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医疗史中，三国至唐（220—907）又可称为中古时期 。这一时期，疫病暴发频率较高，疫病的广泛流行，对当时的人口、经济、军事、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历来学者所关注。这一时期的疫病流行史料，散见于典籍和古今学者的研究论著中。笔者注意到虽然学界列出了朝廷官府采取罪己诏、隔离、医疗、恤葬、减赋、禁令、祈福、*都迁**等防疫措施 ，但缺乏对医学处理疫病的完整认知，也未将上述官方措施与医学认识相关联看待。因此对于中古社会如何响应、防治疫情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事实上，这些防疫对策可以概括为社会响应和医学应对两类。由于疫病具有得病的个体和传染的群体两种属性，使得疫病的社会响应和医学应对二者彼此依存。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一方面， 朝廷和官府的社会组织能力和公共防控力量为医药防治的有序开展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 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成果累积成为可靠的防疫力量，回应着社会中的疫情难题。
一、中古疫病概况
东汉末年直到隋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人口流动，生态环境和居处环境较前代更为恶化。较长时间的寒冷和潮湿，为疫病的发生造就了适宜的“温床”。《礼记·月令》曾云“（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民则**多疾疫”，无不说明自然气候的反常，是暴发疾疫、疫病流行的重要始动因素。隋代结束了东晋十六国的纷乱，国家再次统一，而后唐代更是有“贞观之治”的盛况，社会较为安定，疾疫发生频率相对魏晋时期有所减少。这其中既有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有*祸人**减少的因素。
邓云特先生研究认为三国两晋时期疫灾 17 次；东晋之后，南北朝割据的169 年中，疫灾 17 次；隋代疫灾 1 次，唐代疫灾 16 次 。经笔者综合相关资料与学术研究，统计出疫病流行年月的数据为三国 7 次、西晋 17 次、东晋 18 次、南北朝 26 次、隋代 8 次、唐代 36 次，共计 112 次，约占中古历史时期的 16.30% 之久（见表 1）：
（一）民生凋敝：人口病亡，农业破坏
疫情暴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损失当属大量人口病亡，如正史资料所载直接表述数量的“死者十万人”“民死十四五万”“死者十万计”等，表述病死率的“死者十八九”（即百分之八九十，后同）“人畜相半”“死者大半”“死者过半”“人马牛死者十五六”“死者十三四”“死者十二三”等等，无不让人为之恻然， 不仅疫病病死人数占非自然死亡人口比例相当高，而且人口数量与疫情频率多数情况下呈正相关 。如宋明帝泰始四年（468）“民死十四五万”的豫州大疫之后五十多年，人口快速回升，到正光（520—524）之前出现高峰。
此外，也有唐代中期户口下降并非疫病为主因的情况，故而应结合多种史料看待史书中的疫病死亡描述。 人口病亡，直接造成农业生产的破坏；畜疫导致生产工具的丧失，直接影响着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 如魏明帝太和至景初年间（227—239）“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
（二）社会动荡：战疫相伴，因疫废朝
战争不仅消耗大量物力财力，也是疫病传染的温床，二者相互影响。 *队军**人员密聚，行军途中经历各种复杂环境，因此队伍中容易出现士兵染病，而一旦出现传染源，疫情往往很快在*队军**中扩散开来，同时又难以隔离和控制，极大地削弱了*队军**的作战能力，甚至直接影响了军事决策和战争胜负，乃至政权兴亡。这是战争与疫病的双重灾难，甚至导致多重灾难，对人类社会产生雪上加霜的打击，产生巨大的灾害叠加效应，它既可直接影响战争进程，亦可通过“灾民—饥民—流民—暴民”使得疫灾流行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大规模人口丧乱流离，还可通过对人口、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多要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深层次系统 。
例如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冬的大疫中，十一月，洛阳（京都）死者十万人，到十二月，洛阳死者大半。严重的疫病导致次年正月“以疾疫废朝”。而西晋末年“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综至，百官*亡流**者十八九”的情况则加剧了西晋之覆灭。
二、防疫对策
防疫是需要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共同应对的公共卫生事件，无人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这一时期的朝廷和民间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主要分为社会响应和医学应对两种方式。一方面，社会响应为医药防治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医药学防疫经验的累积是解决疫情的关键力量。
（一）社会响应
1 高层决策
朝廷和官府主要通过四项措施维持社会稳定，尽可能为医药防疫工作提供稳固条件：
（1）罪己诏。
大疫发生后，皇帝往往会发布罪己诏，这是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和理论影响下的产物。灾疫的产生违背了阴阳五行运行原理，皇帝顺应“承天理民”，下诏陈罪，以彰显皇帝开明，缓和社会矛盾，安抚民心，稳固统治。如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502—549）曾下诏称“凶荒疾疠，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
（2）恤葬。
对于疫病造成的人口病亡，朝廷多有抚恤和安葬政策。如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四月“京邑疾疫”，朝廷“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大明四年（460）四月，下诏“都邑节气未调，疠疫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又如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出现“疾疫流肿”，病死率百分之七八十。高祖一并哀怜抚恤，死者给以棺木 。又如，北魏世宗永平三年（510）：“夏四月，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诏以冀、定二州旱俭，开仓赈恤。”
（3）减赋。
对于疫病造成的农业生产破坏，朝廷通过减免赋税来减轻人民负担、安抚百姓情绪、激发生产热情。如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江淮流域水旱疾疠，出台“今年合征两税钱物，量百姓疾疫初，各委逐州准分数，于上供留州留使三色钱内均摊放免” 的减免政策。
（4）*都迁**。
有些严重的疫情也可能会造成京师残破不堪，加之战火、蝗灾和饥馑等因素，使得朝廷做出*都迁**的重大决策。*都迁**也成为降低疫情损失、维护政权稳定的无奈之举。如曹操*都迁**许昌，西晋末年朝廷议欲*都迁**仓垣，北魏高祖太和十八年（494）*都迁**洛阳。
2 防疫举措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朝廷和官府发挥其公共防控优势，通过三项举措控制疫情蔓延：
（1）隔离。 隔离是防控疫情最简单、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政府的强制政策使得隔离更为有效，这在魏晋时期就已推行。如西晋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值得一提的是，病患亡故，亲眷回避吊唁的吊问禁忌亦是一种防疫隔离措施，但难免造成疾疫相染与孝义伦理间的社会紧张。一方面，在术数层面提供种种避疫之术安抚吊问染疾之恐惧，如“欲至病人家，手中作鬼字；欲至丧家，手中作罡字（敦煌文献 P.2661《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另一方面，唐宋之际敦煌地区僧俗各界普遍实行火葬，客观上降低了疫病暴发与传播概率，也有效减轻了民众吊唁的心理恐慌，在防疫自保与世俗人情之间得以兼顾。
（2）公派医官和专员。 一类是王侯官员疫病，朝廷派遣太医或医官诊治，甚或给予各种抚恤资粮；另一类是普通民众疫病，朝廷派遣专员给予医药。如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四月，“都下疾疫，使巡省给医药”；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四月，京师疫情，朝廷“遣使按行，赐给医药”；大明四年（460）四月，京城发生疫病，孝武帝不仅下罪己诏，还下令派遣专员，“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
（3）禁寒食。
寒食的风俗自古有之。东汉时期周举曾观察到“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他认为“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他提倡恢复炊烟暖食，然而影响不大。后曹操曾下达《明罚令》以禁寒食：“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书到民，一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俸一月。”
如果说东汉的周举只是倡议，那么曹操的禁令则带有国家法令的象征。十六国时期，寒食的风俗再次遭到禁令，石勒认为禁寒食与雹雪等天灾没有因果联系，“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傥或由之而致斯灾乎”。然而“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最终并没有达到目的，“并州复寒食如初”。
到了北魏时期，寒食习俗仍在流行。朝廷也曾下令禁寒食：“延兴四年（473）辛未，禁断寒食。”寒食风俗的流行，某种程度上成为疫病发生的帮凶。如《葛仙翁肘后备急方·治卒霍乱诸急方第十二》（以下简称《肘后方》）云：“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于饮食，或饱食生冷物，杂以肥腻酒鲙，而当风履湿，薄衣露坐。或夜卧失覆之所致。”说明饮食不洁、好食生冷是导致消化道传染病霍乱的主要原因。所以禁寒食能够上升为国家禁令的一种，不断在历史中涌现，一方面破除寒食与天灾的迷信联系，另一方面从医学角度教化民众认识寒食的危害。
3 宗教祈福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不仅民间，甚至朝野中，也出现了祈福消灾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对道教和佛教的信仰需求和依赖。
（1）道教符咒与道医参与。
自东汉末年起，张角等人“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一方面疫病多发，朝廷无能，民众深受其苦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张角的强大号召力；另一方面说明道教徒在道教创立之初，就广泛参与到疫病的救治之中。
到了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杂应》称：“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凡庸道士，不识此理，恃其所闻者，大至不关治病之方。”既点明了道教与医学的关系，又指出从医的道者，需要很高超的治病技能，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更要求道医：“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所以“人命至重”“援医入道”“以医弘道”，这些主张更为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士所认同。因此，医药、本草、养生、针灸、制药学等医学门类，道医均有涉猎。其中，道教符水治病参与防疫治疫的事例，也是道医的一大特色。除了上述张角的史料，西晋惠帝永康年间（300—301）道士路大安亦用符水驱疫治病：“至永康元年三月，秦地血雨降，妖星昼见，疫毒流行，民遭横夭；真人敬施符水，点混元灯，越三旬间方息。”
相比佛教，道教在唐代的发展，得益于政治的依仗。李唐政权在“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的政训中迁就道教，使其较之佛教更具优势。故在医学上，虽允许道教充分吸收传统巫觋信仰为自身发展一部分，但也要求其必须严谨地在社会中扮演医疗者的角色，使其在统治阶层和民间都能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唐代医术高明的道士会被招入宫中，入朝供职。唐玄宗曾颁布《考试博学多才道术医药举人诏》，就用以规范道医管理。在“人命至重”教义指导下，道教的治疫基调已从早先“修道成仙”转变为“了达性命”，更加注重对现实生命的关怀 。
（2）佛教祈福以求避疫。
佛教虽然不像道教那样在医学领域有广泛涉猎，但依然有着符合自身教义的信仰祈福路径。在隋文帝开皇十年（590），长安发生疾疫。隋文帝听说徐孝克的名声和德行，召其在尚书都堂讲授《金刚般若经》以求避疫。后（开皇十九年）徐孝克临终时，正坐念佛，室内异香，邻里都十分震惊，可见其确有一定的宗教修行。
在唐宣宗大中六年（852）的大疫救灾中，神智和尚等僧人以散发“恒咒水”开展施救，“恒咒水杯以救百疾，饮之多差，百姓相率，曰给无算，号大悲和尚焉”。流传于唐和五代民间中的《新菩萨经》《劝善经》则是预言灾祸、劝人念佛、写经、修功德以求避疫的经文。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认为《劝善经》中预言的各种疾病代表着唐代社会庶民大多所患的疾病，并从中推断疟病、天行、痢疾、时行疫病可能是当时主要流行的疫病。
总体来说，释道二家，通过祈福、符咒、医药等方式，参与社会防疫，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消解民众恐慌心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医学应对
在所有措施中，医药是抗击疫病之关键。当时的疫病研究，主要有病源研究、证候辨证、方药研制、防治措施等方面。
1 病源与证候研究
病因的探寻和证候的分类，是攻克疾病的首要途径，病因不明，则治疗无措。正如《诸病源候论·序》所言：“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
（1）疫病分类。
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即有伤寒时气温病、瘴气疫疠温毒的区分。隋代《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中，和疫病相关的症候，在伤寒病（卷七、卷八）七十七论，热病（卷九）二十八论，温病（卷十）三十四论、疫疠病（卷十）三论的这些篇章中。该书的疾病分类与《肘后方》相同，将“疫疠”与伤寒病、热病和温病区分，且独立出来专门论述。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医学已经认识到疫病的发生和时气病、温病和热病的症候表现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年之中，节气不和，寒暑变化异常，非其时而有其气，或是暴雨疾风，雾露不散而致，染病不分长幼，大都相似。但是“疫疠”的特征为“有鬼厉之气”，致病因素有别于一般性的传染病，尤指疫病中具有强传染、强致病、甚至触之即死的病证类型。
（2）证候详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以瘴气病为代表，以证候变化为中心，来确定符合时宜的治疗总则，对于指导其他疫病和现代临床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于赓哲先生认为，瘴气最能体现古人疫病观思维模式，但未对《病源》的相关证治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试对此进行略释。
《病源》提出瘴气候属于疫疠的一种，多发生在岭南，并依季节命名：从仲春到仲夏，流行青草瘴；从季夏到孟冬，流行黄芒瘴。首先，治疗原则应辨明阴阳和表里，不可妄用攻下；其次，详细辨证，在表者，不可妄投寒凉攻下，应当温而汗之，即辛温发散的方法，入内者，则须平而下之，即平调温凉与通腑的方法。如果早用下法，则恐邪毒内陷之弊。后论述误下和变证。再论述瘴气病的时间演变规律及相应治法：先用汗法（发汗和针灸），再而吐法，次而下法。
此外，《病源》将个人体质、所处地域、发病时令一并照顾。最后提醒后学，医者当详细询问病者的得病过程，了解病患的所处状态，再来参照上述治则次第，有序地开展医学救治。上述探讨瘴气病的辨证层次和治疗*法大**，在当时具有治疗疫病（特别是严重疫疠病）的普世价值。它不仅集中反映了中古时期疫病诊疗的理论水平，对于现代疫病的诊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防疫草药
南北朝时期梁朝著名医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丰富了防治疫病的主要药物，总量达到 50 多种。常用药物主要有茵陈蒿、草蒿（青蒿）、白头翁、菖蒲、黄芩、黄连、麻黄、葛根、高良姜、生姜、干姜、艾叶、蜀椒、半夏、防己、桂、木兰、人参、木香、升麻、蘼芜（川芎苗）、当归、禹余粮、雄黄、雌黄、徐长卿、云实、赤箭（天麻）、牛扁、猪苓、蒺藜子。此外还有巴豆、荛花、射干、蜀漆、黄环、龙骨、麝香、羚羊角、犀角、蝮蛇胆、蜈蚣、白颈蚯蚓、*蝥斑**等。
药物只有经过合理的配伍和组方，才能更好地应对疫病复杂多变的症状。中古时期的方书多为综合汇集性质，其中也收载了不少治疗疫病的方子，如疟疾、热毒、重下、霍乱、黄疸、喉痹、尸疰或鬼注（结核病）、虏疮或豌豆疮（天花）、癞疾（麻风病）、赤斑病、沙虱、瘈狗病或猘犬病（狂犬病）、金创痉（破伤风）、射工水弩毒（血吸虫病）、赤虫病（姜片虫病）等疫病，方书中也有论述，限于篇幅于此不再展开。
3 预防措施
疾病预防的思想早在汉代即已确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治未病”思想即是强调病情轻浅时就要积极治疗，进行医学干预，不要等到病重难治之时。在“治未病”的总则下，由于疫病具有人传人的特点，疫病预防又有了新的内涵。
（1）隔离。
这是防治疫病最为简便而又最重要的措施，需要国家层面的强制执行，才能更好地阻断疫病的传播。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曹兵分三路南下进攻孙吴，正在取胜之时，由于孙吴队伍发生疫情，为避免曹魏*队军**受到传染，曹丕下令罢兵撤军，称“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又如上文已述的西晋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百日不得入宫”。此外吊唁禁忌的社会习俗也在预防疾疫过程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2）顺应时令。
这是有效防疫的一大措施。《病源》认识到疫病会因节气不和，寒暑乖戾而出现。如果异常之气随着时令的变迁而消失，那么疫情也将随之得到控制。如北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在疫病流行时发布诏书：“自顷朝廷权舆，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致风雨愆时，疾厉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昌，朕甚伤之。自今举大事、行大政，非军机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顺天心。”
（3）不食疫死的牲畜。
如《病源》的“蛊毒病诸候下”的“食六畜肉中毒候”指出：“六畜者，谓牛、马、猪、羊、鸡、狗也。凡此等肉本无毒，不害人。其自死及着疫死者，皆有毒。中此毒者，亦令人心烦而吐利无度。”虽然当时并未认识到疫病病毒可以通过动物传人，以致进一步人传人的疫病知识，但医者通过实际现象观察认识到畜生疫病之“毒”，人们通过食肉会导致消化道中毒，可出现心烦、吐利无度的情况。
（4）导引运动。
导引是具有中医特色的古代健身措施之一，能够充实正气，提高自身抵抗疫病的能力，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源》中谈到一个导引方法：
养生方导引法云：清旦初起，以左右手交互从头上挽两耳，举，又引鬓发，即面气流通，令头不白，耳不聋。又，摩手掌令热，以摩面从上下二七止。去皯气，令面有光。又，摩手令热，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寒热头痛，百病皆愈。
这段简单易行的导引法出自《时气病诸候·时气候》，虽是用于“风寒时气、寒热头痛”的导引预防，但亦可运用于与时气病表现类似的疫病预防中，值得尝试。
（5）芳香辟秽类防疫药方。 这类方药制成多种剂型，易得易行，在中古时期较为流行。晋代葛洪《肘后方》中记载了不少。南朝梁代陶弘景称道这些方法“播于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如“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中的五种：一是烧熏类，如太乙流金散，佩戴烧熏都很好用；二是悬挂类，如虎头杀鬼方；三是佩戴类，如老君神明白散；四是鼻吸、粉身类，如赤散方，又如姚大夫辟温病粉身方、裴氏五毒神膏疗中恶暴百病方；五是口服类，有直接冲饮的散剂，如辟温疫药干散、常用辟温病散方、柏枝散、辟天行疫疠方、疫瘴散，也有药酒，如《小品》正朝屠苏酒法（令人不病温疫）、断温病令不相染方。 可见，预防药物给药途径多样，有呼吸道给药的、有透皮吸收给药的、有消化道给药的，还可以综合使用，多途径给药。除了自身防疫，医家也注重采用烧熏、悬挂等方式，针对居处环境进行卫生防疫。 上述举例多来自《肘后方》。而值得说明的是，如果说《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著述大多得见于士大夫阶层，那么《肘后方》则更为亲民。葛洪并不拘泥古方，多采用华佗、仲景等医家效方，也参考当时诸家的“备急方”和民间验方，汇集成“救卒方”，实乃当时民众的急救手册，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6）药材储备。
这在唐代更为完善，不仅得益于唐代繁荣的市场，更离不开唐政府的有效管理和完备的药材种植制度。如药物种植有专人打理，“凡药者，救病所须，当别立药圃栽莳，当处所有”，使得药材种类齐全。孙思邈《千金要方·药藏第九》还特别论及储藏药物的目的：
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救民之瘼，恤民之隐，贤人之用心。所以神农鸠集百药，黄帝纂录《针经》，皆预备之常道也。且人瘵多起仓猝，不与人期，一朝婴已，岂遑知救，想诸好事者，可贮药藏用，以备不虞。所谓起心虽微，所救惟广。……忽逢瘴疠，素不资贮，无以救疗，遂拱手待毙，以致夭殁者，斯为自致，岂是枉横，何者？既不能深心以自卫，一朝至此，何叹惜之晚哉？故置药藏法，以防危殆云尔。
从这段论述可以了解到，储备药物应当成为“常道”，是救民的恻隐贤行，以防忽逢瘴疫，毫无储备，无法救治而坐以待毙，可谓*瞻高**远瞩，深谋远虑。 从三国至唐朝的六七百年，是我国疫病高发的历史时期。疫病不仅导致人畜的大量病亡，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军事政治等历史走向在疫病的频繁暴发和严重逼仄下，全社会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如皇帝下诏自责，抚恤受灾民众，派遣医官专员，减免百姓赋税，恢复农业生产，禁令寒食，隔离病患，摒弃不良社会风俗，寻求宗教祈福，抑或被迫*都迁**，改变军事策略等。事实上，由于疫病具有得病的个体和传染的群体两种属性，使得疫病的社会响应和医学应对二者彼此依存。 罪己诏、隔离、公派医官、恤葬、减赋、禁令、祈福、*都迁**等社会响应对策作为社会防疫措施，为医药防治疫病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医学上对疫病分类、病因病机、证治*法大**、防疫草药、预防养生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着疫病的社会损失，从而与社会响应形成良性的共生关系。而当下新冠肺炎的中国式方案也正是社会响应与中西医*联学**合应对的共生策略，而成为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的一枝独秀。如果缺乏社会力量参与，即便医学水平再高，面对疫情也会捉襟见肘，防控效果甚微，甚至榨干医疗资源；而若是只有社会力量参与，医学抗疫效率差，也会大大延长疫情蔓延时间，增加整个社会负担。
中古时期在频繁的疫病冲击下，当时的医药学者潜心探究疫病病源与分类，申明辨证思路，挖掘多种防治疫病的本草和方剂，采用不同的剂型和多种给药途径综合防治疫病。特别是《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肘后备急方》《小品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医学论著中的相关论述，对后世疫病学影响深远，于现代中医药抗疫颇具借鉴之处。在治则方面，提出辨阴阳表里，不可妄攻；在表温而汗之，入内平而下之；汗法不解，次之吐法、下法。在防治方面，运用烧熏、悬挂、佩戴、鼻吸、粉身、口服等多种途径，同时提出隔离措施，顺应时令而辅助疫病控制，以及强调自身正气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此外，孙思邈指出药物储备应当视为“常道”，为抗击疫病打下坚实基础。上述中古时期种种社会响应与医学应对相互共生的防疫对策， 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与形神一体的生命观和防疫观，为疫病冲击下的困境提供着历久弥新的中国式方案。
编辑：白芷
图源：网络
摘自《中医药文化》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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