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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三月的一天,上海大康药行的员工王祖蕃在药房里来回踱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原因无他,药行老板王康年前段时间接下了苏北淮阴机关的药品订单,交货日期就在一个星期后。

一个月前的大单子,就算是国外进口的运货慢,现在也该到药厂了。
可是王祖蕃环顾四周,连进口药的影子都没见到,他不禁为老板捏了一把汗。
那可是国家机关的单子,耽误了是要出大事的。
不过神奇的是,七天后机关人员前来验货提货时,药房老板王康年不知从哪变出了两百多磅的酊剂,成功拿到尾款,惊掉了王祖蕃的下巴。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王康年对药厂的订单总是一副不急不徐的样子,明明没有见到伙计送货上门,但提货的总能拿到足量的药品,满载而归。

酊剂
直到后来,这名小员工才知道自己的老板干的是没良心的行当。
以次充好,直接用低质、过期药物来滥竽充数。
甚至到后来还勾兑假药,还把生意做到了人民志愿军那里。
这个王康年何许人也?为什么胆大包天卖假药?诈骗国家财产,坑害了人民志愿军后,结果如何?
这一切,还得从他的发家史说起。

旧时代浙江
1924年,王康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他自小就比同龄人懂事,而且对做生意很感兴趣,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商海里奋斗,拼搏出一番事业。
不过他早些年的职业是电台报告员,拿着一份死工资,后面虽略有晋升,但工资涨幅不大,与他最初的志向相差甚远。
唯一让他满足的一点是台里让他播报的都是些销售广告,他能从中学到不少关于经商的知识。
王康年一直想换一份工作,发挥自己的商业才能,但家里都不想让他放弃这个好差事,直到后来他认识了自己未来的老婆,一位富甲一方的商人的女儿。

因着王康年之前打下了丰厚的商业知识基础,他自己对经商也有些独树一帜的看法和理念,王康年的老丈人很是欣赏他。
结婚后,一家名叫大康商行的百货店开在了上海,是老丈人送给王康年和自己女儿的新婚礼物。
可以说老丈人帮王康年实现了阶层的转变,王康年在商行里天天听着伙计们“王老板王老板”地叫,心里不禁飘飘然起来。
但是一次同学聚会让王康年又改变了想法。

王康年上学时成绩是班里的佼佼者,如今开着一家商行,混得不算差,但在聚会上他完全被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一名老同学抢了风头。
那名同学来参加聚会时是私人司机开着小汽车送来的,穿的是看不出牌子但质感十足的西装。
吃完饭他直接让服务员来签单,十几个人吃的高档西餐,还开了几瓶好酒,他签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跟他比起来,王康年的行头就有点寒酸了。
聚会结束后王康年忍不住内心的好奇去请教,想知道他从事的什么行业,那名同学也不藏着掖着,直言自己做的是药品生意。

王康年顿悟认为,倒卖药物才是最赚钱的门路,一门心思往那方面发展。
但王康年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吗?从最开始的那两年来看,他错得很离谱。
当年的西药基本都靠境外进口且进价基本不低,王康年的同学能挣钱是碰上了行业的黄金时期,但王康年上手时已经有些晚了。
他时常从国外高价进口药品然后积压在手中,最后为了不亏本得太彻底,只能低价卖出。
来回几次,之前开商行挣的钱被他亏得差不多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王康年就想了一招“定金”法,任何需要药品的客户必须给他一定数量的定金,然后再约定一个具体日期交货。
这样王康年卖药的风险就没那么大了。

这一行为确实给王康年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好处,但时运不济的王康年又一次受到了命运的制裁。
那时新中国还未成立,时局动荡,货币的价格极其不稳定。
最严重的时候,王康年上午收的一半定金,下午就只能买个药品的零头了,也是这时候开始,王康年琢磨起了做假货的门道。
刚开始王康年还算谨慎,只在大量药品中混杂一部分过期的低价药,因此一直没被客户发现过,又或者是发现了懒得计较。
这样无意识的包容举动让王康年更加嚣张了,过期药他都觉得成本太高,直接自己动手制药。

玉米面压成药片,拿低价药与水混合当成高价药卖,或者拿未经过消毒的棉花直接当场医用药棉出售,这都是王康年干过的“好事”。
当然,这也是之前王康年能在交货前几天神奇地变出几百磅药片的原因。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上海解放前二十天,王康年因为非法贪污他人药品被告上了法庭。
对于大企业的订单王康年不敢拖延,自己手上有货就拿货,没货就造假,有时候别人存在他店里的货也被他拿去抵了债,且过后拒绝归还。

如此行径,被告上法院也是情有可原。按照正常流程处理,迎接他的会是巨额赔偿以及药厂倒闭。
时值十年内战结束,上海政府大幅度换血,法院法官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王康年的案子。
后来解放军入驻上海,为了巩固民心,也为了大幅度促进上海的经济发展,特赦了大批还未开庭的候审人,其中就包括王康年。
就这样,王康年居然幸运地又回到了自己的药厂,还被特许以负债形式继续经营。

解放军入驻上海
为了能更好地重新经营药厂,王康年把自己伪装成一副一心一意拥护*产党共**的样子。
吃住都学着*产党共**的风格,找机会和*产党共**走得很近。
他伪装得很成功,许多人都将他当作可靠的红旗企业,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接触到如此多的军方订单的原因。
加上当时国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王康年赶上风口,赚了不少。
按理说吃一堑长一智,王康年在货物延期上吃了亏,好不容易有了再来一次的机会,那不得改过自新好好做人?
可是王康年就不。

*乱动**过后的上海与原来有了天大的差别,当年一些老客户有些流落他乡,有些宣告破产,诺大一个上海,知道王康年劣迹斑斑往事的人居然寥寥无几。
因为是负债经营,正常经营药厂挣的钱连还债都不够,于是王康年重操旧业,又开始拿假药糊弄人,连解放军都没能逃离他的魔爪。
解放军南下时找王康年订购一批药品,作为向南征战的军需。
王康年为了偿还店铺的欠款签下了这批价值两亿的订单,然后故技重施,到了约定的日期拖拖拉拉不交货。
实在被催紧了就拿一些过期的急支糖浆,或者是非必需品的热水袋之类的交差。
忙着征战的解放军没那么多精力找他计较,居然就这么给他糊弄过去了。

解放军征战
这次之后,王康年在*队军**里自然没什么好名声,他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特地安排了一群人慰问前来提货的职工,让他们对质量一言难尽的药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是慰问,其实就是找年轻漂亮的女人陪他们吃饭喝酒,顺便暗戳戳送点价值不菲的礼物,心志不坚的很容易就被财色迷了眼。
据相关人员透露,王康年在行贿时非常大方,最高记录是请人吃饭一顿花了两百六十万。
这一招颇具成效,至少在当时王康年拖欠的药品和拿来滥竽充数的假药都没被揪出来。
朝鲜战场上的急救包事件若不是被捅到主席与总理那里,按照这么多年王康年积累的人脉来看,他可能会依旧在外潇洒,继续卖假药坑人。

1952年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中国战士与美国士兵正激烈交战,随着“轰”的一声炮响,几名血肉模糊的战士倒在了硝烟里。
等枪炮声没那么激烈时,几名后勤兵立刻抬着担架将他们送到了医务处。
医务处人声嘈杂。这里不仅有不少重伤人员,一些受了轻伤但行动不便的士兵也在躺着休养,看到被匆匆抬来的“血人”似的几名战士,值班医生皱紧了眉头。
几名女护士匆匆接过伤员,却迟迟没有帮他们止血包扎。

抗美援朝战场
医生尚未发话,担架员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大声催促道:“快止血啊!还愣着干什么?”
几名护士却依旧没有动作,只是声音颤抖地对医生问道:“要用纱布吗?”
伤员的血绵延不断地往外流着,纱布根本止不住血。
医生沉默地点了点头,护士们便迅速拿出急救包,动作娴熟地给战士们包扎好。
几名担架员这才开始往外撤,去寻找其他的伤员。

抗美援朝战场
临出门时其中一位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是我看错了吗......那纱布怎么像是发霉了?”
剩余几人面面相觑,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几天后,彭德怀在指挥处摔了桌子:
“这是什么意思?重伤的战士几乎全牺牲了,怎么轻伤的也牺牲了那么多?什么病毒感染能害死我们这么多战士?那些药都是摆设吗!”
他的怒火让大家都不敢作声,随后从旁边递上一枚急救包,示意彭德怀打开看看。

彭德怀拆开简陋的急救包,入目的便是长了霉菌的纱布以及颜色怪异的药片,这一看就不是正规药厂出来的,纱布上的霉菌应该就是士兵伤口大面积感染的源头。
怒火在他眼中燃烧,当场就要把急救包加一封信快马加急送回中国。
当然,这批急救包的供应商就是王康年。
不久后,王康年得到消息,朝鲜战场上的急救包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毛主席与周总理都对此事十分重视,下令严查。

作为那批药品的直接供应商,他知道这次玩脱了。
因为这批药品不是保存不当出现质量问题,也不是在其中掺杂了部分伪劣药物,所有的药品都由他经手,药片是面粉做的,纱布的原料是没消毒的烂棉花。
上面一旦查到他就是死路一条,王康年收拾细软准备跑路。

当然,王康年的消息不算很灵通,在他还未逃出自己大门的时候,及时赶到的警察已经将王家层层围住,王康年被“请”上警车,去了警局“做客”。
通过对王康年履历的调查以及对王家药厂的员工审问,王康年这些年来的黑心发家史终于被大众熟知。
做这件事之前王康年也是存了侥幸心理的,他认为自己送的药可能半路就会被美军的飞机轰炸,到时候货都毁了,自然没人知道货里是些什么老棉花假药片。
但他没想到药品不但有人用上了,而且用的人很多,最后到了谁都救不了他的地步。
在审判王康年的法庭上,旁听众席几乎坐满了人。

这里除了有在战场上因为伤口感染不幸去世的战士们的家属,也有多年前被王康年恶意拖欠货品导致血本无归的商人。
他们都在等着王康年的判决结果,想给自己或者家人一个交代。
与王康年一起被捕的还有他药行里的几个伙计,王康年卖假药坑害老百姓和志愿军的事他们多少有些了解,也是因为他们的证词,王康年定罪比预计快了很多。
根据药厂员工的证词,王康年的罪行被如数整理如下:
第一条:骗取志愿军药款,明知道药厂无货却一意孤行签下订单。
药厂失信于人是小,无数解放军战士因为药物不足而耽误治疗是大。并且对于自己的行为王康年毫不知错,甚至觉得自己能骗到如此巨款而沾沾自喜。

王康年被捕
第二条:平原省志愿军荣康医院来王康年处购买X光机,王康年夸下海口能提供德国进口机器,却在医院交付了两亿五千万的货款后迟迟不曾交货。
直到四月后荣康医院才收到号称德国进口的X光机,但机器不仅无人帮忙调试,甚至在组装好后因为缺了两个电灯泡无法使用,两亿元就此打了水漂。
第三条:接下了解放军进口德国蛇牌医疗器械的单子,却拿法国不知名小厂的低质量医疗器械交差,两者价格相差几十倍有余。
军部采购外科器械,王康年直接拿妇科器械顶替,二者在材料用途上差别巨大,给医院造成好几起医疗事故。

其他小规模的假药案更是数不胜数。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王康年却靠着坑蒙拐骗富得流油。
解放军不止一次对王康年有恩,第一次是接管上海时大解放,把他从牢狱之灾里解救出来,让他能继续从事药厂生意。
第二次是保卫朝鲜战争,解放军为了如同王康年一般的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能安稳生活,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看破生死。
而王康年回报给他们的,就是拖欠的药品,缺斤少两的机器。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审讯,最终王康年因涉嫌“行贿”“*税偷***税漏**”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并没收所有财产,令人唏嘘不已。
一时间大快人心,这也算是给了那些被假药坑害以及因为假药失去生命的战士们最好的交代。
在被执行死刑前,王康年算是良心未泯,做了一件有助于减少国家财产损失的事。
原来当年那批两亿的药品订单中,王康年也并不是全部都自制假药抵数,他拿了一部分钱款让身在香港的进货商帮他进口一批药品。

那批药品从德国运回,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货期,等终于到国内时,王康年已经因罪获刑了。
香港的商人愿意如数把药品运给解放军,但条件是王康年必须出具委托书。
作为一名死期将至的重罪犯,王康年出具委托书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于是提出要求,要想拿到货品,必须减免他的死刑。
这是万万不可能被同意的。王康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若是因为一批贵重药品就减免刑法,那法律的威严何在?国家的公信力何在?
可不减免就会造成一大批国家财产损失。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大家都处在蓬勃发展期,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王康年已经给国家造成了二十多亿的损失,再来一亿的话,大家难免不肉疼。
这时候只能请王康年的妻子出场了。
作为名门之后,王康年的妻子很是深明大义,她施然走进审讯室,与王康年长谈近两个小时,等她出来时,王康年已经同意在委托书上签字了。
或许他们谈论的是两人的孩子和家人,又或许是展望一些未来的生活,但无论是什么,王康年泯灭的良知被唤醒了。
就这样,在临死之前,他给解放军追回一个亿的财产损失。

一起涉及国家高额财产诈骗的案子就此落下帷幕,王康年坏事做尽,最终得了个枪决的下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年他走出第一步时就该预料到如此结果,但他一直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最后造成国家财力物力极大损失,死有余辜。
无论是经商亦或是普通工作,诚信立人是最基础的,老祖宗传下来的精神断不可在我们这里被丢掉。而像王康年这样违背道义的人,最终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于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黑心商人,各位读者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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