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六月，南方已步入龙舟水的季节。空气潮闷湿热，前半天烈日当空，后半天倏忽乌云压城，一阵急雨扫过，换得一时半会的清凉。
只是这份清凉只迎来身体的片刻舒爽，内心的躁动不安始终无法平静，它如飞速聚会逐层加厚的乌云，越来越沉闷，终于连光明也无法穿透。
此刻，一个叫周瑞琦的青年正怀着如此的沉闷悄然徘徊江畔，片刻之后投身没入江水。十年前，他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到广西过着安静恬淡的生活，投江自杀似乎很没有来由。但是，他在遗书里却写的很明白——“近知国内和会遽停，外交又大失败”，乃“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
这一年是公元1919年。所谓外交之大失败，所指便是巴黎和会之上欧美诸国拟将德国所占青岛之权利转予日本。
周瑞琦的死距五月四号发生的学生运动已过月余。运动的影响由北及南，波及全国，周之死又为其添了一把火，反过来又刺激了北方之青年——年仅十六岁的山东少年刘运增闻知此事也选择了蹈海自尽，留下八字遗书“命投渤海，为国尽忠”。
五四前后自杀的爱国青年人数统计不一，有十一人说，也有十九人说，总归不少于十人。比周瑞琦更为知名，影响也更大的一位死者是郭钦光。他倒不是自杀，而是死于肺炎，因发病和去世日期与五四事件紧密相连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悼念对象。
学生的描述中郭钦光连日奔波，劳累过度，不幸而亡。试图掩盖他早有患病的事实，以此向北洋政府施压，博取全社会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之感。同时，也屡次为他举办盛大的追悼会。
学生们手无缚鸡之力，难免害怕当权者报复，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当时的舆论风向也是完全的偏向学生这边。
不说甚嚣尘上的知识分子，就是各地军阀也相继发电支持学生。即便五月四号的运动进行时之中，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对激愤的学生也是无可奈何，以至于任由章宗祥被群殴，负伤数十处，留得命在已属万幸。
那时候的大学生于社会中也颇有优越感，底层群众视其为未来的官人大老爷，警察并不敢贸然动粗——这与后来的所谓*动反**派差别很大。爱国之情又一时凌驾于国法之上，彼时的学生愈发的情绪高涨，很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
政府势弱，只得惩办曹汝霖诸人，以响应学生“外争主权，内惩*贼国**”的口号。曹汝霖的公馆赵家楼在运动中被火烧，可谓损失不小，然而最悲催的还是伤势颇重的章宗祥。
章宗祥素来亲日，是个实打实的精日分子。五四之时偏巧寓居赵家楼，正撞在枪口上。之后被罢免职务，又被宗族开除章氏祖籍，最后连家乡也不要他了——乡籍亦被开除。当然，时不过一年又被重新启用，这也是政治之常见怪状。
五月二十四号，处于焦点所在地山东的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也开展了郭钦光的追悼会，其中一幅挽联写道：“除世界大邪魔，惜哉击而未中；得天上真荣耀，纵然死亦无伤。”。
大邪魔之一的章宗祥曾留学日本，且著有《日本留学指南》，放到现在八成也是一个自媒体大V。和平时代，人们对情操的要求早已淡薄许多。
蔡元培
2.
北平举办的郭钦光追悼大会是在五月十八号，众多高校学生汇聚一堂，学生代表轮番上台演讲，激愤不减，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前，五月七号，蔡元培离开北平。
北大的自由之风全赖乎蔡元培。其执掌北大以来，对各种学术兼容并包，新旧两派一碗水端平。这样一来，一方面刺激了思想争鸣，另一面却也导致派系林立。乃至于形成教授治校的局面，师生连成一片合起来便能左右校风，甚至对抗教育部。北大学生之所以能统领五四运动也在于此。与之相对的清华大学（当时梅贻琦任教务长），则采取校方联合教授以牵制学生的治校策略，是以运动风浪不及北大。
运动由北大学子而起，又以蔡元培的隆隆声望，很多人寄希望于他能从中调和，促使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使*潮学**尽快平复。所以，他的出走很有点甩袖子不干的避事之嫌，胡适就抱怨他有失领袖风范。
蔡元培五月十六号抵达上海，不几天就前往杭州。五月三十一号，上海也发起了追悼郭钦光的相关活动。
这时的运动风潮已经席卷全国。学生还只是*行游**，现在掀起了工人阶级大*工罢**以及全国性的*制抵**日货潮，主战场也从北平接力到上海。
商务印书馆受此影响辞退了数位来自日本的印刷人员。书馆早前是有一部分日本股份，虽然已经全部回购，也是格外小心翼翼。张元济本人对学生运动也不太感冒，时势所趋，不得不聊作应付。
张元济还极力避开政治，以免影响书局生意。不久之后，有人托他印刷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他也不惜推辞。
这本书最终由上海华强书局出版，后来被视为孙中山《建国方略》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由于他对未来的祖国建设规划过于宏大，而获得了孙大炮的花名。所以痛定思痛，领悟了欲使人信服行动，必先从思想上进行改造不可。
于是此书也被叫做“心理建设”。实际上，整篇只讲了一个论点——知难行易。一件事情想明白了，理顺了，执行起来就很简单。
这也许是他近乎一生的经验总结。
然而当时，他所宣扬的社会建设——政治上之改造被军阀混战所阻挡，不得施行；物质建设——国家经济之发展规划更是乱世中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只有心理建设似乎殊可实现，也是图谋将来的第一步，此又不得不需要一个有力之组织。
这一年的十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从一人之*党**变成一国之*党**。
这一年他的妻子宋庆龄正好二十八岁。久为军阀所排挤的孙中山，于此期间每有新作，必书“赠贤妻”于其上。《孙文学说》也不例外。
我的马克思主义刊发稿
3.
五月四号的运动，以及由此延绵的潮涌纵然声势甚大，也自有波及不到的地方——或者说，其实它只是1919年里一段不太和谐的小插曲。
运动尚盛的五月十五号，《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处也有至今也搞不清楚的地方——当时只是出版而不是发行，确定的是它的单行本发行在十一月份。
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推波助澜之上。李大钊个人的兴趣所致，也绝不会想到会真的左右中国的未来。
政客和军阀依然我行我素。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修正思路依旧谋划着国家的未来，北洋政府除了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再也无可称道，徐世昌的总统一直做到一九二二年。
弃医从文的鲁迅正担任着教育部科长的职位，他对金石和汉画像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年七月，经过半年的选看斟酌，他买下了位于八道湾的一套四合院。
这套拥有三十余间房的四合院共花费了三千五百块银元。其中，周作人出了一部分，卖掉绍兴祖宅得了一千大洋，才凑够全款买下。可以说是举全家之力，并非鲁迅一人之功。
他还经人介绍，购得一块“君子砖”，相传是汉景帝年间，河间王刘德修建君子馆所用。砖呈灰色，上刻“君子”二字，被放置在他的会客室内。
君子砖
什么是君子呢？鲁迅所想，他不讲，我们也不好猜透。
孔子倒是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要庄重平和，不与人争，与人为善却不会勾结谋私。
这大概可以看做他的座右铭，而私下的鲁迅也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就像1919年的春与夏，我们看到的鲁迅是躲进小楼成一统。
可是，难道这就是全部的真相吗？
这一年一月十五号，《新青年》刊发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标题即主题——我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周瑞琦的遗书尚有一句结尾：“此次毋再贻讥五分钟热心是幸”。
鲁迅的血从未冷却，我等青年亦应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