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解决生育率过低的人口难题。
所谓危机催生需求,不友好的大环境,同样催生了一些平台商机。

打击母性内疚文化
6年前的某天,在公司上班的Chung Jeeye,无意间听到一位女同事在洗手间啜泣,因为她找不到人接她生病的孩子放学。
这个场景,触动了身为母亲的Chung Jeeye,于是她决定辞职创业,帮助那些面临同样困境的父母。

图源 彭博社
她创办了一个线上平台“Momsitter”,为韩国家庭配对潜在保姆。
最初这个平台,是借鉴美国知名家政品牌 Care.com 的模式,短短几年内,该平台用户就突破了100万用户,成为了该行业的佼佼者。
Chung 表示,韩国开发银行和Daol Investment等当地投资者,已经向她的公司投了133 亿韩元(1050 万美元)的资金。
在她看来,Momsitter的大获成功,得益于韩国当下的一种人力需求空缺——帮助双职父母匹配能随时照顾孩子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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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地说,这里的双职父母,更多代表的是在职妈妈们。
“我们已经习惯了由妈妈来照顾孩子。”
Chung认为,这种母性内疚的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国社会中。
Momsitter的出现,正好击中了韩国社会普遍不喜欢职业妈妈的痛点,让韩国女性得以挑战“ 家庭事业无法平衡 ”的刻板认知。

长期低迷的生育率
Momsitter能够成功抢占韩国市场,从深层面来看,还是得益于这个国家严峻的人口下降问题。
从2018年开始,韩国的生育率就跌到了0.98,2021年和2022年的生育率,分别为0.81和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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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总生育率“不到1”的国家。
人口学专家估计,总生育率至少要提升至2.1,才能使韩国人口数维持在5200万,也就是目前的人口数量左右。
但根据目前的趋势来看,本世纪末,这个国家将面临 人口减半 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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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严峻的少子化问题有诸多原因,客观上来讲,韩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切断了亲属之间的支持网络。
在发达国家中,韩国的社会资本排名垫底,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这会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繁荣。
因为社会信任度低,人际之间的互相支持就会减少,养育后代也就变得艰难。
一旦人口萎缩,就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发展经济,照顾老龄化人口,以及应征入伍。
“把孩子托付给某个人需要极大的信任,但在韩国,这种资源的供应是有限的。”
韩国儿童保育与教育研究所研究员Bae Yun-jin表示,母亲支持设施的数量,也会因地而异。

顺势而起的资源平台
虽然韩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推出了公共保姆服务。
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去年约有2万7千名保姆,帮助了7万8千个家庭,重点是这些大都是 低收入家庭 。
当保姆供不应求,那些高收入父母,只得乖乖地待在等待名单中,而Momsitter的出现,刚好有了用武之地。
可以说,Momsitter弥补了公托、幼儿园、公共保姆的资源空缺,再借助互联网的东风迅速崛起。

图源 美联社
目前Momsitter的竞争者,还包括Tictocrroc 和 Jaranda,它们专门为儿童提供特定科目家教,以及匹配玩伴。
和所有资源类平台一样,Momsitter的最大风险在于安全性,毕竟难以对所有保姆进行彻底的背景审查,虐童事件也无法完全避免。
为了提高平台的优质资源,Momsitter会对保姆进行 能力倾向测试 ,并对雇主提供保姆的健康报告、服务评价以及相关证书。
任何“问题保姆”或“问题父母”,都会被该平台禁用5年。

不愿意生孩子的韩国女性
Momsitter平台的成功崛起,确实缓解了韩国育儿资源不足的难题。
韩国政府多年来也加大力度鼓励国民多生孩子,可现实却是无济于事,出生率并没有大幅回升。
钱当然是一个因素,在韩国极度高压而残酷的竞争文化下,很多年轻人面临的是高工时、薪资压力等结构性问题。
且不说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不高,单单是天文数字般的租房费用,就已经让他们难以负荷。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 机会平等 问题。
在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社会中,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韩国女性,她们在职场远远没有得到和男性平等的对待。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韩国的 男女薪酬 差距最高。

图源 OECD
除了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工作,韩国女性在生完孩子后,挥别职场或事业停滞不前的情况非常普遍。
当韩国女性厌倦了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受够了传统社会对母亲不切实际的期望时,她们便拒绝生孩子。
可以说,生育*工罢**,是韩国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报复”。
要想挽救一年比一年低迷的生育率,微薄的补贴是无济于事的,打造女性友善的社会环境,让韩国女性更无后顾之忧地生育孩子,才是重中之重。
育儿,从来不是女性理所当然的天职,而是关于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层面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