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夏，京城长安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样热浪滚滚，还是那样人欢马嘶，仍有许多知了在枝头鼓噪，仍有个把孩童在城墙根撒尿。但未央宫里却突然多了几分静默与凝重，出出进进的太监与宫娥们还不时咬起了耳朵。因为他们从太医脸上得知，汉文帝刘恒快不行了。
果然，躺在病榻上的刘恒也自知去日不多，开始安排后事。奇怪的是，他没有急于见皇后和重臣，而是让贴身太监将太子刘启召来，然后屏退左右，神秘兮兮地对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意思是，如果遇到军事危机，周亚夫是统帅*队军**的最佳人选。
听到这里，刘启不禁怔了一怔，继而问父皇：“何以见得？”
于是，刘恒勉强欠起身，让儿子为自己垫上靠背，然后津津有味地讲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奇事——
上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58年，汉匈边塞狼烟四起，匈奴六万铁骑如恶狼一般扑向我朝。边燧烽火一直传进长安，满朝文武的脸上写满了惊慌。朕（zhèn，皇帝的自称）表面上镇静无比，内心却也不是不焦急。于是，朕做出紧急部署：第一，派出三位将军分别把守飞狐（今河北蔚县东南恒山峡谷北口）、句注山（又叫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北部）、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县西北），在北部边塞构筑起第一道防线。第二，命将军徐厉屯兵长安以北的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将军刘礼屯兵长安以东的灞上（今陕西西安东郊），名将周勃次子——周亚夫屯兵长安以西的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一说今陕西长安西十五公里的府君庙附近），从三面保卫京城长安。按照这一布局，即使边塞失守，京城也将万无一失。
大战前的京郊，天幕低垂，飞鸟翔集。出于鼓舞士气的考量，朕亲临兵营犒劳将士。朕先到灞上，再到棘门，两处军营一见朕之车驾便主动放行，欢送朕时也是倾营出动。
可当来到细柳营时，热烈的气氛立刻降到了冰点。只见营门紧闭，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刀出鞘，弓上弦，横眉冷目，拒不开门。廷尉上前通报：“皇帝来了！”士兵回答：“军营只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
朕只得派人持节入营通知周亚夫，接到周亚夫将令的士兵这才打开营门。营门卫兵又叮嘱：“营中不得驱驰。”朕只好让车驾徐徐而行。当朕来到中军帐前，披甲执锐的周亚夫方才现身，向朕行拱手礼：“戴甲之士无法跪拜，请允许臣下以军礼拜见。”
在回宫的路上，彤彤的晚霞涂抹着朕的车鸾，朕不禁陷入了沉思，并一遍遍回味、比较着周亚夫与其他将领迥然不同的做派。在一般人看来，周亚夫的确没有顾及皇帝的面子，但在皇帝的面子和帝国的安危面前，周亚夫的选择无疑是理性的。
当时，看到朕一脸凝重，有的随从开始埋怨周亚夫目无圣上。于是，朕开导他们说：“此乃真将军也！灞上和棘门的*队军**简直形同儿戏，如果敌人前来偷袭，恐怕他们的将军也要做俘虏了。而枕戈待旦的周亚夫怎么可能给敌人以偷袭之机呢？”
随之，朕发出诏令：“各军皆须仿效细柳营！”从此，“细柳营”也成了牢不可破的战争堡垒和心理防线的代名词。
见汉军防守滴水不漏，匈奴一个月后就引兵退去了。
故事讲到这里，皇帝长出了一口气，太子也默默点了点头。
问题是，太子日后真的能遇到“危机”吗？因为众所周知，汉代著名的“文景之治”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汉文帝交给儿子的，绝不是一个“烂摊子”。
二的确，汉文帝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难以抹杀的：他以德治天下，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他轻徭薄赋，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谦让宽容，对臣下与诸侯以礼相待，致使境内呈现出“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祥和局面。
然而，暴风骤雨到来前天会出奇地好，越是平静的水面水就越深，一团和气的政治表象下往往酝酿着巨大的阴谋。对此，汉文帝心知肚明也感同身受，因为汉朝内部的确存在着一触即发的深重危机。
汉朝内乱的根源还在于开国大帝刘邦片面吸取了秦朝中央集权的教训，把被秦始皇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分封制重新捡了回来，分封了七位异姓王、一百四十位列侯，造成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局面。其结果，异姓王在刘邦在世时就纷纷叛乱，刘邦四次亲征才将异姓王逐一削平。他又先后分封了十一位刘姓王，并留下遗嘱：“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但刘邦一死，吕后大封诸吕，最后靠周勃、陈平联手诛灭诸吕，才恢复了刘氏天下。随后剩下的，除了长沙王吴臣，其余全是刘姓王。刘邦四子——汉文帝当政后，为笼络人心，又先后封了十七位刘姓诸侯王。
同姓王就不会叛乱吗？
哲学家叔本华告诉我们，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这些被封出去的浓于水的“血”——皇族子弟，随着世代的传延间隔，加之他们逐渐做大做强，终于淡得比“水”还淡。也就是说，这些刘姓诸侯王不仅不再发挥开国之初的枝辅作用，而且或暗中或公开与朝廷分庭抗礼，有的甚至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割据反叛势力，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先后发动叛乱，“削藩”的声音开始在朝廷响起。
一篇被后人冠名《治安策》的奏文呈在汉文帝面前。启奏者名叫贾谊，是汉文帝少子梁王刘揖的太傅，一位洞穿未来的年轻思想家。奏文分析了汉朝异姓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一条规律：大抵强者先反，弱者最后反，更弱者始终未反。据此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意思是把现有的诸侯国统统划小，一层层地分封给诸侯王的儿辈、孙辈，使他们国小人少，想反也难。
太子刘启的家令晁错也上奏朝廷，请削诸侯。
一向审慎的汉文帝，没有大张旗鼓地削藩，只是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齐王刘则死后无子，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给了刘肥的六个儿子。封淮南王刘喜为城阳王，将淮南一分为三，分封原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但这些枝枝节节的举措，根本无关大局。这也是汉文帝在安排后事时，特别提醒太子小心“缓急”并选好主帅的原因。
但太子显然没有父皇的耐心。
汉景帝刘启继位后，急于改变藩国尾大不掉的格局，果断起用晁错为御史大夫，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削藩。其一，楚王刘戊因上年为薄太后守丧期间私奸，削去东海郡；其二，赵王刘遂两年前也有犯罪行为，削去常山郡：其三，胶西王刘卬（yǎng）卖爵，削去六县。然后，一刀砍向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bì），下诏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二郡。
公元前154年春，削藩的诏书尚未送达吴国，今江苏扬州的刘濞就得到了消息。刘濞立刻派出亲信，联络楚、赵、淄川、胶东、胶西、济南七国联合起兵举事。刘濞致书各国诸侯，宣示起兵的理由为：晁错挑拨刘氏骨肉，诳乱天下，欲危社稷，故起兵“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起兵时刘濞六十二岁，其少子十四岁。他宣布以父子两人的年龄为上、下限，征召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男丁参战，共募集和征召三十余万人，浩浩荡荡，渡淮西进，一直打到今河南东部。
噩讯传到长安，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并准备审讯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逼他交代吴王谋划叛乱的内幕。
作为晁错死对头的袁盎以攻为守，连夜入宫觐见汉景帝，声称此次七国之乱全是晁错主张削夺诸侯土地引起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处死晁错，下诏赦免七国，恢复其辖地，这样一来，叛乱可兵不血刃地得到平息。
其实，历史上任何一次“清君侧”之役，包括此后元朝的孛罗贴木儿、明朝的朱棣，无不是以“取而代之”为最终目的。发难者之所以祭出“清君侧”的大旗，一来可以避免直接挑战君王正统权威带来的舆论压力，给自己险恶的、深层的行为披上貌似合理的外衣，二来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起战争或*变政**。君侧重臣皆为君王臂膀与心腹，代表着君王的用人导向，是国家的执政班底。试想，剪掉了鸟之双翼，挖空了鸟之心腹，鸟儿如何再飞、再生？
但压境的大军已让年轻的皇帝慌不择路，他哪里还有时间考虑“清君侧”背后的深层含义？于是，汉景帝下诏：将晁错“腰斩于市”，派袁盎、刘通前往吴国宣诏，赦免七王之罪，令其罢兵。
袁盎、刘通带着信心满满的笑，纵马踏过迎风舞蹈的野花，匆匆赶到叛军军营。袁盎宣读汉景帝诏书时，刘濞脸上堆着肥硕饱满的笑容，像秋天里沉甸甸的果实。诏书读毕，刘濞脸上的笑似乎凝固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那缝隙里夹满了傲慢与不屑。无论袁盎怎么催促，刘濞一言不发，明摆着是拒不受诏。
派出去的人迟迟不归，汉景帝坐卧不宁。一天，听说仆射邓公从前线赶回长安，汉景帝紧急召见了他，劈头就问：“听到晁错被处死的消息，吴楚决定罢兵了吗？”邓公回答：“吴王刘濞反叛之心已有数十年，此次发兵的目标哪里只是‘清君侧’？”
那一刻，问话者如梦初醒，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一滴清泪从他的脸颊滑下。人说刘备的天下是哭来的，其实大谬而特谬，政治军事从来就不相信眼泪。此时的汉景帝也已经意识到，忍让在日常生活中或许有点效用，但在政治舞台上只会引来蔑视与践踏。无上的权力不是从血统里继承来的，而是靠不懈的斗争和经受一次次的屈辱重新赢得的。直到此时，汉景帝才断然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决定举兵反击。要举兵反击，由谁来收拾残局、统领*队军**呢？
焦躁与悔恨中，他想到了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但几个月前主动辞去丞相职务的窦婴还在闹情绪，以有病为由拒绝出山。随后，他想起了父皇的临终遗嘱：“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三
春天的长安飘满了乌鸦的鼓噪。皇帝下诏：中尉周亚夫升任太尉，统帅三十六将讨伐七国叛军。经皇帝再三劝说，窦婴也同意重新出山，和周亚夫一起平叛。
此时叛军正在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今河南商丘），但周亚夫却向汉景帝提出了“牺牲局部，以谋全局”的战略计划：“吴楚大军剽悍轻捷，如果正面决战将难以取胜。臣打算先暂时放弃梁国，从背后断叛军粮道，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汉景帝“允之”。
周亚夫在荥（xíng）阳（今河南中北部）与众将会师后，将荥阳交给窦婴镇守，自己亲率汉军主力东进。按原定计划，周亚夫绕过正在猛攻梁国的吴楚叛军，率主力直插今山东巨野县南三十公里的昌邑城。同时派弓高侯韩颓当率领一支轻骑，直插吴楚叛军背后的今江苏淮阴县淮泗口，截断叛军的运粮水道。
与吴楚叛军正面对垒的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同母兄弟。身陷苦战的梁王几次向周亚夫告急，周亚夫根本不予理睬。无奈之下，梁王奏请皇帝下诏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仍按兵不动。阵前的梁王欲诉无人，欲哭无泪，只剩华山一条路，那就是身先士卒，破釜沉舟，用鲜血与生命死守梁都睢阳城。据说，梁王每次阵前退敌，口中都骂声不绝，骂得最多的，不是叛军刘濞、刘戊（wù），而是周亚夫。
在梁王的叫骂声中，周亚夫已经暗中派出精兵断绝了叛军的后路。战事僵持了两个月，军粮已尽的叛军急欲与周亚夫决战，周亚夫则坚守不出。《汉书·周亚夫传》写道：“吴楚兵乏粮，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
既无人应战，又饥饿难耐的叛军最终选择了退兵。立刻，周亚夫令手下所有*队军**倾巢出击，围追堵截，吴楚叛军一败涂地，土崩瓦解。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卬、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绝望自杀。只有吴王刘濞侥幸甩掉追兵，带数千残兵逃亡江南越人居住区。
汉兵贴出告示，以千金购买吴王人头。一个月后，越人将血淋淋的吴王头颅送到长安请赏。
“七国之乱”彻底平定，七国被废除，周亚夫赢得了举朝赞誉。只有一个人暗中咬牙切齿，他就是梁王刘武。这正应了一位哲人的话：“敌人会很快被忘记，但会记住见死不救的朋友。”
四
在一片赞誉声中，周亚夫被汉景帝任命为丞相，登上了权力的峰巅。为此，历史老人在暗中评论说：他不要过于高兴，他的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场官**经历，时常预示着不祥的前景——
故事总是由纯情浪漫的喜剧开始：一个忠诚而勇敢的战士，通过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力量帮助皇帝渡过危难。天下太平后，战士迅速受到重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然后，大人物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干涉的领域越来越多，而皇帝则越来越不舒服。悲剧随之发生：当年的战士——如今的大人物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家破人亡。他当初崛起的速度有多快，如今他坠落的程度就有多深。
因为，登上权力峰巅并不意味着可以俯瞰天下。在王权至上的时代，任何官职都是皇帝授予的，你只能无条件地向皇帝负责，必须时刻与皇帝保持一致。而且，你只是站在了所有大臣的前头，处在了宫殿的显要位置，可你一刻也没有主宰过这座宫殿，这座宫殿属于皇帝一个人，它只为卑躬屈膝者遮风避雨，任何一个胆敢在宫殿里大声说话的大臣都会毫不例外地成为被替代者。
然而，正直忠勇的周亚夫不谙此道，他以为无论为将、为相，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均应把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即便是皇帝出现了失误，自己也应该犯颜直谏。他不懂得，在战场上可以冲锋陷阵，一往无前；但在*场官**上则要察言观色、八面玲珑。他悟不透“尽人事，听天命”的道理，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皇帝，根本不需要什么超级英雄，更不需要什么救世主。这也是“名将很少成为名臣”的主要原因。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汉景帝刘启并不具备父皇的豁达大度，他是一个有怨必报的人。早在做太子时，他与吴王太子下棋，因为棋局上的争执居然用棋盘将对方打死，这也成为后来吴王发动叛乱的一大导因。另一次，刘启与梁王刘武一同乘车入朝，到了宫殿司马门却不下车，被公车令张释之拦住，并以不敬罪奏请皇帝依法处理，刘启对此怀恨在心，继位不久便将张释之降职。
大树底下不长草。在这样一个专横君主身边为相，周亚夫的命运可想而知。但正直有余而柔韧不足的周亚夫，过分看中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因而与已无外患之忧的皇帝说起话来，仍难改战争年代的率真。公元前150年，汉景帝执意废掉太子刘荣，改立刘彘（zhì，后来的汉武帝刘彻）为太子，周亚夫根本不顾皇帝的感受，在众目睽睽之下竭力阻挡，结果拉开了与皇帝的距离。
当密友之间出现裂痕，一定会有虎视眈眈者乘虚而入。听说周亚夫被皇帝冷落，梁王刘武每次来朝，都在母亲窦太后面前发泄对周亚夫的不满。事实上，梁王作为汉景帝的亲弟弟，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窦太后的态度自然影响到汉景帝。久而久之，就连汉景帝也开始怀疑周亚夫当初的意图。
一天，一向低调的窦太后经不住亲情的纠缠，向汉景帝提出为皇后之兄王信封侯。周亚夫此时又仗义执言，并搬出高祖遗训说：“汉高帝有约，不是刘氏不得封王，没有战功不得封侯。王信虽然是皇后之兄，无功而封侯，不符合先帝之约也。”汉景帝“默然而沮”。
匈奴徐卢等五位头领来降，汉景帝想封他们为侯，以期招降更多的匈奴将领。周亚夫坚决反对：“这些人背叛主子向陛下投降，而陛下却封他们为侯，将来怎么要求自己的臣子守节呢？”这一次，汉景帝没有再“默然而沮”，而是断然否决了丞相的建议，坚持封徐卢等人为侯。君臣已经形同陌路，周亚夫只得称病谢罪。
读到此处，我们不免替周亚夫在*场官**中“近乎迂腐”的正直而悲哀。但他总有令人仰慕的地方，比如他一脸皱纹没夹住智慧，却留下了一颗天真正直的心。正如近代印度诗人泰戈尔所感悟的那样：“人往往接受你的奉献，而不接受你自身。”公元前147年，周亚夫被免掉了丞相职务。六年前那全胜班师、举朝郊迎的辉煌，已恍如隔世。
而那位没有如愿当上储君的梁王，凭借着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大功和太后的宠爱，渐渐变得飞扬跋扈和破罐子破摔起来，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当然是他们像周亚夫一样反对汉景帝立他为接班人。此事直接导致了汉景帝与梁王的不和，梁王不久就郁郁寡欢而死。他死后，梁国被分裂，变成了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个小国。
梁王已死，一再受到梁王攻击的周亚夫似乎要苦尽甘来。
五
汉景帝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梁王刘武病死后，汉景帝记起刘武对周亚夫的一再非议，突然想考察一下周亚夫，于是在宫中召见并宴请周亚夫。可摆在周亚夫面前的是一块没有切开的肉，而且没有餐具。皇帝这样安排，无非是要警告周亚夫，没有我的恩准，你连面前的肉也无法吃下去。
按说，此时的周亚夫是万万不该发怒的。然而，人世间一条永恒的规律是：幸与不幸都不会使人的性格完全改变。结果，这位过气的将军还是没有压制住内心深处的不满，大声地让宴席官送上餐具。
宴席官无奈地向汉景帝望去，显然是想得到什么暗示。只见汉景帝做了一个双手下压的动作，然后一脸坏笑地问周亚夫：“爱卿还不知足吗？”意思是说，作为无官之人，能参加皇帝的宴会就已经是巨大的恩典了。
周亚夫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
等明白了景帝的折辱之意，周亚夫免冠跪拜。
景帝发话：“起来吧。”
话音刚落，周亚夫起身，旁若无人地步出秋风中的宫殿。两行雁阵，正越过宫殿的檐顶，呼唳着向南飞去。
被捉弄者拂袖而去，捉弄人的人也丢了面子。目送着周亚夫昂然离去的背影，汉景帝恨恨地对身边的随从说：“呀呀，瞧这个愤愤不平的人，将来能侍奉少主吗？”意思是说，将来太子即位，能控制得了这位老将军吗。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皇帝心中已经动了杀机。
本来，你的和我的两个词，就使人们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痛苦和难以言表的罪恶。尤其是在皇权私有的年代，这两个词就更加充满了血腥气味。因为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朝廷，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对于皇帝来讲，天下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任何威胁到“我的”人，都难逃悲惨的命运。当时，直接威胁皇权的因素，一是皇族自家，指皇帝及其继承人之外的强有力的皇子皇孙；二是宦官、母后与外戚；四是功臣、宿将与权贵。第一因素已通过削藩得到遏制，第二因素也在吕后去世后得到整治，剩下的就是第三因素了。而在第三因素中，尤以武将出身的大臣最为引人注目。
兵者，利器也。可利器始终是把双刃剑，既能伤人也能伤己。以暴制暴，采用*力武**的方式维持国家秩序不是不可以，但时间长了难免伤及礼制与教化，建立不起皇帝与武将之间的道德联系，即使是身边的亲信武将，也难保哪一天不起叛心。所以，拥有最可能颠覆皇权利器的军人，特别是那些功勋卓著的重臣，是皇帝优先需要防范的。
而这些功臣避祸的方式，只有降低姿态、谨慎小心，秦国的王翦出征时数次向秦王请求良田美宅，汉初的萧何故意强买强卖民田，无非是想通过降低自己的威望来消除皇帝的猜忌。对于周亚夫这样功高盖主的功臣来说，忠诚度是最重要的，只有对皇帝言听计从，让皇帝认定他绝无贰心，才能延续他的*场官**生涯乃至生命。而周亚夫愤然离席，正犯了帝王的大忌。对周亚夫来说，大祸已经不可避免，剩下的不过是时机而已。显然，在一个推崇句践一样卧薪尝胆、韩信一样忍辱负重而大功告成的民族来说，刚烈始终会成为一种硬伤。
周亚夫离去的步子已经略显沉重，风把他杂乱的胡须甩在刻满岁月纹沟的脸上，像大海的波涛甩碎在坚硬的礁石上。直到推开红漆的家门，抬脚迈向高高的门槛，周亚夫终于悟出，敲门砖敲开门之后，就是绊脚石了。但他醒悟得太晚了，因为他的仕途甚至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六
海明威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一向孝顺的儿子为闲居在家的周亚夫准备“寿事”，购买了五百件殉葬用的兵器。由于苛待雇工，雇工告发他购置兵器准备谋反。朝廷立案侦查，自然牵涉到了周亚夫。周亚夫本想自杀，是妻子劝阻了他，因为一向善良的妻子对皇帝还存有一丝幻想。
在我国历史上，以人之常情揣度皇帝的心思，历来是一件靠不住的事情。因为皇帝不是一般人，他是被赋予了无限权力的超人，是视人命如草芥的人上人，和这种人上人谈善良是一件可笑的事。从另一个角度讲，善良是一种能力，它只可能发生在强势的一方，至少旗鼓相当。比如狼遇到小羊，羊是没有资格谈善良的。只有当狼将羊抓住的时候，突然念及羊的温柔或可怜，决定不吃了，善良就发生了。汉景帝并非昏君，但明君不见得“善良”。汉景帝听说周亚夫露出了“尾巴”，便直接派人审讯周亚夫，要求弄清“真相”。
有关部门把罪行书写于册，一条条地按问，要求周亚夫如实回答。此时，还处于调查取证阶段，皇帝并未正式下达逮捕令，事情尚有转机。然而，周亚夫保持了一贯的高傲，面对审讯一言不发，因而将事件引向了糟糕的结果。
一无所获的官员回宫向汉景帝复命，汉景帝大吼：“吾不用也！”意思是说，我永远不再起用他了，你们还怕他做什么呢？！读者请看，这就是一个明君的“善良”。
汉景帝一怒之下，改派廷尉（主管司法的最*官高**吏）审问周亚夫：“你想谋反吗？”
周亚夫回答：“臣所买器具乃是殉葬品，怎能叫谋反呢？”
廷尉怒责道：“你即使不在地上谋反，也难保不在地下谋反吧？！”
这句著名的话，使人联想到了秦桧的“莫须有”和徐有贞的“虽无显迹，意有之。”在无端罗织罪名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人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周亚夫悲愤难抑。他再憨厚，也不会不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
接下来，就是大丈夫在人间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活着时怎样站着，死去时如何躺着？史载，他在狱中一连绝食五天，最后呕血而死。这一年是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他用不屈的死维护了一个将门之后、耿直之士的人格尊严。
周亚夫死后一年多，汉景帝驾崩，年方十六岁的少主刘彻继位。
命运剥夺了他的生命权，他以另一种方式重返人间。周亚夫自杀后，归葬于出生地江苏省丰县凤城镇周庙村西北，如今这座墓地就静静地躺在其父周勃的墓旁。噩耗传至周亚夫封地——今河北省景县，当地人悲痛地堆起一座高大的衣冠冢，年年祭奠这位令条地熠熠生辉的英雄，景县墓地至今仍傲然屹立在野旷风高的冀东平原上。周亚夫的祖籍河南省原阳县也为他修建了一座墓冢，现位于原阳县原武镇小村南，因墓冢翠柏成林，俗称“柏林冢”。另外，河南省原阳县城西磁固堤村还有一座周亚夫祠。
这些遗迹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比不上被神化的关羽与岳飞。
但对于一位末路英雄，他何曾抱有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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