就挂了电话。
第三天，我终于等到了消息，一家普拉斯替工厂需要人手，而我以前也在普拉斯替工厂干过。当天，热心的金大娘特地请假，带我奔向那家工厂。
我们坐了近一个小时的车，才到了位于仁川东南部的南东工团。那里是仁川市的工业区，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几百家的工厂。附近几乎没有住户，路上行人很少，路过的人大部分是穿着劳动服的工厂的工人，几家零星的小卖店散落在街头。
此前，我就听说韩国为了防止城市的空气污染，将工厂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这种做法从表面上减少了城市的污染，却将污染转移到了乡村。这个南东工团据说是仁川市最大的工业区，稍微有点儿规模的工厂都选择在此进驻。
金大娘领着我来到一家拥有两层楼房的公司门口，只见门牌上写着“首都理化”。随后，我俩被门卫带入位于首层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大，每张办公桌上都配有电脑。我和金大娘在会客处落坐，不一会儿，一位身形肥胖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向我俩问了声好，然后便优雅地坐在对面。原来，这个女人便是社长。
女社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金大娘：“阿珠玛，就是这位小姐想入职吗？她这么瘦，工厂的活儿能干得了吗？”“能干得了，她以前在这样的厂子干过8个月，活儿干的可好了。”金大娘积极地为我说话。 “小姐，我们这儿没有女工，你得和男人干同样的活，你能行吗？”女社长转头向我，问道。“能，我以前就和男人干同样的活儿。”我很有自信地答道。
女社长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好吧，那你就留下吧。因为这儿的宿舍住的都是男工，你不方便住在这。这样，你去市内的宿舍住。科长家旁边有一间空房子， 你明天就搬进去吧。”我连声答应。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我异常高兴。
这时候，社长打了电话。不一会儿，推门走进来一个个头不高，长得很胖，小眼睛，满脸痘痘的26、7岁的韩国女孩。她穿着一套质地比较好的套装，长发披散在肩上。社长介绍说：“他是吴小姐，是会社的会计兼保管，以后你俩要好好相处。” 我答应后，便和金大娘走出了社长办公室。
第二天一大早，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辞别了金大娘，拎着行李，去了市内的工厂宿舍。到达宿舍门口，我看见门上有一个大铁门。我按了门铃，不久，从里面走出来一位三十多岁、长得很清秀的妇女。“你是中国小姐吗？快进来吧。”她说。我猜她一定是科长的夫人。
里面有一处宽敞的院子，前面是一间挺大的朝鲜式住房，旁边是一间独立的棚式小屋。科长夫人将我领到棚式小屋门前，说：“我丈夫说安排你住这儿，你先进去收拾一下，需要什么就到我家去拿。”说完，她便走了。
我走进小屋，这是一间相当简易的房子，不足10平方米，地上铺有地板革，墙边立着一个衣柜，一张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外侧有一间小厨房，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个空碗架丢弃在角落里。 我强忍着厌恶的情绪，把那间好久没人住、已积了不少鼠粪的屋子彻底清扫了一遍，又买来了不少消毒水和香水喷洒在四处。
中午，科长夫人给我送来了方便面，说：“你这儿还不能自己做饭，我给你做好了方便面，快趁热吃了吧。”我连忙向她鞠躬致谢。 我吃饭时，科长夫人在一旁不停感叹我这样一个细皮嫩肉的姑娘为什么不好好留在家里，而要来韩国挨累受罪。
下午，我在小卖铺买了毛巾、肥皂等生活日用品，又给小辉挂了个电话，想告诉他我最新的情况，谁知，任我怎么哀求，他的老板就是不叫小辉来接电话，我只好作罢。
当天晚上，我躺在地板上久久不能睡着。 屋顶上也不知有多少只耗子，它们在拼命地跳舞，我害怕得要命，怕它们能撞破天花板掉下来落在我身上，在恐惧中，我渡过了不安的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洗漱完，就听到科长在外面叫我：“MISS楚，快点准备上车。”我急忙拎着包，坐上了科长的小轿车。科长30岁左右，个子不高，但长的很精神。 车飞快行驶着，大约半个小时后，便抵达了工厂。下车后，我跟着他们去了食堂。食堂挺大，可容纳三十多人。
我们到达时，只有一个胖胖的厨房阿珠玛在里面。我去打饭时，阿珠玛向科长问道：“这个姑娘是谁？”“噢，是中国小姐，以后在这儿上班。”科长盛了菜，坐到一边去了。 阿珠玛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在我的碗里多加了一个荷包蛋，说：“小姐，多吃点儿，在这儿干活儿可不轻松。”“谢谢。”我冲着阿珠玛笑了。
吃完了饭，我跟着科长等人去了车间。车间很大，过道两旁的蓝色工装盒堆得有二层楼高，再往里走就是生产区域，十台大型的机器整齐排开。这些机器比我之前操作过的机器要大很多。
科长带我去见班长时，我看见他皱了一下眉，但立刻向我伸出了手：“我姓江，希望合作愉快。”江班长是釜山人，长的浓眉大眼，个头不高，但体格律有棒，大概年龄二十七、八岁。
不久，干活儿的人陆续赶到，三个韩国小伙子，还有两个脸庞黑乎乎的外国人，我想那一定是印度尼西亚人。我吃饭时，就听说在这儿工作的还有几个印度尼西亚人。
开工的铃声响了，我被江班长领到了一台大机器旁，旁边的两台机器前站着印尼人。江班长帮我拿来手套和刀后，给我开了机器，手把手地指导我全部操作。
这家工厂主要生产比较大的塑料制品，像挂钟的底盘，电风扇底座等。而我以前打工的那家工厂生产的大部分是小塑料杯等小物件。由于出来的产品比较大，需要用刀划的很多，很难做。没干几分钟，我就觉得胳膊酸疼，汗也下来了。江班长跟了我半天，终于我能自己干了，他说了一句：“原料没有时喊我。”就走了 。
这家工厂的的机器不仅个头大，运转速度也很快，产品出来的频率很高。 不一会儿，我的面前已积满了不少待加工的产品，又由于忙中出乱，我的手也被刀划了两个大口子，鲜血把手套已染红了。我来不及包扎手上的手，拼命地干。
这时我才感到不是所有的普拉斯替的活儿都像我第一个干过的工厂那样好干。 除了危险，还累。这也许也是这样的工厂招不来韩国姑娘的原因吧。
在旁边工作的那个个头很高的叫尼桑的印尼人看我手忙脚乱，同情之余，不时跑过来帮我 。 正当又一次尼桑跑过来帮我干活儿时，江班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俩身边。他挥起拳头，照着尼桑的胸口就是一拳：“黑鬼，谁让你来这儿的？还不快给我滚回去！”尼桑捂着胸口，半天才喘过气来，冲着班长点头哈腰地说：“是，是，我就回去……”
江班长掉过头来，没好气地我说：“Miss楚，你能不能快点儿干？完不成任务可不是你个人的事，我也得跟着挨骂。”说完，他拿起把小刀，站在我旁边干起活儿来。
就在这时，社长来视察了，她特意走到我身边来。江班长不满地说：“社长，Miss楚跟不上机器，积压下不少活儿。” 社长并没生气，说：“她刚来，还不太熟，你多包涵点。对了，以后最轻巧的活儿让Miss楚干。”
社长突然看见我正戴着被血染红的手套吃力地干活儿，就让我摘下手套。我露出了那被刀划破的很深的两个刀口和数不清的小口子， 社长生气了，“江班长，她手伤成这样，怎么不给包扎？她这样忍痛干活，怎么能干得快？”“我，我这就去拿药和纱布……”江班长一边答应，一边离开了。
当江班长回来时，社长已经走了。他在笨拙地为我包扎时，不时嘀咕着： “真他妈倒霉，怎么分给我一个女的……”
整个上午干下来，我累个半死 。终于，午休的时间到了，在我旁边工作的另一个子不大高的叫萨科的印尼人走上来，帮我关了机器，并用很拗口的韩语说：“吃饭了，吃饭了。”我和他一起向厨房走去。“你是韩国人吗？”他问道。“NO，CHINESE。”“噢，CHINESE GOOD。”他很高兴，并向我伸出了手，说：“我们是朋友。”
多年后，当我回忆这段打工经历时，很多场景那样清晰地又浮现在我眼前，心情十分复杂。 当年，年轻气盛的我甘愿在韩国富婆已让步的情况下，放弃韩国富户家那么舒适的生活环境、没有危险的工作，选择住和老鼠为邻的简易房，和男人们一样干有断手风险的工厂活儿，奋不顾身再次跳进苦海。 估计很多人看到这里，会为我当年的选择叹息、心疼。可，这就是我的人生！我从不后悔年轻时代所有的选择，包括承受的风险和苦难。让我欣慰的是，我吃过的所有的苦，都变成了我今天最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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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本连载共69个章节，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邹建华，吉林省长春市人。为了帮助家人改变贫困，于1994年8月，举债到了韩国。历经一年合法，两年多非法的危险重重、九死一生的异国打工生活后，在1998年3月，回到了家乡。
回国后，一边学习韩国语，一边开始写作。期间，在包括《知音》、《家庭》和《华西都市报》等全国各大期刊发表了上百篇稿子，很快成为当时的著名自由撰稿人 。
2001年，被著名的《知音》期刊集团以特殊人才招去，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打工》杂志当编辑、记者。期间，发稿业绩一直名列前茅。2012年，《打工》杂志改版，又到竞争更加激烈的《知音》正刊做编辑。期间，共发表作品1000多万字。
2017年，辞去了编辑、记者工作，带着八旬老娘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梦想，于2018年5月，进入韩国仁荷大学攻读本科。目前，定居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