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编辑 | 老余论史

前言：

相对于中国的其它王朝，宋朝被描绘为一个军力衰弱，外交屈辱的年代，但是，宋朝的 各项成就却是极其丰厚 的。

不仅思想上的成就 也是举世无双， 制度上的创新 也是十分不俗，经济上的繁荣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城市文化上的活力也是无穷的。本文的目的是要了解到，中国在十到十三世纪东亚地区的位置。

史学家早就指出， 对外贸易在宋代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作者在本文中力图突出这一重要的意义，并指出这一期间，东亚的国际大环境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海上贸易的兴旺。

本论文主要探讨了三个不同的解释性框架。一种是“唐宋变革说”，这一理论在认识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化方面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另一种重要的观点是，在9和13世纪间，东亚的多国家体制模型；最后，就是这个时候， 国际间的海上贸易体系，已经遍布了亚洲。

在下面，作者将对这三种研究框架进行一一介绍，并对当前学者对其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探讨，以及我们如何从 宏观角度 来看待他们的作用和重要性进行了探讨。

一、三种历史模式

史乐民(Paul Smith)在他关于宋代四川茶业及茶马贸易一书的导言中谈到：自从二十世纪初期内藤虎次郎(湖南)以来，历史学家开始认为晚唐到宋代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近世形成的关键变迁时期。

笔者则在此试图强调此重要性的背景，认为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环境集中体现为各国彼此竞争以及相互间繁荣的海运贸易。

这样一个国家上分立的东亚世界导致海外贸易成为宋代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进一步认为此多国体系其实是相当稳定的，最后是蒙古的崛起和入侵，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突发事件才 终止了这样的国际秩序 。

很久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就认识到从8、9世纪到14世纪的亚洲海洋贸易具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后来， 世界史的学者认识到它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 。珍妮·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Abu。Lughod)在她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就主张13世纪的欧亚世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贸易系统。

当然，它是分区域的，一共包括了七个地区性的子系统，比如海运连接的东亚、东南亚、西南亚等等，可是它们之间发达的远距离贸易使得整个地区可以被称为“ 世界体系 ”。

再者，她认为这个经济体系中最主要的发动机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既是陶瓷等大宗热销商品的出口者，也是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燃香、香料的主要消费者。与此同时，占城、三佛齐、古里、巴格达和开罗也都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并且为这个经济体系增添活力。

二、年代学问题

以下笔者将探讨这三个理论架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笔者相信这些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从时间上回顾一下相关历史事件。

唐宋变革中，如果不是大部分，至少也有许多的变化是发生在晚唐五代时期的。这一时期中， 政治上的分立逐渐演化为后来宋代的多国秩序结构 。

9世纪后期，安禄山以及之后的各地节度使势力不断扩大，导致唐朝的势力从内部瓦解，帝国分裂为南方的多个小国和北方若干短命王朝，进贡的属国则各行其是。

因此，在阿保机（872-926）统治下，契丹人建立了辽王朝，而在966年，越南脱离了南汉，从此脱离了中国。而在朝鲜，中国的宫廷却无能为力，无法左右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高丽一统朝鲜半岛的局面。

虽然自960年开始，宋朝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重新统一各地，开始有效地重建帝国，但它却没有能力征服邻国。这些邻国在10世纪中成功实现了它们的建国努力。

粗看之下，海运贸易体系的诞生跟以上所述之晚唐五代变迁并不相关，因为至少从8世纪前期开始，唐朝在广州就已经同中东地区建立了繁荣的商贸往来，直到879年黄巢叛乱洗劫广州为止。

据阿拉伯史家记载，这次洗劫共有十二万教徒丧生，这也打断了唐代末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同时期，中东的局势在9世纪后期也进入不稳定的状态。从这以后， 五代时期南方各政权以及宋代所进行的海外贸易跟唐代颇不相同。

政府开始采取鼓励贸易的政策，贸易的规模也大得多，交易的商品种类更丰富，参与者更多，就连 船舶的工艺也有很大的提高。

南汉和闽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依靠海外贸易来获取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宋代所效仿。

因此，笔者认为。仅就中国来说，阿布一卢格霍德所描述的海运贸易体系是专指10到13世纪的新图像。在9到10世纪时期，多国秩序体系和海运贸易的同时产生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巧合。

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可以被看作是唐宋变革在国际范围上的一种体现。笔者强调“ 某种程度 ”是因为这两者也同时受其他外在重要因素影响，并且也都具有一些与中国发展无关的基本特征。

下文认为， 宋代经济、多国体系、海运贸易系统 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深入，它们共同决定了东亚世界的格局

三、多国贸易体系

与宋代经济与宋代经济变革和海运贸易之间明显的联系(下文将谈到)相比，经济变革和多国秩序体系之间的关系相对间接但仍然很重要。人们已经发现宋朝与其北方南方邻居的关系差异很大。占城、越南和南诏同宋朝的关系显示出 中国无法被挑战的优势地位。

这些国家以及其他亚洲海域地区的朝贡行为在宋初的海运贸易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可是在北方，1005年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战争，此盟约要求宋朝每年向辽国进贡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继而在1042年，进贡额增加到了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白银。两年后，宋朝同意每年给西夏十三万匹绢、五万两白银和两万斤茶叶。

一个世纪之后的1141年，与金朝缔结和平的代价是每年向其进贡二十五匹万绢和二十五万两白银，宋朝皇帝并且向金朝皇帝表示了臣服姿态。

尽管受到羞辱，这些外交条件似乎并没有给宋朝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斯波义信在讨论到宋给辽的岁贡时说： 宋代的出口额通常远超过它的进口额。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万贯顺差。

这其中，政府的官方贸易往来占到了四十万到五十万贯。此顺差使宋朝实际上重新赚回了对辽国的岁贡。换言之，宋朝贸易规模超过它的岁贡支出。

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宋朝的岁贡反而增加了辽国对宋朝货物的消费需求，金国和西夏也是这样，这些其实对宋朝的生产者有很大好处。这种和辽、西夏以及后来金国的多国秩序体系可以说至少从三方面影响了宋朝经济和商业。

首先是地缘因素。由于宋朝无法控制任何一个中亚和东北亚盛产马匹的地区， 几乎所有的战马都被迫仰赖进口 。茶马贸易每年涉及四五百万斤(2600到3000吨)茶叶出口和大约一万匹战马的购买。这种贸易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四川以及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成为宋朝更中意的贸易伙伴，因为自830年吐蕃各部分裂以来，国家上的分立导致他们比西夏和辽国对宋朝更不具威胁。当然，大规模的茶马贸易对中亚的影响范围其实远远超越了吐蕃的边境。

另外北方各国持续不断的威胁迫使宋朝维持一个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根据郝若贝(Robert Hartwel)收集的数据，1073年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国防开支就占了34％，1172年则是48％。

这并不只是一个维持庞大陆海军的问题，开销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做*器武**军品的生产和新式军事科技的研发。这其实是一个军备竞赛，因为契丹、女真以及其后的蒙古人都很擅长获取并利用宋朝的科技优势，不过这仍是宋人军事战略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此外，正如 北宋开封附近钢铁业的发展所显示，军费开支被证实是促进工商业增长 的一个有力因素。

四、经济变革与海运贸易

由上文关于宋代经济在海运贸易体系中的角色的讨论来看，两者的关系是直接的、有活力的。虽然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印度东南的锡帕国和苏门答腊的三佛吉实际上组成了印度洋上的一个商业体系，但毫无疑问，“ 全球商业体系 ”的主导者是宋朝的中国。

除了中国商品扮演中心角色，中国市场对于其他地区的产品十分重要以外，到11世纪的时候，绝大多数贸易所使用的航船是中国式的舢舨，中国的海商也是首次扩展到国，并开始了一场传统的海洋式散居移民。与以前不同，宋朝政府发展了一套海运贸易的政策模式。

在征服南汉的一年后(971年)，政府在广州建立市舶司来管理所有从南海来的船。两年后，一个禁止华商出洋贸易的命令则显示出政府试图控制贸易的意向。然后在987年，太宗皇帝(976—997年在位)派遣八位宦官组成四个使节团前往南海去邀请商人们来中国做生意。

两年后，在杭州设置了第二个市舶司，992年在明州设立了第三个。在这最初的年份里面，唐代的先例还是很重要。大部分贸易仍然在朝贡之名下进行， 即使有市舶司管理交易的进行，朝廷仍然保有对贵重香药的垄断购买权。

结语：

总之，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变革、多国体系的出现和海洋贸易的扩散都来源于唐朝的经济变化和统治崩坏。 这些现象使得东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政治上分立分裂但同时经济贸易上却充满活力、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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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一八六，第 4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