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一位母亲为救治得了罕见病的孩子，从网友处代购氯巴占用于治疗，又应其他购买者要求将海外购买的氯巴占转寄他人，由此涉嫌*私走**、贩卖、运输*品毒**案。最终，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书”认为该母亲的行为已构成*私走**、运输、贩卖*品毒**罪，鉴于“为子女治病诱发犯罪”等原因，最终作出“定罪不起诉”的决定。但这位母亲对这一决定并不认同，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犯罪。
氯巴占目前是我国管制类精神药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属于“*品毒**”的范围。在客观上，网友从境外*私走**氯巴占，并在境内销售，该母亲在这一过程中提供过接收的行为。在主观上，司法机关认为，她明知氯巴占为管制药品而实施上述行为，具备犯罪故意。这样看来，其行为似乎符合了刑法关于*私走***品毒**犯罪的规定。
但是，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明显有着机械司法、形式司法的痕迹。在我国，*品毒**犯罪是刑法规定的重罪，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正是因此，刑法对于*品毒**犯罪规定了相当重的刑罚。如本案涉及的*私走***品毒**罪，起刑点就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从立法而言，罚当其罪是基本的原则，一个行为应受处罚的程度应当与其社会危害性相当。这也是刑法第13条在规定犯罪的概念时强调“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要旨所在。
随着医学的发展，一些精神类药物被用在治疗特殊、疑难病例的特效药当中。不同于*洛因海**、*卡因可**、*片鸦**等传统的典型*品毒**，管制药品的开发生产是用于治疗某些疾病，但由于具有治疗和吸食成瘾的双重特点，导致事实上会被用于*品毒**的交易。单从刑法规制的目的来看，*毒涉**犯罪，无论是*私走**、贩卖、运输等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吸食，而非医疗，管制药品在医疗渠道流通，它们就是“药品”。如果管制药品是在*品毒**渠道里流通，被用于*私走**、贩卖或者吸食，它们才是“*品毒**”。
对此，最高司法机关也有较为具体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认为，“（麻精药品）只有脱离管制被吸毒人员滥用的，才属于*品毒**。”“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向*私走**、贩卖*品毒**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品毒**的人员进行贩卖的，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一般不宜认定为贩卖*品毒**罪。”“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醉药麻**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对这类销售、运输管制类药品的案件，在纸面的规定之下，司法人员还要关注行为的内在要件，从实质来把握、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一是实施行为的人是毒贩、吸毒人员还是普通的购买使用者；二是物品本身是一般*品毒**还是管制类药品，其源头是违法生产还是正规企业所合法生产；三是这类药品最终流向的对象是吸毒群体还是病患群体。因为，同样形式相同的行为，行为内在要素的不同会导致*品毒**犯罪、非法经营犯罪、无罪，这三种不同结果。
就上述“贩毒救子”案件的报道来看，检方适用的是相对不起诉（够罪，但认定情节轻微不起诉）。显然，检方的处理结果是为了体现了对这位母亲的宽大，也回应社会舆论的关切。
但是，是否有更好的处理还值得商榷。*私走***品毒**罪是严重的犯罪，起点刑就是三年，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对于这类严重的犯罪，似乎没有构成罪不起诉的空间。如果在刑事司法中不顾法律规定的实质，只是简单地机械司法，照搬条文，在定罪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一方面误解了法律的规定，不当采取了刑事追究，另一方面为了回应舆论和社会*意民**，不当适用不起诉手段，可能是对法治的双重破坏。
刑法是以剥夺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刑罚手段来保障实施的，其针对的是犯罪行为。而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或者说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形式上符合刑法的规定，但实质上没有严重危害性，甚至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在司法上也许可以不启动刑事追究。
对于刑法和刑事手段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指出：“自从有了刑法存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者，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被害人的报复。现在刑法同样不只反对犯罪人，也保护犯罪人，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设立国家刑法权力，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它不只是可罚性的源由，也是它的界限。”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才是具体公正的体现、关乎每一个公民的实在权益，而公正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就必须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和被认同性。
对刑法规定的理解，特别是构成要件的解释上，需要从处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发，在入罪、定罪的判断的场合，更多地探求立法的规范含义和立法本意。这当是法律人应当秉持在心的司法准则，毕竟你办的不只是案件，还是别人的人生。
（作者系法律博士）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