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是台湾当代杰出的摄影家，也是摄影教育者、出版人，被誉为“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
1950年，阮义忠在台湾宜兰出生。本是一个小镇木匠的儿子，后来他摆脱土地，进入杂志工作，开始接触摄影。
误打误撞走上摄影之路，阮义忠积累下来的作品变成《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等多本摄影集。他的著作《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在华人摄影界流传甚广。
在他的镜头之下，是台湾的人文日常和社会现象。用阮义忠的话说，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照片就是台湾民间影像史册。
用摄影，与土地和解
阮义忠与相机结下不得不结的缘分，是由于他在1972年进入了英文《ECHO》杂志（后来转型为中文《汉声》杂志）任职。
这是一桩意外。
本来，阮义忠以为自己是要去当艺术编辑，只要会设计、做版面、画插画就可以了。 画插画这件事他很拿手，退伍前，他在《幼狮文艺》工作，就是在那里画插图。但“没想到，这个刊物是一定要会拍照”，他于是变成了一名摄影编辑。
可阮义忠对这个活儿实在太不熟悉了。当他走上街头，让*界通世**过相机的取景器呈现在他眼中时，他惊慌失措，处在了一种无法把自己从现实人间抽身出来的处境。
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阮义忠感到了一股莫大的无能，和一股极大的羞愧。
“我拿起相机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以前怎么都没有认真地看过别人，完全是活在自我为中心的天地当中。拿起相机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拍，那一刻我才真的被自己吓住，我怎么这样长大的？”阮义忠对“十点人物志”说。
▲ 阮义忠作品《失落的优雅》系列：台南亿载金城，1977
阮义忠还记得，当时他在台北市万华一带逛了整个下午，每当举起相机便面红耳赤、冷汗涔涔。
也不能怪他疏于观察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还没开始做摄影这一行的时候，阮义忠一直是在自己的观念思考和别人的思考结果中寻找艺术表现的灵感，他的文字与美术创作也不是从生活中取材。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故意把自己“流放”到了一个全然没有泥土、没有劳动的世界，用这种方式来逃离自己“粗贱的小农夫”身份。
阮义忠是台湾宜兰一个小镇木匠的儿子，而先人留下来的一块河川旁的砾石地，被他谴责了很多年。
除了在学校上课，阮义忠的童年有大半时间都耗在这亩菜园上。它的上面，有过阮义忠家里的七兄弟和两姐妹的汗水，让“每个人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
“从我走得动路、提得起东西的年岁开始，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他们的劳动现场去。稍大，我得帮忙推满载地瓜或花生、红豆的二轮板车，接下来就得割菜、锄地，接替兄长的劳动了。”阮义忠在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里面曾如此回忆。
在这亩菜园上，阮义忠于烈日当头时晕倒过，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过，被头顶阴沉的天空划过的闪电吓得大哭过。
他对自己“不幸”的身世感到怨怒：“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弟那样，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
他不喜欢土地，他要躲开土地。
▲ 阮义忠摄影集《失落的优雅》
长大之后，阮义忠寄情于文学与艺术，“相信自己本来就该追求精神方面的事物，发挥想象的潜力，钻研观念思索。”
在他读到的西方文学作品中，那些角色“一个个都是鄙视过去、敌视社会、对别人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兴趣”。那时他感到，唯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
但现在，《汉声》杂志的这份工作，让阮义忠必须要醒了。他要将视野重新放到自己曾经背离的土地上，看见自己“成长过程中所孕育的怨恨”。他要剥开怨恨的表象，看到真实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
我被人性中最不设防的信任感吸引
“但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 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在随笔集《想见 看见 听见》中，阮义忠说。
早年，他在相机的取景器中遇见了不少善良的人。那时相机底片很贵，一般人不轻易被摄影师所拍。当他举起相机对准他人的时候，别人的反应让他吓一跳，因为对方会说，不好意思，长得不好看，让你破费了。
“怎么会有人心地那么善良的，把任何陌生人都当成是一个好意？”阮义忠说。
“那这个人既然那么好，我怎么把他拍得更好，不要让他失望？我一开始就这么简单地（开始拍照）。所以我是被吸引的，我是被那种人性最不设防的、对陌生人的信任，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所吸引的。”
▲ 阮义忠作品《人与土地》系列：屏东县牡丹乡旭海，1986
拍照将近两年之后，跨过最初拿起相机时的不知所措感，阮义忠才从台湾小说家黄春明那里得到摄影上的鼓励。
“他嘴巴很少夸奖过别人，他也没有夸奖过我的作品。可是他看我作品的表情我已经知道了，他是一种被电到的感觉，说我这么挑剔的一个人都能被打动。”阮义忠对“十点人物志”说。
而阮义忠的作品，愈发成为台湾的记忆。他在1975年进入台湾电视公司，在那里负责协助一本新刊物《家庭月刊》的诞生。阮义忠说，他后来所有的好作品，都是从《家庭月刊》的专栏里挑出来的。
他曾拍过两个女孩在淡水河边骑车，那时从淡水河边可以看到还未开发的观音山，“完全是原生态。”今天的观音山脚下建着一栋栋豪宅，是房地产开发商口中的“左岸”。在阮义忠眼中，这种现代化的浪漫早已不复昨日的纯朴。
对他来说意义最大的，也许是他小时候避之不及的宜兰故土，随着他后来年岁渐长而变得柔和。小时候，他在菜园工作要挑馊水和粪肥。怕撞见同学，他总会压低斗笠，从后街小径绕远躲避，但是水肥的味道四处飘散，藏也藏不住。
长大以后，阮义忠看事情的角度发生了变化。1987年，他拍下宜兰市中正路上的一个农夫，后来在《正方形的乡愁》中回忆起过往的时候他说，“世间万象，真正的贵贱美丑且不能光看表面。”
他学会了欣赏水肥车的精良制作，也理解了他小时候嫌弃的粪肥，其实“在几百年的传统农业中维护了土地的生气与养分”。
▲ 阮义忠摄影集《正方形的乡愁》
《家庭月刊》的摄影专栏，持续了六年。1981年，杂志的母公司台湾电视公司希望阮义忠把杂志上的专栏变成纪录片，于是他从摄影编辑的岗位改道了。
从文艺的摄影走入商业世界，阮义忠觉得像到了另一个星球，那里的价值标准与伦理规范与此前非常不同。
之后的五六年间，阮义忠制作了几百集纪录片，以“映象之旅”、“灵巧的手”等名称命名的节目，在台湾获得了非常高的收视率。但他却说，他基本上是不喜欢做电视节目的。
让阮义忠感到恐惧的是，他所熟悉的摄影，在他制作电视的头两年离他远去了。当时，尽管他已经换了更好的相机，也有了舒适的暗房可以冲印照片，但是他没有心情拍照。
“很难形容那阵子的心情，只觉得虚弱、焦虑、无奈。”阮义忠在书中回忆说。他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他的工作“越做越顺手，效率也越来越高”。但他也意识到，追求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成功”是一个陷阱，“只是短暂麻木一下摄影离我远去的恐惧。”
▲ 阮义忠作品《正方形的乡愁》系列：宜兰四季，1990
一直到1983年，阮义忠发现了位于台湾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他前后造访了不下二十回。在这里，他在取景器中看到了一个温暖的世界，那里的原住民“对任何陌生外客都极尽坦诚地接纳，不存任何戒心”。
这与阮义忠在1975年第一次拾起相机时的情形不谋而合。八尺门让他找回了自己与摄影及摄影对象的亲密关系，还让他学到一个至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人生道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1990年，阮义忠与妻子袁瑶瑶一起创办了摄影家出版社，推出《中国摄影史》《安瑟亚当斯创作回忆录》《摄影大师对话录》《当代摄影名家暗房技巧》《黑白摄影的技术与艺术》等一系列丛书。
1992年，他们创办中英文双语杂志《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致力于东西方摄影文化的沟通。
他将创办这本杂志的“因”归于他22岁时在《汉声》的那份工作。阮义忠不仅在《汉声》杂志开始接触摄影，同时因为《汉声》的属性，他们还订到了很多当时最重要的图片刊物，例如《LIFE》和瑞士《CAMERA》。
“这些杂志使我的摄影教育日积月累地厚实起来，也成为促使我在日后办摄影杂志的‘因’。因为我是透过杂志及刊物吸收养分的，因此深信出版品是沟通与回馈的最好管道。”阮义忠说。
▲《摄影家》杂志
在阮义忠从《家庭月刊》转道去做电视节目的几年间，“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写起了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在《雄狮美术》杂志上连载，集结成了影响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
这两本书，正是阮义忠与妻子袁瑶瑶合作的产物。
袁瑶瑶在1976年和阮义忠结婚，定居台北。原本她是贸易公司的职员，后来在阮义忠的“强迫”下，开始帮他翻译原版英文摄影书籍。上文提到的两本书，都是袁帮阮义忠读书而累积起来的文章。
《摄影家》杂志运转起来以后，借由袁瑶瑶的外语能力，他们夫妇周游列国，邀稿采访。
阮义忠戒烟之后，袁瑶瑶彻底变成他的帮手。如果没有烟，阮义忠在下笔的时候就会开始撕稿纸，怎么也写不满。此后，他的每篇文章，就都是由他的太太坐在计算机前，一个字一个字听打出来的。
这本杂志办到62期的时候就停止了。阮义忠在一篇文章中说，创办《摄影家》，“用的是我生命中的黄金岁月以及工作的全部、生活的全部、感情的全部、理想的全部。”
但他要放下这本杂志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 阮义忠、袁瑶瑶合影，2016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百年来最大的地震。当时阮义忠正在筹划办一个展览，但现状令他感到为难。“在你创作的土地上有灾难的时候，要举行一个艺术展览，我展不下去，差一点不展。后来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作品义卖变成了善款，那才对得起自己。”
那是阮义忠第一次体会到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此后，阮义忠前往灾区，花了三年时间记录慈济基金会援建灾区50所学校的“希望工程”。他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从往昔只求个人成就被肯定，转而乐于以自己的专业来报导这群善良人（指慈济志工）的事迹”。
阮义忠皈依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成为佛教徒之后，慢慢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慈济基金会的工作上。
即便如此，他的心中仍怀着一些对摄影界的隐忧。“整个世界的摄影生态正在改变，许多拍照的人渐渐希望跟流行的观念艺术靠拢，影像对他们而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2016年，阮义忠决定改变摄影界这种持续许久的状况，他设立了阮义忠摄影人文奖，“期望对目前摄影表现失衡的状况稍作平衡。”9月，借第二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颁奖的契机，“十点人物志”在苏州同里专访了阮义忠先生。
十点人物志 × 阮义忠 对谈
▲ 阮义忠肖像，严志刚摄，2017
十点人物志：您办摄影人文奖是想要鼓励有人文精神的摄影，还说目前的摄影偏向观念性。您觉得摄影的人文精神逐渐稀薄的原因是什么呢？
阮义忠：是当代艺术走向。当代艺术大量借用影像，使摄影家也开始往艺术那个领域靠拢。很多拍照的人都不愿意被认为我只是个摄影师，（而是认为）我是艺术家。当代艺术好多年都是鼓励新锐，（鼓励）风格强烈的观念与新潮那种新锐。
最近好几年，各个地方所办的奖偏新锐方面，观念新、手法新。并不是说传统的报道纪实没有人去肯定，而是比重有点不成比例。纪实的摄影风格虽然一直存在，可是比较不能够成为话题，大家比较不会关注它。
十点人物志：您说过，现在流行的摄影表现更偏向个人风格，轻忽对象的意义。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对象的意义”呢？
阮义忠：有时摄影师想要证明自己的个人观点跟个人风格，往往会把对象的真实面貌、意义、甚至是它的本质都更改、挪用了，变成符合他观念的材料。
可是摄影本身，你镜头对着什么，它就是最重要的。它的意义之所在，你不能给它修改。它有它的属性，你不能说我为了某种目的性，改变了一些它真正的意义。
十点人物志：那您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是什么？
阮义忠：当代艺术多半冷酷，冷冰，感光刺激、吓人，要颠覆什么，要解构什么。我已经没办法走入很多美术馆的原因也在此，看了不舒服。
我觉得艺术品就要带给人家一种温暖。现代人最缺少的是温度，还有深度。我强调人文精神就是强调这两点，要有温度跟深度的影像。
▲ 阮义忠作品《四季》系列：1983
十点人物志：您曾经说，相机应该首先用来证明自己所记录的东西有多重要。那怎么证明呢？
阮义忠：人家本来就那么好，你应该再加分，不要扣他的分。它有多好，好在哪里，你的相机有没有办法使它好，夺目而出。使看到的人为之感动，你所要传达的东西就传达出去了，你想证明的就证明成功了。
当然你首先要能看得出来，又表达得恰到好处，你就很有说服力。
十点人物志：那您觉得什么是好呢？
阮义忠：这个会因人而异。（我觉得）什么是好？会使人提升的东西就是好，比如说审美观念越来越好了，生活品质越来越好了。会使人堕落的东西就是不好。这个看法有点太道德，不过事实上是这样子。
十点人物志：感觉操作起来特别难。这是不是很依赖摄影师自己的观念，他到底觉得什么是好的，然后把它拍下来，再去传达？
阮义忠：所以这是品味问题。（摄影师）他所理解的好就是那样子而已，他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不但没有提升效果，有时恐怕反而是拉低了。
十点人物志：那好的摄影师还挺重要的。
阮义忠：好的歌唱家也很重要，一切好的东西都很重要。好，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
▲ 阮义忠肖像
十点人物志：您说过您拍照的时候，是想留住人性的美好，为什么会看中人性的美好呢？
阮义忠：的的确确，人性就是有善良的跟丑陋的一面。所谓恶就是对别人有害，所谓善就是对别人有益。换句话说，除了自己之外，一定有个对象。做什么事情，先关心对象也很重要，你是利他还是害他。所谓恶就是害他，所谓善一定是利他。
我是因为被人性的善面感动，被那种人性，最不设防的，对陌生人的信任，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所吸引的。那他既然是好人，我就要把他拍得像个好人，就要把他拍得比现在的好还要更好。
我愿意让被我拍到人看到照片之后，发出说“我怎么那么幸运，被他拍到，拍得这么好看”，这个是我最大的报酬。
十点人物志：您说您拍照的时候，要么就有好照片，要么就不值得拍，您是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阮义忠：（我的判断标准就是）我的直觉。摄影家就是要一个直觉，要很敏锐。不敏锐的人根本就不要来干这行了，抓住千载难逢的一刻，你稍微想都不能想的。直觉很重要。
封面图来源：阮义忠作品《人与土地》系列：屏东县牡丹乡旭海，1986
参考资料：
1.《正方形的乡愁》.阮义忠著
2.《想见 看见 听见》.阮义忠著
-作者-
李敏，90后，潮汕人，长得美，写得好。本文首发十点人物志（ID:sdrenwu），记录每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人，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