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很多人来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似乎是指一种简单而具有统一特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一种即使我们没有任何正式定义但一见到它也能认出来的东西。然而，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观点被证明过分简化并具有严重的误导作用。如我们在这一章将要强调的，在那些我们视为“资本主义”的国家里，经济的组织、政府的经济职能以及各种其他要素都是非常不同的。有些资本主义经济非常社会化，而另一些有更多的管制。而且，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形态的资本主义，对其增长的表现有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把所有形态的资本主义都简化为一种单一类型是根本不行的。相反，我们将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4个类别：
1.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政府试图引导市场，最经常的方式是支持它认为会成为“赢家”的特定行业；
2. 寡头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权力和财富的相当大部分由一小批个人和家族所拥有；
3. 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进行的；
4.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小型的创新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体制之间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它们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除此之外，它们是非常不同的。
特别是，一种类型的经济往往具有与其他类型的经济非常不同的增长记录，这是因为它们在增长、创新和企业家活动方面的机制都非常不同。我们将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在一种目前以缓慢增长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形态中，促进增长的最有希望的方式之一是实行一些改革，使其转向一种具有更强有力的增长发动机的资本主义形态。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已经具有快速增长特征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某些发展，以防其在这个类型组的资格受到削弱。
没有哪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可以是并且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不同混合。甚至还有某些“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符合这四种类型中的一种或另一种。
一种前资本主义经济通常是非常贫穷的（年人均GDP在1 000美元或更少），即使有的话也极少拥有与任何形态的资本主义有关的制度，特别是由国家提供保护的财产权。在某些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其中有很多在非洲、中美洲和西亚（例如，阿富汗或巴基斯坦）部分地存在——政府非常弱；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那些决定规则的宗族或部落组成。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宗族可以禁止私人财产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产权可以得到非正式的承认。但是，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政府制度在这些经济中过于原始，将之包括在我们的分类中毫无意义。然而，考虑这些前资本主义的情况依然是重要的，因为那里有数千万人生活在基本生存水平上，他们的困境值得世界的关注，不单是出于道德的原因，也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我们产品的好顾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对生活在其他社会的我们来说，他们可能传播疾病和滋生恐怖分子。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给那些符合我们分类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那些建议，如果经过适当的调整，也将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
在描述四种资本主义类型时，我们将更多地描绘它们的结果而不是获得这些结果所需要的投入。坦率地讲，看到结果比较容易，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已经在那里等待被观察。而确定哪些措施导致了这些结果，或者哪怕是对产生这些结果有影响的措施，则要困难得多。这将是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努力要做的。
在本书的附录中，我们谈到了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人们如何衡量哪种经济符合这些范例的一个或另一个的程度？我们将概括一些原则上的建议，但更为完整的答案必须等待进一步的研究以及最为重要且耗费时间的数据收集。
在描述四种资本主义类型之前，我们应当首先界定资本主义的含义。一般说来，当一种经济的生产资料（农场、工厂和复杂的机器）的大部分或至少相当大的比例掌握在私人手中，而不是由政府拥有和使用时，这种经济便被说成是资本主义。没有一种经济是完全的资本主义。例如，在美国，有些电力是由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有些小规模的生产设备，如缝纫机，是由个人私有的。在我们对四种资本主义类型的描述中，将遇到那些也许可以被描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情形。但是，那些社会也经常拥有大量的资本主义要素，那些要素将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内容。
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 作者：[美]威廉·鲍莫尔 罗伯特·利坦 卡尔·施拉姆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
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执行这些决策，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去帮助那些被选中的“赢家”。但总的经济体制仍属于资本主义，因为——除了稍后论及的一些例外——国家承认和保护财产权和合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被雇用的工人的工资也由市场引导，并且，至少有些小规模活动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
为什么政府要“指挥经济交通”？部分原因可能是政治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的权力从赢家的行业和企业那里获得财富和其他好处。这种形态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与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寡头型资本主义相差无几。寡头经济的领导者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政府通常采取的立场是，对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采取中央计划式的干预或影响，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政府掌握着很多可以引导增长的手段。也许最重要的是对银行的直接或间接的所有权，在几乎所有国家中，银行多是将资源从储蓄资金的人手中转向投资人手中的主要渠道。只有在美国，至少迄今为止，金融资源从储蓄者转向生产者的任务主要是由有组织的资本市场完成的，例如，股票和债券市场，而不是银行。过去几年里，全世界的确出现了一股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需要获得出售这些资产的收入来弥补其赤字，另一方面也在于改善这些以前由政府所有的企业的效率和降低其提供的服务的价格。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有些发达国家（如德国），政府仍然拥有银行体系的相当大比例的股份（Hanson，2004）。在印度，国家控制的股份占银行资产的75％（Patel，2004）。
即使没有直接的所有权，政府仍然能够指挥或强力地“劝说”银行按照它们的旨意行事。韩国是前者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行政性指导”是后者的一个例子。政府可以并且的确在以其他的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指导，例如，通过给予特定企业或部门税收优惠、独家许可（合法的垄断）或者政府的合同。得到优惠待遇的企业于是便可以变成“国家龙头企业”，其成功得到政府政策的保证。政府还可以通过关税等保护措施来支持有些行业，使国内企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此外，政府也可以对外国投资者或合作者的活动进行引导，途径是只允许他们在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条件下（普遍的情况是，外国合作者要承担并逐渐转让其技术和诀窍给本地合作者）投资。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重叠，但这两种体制从根本上看是不同的。二者的重叠表现在当国家对龙头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的时候。这些企业通常拥有大量的雇员和高度结构化的管理。创新只要有，就是有组织、有独立预算并且有严格管理的。在国家导向型体制中，出现很多国家龙头企业的情况很罕见，仅仅是国内市场的规模，可能也不允许这类企业超过特定的数量。与此同时，其他的大企业也可以发展，可以是通过大量地与政府做生意，也可以是通过依托使其得以成长的国内和（或）国外市场。于是经济可以由大企业所主导，但不一定是由于政府政策导向的结果。
把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与中央计划相提并论似乎也有些道理，但这两种制度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国家不仅仅挑选赢家，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决定所有的价格和工资，通常对于消费者可能想要的产品和服务极少在意，因而对于使个人有好处的创新不提供任何的激励。相反，在苏联集团的国家，管理大“企业”的官僚们的薪酬是按照其工厂的产量来确定的，不管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消费者是否真的愿意要它们。中央计划经济就其本质而言不利于任何突破性技术创新，1958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的“苏联空间计划”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但是，这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最擅长的事情：为了一种具体的甚至很有限的目标，通过命令和控制而进行大规模活动。它几乎不能带来任何长期持续性的经济益处。
实际上，在过去的苏联集团中（在那里，所有的进步都由“五年计划”来规划，借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企业家活动不受操作系统的支持），推动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高科技行业甚至从来没有起步。苏联的体制有能力培养出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但却不能将其工作资本化。在电影《绿野仙踪》的结尾，幕布被拉开时显示给人们的是，处在控制地位的原来是一个普通人，同样，柏林墙的倒塌向全世界显示了苏联集团各国在经济上的惨败，这甚至使很多西方专家吃惊（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们一直相信，苏联是一个必须认真应对的强大经济体。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不实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导向”，政府也可以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产品和服务惠及全体人口，而不需要决定哪些部门或行业应当发展。例如，政府通常都要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道路、饮水和排水体系、教育、警察和司法系统——以及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政府提供的只是一个所有经济参与者都能够开展其活动的平台。提供“公共产品”，或者提供那些其益处不是由单个个人和企业充分享受的产品，这是政府的基本工作（加上国防）。政府做这些事情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是在“指导”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在每一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都是正常的，并不是只在那些国家导向型经济中才如此。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有哪些突出的例子？人们会立刻想到大多数的东南亚经济体，在那里，政府一直采用一种或几种前面提到过的导向手段给特定的部门优惠待遇，主要是出口部门。很多拉美国家几十年里一直遵循“进口替代”政策，这种政策旨在促进某些被选择出来接受这种支持的行业——经常是具体企业的增长，途径就是保护它们不受进口品的竞争。法国、德国和美国也存在某些政府计划和导向的成分，这表明，没有一种单一和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能够主导一种经济到排斥其他形态的任何成分的地步，不同体制的混合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更为具体地说，尽管美国联邦政府主要将自己限定在提供政府应当提供的那些公共产品上，但是，它还是通过以下方式而致力于一种有限形式的国家导向：直接通过关税或限额及现金补贴的方式为其农业部门提供补贴（类似欧洲和日本）；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其能源部门；通过税收优惠和有补贴的二级住房抵押市场\[由两个大型的政府资助的企业所主导，即联邦全国抵押*款贷**协会（Fannie Mae，房利美）和联邦住房抵押*款贷**公司（Freddie Mac，房地美）\]对房地产行业提供补贴。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优势
正如亚洲的国家导向型经济体的可观增长业绩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且保持很长时间（尽管，东南亚经济体增长被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所打断）。这种成功的原因不难理解。那些相对于技术前沿国家而言非常落后的国家只需要找到某种途径获得最先进的或者接近最先进国家的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与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出在国际市场比较畅销的产品（以及越来越多的服务，例如，“电话服务中心”）。外国技术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而被引进。知识可以通过将国民送到国外的大学（最普遍的是美国）学习而获得。一种更大胆的战略是鼓励，或者至少不限制国内居民移居到像美国这样的技术领先国家，希望他们成功之后返回祖国，或是从国外帮助国内的新生企业启动和发展。印度是这种“反向智力流失”战略的主要实践者，这在数十年前看上去像是一场赌博，但现在似乎收获巨大，在美国成功的印度企业家们或是回国，或是投资于印度的企业（Saxenian，1999）。
那些以国家导向的方式采用了“出口拉动增长”的战略国家之所以成功——无论其成功是如何实现的——只是因为它们的出口品有地方可去，主要是去到了美国，近期以来亚洲出口商的情况则是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这些地方的收入在上升，政府拥有通过出口赚取的外汇来购买进口品。如果世界市场不开放，国家导向的、出口拉动的增长将不可能取得成功。推动全世界市场开放的，是关税和其他边境限制措施的多边自由化，而多边自由化支持者最初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后来是其继承者（WTO）。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缺陷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有其缺陷，甚至很危险。事实上，既然我们倾向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读者们不会奇怪，我们看到的缺陷比优点要多，特别是，一旦这些成功的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经济体接近其他更富有、国家导向程度更低的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情况更是如此，这些缺陷包括：
认为国家导向将永远管用 那些指导其经济取得某种成功的政府可能会从过去得到错误的教训。对于那些在国家导向型制度下曾取得快速增长的国家（人们会特别想到很多亚洲经济体），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无限期地继续使用同样的办法将带来长期的增长。但是，世界是在变化的。摘取了低处的果实之后，收获的困难增加了很多。对于很多曾经成功实施国家导向的国家来说，现在是如此，过去也一直如此。
过度投资 关于这种体制会出现什么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韩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故事。长期习惯于要求其银行为大型企业集团（“财团”）提供*款贷**的韩国政府引导太多的银行在半导体、钢铁和化工行业扩张中进行了过度投资。当1997年夏天从东南亚开始的金融危机蔓延到韩国时，这个国家的银行以及那些通过*款贷**扩张的企业已经过度扩张得如此严重，以至于韩国的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直到美国政府通过*款贷**展期而领导了一次国际性的对韩国金融机构的救援，韩国经济才得以获救（Blustein，2001）。韩国政府只是到了后来才迫使很多财团进行重组，并引导银行采用商业的而不是政府导向的标准发放*款贷**。
韩国并不是唯一的。中国也存在由几十年的中央计划导致的巨大的银行问题，在那种体制下，国家银行基本上是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的工具。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很多国有企业不能偿还国家银行的*款贷**，把巨大的损失留给了中国政府，我们将在第6章描述这个过程。在第7章，我们要讨论自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泡沫在20世纪80年代末破裂以来一直困扰着日本经济的类似的银行问题。尽管日本没有实行过中央计划，它对其银行的“行政性指导”方式也逐渐导致企业*款贷**人的过度投资，这些*款贷**人无法偿还其所积累的债务。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犹豫和不及时的反应对日本经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后来10年的滞胀产生了影响。
挑选了错误的赢家和输家 过度投资并不是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唯一缺陷。随着这些国家接近技术前沿，它们再也不能只挑选一个部门或行业，不能再想着，“我们去看看那个行业的企业表现如何，然后从中‘挑一个出来’”。相反，一旦到达前沿，一个国家便到达了一个像叉子一样有众多分支的岔路口。应该选择哪个方向？这是发达经济中的企业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它们不清楚消费者会喜欢哪种新产品和服务。它们也不知道它们的努力研发会有什么结果，不管它们是如何计划的。
在快速创新的经济体中，各个企业通常同时努力，为成为“先行者”并利用其市场先机而竞赛。资金的提供者支撑着这样的竞赛，他们实际上等于是把他们的筹码押给了他们认为最可能赢得这场竞赛的那些企业。达尔文式的市场选择过程最后产生出一个或多个赢家，它们可能不是参赛者当中技术上最成熟的企业，但是它们具有最有效的生产、营销和配送计划，并得到很多消费者的广泛青睐。美国的例子包括福特制造的T型车（肯定不是当时最复杂的汽车），微软开发的Windows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安全性不如其最新的竞争者Linux的“开放—资源”系统），此外，即使个人计算机本身也是一个例子，在这个行业，戴尔已经通过销售计算机行业中的“福特车”而不是（太阳和其他制造商生产的）“凯迪拉克车”，而上升到了行业领先地位。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政府对于不受官僚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现象，如表面上的混乱、无计划、杂乱无章的过程，感到不舒服。相反，这些政府在亲眼看到自己挑选具有出口前景的部门（伴随着国内市场销售的跟进）获得成功之后，更易于相信，同样的指导过程可以继续在未来产生赢家。但是，一旦经济处于前沿、成功不再容易发生时——因为没有清楚的领先者可以复制或追随——错误就很容易出现了。
新加坡启动了一项旨在把该国打造为世界生物科技领先国家的巨大工程，为来自全世界的一流研究人员提供高额工资和福利，吸引他们在新加坡工作一定的时间。这样的赌博可能成功，但是，相信自己能成为下一个生物科技硅谷的国家大有人在，不止新加坡一个。韩国在生物科技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部分是因为政府对克隆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严格法律。与此同时，在美国，众多的州和地方政府也在声称它们将成为生物科技革命的中心。它们中有一些将会在这场生物科技竞赛中获胜，但不是所有的都能获胜。
易发腐败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企业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在这样的经济体中总是存在腐败的危险。企业会寻找微妙的或并不怎么微妙的方式来得到那些优惠。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体制特征。我们稍后将提出，尽管中国有快速的增长，但如果它不存在腐败，将能够增长得更快。
“拔掉插头”和重新配置政府资源的困难 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种危险是，一旦国家向特定的企业或部门承诺了资源和特权，那么当这些企业显然需要进行重组或者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超过了它们的时候，政府就很难“拔掉插头”停止给它们输送资源和特权。政府或是不愿丢面子，或者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政治上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使得初衷良好的政府失去干预能力，最终放弃干预。
这一问题最好的例子是所有富国政府都提供的农业补贴，尽管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在下降并且现在相对来说已经很小（在美国，这个比例低于3％）。而且，尽管存在GATT和此后的WTO中谈判的贸易开放规则，富国仍然企图保护特定的制造业不受进口品冲击，或是通过WTO协议中所谓的逃避条款所许可的“临时性”保护，或者通过更为永久性的变种：抵消外国补贴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尽管经济学家们普遍谴责反倾销税的方法）。确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压力经常迫使政府支持衰败的行业而不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这主要是因为衰败的行业及其雇员在要求政府资助方面会闹得最凶。
总之，当国家具有明确的努力目标时，它们通常会成功地指导其经济。但是，随着经济赶上技术前沿的国家，低处的果实将被摘光。在这个时点上，或者，远在此之前，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缺陷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以下情形会成为常态：过度投资、无力产生突破性创新、易发腐败、不愿将资源从那些低收益的活动转向具有更大回报潜力的企业。
寡头型资本主义
如已指出过的，我们所说的“寡头型”资本主义很容易与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混淆，因为在前者中，国家也倾向于高度参与对经济的引导。寡头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尽管经济体制名义上属于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但是，政府的政策设计主要或完全是为了保障人口中极少数人（通常是非常富有的人）的利益，或者更加糟糕，为了保障那些执政的集权统治者们及其亲朋好友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制度更适合被称为是一种“强盗统治”）。不幸的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大多地方普遍存在，也许包含了世界人口的十亿或者更多。它在拉美的很多国家、苏联的很多加盟共和国以及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很多国家都很流行。
在这些社会中，经济增长不是政府的核心目标，相反，其主要目标是保持和加强那些拥有大部分国家资源的少数寡头（包括政府领导人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一事实使得寡头资本主义有别于其他独裁或较不民主的社会，在那些地方，增长显然是一种核心目标，但那里的资本主义受到国家“导向”的压制。当然，即便在寡头经济中，政府和政府需要为之服务的统治精英们也许并且很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促进增长有兴趣，但是，这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目标或一种“约束”：为了实现足够的增长以便使“土著们”不至于*反造**，不会*翻推**当权者，同时也给统治精英们更多的国民财富的积累，以便他们从中能盗窃更多。正是这些情况以及这类政府所行使的压迫性权力，使我们很不情愿地在第6章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要消除寡头型资本主义，转向一种将整体经济增长作为政府主要目标的制度。革命可能是最有效的（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不平等和缓慢的增长
寡头型资本主义经济一般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首先，也许最显著的是，它们的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它们的财富分配倾向于更加不平等）。我们使用所谓的基尼系数，即一种标准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来揭示这种特点。( 基尼系数计算的是两条曲线之间的面积。第一条曲线称作劳伦兹曲线，反映的是所讨论的人口的实际收入分配。它首先将人口按照收入分组，例如，最低收入的10％，次低收入的10％等。然后，计算每个组别在人口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例如，最低收入的10％的人口的收入只占人口总收入的4％）。第二条曲线表示的是假定情况下的人口收入分配，在这种假定中，收入达到最佳的平均分配，每个10％组别的人口都获得总收入的10％。这两条曲线之间的空间越大，实际的不平等就一定越大。基尼系数就是对这种差距规模的测量。)
表3显示了1998年、1999年及2000年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那个地区被认为具有普遍的寡头型资本主义特征。基尼系数越高（在0～100的范围内），收入（或财富）分配就越不平等。作为对比，表4给出了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包括了世界上的富国（也有少数的例外，如墨西哥和土耳其）。二者之间的差异非常触目惊心。基尼系数在拉美地区高出很多，大致接近50～60，表明了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相反，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在25～40的范围内（美国处在这个范围的最高点上）。
表3 部分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2004)
注：这一资料中未提供其他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
表4 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
注：冰岛和卢森堡的数据无法获得。
资料来源：基尼系数资料来自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2004); OECD国家资料，见OECD网址：http://www.oecd.org/documentprint/0.2744.en_2649_201185_1889402_1_1_1_1.00.html
很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此后阶段看上去确实一直在试图促进增长，它们摒弃了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施20世纪50年代所倡导的、此后被大部分拉美国家采用了20年的进口替代战略。对这一战略的合理性的论证是，它可以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不受外国的冲击，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产业就能够成长起来，抵御来自任何地方的竞争。但是，这类“幼稚产业”通常都为强大和富有的本国家族所拥有，因此，进口保护和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寡头型资本主义是一致的。有些拉美国家摒弃了这种思路，犹豫不决地转向了对外部竞争的开放，这表明寡头型资本主义模式的某种弱化，随之而来的应该是更快的增长。
但是，迄今为止，结果与这种观点并不一致。表5比较了主要的拉美国家经济在两个时期的增长速度，1960～1980年和1980～2000年。前一个时期大致与整个拉美地区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时间相吻合；后一个时期则大致包括了“市场改革”的时期。然而，表5表明，除智利之外（那里的基尼系数是拉美地区最低的），1980～200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它实际上比1960～1980年期间还要低。 (当然，除了有些例外，拉美国家在1980～2000年间遭遇了某种艰难时期，即使它们很努力，但还是无法实现快速增长。一些国家（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所借外债太多，有些出现了过度的内债，在国内增长缓慢以及出口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不变或下降的情形下，它们难以偿还这些债务。)
表5 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与基尼系数
注：a表示2001年基尼系数；b表示1999年基尼系数；c表示2000年基尼系数；d表示1998年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GDP资料，见Alan Heston、Robert Summers和Bettina Aten,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1，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ICUP), October 2002。网址：http://pwt.econ.upenn.edu/php_site/pwt61_form.php.；基尼系数资料，见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Bank，2004)
2006年，世界银行将其《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集中于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该报告是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发展专家们都会仔细阅读的一份年度文件。尽管人们一直普遍假定，在发达国家，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Okun，1976），但是，世界银行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至少在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两种途径阻碍经济增长。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可以并且确实倾向于扭曲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资本成本，因而一方面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另一方面使那些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失去了机会。为数不多但有权势的精英阶层还倾向于建立并保持那些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制度和规则，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的利益为代价。这两种趋势都明显存在，而且实际上就是寡头型资本主义所主导的那种经济的准确描述。
非正规活动
拉美经济——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一直受到很多寡头经济的第二个特征的困扰：高比例的“非正规活动”。经济学家们很长时期里已经注意到这种非正式性现象（Tanzi，2000），这个问题因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的两本畅销书而广为人知 （De Soto，1989，2000） 。
按德·索托使用这个术语时的含义，非正规活动出现于以下情况中：个人和企业从事一些就其内在性质而言是建设性的经济活动，例如盖房子、出售商品和服务等，但因缺乏必要的官方批准、许可证或者（在涉及土地的情况下）土地产权等原因，在技术上是不合法的。对非正规活动的这种定义使之有别于犯罪活动，犯罪活动也超越法律之外，但却是受到社会诅咒的活动，因为它破坏了社会的组织构造（通过诸如偷盗、*杀屠**、绑架、*杀暗**，以及在很多国家里的某些*品毒**的使用和销售以及与之伴随的洗钱活动）。
非正规活动具有建设性，并且对增长是有益的，但是，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如果在那些非正规活动盛行的经济体中，它们能够被允许从地下转到地上、公开经营，能够利用正式的信贷和其他网络促进更快的扩张，则这些经济体会增长得更快。对我们目前的目的来说，关键的要点是我们不相信在寡头型资本主义中，非正规活动的普遍和持续存在是一种偶然。这些社会中的统治家族不认为将正式的权力授予人民符合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希望看到经济中新的正式的进入者所带来的竞争。由这些寡头精英支持的政府似乎也尽其所能使非正式企业和个人难以进行正式的经营。
拉美是德·索托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研究的地区，现在，非正规活动问题被承认的范围已远超出这个地区；它在非洲、亚洲、印度和中国都普遍存在。确实，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承认在俄罗斯创办新企业的困难。俄罗斯曾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光彩地为寡头的影响推波助澜的国家。普京悲叹说：“（俄罗斯的）政府和地方当局未能为中小企业的繁荣创造条件。每一个开办新企业和注册公司的人都应当获得个人（勇敢）勋章”（Arvelund，2005）。
腐败
尽管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腐败，但腐败是寡头经济的典型情况，比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还要严重。那些使公民们难以获得许可证或批文——造成非正规性的前提条件——的政府也为少数官员受贿创造了条件。确实，行贿的企业比守法企业通常要面对更多的来自政府官员的侵扰 （Kauffman and Wei，1999） 。而且，尽管主导寡头国家的极少数企业和家族可以是“皇冠背后的权力”，但最终的权力仍然掌握在那些可以让寡头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儿或不好过一点儿的政府官员。结果，当执掌权力的领导人要求好处费时，处在这种地位的企业和家族也许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腐败会通过很多方式阻碍增长。首先，它使得企业家才能不是被用于像开展和采纳创新这样的生产性活动，而是转向对社会来说浪费的活动。这些本可以成为创新者的人没能提供生产*服务性**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也许是腐败的最大成本。此外，通过增加做生意的成本，腐败对国内和国外投资活动都产生打击。对这个问题的一种主要是逸事性的但也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非洲和世界其他贫穷国家所遭受的悲惨经济处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腐败 （Baker，2005；Naim，2005b） 。有一些更为正式的统计证据证明，腐败成本很高，它特别打击外国投资。但是，增长和腐败之间的统计上的负相关的发现并非普遍性的。 (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在他对这个主题的调查中，没有在国别统计测试中发现这种关联，但他也告诫说，在这些回归中，腐败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测量（Svensson，2006）。)
例如，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的估计，腐败可以产生高达50％的外国投资税，这理所当然地影响了外国投资的流入（Wei，2000）。 (魏尚进（2000）还发现，腐败使资本流动离开外国直接投资，向外国银行*款贷**倾斜。如果这种情况属实，货币危机的风险就增大了，因为银行可以通过不再为*款贷**展期而“逃离”借款国，而外国直接投资则更具有“黏性”（把对公司的控制性股权出售出去要难得多。）
自然资源丰富的危险
最后，有些寡头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这帮助了这些国家巩固其资本主义形式，使之很难转变。《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一种更为广泛的假定，被称为“石油政治的第一定律”，他认为，在石油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中，“石油的价格与自由的步伐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 （Friedman，2006，第31页）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当石油丰富的国家的油价上升时，统治这些国家的寡头们就拥有了必要的资金来“收买”那些反对其制度的人，并可以对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他们置之不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弗里德曼的假定最有参考意义的方面在于，在高油价的环境中，培育创业精神的动力或必要性就会比较低。
沙特阿拉伯也许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国家，一个家族（沙特家族）已经统治了好几代人，并且拥有国家石油垄断企业（Aramco）。这个家族通过石油收入致富，不仅能够控制石油生意，而且能够使用这些收入购买和建立很多其他企业。沙特家族还利用政府获得的石油收入来支持其他业务，如，石油化工，因而也表现出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特征。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但是，统治着石油富国阿曼、巴林、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的家族们似乎在鼓励这些国家的基础更广泛的增长方面更为成功。我们的印象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尽管在沙特阿拉伯开办企业明显很容易（按照世界银行的《全球商业环境调查》的排名来判断），而且国家计划使用该国的巨额石油收入增长来发展更大规模的制造企业和石油化工设施，然而，与其他更为成功的石油富国相比，那些国家对外国产品、理念和资本更加开放，而这个国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仍然较为封闭。
例如，尽管还存在很多需要克服的障碍，迪拜在尽最大努力成为中东地区的银行和证券业交易的中心。迪拜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努力如果没有主要的外国金融机构积极地进入本国，就不能取得成功，迄今为止，它们当中的很多已经在这个国家开展或扩大业务。阿曼和巴林的领导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开放了经济，寻求吸引地区内外的旅游者。
即使考虑中东地区最近取得的所有进步，但该地区（以色列除外）的经济进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虽然石油使得它们中的大部分很富有。如一项研究所报告的：“自1975年以来，中东的人均GDP的增长一直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差。”
总之，驱动寡头型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是增长渴望，在最坏的情况下，寡头型资本主义是其腐败的领导人们的天堂，在较好的情况下，其目的也只是维护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收入和财富。事实上，高度的收入不平等正是寡头型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其他的特征包括极为普遍的非正规活动和腐败的盛行（这种状况在一个经济体大幅度依赖一种单一的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会被放大）。
大企业型资本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学家熊彼特人生的最后时期，熊彼特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担心，企业家活动越来越向大型老牌企业发展，后者不仅拥有支撑创新活动的资金，而且还享有足够高的市场地位可以使其创新活动得到充足的利润。熊彼特还担心，美国大企业里日益滋长的官僚化会抑制未来的创新，特别是紧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需的大规模生产之后（Schumpeter，1942，第81～86页）。
另一位公众知名度更高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撰文讨论了战后初期大型老牌企业之势力的增长。但是，与熊彼特不同，加尔布雷斯并不担心美国企业的商业思想会枯竭。相反，他的担忧在于，大型企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将会需要工会和政府这样的“制衡力量”来约束公司的各种过分行为、浪费性的广告、过分奢侈的形象打造以及过度的利润 （Galbraith，1967，第388～399页） 。
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担心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大企业所主宰的经济体制，在这些企业中，最初的创办者或是已经退出企业舞台，或是不再有效地控制该企业。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分散于很多股东之间，通常包括某些大型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等类似机构）。职业经理人是这些“委托者”的“代理人”，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如何确保经理们持续地按照其所管理企业的所有者们的最佳利益行事的难题。
我们认定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主要是欧洲大陆、日本、韩国和其他经济体中的局部地方，包括美国。这并不是说，这些经济体完全由大型企业所控制，因为，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存在很多小企业。但是，在大企业经济体中，我们所指的意义上的创新型企业家非常少见。相反，大企业经济体中的企业家处于边缘状态，而不是像在美国以及其他以企业家为核心特征或者愈益如此的经济体中的创新型企业家们那样为大企业提供经济能源。大企业经济还倾向于日益为某些全国龙头企业所主宰，这些企业由政府挑选，或得到政府优惠扶持，政府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是相信只有这类企业才能实现规模经济，以便和来自其他国家（通常是美国）的全球性企业强有力的竞争相抗衡。
大企业型寡头资本主义的缺点
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通常是寡头性的。这就是说，它以市场上运营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由于这些市场的规模有限，它只能支撑那些少数的、有能力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或者，这些市场可能只能容纳一个或几个企业，因为存在“网络效应”，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其他用户使用它们，如通信网络、股票市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计算机软件。这类市场倾向于高度集中，有时甚至是垄断性的，因为那些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大量用户群的企业可以将可能的进入者排挤出去。
然而，寡头企业一直为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所厌恶，因为它们背离了大量小企业彼此努力战胜其他企业的竞争性理想状态。在这种“原子化的”市场上，没有一家企业能够控制足够的市场份额来确定其价格；相反，价格是由很多消费者和很多企业的非人格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图形上是通过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叉来表示的，这在每一本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反的是，寡头企业是不受信任的，因为如果一个行业只有少数竞争者，每个企业就可能具有某种控制定价的能力，特别是如果它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差异化，就更是如此（经济学家们将此称之为“垄断性竞争”）。具有定价能力的企业于是便能够通过高于竞争性价格的途径获得“超额”利润，即超过在纯粹竞争市场中获得的利润以上的利润，这对消费者是一种伤害。
此外，寡头企业可以很懒惰，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靠其现金流过日子，可以将它在一个市场上的力量扩大到其他市场上，从而影响新技术的发展和制约那些能够将这些技术商业化的企业家活动。寡头企业有时会从政府那里“寻租”，要求法庭或监管机构的保护使之躲避那些更有效率的国内外的竞争者。美国汽车和钢铁企业就是寡头市场上的大企业的典型例子，它们失去了竞争的热情，然后寻求并得到了贸易保护来抵抗（但没有完全阻挡）更有效率的国外竞争者。在这里，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对应的就是旨在有益于特定大企业竞争者而不是整个经济体的反托拉斯诉讼，这类诉讼涉及日益干练的原告律师、州首席检察官，并且不时涉及联邦反垄断当局（Baumol，2002）。
大企业型寡头资本主义的优势
然而，寡头经济的确有其优势。如果一个市场上的成本结构或网络效应只能支撑少数企业，则寡头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结果，即便价格中包含了较高的利润。实际上，由于拥有超额利润，寡头企业的现金流足以支持技术的增量改善，这样的改善是大企业的标志。两个日本巨型企业，本田和丰田，代表了大企业的最佳模式，它们不仅能够不断地改善其汽车产品，而且还同时是积极的创新者（最新的例子是将汽油和可充电电池两种能源结合起来的混合动力车）。几家大型的韩国制造商如现代和三星，近些年也表现出创新的热情。西欧国家中也有一系列成功的创新型大企业，这些企业在汽车、投资品和电器消费品产业实力很强。
实际上，大企业对于任何经济的运转都至关重要，这至少是因为那些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的创办者们即企业家们迟早必须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并非创始人的经理们。在这个时候，这些企业处在十字路口：一条路会通向成功的扩张和新的创新（如果理想的话）；另一条路则会带来停滞和可能的企业消亡。如果最初的企业是一种激进的创新型企业，它很难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管理时期重现当初的成功。较大的第二代企业通常提供一种更慷慨的、更为锁定型的报酬体制，这种制度不可能给企业内的个人或群体的突破性创新活动提供像市场为独立的发明者或企业家提供的那种程度的回报。此外，突破性技术可以很快使现有的产品和服务过时，因为这种原因，这种技术也会在大机构的内部遭到强烈的*制抵**。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一系列看上去难解的谜：大企业的研发预算为何只有很小的部分用在基础性的研究上 （Branscomb，2004） ？为什么由小企业申请“高影响力的”研究和专利至少是大企业的两倍 （CHI，2003；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2004） ？为什么在美国大企业中，如宝洁、英特尔以及大型制药企业，越来越将研发的很大部分“外包”给较小的企业？这些小企业会研发新的产品，然后将企业卖给那些较大的企业（有些较大的企业可能从一开始就在这些小企业中拥有股份）。或者，为什么日本的索尼公司似乎也失去了方向，它曾经是晶体管收音机、随身听和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电视机的发明者，并且是最成功的创新型大企业之一。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索尼拒绝模仿别人或与其他企业合作，已经成为“不是我发明的就不使用”综合征的典型病例（Surowiekci，2005）。
但是，虽然如此，大企业也还是可以通过不断改善现有产品和服务以及偶尔地研发新产品得以成长和发达，通常是在进行了大量的对消费者会不会购买新产品的市场调研之后。这种创新过程成为一种惯例并且可以预见，借用橄榄球比赛中的说法就是，“一次往前跑三码”接球，而不是反守为攻型地接球触地。这种虽是例行的但保持持续性的改善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必要的。
事实上，对于那些激进的企业家们自己无法以节省成本的方式进行某些创新产品的大规模制造来讲，大企业的存在至关重要。这类的例子有很多：大规模制造汽车的福特公司，这个领域从前一直拥有众多的发明者；[插图]制造了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的波音、洛克希德、麦道和空中客车公司；生产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发的大型计算机的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制造了苹果公司一直在研发的个人计算机的戴尔公司；制造了显然是由加里·基尔代尔发明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微软公司；以及那些大型制药企业，它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对大学和小企业发明的突破性治疗方法进行耗资和费时的临床实验。
在这些和很多其他的例子中（包括我们下面要讨论的突破性发明），早期的发明通常处在原始阶段且功能有限，并且经常遭遇不断的停顿。要对它们进行完善并将这些创新变成消费者喜欢接受并且买得起的产品，还是需要那些拥有训练有素的固定研究人员的大型企业。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企业的研究部门会优先考虑产品的完善以增加其可靠性和使用的便利性，而不是进行更具想象力的突破。然而，这些增量性的完善至关重要。没有这类大企业“日常化的”研发活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就可能更低，很多创新性产品的可靠性、实用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很罕见的情况下，大企业甚至也可以是企业家型的。一个例子是通用电气，它在其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时代更像一个由众多单个的创新型企业组成的集体，而不是一个大公司。事实上，韦尔奇精简了通用电气的总部办公室，将权力下放给了公司的各个业务部门。另一个大企业是3M公司，它以鼓励其员工提出新主意并且为他们提供如同创办自己的新企业一般的支持。丰田和本田公司在日本以及在其全球性的业务中都表明，大型汽车制造企业既可以继续对已经高质量的汽车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又能够发明新的、比市场上的任何汽车都大幅度地节省能源的混合型汽车。
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即，一些建立历史较长、曾经是企业家型的企业在走投无路、其他业务经营不佳的情况下，进行了新的研发。芬兰的手机制造企业诺基亚的转型就是这方面的世界著名的例子。在美国，苹果公司通过发明“iTunes”*放播**器和网络音乐及视频商店而获得复兴，这些前卫的技术将该企业从个人计算机的小生产商的边缘地位拯救出来。
还有一些大企业干脆从较小创新型公司那里购买前沿性的发明。正如《经济学人》杂志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所指出的：“当今的大部分药品类的发明都来自小型的新企业。大型制药企业的研发活动现在主要集中在确认并与小型创新型企业打交道方面，而不是自己去发明有突破性的药品” （New Organization，2006，第9页） 。对很多较大的信息技术企业，例如，甲骨文、英特尔和微软，类似的结论也适用。
然而，较大企业更为典型的情况是其不创新倾向，这也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阿基利斯脚后跟[插图]如果主宰市场的大企业成功地阻挡了竞争——或是通过它们自己的行动，或是利用政府保护使之免于竞争——它们维持现状的倾向会特别强烈。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继续改善的动力都会减退。或者，大企业可能变得如此官僚化，以至于即便看到了那些前沿性的理念，也没有能力识别并采取行动。一位著名的企业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阿玛·比亚德认为，这类趋势可能是大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较大企业的这种硬化症威胁着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失去的机会，而且还因为它会影响那些为它们工作的人。停滞的产品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应表现便是员工们将工作的稳定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不是考虑个人的发展和对其企业的贡献。主要的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代表——欧洲大陆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都具有刚性，就业保障被视为理所当然，解雇情况非常罕见，这并非偶然。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并未能给那里的员工们提供他们如此渴求的就业保障。西欧国家经济在20世纪50～70年代以较低的失业率而超过美国经济之后，在过去几十年里遭遇到大大超过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率。那些使企业难以解雇或开除冗员的劳动法规也给企业雇用新员工、创办新企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担心招聘的劳动力以后不能进行调整，企业家们的创业活动从一开始就会受到打击，或者，如果他们设法开办了新企业，这些规定也使得他们控制用人规模，以便不触发就业岗位保护要求。欧洲和日本现在都发现自己在很痛苦地试图创造一种企业家文化来提供现有大企业不能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它们是否能成功，是我们第7章的话题。
简而言之，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最好之处在于它产生了充足的大规模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资助该企业本身对现代经济的主流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的增量性改进。其最糟糕之处则在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也可能是僵化、不愿创新和反对变化的。
企业家型资本主义
最后，我们分析我们的第四种类别：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发明比大企业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得多。这些创新通过企业家们自己或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共同改善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这类例子包括汽车和飞机；导致了电话和互联网产生的电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电的出现；空调，它使得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住得更温暖，并且逐渐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很多前沿性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在其周围引发一个行业的诞生，以上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例子。这些创新或是成为其他产品或技术赖以出现的“平台”（例如，电或者个人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或是成为帮助创造和支持很多“辐射品”（汽车及其供货行业）的“中心”。由这些前沿性创新派生出来的行业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了全国性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新企业创办特别活跃的那些地区的经济增长 （Acs and Plummer，2005；Acs and Armington，2004） 。或者，如大卫·奥德瑞和他在马普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的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 （Audretsch，2006，第5页）
新企业和突破性创新
然而，这些前沿性、突破性的创新是从何而来的？答案是，如果没有企业家，那些改变世界的技术以及企业家型资本主义都不会存在，是企业家们看到了一种出售某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产品或服务的机会，然后采取了行动。前沿性的突破更多的是由单个个人或新企业研发并提供到市场上的，虽然，这些突破背后的理念经常是在大企业（或大学）里孕育的。这些机构由于其官僚性结构而没能对这些理念进行开发 （Moore and Davis，2004，第32页） 。如萨伊在19世纪初指出的那样，没有企业家，“（科学的）知识可能一直都在一两个人的记忆中或书本里长眠”。一项全面的统计研究（尽管是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行的）发现，较小、较年轻的企业的平均每个雇员的创新比老企业要多得多 （Acs and Audretsch，1990） 。
除了极少的例外，真正创新型的企业家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才能找到。在这种经济中冒风险尝试新的事物，以及为此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而且这些回报可以被安全地拥有。考虑到创新的重要性，自由市场和机会最大化的经济的优点在于，它发挥了很多人的才能。这样的经济能容纳持续不断的头脑风暴和实验，而这会带来回报，因为拥有多种技能和不同知识的广大人民比任何一组计划者或专家都更可能提出和实施好的主意。所以，正是“无计划性”这个似乎是自由市场经济弱点的概念，才是其强大的力量所在。
鲍莫尔已经提出过几个原因，来解释前沿性的发明为何来自企业家而不是大企业（与此同时，他也谨慎地指出，大多数企业家是在复制他人而非前沿性创新）。首先一点是，成功的前沿性创新如果是由企业家完成的，则能得到可以称之为“巨额奖金”的回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财富。而在大企业里，前沿性的发明者不可能期待类似的回报，他也许只会得到一种特别的承认奖和一次性的奖金。
但除此之外，研究发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了一个矛盾的结果：典型的企业家得到的金钱报酬要低于他的可比雇员。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企业家情愿从事那种具有内在风险性的活动呢？因为那些额外的心理上的回报，如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及自我成就的骄傲等，使得企业家的努力有价值，尽管企业家不能获得那种巨额奖金。这反过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试图进行突破性创新并使之商业化方面，企业家相对于大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由于企业家活动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一种心理的满足，企业家是前沿性发明的低成本的提供者。所以，对大企业来说，等待企业家研发出前沿性的发明，然后将它们买断，经常是更经济的做法。
大企业与发明的传播
那么，为什么这种独立的企业家发明者的低工资比较优势没有延伸到那些大企业擅长的、不那么前沿的、积累性的增量改进上呢？部分答案在于增量创新较高的复杂性和资金成本。一架波音777飞机显然要比莱特兄弟最初发明的飞机要复杂得多。波音公司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不断地改进最初的飞机使之成为今天的现代飞机。波音公司完成这一壮举是因为它聚集了一个工程师、设计者团队，耗费了数万亿美元，而这笔资金是莱特兄弟所不具备的。这也不是偶然的。就其本质而言，被称之为飞机的最初的革命性发明，像很多在它之前和之后出现的发明一样，随着被不断地修正和改善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方面，独立的企业家发明者在为那些形成现代飞机的增量改进提供资金方面具有明显的劣势。
这一切绝不意味着大企业没有能力进行前沿性的发明，或它们从未取得过这样的成就。事实上，即便是在美国，企业家也从未垄断所有的前沿性发明，第二代大企业对于保证前沿性发明的出现极为关键。例如，贝尔实验室（在其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时期）也许是大企业中最成功的研发分支，它最近这几十年里就拥有两项较重要的大企业前沿性发明：晶体管和此后的半导体。
这的确是一些影响深远的突破，但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它们有助于引发一场由较新的企业家型企业进行的发明浪潮。1958年，当美国科学家们争抢着追赶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的苏联时，得克萨斯设备公司的杰克·基尔比构想出集成电路，一种包含晶体管与其他电路元素的硅片，扩大了贝尔实验室的成果。在这两个发明的基础上，其他人向市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消费品和设备，从晶体管收音机到微型计算机，以及逐渐出现的个人计算机。个人计算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企业家们开发和商业化的，而那个时候已经存在的企业并没有看到个人计算机的价值所在（这个行业是由另一位企业家、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发起的）。
创新并没有到此为止。个人计算机行业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中的软件行业，这个行业也是由独立的企业家群体发起的。甚至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先驱——微软公司传奇式地出现和成长为全球最大、最盈利的企业之一，此后也为其他计算机应用软件提供了市场。计算机行业的进步反过来又推动了生物技术的进步，这是一个由大学从事重组细胞DNA（脱氧核糖核酸）实验的研究者们所开始的新领域，它由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们发展成为一个行业。计算机和生物技术自此以后在纳米技术的出现上发挥了基础工具的作用，纳米技术可能会使医学和其他领域出现超乎任何想象力的革命。
没有人可以事先计划这些事件。甚至没有人能够预见它们。而它们却促生了雇用着数百万人、造福于数千万乃至数亿人的全新行业。
其他国家目睹了这些可观的发展，并且正在从中学习。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的，有些国家，如冰岛、以色列和英国，已经或者正在减少其政府在经济中的导向性角色，将希望寄托在企业家身上，并且在取得不断增长甚至是可观的成功。印度，这个长期实行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在其经济很小的但增长着的一角中培育企业家精神，这多是一种意外出现的现象而非事先的设计：电话服务中心和软件设计。中国，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也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半国家导向型的企业家活动，这种企业家活动使这个国家成为过去10年里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我们将在第6章中更为详细地讨论印度和中国对企业家精神的接纳。
美国与勇敢的新世界
不过，就现在而言，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必须学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形态不再为美国所独有。如果这会激励美国继续同时致力于前沿性创新和增量改进，这会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如果对激烈竞争的恐惧诱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采取更为防守型的资本主义形式，并最终损害迄今为止成为美国经济特征的可观的创新增长，这将会是很不幸的。
我们提到的担心来自于任何企业家型经济的必然后果，这就是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现象。创造性和破坏通常是由企业家及其继任者创造的企业所带来的，他们将取代旧技术的新技术商业化：汽车代替了马车、电力代替了蒸汽机、半导体取代了阴极射线管、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取缔了（并将继续取缔）很多从前曾经由人类承担的任务，其他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体接纳并且一般都鼓励变化。它们不会设置障碍阻止人员和资金从发展缓慢或垂死的行业转移到充满活力的行业。它们也不会为现有厂商提供屏障来阻挡更有效率的国外厂商的竞争。它们在所有的地方寻找好的想法和主意，包括国外。
前沿性发明以及它们所滋生出的变化往往以浪潮的方式出现，伴随着长时间大幅度振荡，带来很多失败者和很少的成功者。例如，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数千计的制造和销售汽车的企业或个人生存下来的为数不多。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电话行业和20世纪90年代无数来去匆匆的网络企业。金融泡沫会出现在这些技术革命中，投资者将赌注压在众多的竞争者身上，推动股价上涨，当大多数企业失败时，大部分股价一跌到底。在任何经济中，只要存在前沿性和剧变性的创新，金融市场的这种大起大落就是一种内在属性（Perez，2002）。
以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在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充满活力的经济：所有企业的强弱次序在不断地变动着，这与以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中企业排序的较大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欧洲。美国1998年最大的25家企业中有8家在1960年时根本不存在，或是较小的企业。在欧洲，1998年最大的25家企业在1960年时就已经很大了。而且，美国变化的步伐似乎在加速。1960年时需要用20年的时间更换《财富》世界500强中1/3的企业，而到了1998年，完成这一任务只需要4年的时间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3） 。
由于根本性变革如此具有破坏性，企业家型经济可以通过构建良好的安全网而得益，这样的安全网给那些在变革中受到损失的人提供保护，使他们不至于面对过于残酷的后果（与此同时，又不会摧毁他们重新站起来的积极性）。这似乎是相互矛盾的或与直觉不一致的。以色列的前首席科学家在与本书的两位作者的交谈中曾经说过，她相信，以色列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原因是，它的人民有一种高度的不舒服感，这主要是他们的人身安全面临外部威胁所造成的。在那些过于舒适的社会里，例如，西欧的很多国家，人们可能不情愿承担任何企业家式活动中内含的风险。2004年，一位法国官员写了一本叫作《嘿，懒惰！》的畅销书，对不玩命工作的好处大加赞美。这种“躲避工作”的道德规范是现今整个西欧严重的文化问题，其表现就是主要欧洲国家雇员每年平均工作小时数的显著下降。
但是，环境的差异很重要。在欧洲，那些有工作的人拥有就业保障，所以，有作者歌颂懒惰并不奇怪。在那些没有就业保障、一旦失去工作便会失去很多东西的社会中，如美国，来自任何原因的变革都会极有威胁性。而当变革在国内造成冲击时，更容易的办法是将这些归罪于某个外国因素，例如归罪于贸易、外包或是美国企业在国外的直接投资，而不是认识到，大多数的变革是由国内因素驱动的，来自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可以雇用更少的员工，与是否存在外国竞争或外包无关。在这种环境中，变革的实际受损者和潜在受损者便有很强的动力试图破坏那些非常明显的变革，例如贸易、外包以及类似的因素。
因此，尽管看上去也许与直觉相悖，但在高收入的企业家型经济体中，建立安全网来保护那些失败者而不破坏他们重新创业的激励，比在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建立类似的网络更重要。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变革中的潜在失败者可能失去的东西更多，因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试图阻止或减慢这些变革。
总而言之，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是我们认为最有利于根本性创新的制度。但是，没有哪种发达的经济可以仅仅依靠企业家而生存（如同人们不能只靠一种食物而存活一样）。大企业在改善并大规模生产那些企业家更可能完成或引入的根本性创新方面，依然至关重要。未来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企业家型企业和大企业的理想结合。然而，为了迎接这一挑战，需要比现有的更好的数据系列（读者如果有兴趣了解为检验本书提出的假定需要什么数据，可参阅附录，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却被忽略了的话题）。
未来的挑战
我们现在大致勾画出了四种资本主义类型，一系列明显的问题有待回答。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采取行动来创造或加速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假定它们可以，政府如何能够确保成功的大企业继续创新？或者，政府是否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坐视那些非正式的规范和社会实践（“文化”）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去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