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错纠错
现行货币制度之下，单一的货币形式对多样的实质内容的混淆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首先是个人消费对社会利润的侵蚀。那些本应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社会福利的财富因为货币形式的单一化而在各个环节被人们肆意地用于个人消费，使得整个经济的发展因缺乏资金而变得有气无力。
其次，单一的货币形式将所有的财富都划上了等号，从而也将创造财富和赚取财富划上等号，这就引发了人们对财富的错误认识，并由此导致人们采取种种错误的经济行为。
这些错误归根到底就是对真正的财富（个人生活必需品）的轻视。
比如，这些年，我国某些地区对农业生产的忽视就是突出的例子，尤其是沿海发展较快的省市热衷于发展工业生产，热衷于炒股票，炒地皮，发行彩票，可是，等发财梦醒，他们发现本省市生产的粮食却不能自给。固然，有钱可以买到粮食，但那也要有人有多余的粮食可卖才行。
《日本经济新闻》1994年12月5日发表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塔·布郎的题为“要预防中国出现粮荒”的文章说：“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三年间增长率已达40%，也有人预测到21世纪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大国。
但是，我则从另外的角度关注中国。那就是工业化得到进展，国民收入增加的中国存在着粮食供应问题。
……
如果经济增长能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对肉类和蛋类的消费需求增长，饲料粮需求量也将急剧增长。就是说，人口增长及收入增加会使粮食的需求成倍地增长。
中国政府设想，到2000年，人均禽蛋的供应量要比现在增加一倍。这一需求量，只凭中国国内生产已经难以满足，当然，将不得不去国际市场购买。
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中国是否有钱到国外去购买粮食；其二，有什么国家能向中国提供粮食。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说，现在的中国贸易顺差如能继续下去，则可以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
严重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世界的粮食产量，以八十年代为分界线，增长率上升停滞。
粮食产量增长停滞，可以认为有如下一些原因，过去粮食产量增长的动力——化肥，其效果已达到顶点，农田水土流失，干旱，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还有工业用地侵占农田使耕种面积减少，等等。
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不能指望世界的粮食产量会有明显的增长。这样一来，将没有任何国家能向中国出售粮食。”（1）
其实，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有过切身的体会，前几年 粮食价格的飞速上涨早已在提醒中国人要节粮，抛开人为的哄抬价格的因素以及原来粮食价格过低等，相信粮食价格的上涨和粮食的求大于供不无关系。
如果不是冷静地观察，那么恐怕很难看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竟然隐藏着“粮荒”，而且那将是有钱没处去买粮食的“粮荒”。可想而知，假如真有这么一天的话，我们所拥有的工业产品，不管数量有多大，质量有多高，也挽救不了我们的肚皮。
可见，经济的飞速增长，如果是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取得的，尤其是在牺牲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话，那是不值得我们激动并为之喝彩的。
创造财富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创造什么样的财富。而单一的货币形式却抹杀了不同种类的财富之间存在的差异，它引导人们只注重产品吸附货币的功能，而不去注意产品本身的功能。
另外，单一的货币形式可以轻易地打破人们煞费苦心地用整部国家机器加以保护的所有权的分野，为一些人非法谋取公有财产和他人的财产提供便利。
总之，单一的货币形式把人类的经济生活变成了一个假面舞会，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不同客观规定性用途的财富，不同所有者的资产全都被单一的货币形式这一假面具给掩盖起来了。于是，各种盲目的行为，混乱的行为充斥在人类经济生活当中。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人们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以期在人类经济生活当中恢复有序和理性。这些办法的核心是让那些已误入歧途的财富重归原本属于它的轨道，主要是指将在混乱中散失的社会利润重新集中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福利的各种办法，以及将掌握在个人手里的社会利润加以再分配的各种办法，等等。
我们知道，社会利润之于社会化大生产犹如种子之于农业生产。农民即使在青黄不接时也不会轻易将种子吃掉，但是，在单一的货币形式之下，社会利润却会被某些人肆无忌惮地瓜分、蚕食，以至于会影响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的进行和发展，使经济发展饱受资金不足的困扰，社会也因成员之间的贫富无度而陷于*乱动**，或者至少是潜伏下社会*乱动**的种子。
为此，人们不得不一面听任社会利润的散失，听任社会分配不公的存在，一面寻求使社会利润重新集中，使分配趋于公正的办法。
下面，我就对这些办法中最常见的，最重要的几种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评价。
其一、股票。
股票是股份公司发给股东用来证明其所入股份及所持有股权的一种凭证。股票通常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尽管股票持有人享有经营参与权、股息要求权、剩余资产分配权及新股认购权等权利，但是，按照股票游戏的规则，股票持有人不能退股，所以，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到的是这个世间最长期的资金，因为它永远不还本。
然而，这种巧妙的筹集资金的方式所需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首先，社会需要承担公开委托发行的股票所需的承销费用；其次，社会需要供养一大批职业炒股者和一个专门从事证券交易的部门；另外，在二级市场上要有不少于各股份公司从初级市场上筹集到的资金总额的资金在滚动、博杀，且不说其中包含的赌博因素是多么不道德，单只讲，股票的发行是为了利用社会闲置的资金，但结果却使更多的资金被闲置在二级市场上，这就足以令人深思、令人惊醒。
上面，是从理论上推导出的利用股票这种方式筹资带来的弊病。现实生活中，股票给中国人带来的有些东西只能用灾难来形容。这些灾难就已经发生的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企业采取种种虚假手段，以求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圈到钱后不是用于发展生产，而是肆意挥霍，滥发奖金、实物，建高档住宅等。报纸上曾报道过一个这样的例子，某上市公司亏损1千多万元，但其总经理个人的年薪却高达206万元。如此使用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和诈骗犯有什么两样？
这还不算完，有的企业为了掩盖经营不善的真相，不仅自己炒作自己的股票，还制作虚假财务报表，发布虚假消息，欺骗股民，以达到配股继续圈钱的目的。
第二、许多不应入市炒股的资金，不仅违法进入股票市场，而且因其资金雄厚，往往“作庄”炒作，榨取广大散户的血汗钱。
这些非法入市的资金有的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的来自国有企业单位。让人想不到的是，在1999年6月2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暑作的一份审计报告中，我们看到，中央机关甚至用财政资金来炒股票。
不允许用国有资金炒股票，绝不是因为股市有风险，而是这些国有资金都有其应有的用途。如国有企业的资金，本身是生产性资金，只能用于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不得挪作它用。而股票，只应该吸收个人手里的闲散资金。
让我感到吃惊并悲哀的是，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9月8日下发了一份《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竟然规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所开立的股票帐户可用于配售股票，也可用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我认为这一规定绝对是错误的，很可能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又一次大流失。
当然，世间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者亦必有弊，股票亦不能外此理。所以，不能因为股票带来的上述弊端，就断定这种筹资方式一无是处。我只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听任社会利润的散失，那么，再想将这些社会利润筹集起来加以使用是需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其二、彩票类。
彩票是什么？彩票是其发行者借助“运气”的作用依照赌博的规则将多数人的钱倒腾到少数人（包括中彩者和发行者）腰包里的一种工具。
彩票在人类的漫长的历史上，恐怕只有短短几百年的历史，但自其问世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以能使一个穷光蛋一夜暴富而受人欢迎。
新中国几十年来，没有人敢提及彩票，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彩票所造成的财富的再分配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当然，也就更没有人敢于利用彩票来做什么了。
历史是个大圆，每隔一段时间，人们会发现自己又站在当初的起点。
在彩票问题上也是阴阳相转。也许是开放的中国突然发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筹措公共建设资金在发行彩票，也许是改革的中国太过于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励敢为天下先者，反正，彩票之风在中国大地上再度劲吹。
1989年4月，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了彩票部，向全省发行公共建设彩票和爱岛建设*彩大**券。前者称为小彩，每周开奖一次，据说中奖面高达48%，头等奖中奖金额为购买金额的一千五百倍，即购买一元中奖可得一千五百元，多买多得；后者称为*彩大**，每张印有六位数的固定号码，每月开奖一次，每期分七等奖，共23128份，奖金总额为56．5万元，头奖为15万元。
花小钱赚大钱，这份刺激和诱惑大概是任何人也抵挡不住的，于是就有了一次购买彩票就花去几千元的父老乡亲，有了一日十券的市井妇孺，有了只剩下过海费的打工族也要买两三张碰碰运气等迷彩者。尽管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敬告各界人士：务必量力而行，切记留足生活生产费用。但是，在彩票狂潮中，走火入魔的大有人在，据说还有人为此精神错乱乃至自杀。
饿极了的人，就是吃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尚且感到津津有味，面对如此美味佳肴，还有谁会听从劝告，斯斯文文地细嚼慢咽呢？
据介绍，热衷购买彩票的海南人中，大部分是收入微薄者。
海南开风气之先，没多久彩票就在全国铺开，陆续有了体育彩票、福利彩票、足*彩球**票等，就其实质而言，彩票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有筹备资金的功能。或许彩票有助于加快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步伐，但是，如果它是以帮助一些人掠夺社会大众并致使一部分人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为前提的话，那么，它的益处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在彩票这种游戏中，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谬误之处，那就是彩票的发行者是以为公共建设事业献上一份爱心来号召别人购买彩票的，但是他们永远不会率先垂范，他们的爱心仅仅体现在他们没有把别人的爱心全部据为己有而已。说的苛刻些，彩票的发行者只不过是钱倒罢了，在这种倒腾中他们做的是无中生有的买卖。这就难怪许多企业甚至个体户都看中这种买卖。
据《文摘周刊》1994年11月18日转载的文章介绍，我国外经贸部目前就重申禁止擅自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发行彩票一事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少数地方未经国务院同意而擅自批准外商投资企业发行彩票，这种错误行为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为此，《通知》重申：
发行彩票的审批权在国务院，任何地方或部门均无权批准发行彩票。已批准发行的彩票须按国务院批准的方案执行，不得擅自超规模或改变发行办法。自行与外商或中外合资企业合资或变相合资在境内发行的彩票一律停发，对外签订的协议一律无效。
从这个通知中，我们或多或少会领悟到国家有关部门对彩票这种筹措资金的方式的看法。
可以肯定地说，彩票的出现并不是中国金融史上光彩的一页。
彩票信息业，彩票印制业以及各种寄生于彩票上的行业原本都 是不该出现的，它们的出现以及兴旺发达是我们这个社会为使用彩票而付出的代价。
其三、引进外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是吸引外资，引进外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内资金短缺。
资金，可说是企业的血液，也就是经济发展的血液，没有资金，就没有经济的发展。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缺少资金，除了因为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比较落后这一个说出来谁都不会有意见的显而易见的原因外，恐怕和我们的楼堂馆所太高级、太多和我们的豪华小轿车太多以及能够用公款报销的发票太多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这一点不好说的太明白。
好说也罢，不好说也罢，反正我们缺资金，于是就需要引进外资 ，于是就需要想方设法去吸引外资。
为了吸引外资从而引进外资，我国有关方面可说是绞尽了脑汁，从减免税到减化各种手续等等优惠条件纷纷出台，更不必讲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对各路外商礼仪有加到有时让外商都感到承受不起的地步了。
结果，我们引进了上千亿美元的外资，我们有了广东的核电站，有了“桑塔纳”，有了“切诺基”，有了“麦当劳”，有了“加州牛肉面”，有了“皮尔、卡丹”，有了……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且不说，我们已向全世界开放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一无法具体计算得失的代价，单就能具体计算的、浮在表面上的损失就是巨大的。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进行中外合资的中方财产应评估而未评估的约占90%，与此相对应，不少外商则采取高报价的手法获取不当利益。据有关部门对1991年11月到1992年底江苏、福建、天津等地155批外商投资财产的调查，其总报价2628万元，其中152批是高报的，高报额为2206.6万美元，高出其实际价值28.88%。福建三明市一家外资企业，一台设备的报价高出其实际价值的39倍！（2）
令人思之寒心！
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心情沉重地说：“目前，涉外企业偷、漏、避税严重。仅深圳市，‘三资企业’*税偷**面就达60%。其主要手法是转移利润，由于外商基本掌握购销权，他们便采取高额进口原材料，低价出口成品的办法赚取高利，而在国内企业只是微利、无利甚至亏损，出现了一些企业年年亏损，年年扩建的怪现象。”（3）又据香港《华侨日报》1994年12月7日报道，题为：“外商实物投资货不对办，中方年损失数百亿美元”。（4）文章揭示了以实物投资的外商弄虚作假的一些情况。一是高报价。1993年，中国商检系统共对3633批外商投资设备累计报价12.55亿美元，实际价值仅为8.66亿美元，降价额高达3.89亿美元；二是以旧充新。1993年8月苏北宏达电线电缆厂委托合资外商陈子雄代购港产挤塑机、束纹线机及配套设备，总金额18万美元。委托代购合同*特中**别注明：“该机器及附件为一套全新设备。”可是，电缆厂在验货时却发现，所有设备都是使用很久的旧设备。据权威部门测算，电缆厂在此笔交易中至少吃亏10万美元。无独有偶，几乎同时，常州弘光灯泡公司委托外商代买多台全新设备，结果经商检部门鉴定，在实际到货的54台设备中，共有旧设备41台；三是以次货充好货。如苏州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日方以114台毛绒织造设备作价87.2万美元出资 ，设备到货后，几经周折，有关部门判定其价值仅值29.75万美元，日方全部确认；四是以国产设备冒充进口设备；此外，外商利用“转移定价”手法转移利润，在中方账上表现为“亏损”，外商的账簿上却表现为“盈利”。
外商的这种“玩水”手段使合资企业的亏损面越来越大，亏损额越来越多。有些“三资”企业累计亏损已超过注册资本，但他们不但不破产，反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文章最后说，这些漏洞每年要让中国损失超过数百亿美元。
没有足够的资料，所以无法给下面这个问题下结论，这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到底是引进的“美元”多，还是损失的“美元”多？
当然，外商来中国投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无钱可赚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投资。不过，赚钱也有赚钱的规则，如果赚钱不是建立在创造财富的基础上，那么赚钱者的行为只能说是一种掠夺行为，和盗贼没有什么两样。
由引进外资之艰难可以知道一个国家保障自己的社会利润不被瓜分的重要性，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
当然，这并不是说，引进外资就一无可取之处。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借助了外资的作用，就连号称世界首富的美国也在用自己的国籍吸收外资，美国人规定只要在美国投资一百万美元就可取得美国国籍。
其四、三角债。
据说，能够利用别人的钱去赚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所应具备的起码的技巧，不，或者应该说，这是一种高级的技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技巧。
然而，不知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悲伤，当今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熟练或生硬地运用这种技巧，于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社会病开始毒害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病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三角债”。
三角债，指企业间相互拖欠，你欠我的，我欠他的，他欠你的，一条债务怪链把几乎所有企业的手脚都给*绑捆**的死死的。
据《中国信息报》报道：“据5000户企业景气监测表明9月（1994）未应收账款净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29.58%之多！比年初增长33.5%；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放慢，由去年同期的7.93次降为6.1次，平均收账期由去同期的45天延达为59天。”（5）
三角债困扰着企业，尤其是困扰着那些经济效益还不错的企业，而某些本应破产的企业却靠着拖欠别人的债务苟延残喘。
为此，经济专家认为，作为1995年改革重点的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对那些产品有销路的企业，国家应当扶一把，支持企业度过难关。对那些产品无销路，又严重亏损的企业，应毫不犹豫地关、停、并、转，以至破产。
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那些亏损企业通过拖欠的方式将效益好的企业拖瘦乃至拖死。
如果你有机会接触一些商人或企业的工作人员，你一定会发现，他们说不了三句话就会提到“拖欠”这个字眼。欠人的洋洋得意，被拖欠的愁眉苦脸。为*债追**，多少人绞尽脑汁跑细双腿磨薄了嘴皮；为讨账，多少人百般无奈对簿公堂撕破了脸皮。然而，许多债务即使能讨回来，恐怕也是在请了客，送了礼，给了回扣，拿了诉讼费之后才得以办成，还有许多债权在债权人被拖得无法可想无计可施之后化为乌有。
由恶意的拖欠造成的三角债是时下中国商业道德败坏的典型例证。恶意的拖欠有两种。一种是逃避债务，压根就不想清偿。这种行为的实质是诈骗，但是拖欠者为免于因诈骗而被法律追究总是爽快地承认债务，同时强调不过是暂时无力偿还而已，于是一拖再拖至千年也不还。这种小儿游戏般的做法却使*子骗**们既得了实惠又免于受惩罚，真该为我们的法律以及在法律中体现出的人们对邪恶的洞察力感到脸红。
另一种恶意拖欠是把别人的资财作为无息*款贷**使用，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年是一年，实在拖不过，也要分期偿还。如果把*款贷**利息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进去，欠债者从中得到的好处都不知有多少了，可是债权人还要为债务人终于将原本属于自己的财富发放给自己而庆幸，甚至还会感激涕零。
把拖欠作为筹备资金的手段，带来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除了导致商业道德的日益败坏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恶果。
首先，它导致企业资金使用的效益下降。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资金占用量增加。因为造成企业间三角债的多是恶意拖欠，由恶意拖欠而滞留在债务人手中的资金通常被看作是长期的无息*款贷**，甚至是不用还本的*款贷**，很自然，像这样的钱谁用起来都不会太珍惜，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三角债扭曲了市场信号，减弱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优胜劣汰的法则变成了劣胜优汰。
在三角债的链条上，归根到底拴着两类企业，一头是债权人，多为效益还不错的企业；另一头是债务人，多为亏损企业或空手捞世界的皮包公司。
由此可见，三角债使得效益好的企业白白为亏损企业或*子骗**们卖力气，往往是账面上盈利，实际上许多账款收不回来，本应属于自己的资金却只能听任别人挥霍、浪费。通过拖欠，亏损企业不仅把效益好的企业拖下水，而且银行和劳动者也在劫难逃。
据1994年12月23日“经济日报”刊载的尹萃、丁英的题为“企业破产之忧”的文章说：“从目前企业破产的情况看，主要表现以下特点：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申请破产增多。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破产对象已开始转向部分长期亏损、生存无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二是债务人申请破产增多。据调查，几乎绝大多数破产案例均由债务人提出申请，而一般债权人很难通过正常渠道了解企业负债情况，即便是银行也很难完全准确地掌握企业的负债状况。三是企业一破产，银行*款贷**‘玩完’的结局屡见不鲜。自从企业资金实行‘拨改贷’以来，企业资金来源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主要靠银行*款贷**，银行成为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一些企业为了多方筹资便多开户头、重复抵押。其主管部门甚至为‘扶贫’，不惜牺牲效益好的企业利益，指令其提供担保服务，因而引出不少连带破产和担保株连案件。一旦企业破产，真正受损失的还是国家。”
在这里，破产很有点像彻底赖帐的一种手段。
当今的中国，人们赖帐的门槛是越来越精了。为了赖帐，有的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公司将大部分财产转出去，重新注册一个公司或企业，只留一个被掏的成空壳的企业或公司在那里和众多的债权人周旋；为了赖帐，有的企业想出公款私汇的绝招，以逃避偿还*款贷**及其它债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为了“筹资”，一些人，主要是私营企业主，还把卑劣的念头动到了靠力气吃饭的劳动者头上。
据1994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载文披露：“广州欠薪老板逃匿忙”。文章说：“就在全国各级管理部门密锣紧鼓地为几天后即将实施的《劳动法》落实贯彻实施之际，近期广州市连续发生的几起私人老板‘欠薪逃匿’事件，可能会对《劳动法》持过于乐观态度的人们提个醒儿。
据广州劳动监察检查处的负责人韩志荣介绍，不久来访的两位反映的果真又是两起‘私人老板欠薪逃匿’事件，一宗发生在黄埔区，一宗在番禺市。黄埔区内的一家香港独资企业，从九月份起至今没有给其近百名工人发过一分钱的工资。工人们找负责管理生产的厂长，答曰：“老板早已不在，没钱，找我有什么用？”于是愤怒的工人找上了区劳动局……番禺市的那宗也惊人地相似。
这种拖欠打工者血汗钱的现象是普遍的，而且愈演愈烈，近两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起打工者为讨要工钱跳楼自杀的事件，不少地方都发起过动用行政力量为打工者讨还血汗钱的运动，尤其是在年底。可见此风之烈。
通过拖欠乃至赖账，市场的奖优罚劣的规则变了形，社会利润纷纷注入效益不好的企业和*子骗**的腰包。那些效益好的，诚实能干的经营者却因被拖欠导致缺乏资金而欲振乏力。
另外，三角债支撑着不合理分配，为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极分化十分明显，贫富无度愈演愈烈。这种现象除了用传统的剥削和被剥削理论可加以部分解释外，还有些人的“致富”方式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其中包括有权力“吃喝嫖赌全报销”的公款大款；包括长期拖欠银行大笔*款贷**不思偿还的*款贷**大款；还有“借用”公款公物不予归还者，以及靠拖欠别人的债务发家者等等。
一个借字，便使许多没有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贡献半分力气的人获得了大笔大笔的财富，而且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劳动、创造为何物，更不会将这些“借”来的钱用于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生来就只会挥霍，等将“借”来的钱挥霍殆尽时，他们有本事再去“借”。
“借”来的钱花起来不会心疼，不须精打细算，多贵的东西都敢买，多没用的东西都愿买。于是，通货膨胀浪头便在“借”的暗潮涌动下越掀越高了。
其五、储蓄（*款贷**）、国债、集资等等。
谈到储蓄，自然会想到银行，因为银行是专门以经营存*款贷**、谋取利差为业的，如果没有人在银行储蓄，银行也就无以发放*款贷**，当然也就得不到利差，所以，银行业的实质是把众多消费者暂时不用的消费资金以支付存款利息为代价使之转化为生产资金，而生产资金或者称之为资本是会带来利润的，所以，存款利息是消费资金转化为资本后应当带来的利润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消费资金向资本的转化这一实质，存款利息就是无源之水，就是不合理的。反言之，构成银行存款的消费资金如果贷出去后还是用于消费或其它不产生利润或不创造财富的用途，那就毫无道理。
然而，事实上，近些年，用银行的*款贷**交税以及发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更不用说有些人挖空心思地从银行贷出款来仅仅是为了挥霍，这些人从银行贷出款来发展生产是假，靠*款贷**过贵族般的生活才是真。如此种种的结果，就是一些基层银行的呆账、死账已占到信贷资金的三分之一。
和储蓄相类，国债，集资等也是用适当的利息将分散的社会资金（消费资金）吸引过来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其关键之处在于它们的使用将会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如果集资所得款项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消费，那么集资就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
在人们渴求暴富的心理支配下，这些筹资方式统统走了调、变了味。其中尤以集资这种方式被糟踏的最厉害。
1993年，新闻媒介揭露了一起非法集资的*局骗**，被称之为“长城风波”。一个叫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的公司，从1992年5月开始，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筹集了十多亿人民币的社会资金，波及全国十七个城市的十多万人。掀起这场风波的人叫沈太福。在掀起这场风波以前，沈太福债台高筑，被债主们追的到处躲藏。等到沈太福想出以发展节能电机为名，以高达24%的高利息为诱饵，向社会广泛集资的“高招”后，沈太福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集资款到手，沈太福就开始大肆侵吞、挥霍，而开发节能电机的事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根据长城公司和投资者签订的所谓“技术开发合同”，长城公司在一年内将产生一亿元的产值。然而，从第一份技术开发合同签订之日起，到*局骗**被揭穿时止的半年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机五六十台，价值仅600多万元。长城公司非法集资的结果就是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在集资额高达二亿多元的北京市，到银行冻结帐户时，其资金不足300万元。
长城事件后，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集资诈骗案爆出，案值都在亿元以上。
除了这些惊世大骗外，集资还被用于各种目的。如权力机关集资做投机生意，企事业单位借集资*税逃**避税、滥发红利，等等。
有人说，1988年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因为出现了“物资倒爷”，而后来经济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则是“货币倒爷”之功。资金违章拆借，非法集资以及体现在各种炒风中的金钱游戏形成了混浊的金融漩涡，而在这漩涡上泛起的则是泡沫经济。
什么也不生产，什么也不创造，却能大发其财，靠的就是倒腾货币。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有人干脆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货币腐败。
也许，这种现象给我们敲响的是现行货币制度的丧钟。所以，还是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吟唱那句流传了千年的歌谣：“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然后等着那跑丢的马能带一匹马回来。
注：（1）见《参考消息》1994年12月11日第8版。
注：（2）见《开发区导刊》1994年7月号P16、作者、邓小兰。
注：（3）见《开发区导刊》精华本1993年10月出版P41作者京民。
注：（4）见《参考消息》1994年12月9日第八版，作者张良。
注：（5）见《中国信息报》1994年12月19日第四版作者黄一丁，文章题为“资金紧张症结在于循环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