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文重教到重才重商
高仁斌|文
地理形态上的四川，是以龙门山——峨眉山——大凉山为界划为东西两部，东部为四川盆地，西部为川西高原和高山峡谷，两者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状况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大约在七千万年前，四川盆地还是一个广阔的内陆湖，后湖盆抬升，湖水干涸，形成盆地。其区域范围，大致是以广元——奉节——叙永——雅安四点连线作为盆地底部与周围山地之分界线。盆地内河道纵横，皆属长江水系。在这众多纵横交错的河流中，源出龙门山余脉之茶坪山（古称湔山或玉垒山）东侧的沱江（古称湔水），由成都平原北部至金堂，一路往南，经过内江之后，在泸州汇入长江。而从内江到泸州，沱江水域在这里绵延了100余公里，古称“雒水”，亦名“釜江”。从古至今，沱江水域流经的这片丘陵，大部分地区均在富顺县的范围内。这片靠近北纬30°的紫色丘陵，正好位于川南地理上的几何中心，没有名山大川，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却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奇迹。
物华天宝的盐之源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地区水系的发达，不仅便于交通，而且饶于灌溉，最现实的功效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样的区域，也是物产较为丰富，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往来频繁，文化更加活跃的地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目前的富顺县境内，除了沱江横贯全境之外，尚有有釜溪河、镇溪河、鳌溪河、大城河、石灰溪等大小溪河351条，其中长50千米以上、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3条，长10千米、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可见，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富顺地区有着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
如果说丘陵地貌和良好的水系分布是富顺农耕发达的基础的话，那么，地下盐卤资源的开采则是富顺步入历史辉煌的关键。
关于富顺井盐开采，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年间。富顺在汉时为江阳县属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蜀郡南部和巴郡部分地区设犍为郡，领江阳县等12县，据《元和郡志》记载：“江安富义县，均为汉江阳县地。”东汉章帝时（公元76-88年），崔骃著《博物论》，即写道“江阳之盐”。经查考史籍，汉江阳县，领沱江下游广袤地域，辖有今泸州、泸县、纳溪、江安、富顺、隆昌、荣昌及永川部分地区。除富顺县外，其他地区在唐以前均无产盐的记载。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便明确记载了“江阳县……有富义盐井”。南北朝时，该井名“富世盐井”，“以其出盐最多，商旅辐辏，百姓得其富饶，故名”。据唐代人记述，盐井在富世县“县西南五十步”，即今富顺县富世镇。由此可见，崔骃所称的“江阳之盐”，应是富义等盐井无疑，富顺地区的盐业肇始，应在东汉章帝时期。
自东汉章帝时期之后，经魏晋而步入南北朝时，富顺地区的井盐生产已渐具规模。北周统一四川后，因军需民食及赋税需要，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划出江阳县以富世盐井为中心的西北部地区，设置雒原郡，并“于此设置富世县”，“以富世盐井为名”。这便是富顺地区最早出现的行政建制单位，也是富顺因盐设县之滥觞。唐代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富世县改名富义县，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富义县升为“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因避宋太宗讳改名富顺监，富顺名称即从此开始，未有更变，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保持千年县名不易，这也成为富顺2007年被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评定为“千年古县”的一项基本标准。
及至北宋庆历年间，卓筒井的问世，使中国井盐技术实现了从人力挖掘到机械凿井的重要转变，开创了人类机械钻井的先河，极大地提高了井盐生产力。同时，卓筒井技术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盐井从官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或可成为我们今天追溯富顺商业发展史之源头。
在古代，盐属于稀有商品，实行的官榷经营，因此，井盐的开采，对社会财富的积累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至唐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富义县已有盐井8所，著名的富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川盐征榷自唐朝开始，《通典·食货》载“蜀道、陵、绵等十州盐井总九十所，每年课盐都当钱八千五十八贯”。而在富义等盐井，每年税额即达1858贯，占全省的2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这样描述当时富顺地区的产盐盛况：“地多咸鹾，故饶沃衍润，过于他郡。掘地及泉，咸源遂涌，熬波出素，邦赋弥崇。人以是聚，国以是富。”经历了元代的衰微和元末战争，进入明朝时，富顺地区的盐业上生产开始逐渐恢复，到明正德时，全川盐税年征价银71460.72两，富顺即征9676.51两，著名的富义盐井仍可产盐三万六千余斤。从明嘉靖之后，随着自流井等一批新盐井的出现，富顺盐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和抗战时期两次有名的“川盐济楚”，即是明证。
概括的说，富顺良好的地理条件创造了偏安一隅的农耕文明，而地下盐卤资源的开采，在创造经济发达辉煌历史的同时，更积累了富顺的民间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富顺名扬蜀中的人文风景。
崇文重教的 才子乡
中国的城市，就多数而言，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中心和消费中心，也是封建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类似西欧那种因手工业和商业因素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城市，也不乏其有。除了丝织业中心苏州、杭州、制瓷业重镇景德镇，冶铁业要地佛山等外，在四川，还有一批因盐业生产和盐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或城镇。这些城镇主要包括有：富顺、临邛、巫县（今巫山）、临江（今忠县）、云阳、渠县、仁寿、简阳、南充、开县、乐山、犍为、阆中、盐亭、中江、射洪等地。
宋代是井盐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仅富世盐井年产盐便达50余万斤，富顺县所属盐井“岁出盐货三十余万贯”。也就是说，富顺在宋代的盐业经济，已经进入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富顺在文化建设上也迎来了崭新的机遇。
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太常博士周延俊被任命为富顺知监。周延俊是一个有才华且十分重视教育的官员，他的到来，对于富顺的文风开化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他在任期间，一方面积极主张办学，并且还身体力行地给学生上课，竭力培养当地学子，庆历二年（1042年），富顺学子李冕考取进士，成为富顺进士第一人；另一方面，是在他的倡导下，在县城中轴线上修建文庙，极力树立富顺文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州级盐监的富顺，历任知监均由朝廷派任，其中，周延俊、张齐古、程骧、蒲津、史仝、杨泰之、虞夷简等，均为一时名流，且都热心教育事业，因此，读书求仕和崇尚教育逐渐成为地方历史不衰的风气。
自隋朝开科举取士以来，富顺共产生了238名进士，1000余名举人，这样人才辈出的景象在四川无疑算得上是罕见的，甚至在全国的县份中也不多见。而进士出得最多的当数明代，据《富顺县志》（1993年版）记载，明代284年中富顺共中进士139名，举人492人，贡生386人。正因为如此，自明朝开始，富顺便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在民间，也一直有“富顺才子内江官”的说法。到了清代后期，富顺已成为川南首富之县，教育文化亦居于省内各县前列。据史料记载，仅清光绪二十九年前后不到五年时间，富顺县新建的各类中小学校就多达26所。及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全县已设立官立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和初级小学堂共158所。
教育的兴盛，一方面体现在杰出人才的不断涌现，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座城市文化基因的形成。有着崇文重教传统的富顺，自然在文风开化上有着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仅分布于县域的*物文**就多达700余处，其中多数的*物文**都与“文”直接相关，比如寓意文章风水的文昌宫（已不存）、回澜塔、文光塔，用于科举考试的试院（已不存），表彰进士及第的科甲坊，以及刘本、刘光第、谢持、李宗吾、段玉裁等一大批历代文化名人故居、读书楼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国家级*物文**保护单位富顺文庙。富顺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位于县城中轴线的富顺文庙既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又曾经是官办的学校。整座文庙占地5615平方米，建筑面积3502平方米，东西面宽46米，由三进庭院组成。琉璃屋面，斗拱飞檐，工艺精湛，宏伟肃穆，金碧辉煌，是全国目前保护最完整的29座孔庙之一，也是富顺才子之乡的有力见证。
重才重商的银富顺
一个地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在富顺农业得到发展，盐卤资源得到开发的同时，各种商业活动也随之而起，经过漫长的演进，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发展路径。
由于有着良好的地理条件和温润的气候，富顺农业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又是四川盐、糖的主产区，加之有釜溪、沱江过境，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因此商业贸易相对更加繁荣。到清朝后期，除了县城和自流井盐场商贾云集，已经具有城市雏形外，全县有大小水陆集镇74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编辑的《富顺县乡土志》记载：“除民之入宗教者不计外，共约得实业齐民十二万四千一百数人。士约十分之一，共计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人；农约十分之六，共计七万四千四百六十余人；工约十分之一，共计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人；商约十分之二，共计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余人。”从经商人数可见，商业是十分活跃的。在两万多工商业户中，五分之一加入行帮、商帮，具有中等资产，这些商户多半是地主兼营商业或商业而兼地主。其余多为小商小贩，或从事短途贩运者。
宣统元年（1909年），富顺县就建立了商会，该会也是川南最早建立商会。其职责主要是统领全县商帮、行帮。以粮食、蔗糖、油、酒、食盐、煤炭各帮资本最雄厚，都有货栈批发和转运；其次为*草烟**、药材、棉麻、绸缎、匹头各帮。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食盐、蔗糖、煤炭、白酒、土布、菜油饼、牛羊皮等，金堂的淮帮和泸州、忠州商帮都有人常驻富顺从事收购和转运。清末明初，县城一度成为沱江下游的蔗糖集散地。每年冬季，东门水码头糖包堆积如山，成百木船停泊装运。输入商品主要是药材、*草烟**、洋纱洋布、绸缎、洋广杂货、纸张、火柴和玻璃。而这一时期，自流井盐场已经成为一个井盐开采的集中区域，与盐相关的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并出现一批有代表性的盐商，据清人李榕记载：“积巨资业盐者数百家。”在这些盐商中，以“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和颜桂馨堂”最有名，人称“老四大家族”，他们中每家的资产均超过100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几亿元人民币。到后来抗战爆发后，出现的第二次“川盐济楚”时，盐商“新四大家族”才开始粉墨登场。
民国时期，富顺地区的生产凋敝，商业日趋衰落。除自流井盐场外，县城及各乡镇很少有资财雄厚的大商户。民国24年统计，全县从商人户共1.4万户，小商贩占8000户。集镇座商6000户，多是从事零售业务。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川，四川人口剧增，地方经济受战时经济刺激，一度出现繁荣假象，粮食、白酒（用作制造酒精作动力燃料）、土布、土硝的生产和销售额一度上升。民国后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业受到打击，商家因亏本纷纷倒闭。到1949年富顺解放时，全县有商家和摊贩13084户，从业人员28943人。
1951年10月1日，富顺县正式成立了工商联。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商贩的大部分和城镇商贩的一部分，到农村分田落户，从事农业生产。1953年以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新建立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掌握了批发业务流通的主渠道，城乡私营商户成为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领导下的代购代销商店。1979年以后，随着国家放宽城乡经济政策，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起多渠道商品流通体系，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获得恢复和发展。到1987年，全县共有各种商业、饮食、服务企业791户，分支机构2770户，从业人员19334人；城乡个体商业户21088户，从业人员23929人，注册资金1274万元。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立志于创业发展的富顺人纷纷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当地人有个朴素的说法，叫“挖斋”。在我的印象中，较早走出富顺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背着一把篾刀和一捆藤条就外出谋生的福善藤藤匠，他们凭借着自己高超的传统手工艺，在外面赢得了口碑，也站稳了脚跟。而此后，做沙发的，做床垫的，做家具的，做缝纫的，搞建筑的……各种行业就多了起来，在全国不少的大城市，都有着富顺人奔波的身影。在他们中，涌现出了众多卓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目前，富顺县总商会会员已达1657个，直属商会会员1037个，异地商会会员714个。截至2018年底，全县限额以上商贸企业128户，其中零售业55户、批发业25户、餐饮业44户、住宿业4户。2018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05亿元，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5.78亿元，乡村零售额49.27亿元。全县服务业从业人员24万人。
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富顺所经历的历程：开始于漫长的农耕文明，因盐业繁荣造就了崇文重教的价值追求，进而步入重才重商的发展阶段。这既是富顺这座川南县城的文化风景，更是这片紫色丘陵演绎出的缤纷气象。我们期待着，从这片紫色丘陵出发的富顺人，定当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与实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再次扬帆起航，创造出更加属于自己的精彩，重塑蜀中银富顺的荣光！
2019年7月11日改于海棠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