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一位给孩子代购救命药的母亲被认定“毒贩”消息引起网友热议。这位母亲的孩子患有罕见的癫痫疾病，国内并没有针对此病的特效药，医生建议她使用“氯巴占”来治疗孩子的疾病，但“氯巴占”在国内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受到严格管控。只能依靠海外代购。此后她因帮助病友代购氯巴占时被当地警方调查，随后当地检察院受理案件后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做出不起诉决定。
其实2018年电影《我不是药神》播出后，许多人看到了特殊患病群体的用药困境，电影原型人物陆勇就是因为代购印度仿制的抗癌药而违背法律，我们在同情这些群体时也会问，为什么印度就可以仿制救命药，如果我们早点造出来，不就会方便许多患者吗？
这就要从我们加入WTO世贸组织说起了，当年我们国家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许多制度需要和国际接轨才能方便我们贸易，我们所签的入世协议就包含了关于专利方面的协议。要知道在现代生物医药方面，西方一直处于领先水平，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数量早已建立了绝对的优势，即使现在，我们国家许多制药企业也会去拿一些国外到期的专利来仿制新药。如果仿制他们拥有专利的药物，就会被这些制药企业告到破产，这就是西方药企构建的专利壁垒。为啥在印度就可以去仿制药？这就要从印度方面和西方制药公司两方面谈起了。
印度这个国家在药物专利特别是抗癌药物专利保护上并不严格，甚至因为仿制药价格相比正版药足够低，吃不起正版药的人都会首先选择购买印度仿制药，已经成为印度药企的重要收入来源，印度又怎么会去打击自己国家的药企呢。另一方面，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与西方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西方药企也会选择在药物研发时在印度寻找“试药人”，通常来说，新的药品要正常上市，要经历好几轮试验，确保药品的副作用在可控范围。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对于研发企业来说都要尽量压缩，所以选择在印度进行试药试验也就要对印度药企进行一定的妥协。试验新药意味着风险难以预测，病人更难以承受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