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元月，大陆出版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此书第十五册第八十九页有胡适于民国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写下的日记一则云：“出城，……又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
陆仲安治好胡适什么病呢？当时同在北京与胡适有乡亲关系的石原皋在其所著的《闲话胡适》中的《胡适相信中医药》一文中有详细记载：“早年，胡适患肾炎。那时，既没有抗生素，更没有激素。西医对这个病束手无策，他（胡适）乃求之于中医。该时，北京最好的中医，第一块牌子为萧发龙，他是慈禧的御医；第二块牌子为施今墨，第三块牌子为陆仲安。陆用药，喜用重剂，反对者讥之为蒙古医。胡适请陆仲安治。陆的处方以黄芪、*党**参为主，份量特别重，普通药罐盛不下，乃用砂锅煮药，节制饮食，多吃鱼肚，清炖，不放盐，完全淡食，难以下咽。胡适坚持下去，经过陆仲安的精心治疗，他的肾居然全好了……”
然而，纵览胡适文集，完全没有对于中医治好他的肾病的点滴记载。倒是这一篇随手所记的日记在他治愈肾病之后的74年曝光了这一事件。提倡“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胡适，受人之恩是不会轻易忘却的，按照他当年“书生意趣，挥斥方遒”的习惯，定会对治好他肾病的陆仲安大书特书，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作为士林盟主，胡适有着行为世范的榜样力量，他要是宣扬了这件事，必然引起中西医大战，结果也必然是西医落荒而逃，那么，作为五四提倡的“赛先生”（意为科学）之一的西医势必难于在中国这个传统桎梏不易打破的国度找到落脚之地。
西医传入中国据说与康熙有关。当年康熙曾患疟疾，御医绞尽脑汁仍回天乏术。此时，广州已有西医诊馆，将西药喹啉送入宫廷后，康熙才起死回生，保住了龙体。虽有此说，但西医在中国却处于不尴不尬的地位。国人相信中药罐罐几千年，对西医开肠破肚，剜肉刮骨的那些个玩意自然心怀牴牾。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新思潮的泛起，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已如洪水破堤，让人猝不及防。要科学，就必须打破传统。要西医，就必须抛弃西医。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的是鲁迅。鲁迅对中医的排斥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他说：“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子骗**。”有人分析，鲁迅有此一说是因为他的父亲死于庸医之手。鲁迅强烈反对中医，但结果，自己却死于西医的误诊。给鲁迅治病的医生是日本人须藤。鲁迅本是肺气肿导致哮喘，但须藤却误诊为肺结核。结果可想而知。
不信中医却死于西医的除了鲁迅，还有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启超入北京协和医院割治肾脏，但医生却标错了手术部位，结果，误切梁氏完好的右肾，留下的反而是坏掉的左肾。梁氏虽经此难，但仍以人格力量倡导西医在中国的推广。
此外，死于西医或因西医医疗事故死于非命的还有孙中山、袁世凯，丁文江等诸多民国风云人物或文化名人。一时间，中医、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喧嚣尘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深知在这种时候扬言是中医治好了他的肾病，那无异于为中医站队，其结果，必然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
到了今天，在治病救人的问题上，中医、西医仍存在着不是中医压倒西医，就是西医压倒中医的聒噪。其实，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采取不管中医、西医，治好病人就是良医的态度，大可不必非黑即白，以狭獈的眼光对待传统的中国医学，更不必以非西医不可救人的思想迷信现代医学。民间有一句话：小小偏方治大病。你看，当年的胡适，是不是以一剂小小偏方治好了他的肾病呢？依我看，中医、西医*轨双**道运行，那才是人类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