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山老贼的第 10 篇原创

*片鸦**，苦力，航运，金融以及乘风而起的转口贸易

前文提到，英国人最为看重的就是维多利亚的深水港，最渴望的就是把香港当成对华贸易的桥头堡，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对于英国资本家而言是志在必得，对于清政府而言是先祖之耻，而对于香港本身而言，却可谓是莫大的幸运，香港突然间从一个原始封建，毫不起眼的小岛，丑小鸭变白天鹅，成为两个各自拥有上千万平方公里领土和上亿人口规模的庞大帝国的交流窗口。

俗话说得好，这叫老天爷赏饭吃，香港的崛起，可谓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上文中提到过，五口通商之后，英国的产业资本家们面对这个拥有四亿人口的超级帝国，都急红了眼，争着把英国本土和殖民地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往香港运，希望能赚个盆满钵满，谁知道，面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小农经济，英国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廉价工业商品却吃了瘪，到1847年英国政府发现，英国当年对清朝4亿人口的出口总量竟然比不上一个百万人口的中等欧洲国家，而这为数不多的出口额中，一大部分居然还是*片鸦**贡献的。

（1）*片鸦**贸易

1841年香港被英国强占之后，港英政府便开始征集华工，在港岛北侧建设城市，仓库，码头，那么钱从哪里来呢？*片鸦**战争的赔款迟早会花完，拍卖地皮的收入迟早会用光，那么*片鸦**便是最重要的可持续收入了。

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时走马上任时发现，几乎所有手握资金的英国人都在从事*片鸦**相关的产业，到1850年之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中国几乎吸纳了整个印度生产的3/4的*片鸦**成品。

由于*私走**的需要，当时从印度装箱的*片鸦**船不是直接到通商口岸出售，而是先要运到香港，贴香港牌之后再由香港通过各种途径*私走**到中国沿海，这样*片鸦**贸易既不向清政府纳税，也不受清政府的制裁，这种重度成瘾品成为了中外*片鸦**贩子们心中最完美的生意。

港英当局自然清楚*片鸦**贸易对他们的重要性，他们虽然名义上声称香港是“自由港”，往来贸易不收税，但是如果真的不收税，那香港的公务员系统靠谁来养活呢？因此港英政府开始采用出售特许经营权的模式，向当地*片鸦**贩子发售经营牌照，要想在香港买卖*片鸦**，那必须要有英国人颁发的牌照才行，此牌照按月收费，大大增加了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后来港英政府对*片鸦**的收税方式虽有变化，但核心不变，那就是港英政府的收入必须要随*片鸦**销量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这些香港英国人极其反对清政府对*片鸦**收税，除坚决反对清政府打击*私走**之外，香港政府或在香港海域设置趸船囤积*片鸦**，或在港岛设置专属的*片鸦**仓库，或给中国*片鸦***私走**船发英国执照，挂英国*旗国**，以此来促进*片鸦**贸易的繁盛。

当然，*片鸦**如此挣钱，那么拿出一部分来“补贴”中国地方官员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就这样，在英国大*片鸦**贩子，中国小*片鸦**贩子，港英政府以及某些靠此挣钱的清朝官员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终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片鸦***私走**巢穴。

原本来说，清政府是禁止*片鸦**的，但是眼看着洋人从*片鸦***私走**中挣得实在太多，朝廷也嘴馋了，于是这一态度在1853年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太平天国实力实在强劲，清政府为了筹集资金*压镇**起义，便在1858年伙同英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将*片鸦**贸易正式合法化，想要从中分一杯羹。

就这样，*片鸦**终于和如今的香烟一样，变成整个晚清社会可以正常吸食的合法成瘾品，这个时候还在北京居住的俄国著名汉学家王西里曾经目睹*片鸦**盛行的景象，他在《中国的发现》一书中写到：过去抽*片鸦**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几乎限于沿海的少数城市；而如今吸食*片鸦**者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拓展至蒙古和满洲；过去*片鸦**是偷偷地抽，现在款待客人用*片鸦**烟枪，不用茶碗。

*片鸦**贸易的盛行，虽然随着香港正常商品贸易的绝对繁荣而显得相对式微，但是面对巨大的利润，英国人从未从心底里想过断绝这一收入，这一罪恶贸易也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1945年，英国政府恢复在香港的统治权之后，迫于美国的施压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正式禁止贩卖与吸食*片鸦**，罪恶的*片鸦**贸易在持续百年之后终于结束了。

（2）苦力贸易

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在1847年香港的*片鸦**贸易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另一项超级挣钱的买卖也出现了，那便是中国华工出洋谋生的苦力贸易。

关于这一贸易现象的出现，我们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来进行分析，首先是供给端，在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下，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愿意吃苦耐劳，勤恳奋斗的，但是*片鸦**战争时期的清王朝，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王朝末年的水平，拥有上千，上万亩耕地的大地主屡见不鲜，而且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多地少，导致当时的农民生活极度贫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农民没有土地，只能依靠租赁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计，4亿人口，几乎是封建中国能够承载的人口极限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按照王朝轮回的说法，马上就会出现百万级别的农民起义，建立一个叫“中朝”或者“文朝”的新政权了，很多清朝官员对此深信不疑，比如说我在《进北京，割九龙》那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北京条约》签订后，巴夏礼沿长江北上考察，最远到达如今的湖北武汉地区，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有过密切接触，老巴对官文消极抵御太平天国运动十分不满，而官文则心平气和的与老巴解释他这样做的理由，根据老巴写的《太平天国》的报告，这些清朝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大体是这样的：

从总的方面来说，当前太平天国的局势只不过是中国反复看到的现象而已。小规模的叛乱总会每隔二三十年发生一次，而一场“重大的*乱动**”或者说革命，则要经过两三个世纪才会出现。。。如今清王朝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以往每个朝代所经历的平均年限，这充分解释了清政府腐朽衰老的原因。。。这个政府的缺点在于制度方面的绝对虚伪。除非北京中央首先进行改革，否则要在每个省改弦更张，那完全是徒劳的。

这种王朝没落在社会底层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千万级的农民由于地主的剥削无法生存，最后只能被迫脱离土地，他们沦为佣人长工，变为流民，穿州过县寻找生存的机会。

在需求层面，由于184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这些新的淘金地和种植园非常需要新的劳动力，而奴隶贸易却在这一时期被基本废除，因此廉价劳动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紧缺，有需求就有市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原先的奴隶贩子们将目标对准了中国沿海的广大贫苦农民。

苦力贸易过程简单粗暴，就是由香港的人贩公司雇佣中国本地擅长坑蒙拐骗的人贩子，将他们送到中国沿海省份，通过拐骗，赌博，绑架等手段，将农民，手工业者运到香港，为他们预付船票，再由客运公司把人送到美国，拉丁美洲，澳洲等地拍卖，拍卖之后这些华工便成为了买主的“工人”，在大洋彼岸从事苦力，用血汗工资来偿还之前的船票钱，当然高额的*款贷**利息和佣金也是少不了的。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人贩子，客运公司，农场主都获得了极大的好处。首先是人贩子，一个华工从被骗到最后被卖的总成本平均是150港元，而卖到种植园或者淘金区的平均价格是370元，毛利在60%左右；其次是运输公司的船主，一个华工的运送成本是5元左右，而船票竟然涨到50元，如此暴利直接促进了香港远洋航运业的大发展；最后是买主，有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买主自然也是乐开了花，收益完全不下于人贩子和船主。

苦力贸易跟奴隶贸易一样，毫无疑问是罪恶的，为了压缩成本，航运公司根本不顾这些苦力的生存保障，往船舱里面想方设法的塞人，导致里面的华工“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整日被囚于舱底，他们忍饥挨饿，缺医少药，死亡率极高，根据报道出来的数据，在这种苦力船中，华工死亡率最低是20%，最高可以达到66%，可谓是真正的海上地狱。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从结果上来看，苦力贸易极大的振兴了香港的各行各业，首先是由于远洋船在香港备货，需要大量的食物，淡水，燃料以及日用品，因此与之相关的商业变得极度兴隆；

其次是香港的航运业，航海运输的暴利诱惑着香港的船东们大力购买新船，毕竟有船就能运人，而运一个人的毛利率接近90%，运多少挣多少，香港的航运船只每年以四五百艘的数量迅速增长；

最后是金融业，出洋之后的华工虽然工资微薄，但仍然想方设法的省吃俭用，将存下来的钱通过外国洋行寄回老家，以当时美国加州的华工为例，他们的月薪差不多在30美元左右，伙食费15美元，加上买主的盘剥，能剩下的生活费寥寥无几，但他们仍然不放弃存钱，根据当时银行的统计，平均每个华工每年可以省下30美元寄回老家，金额虽少，但奈何华工数量实在庞大，这种巨大的汇款需求直接催生出了香港本土的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

根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记录，从1851-1872年，由香港运往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的华工总量在32万人左右，再结合外国船东普遍对超载情况隐瞒不报的现实，可以想象香港苦力贸易规模之巨大。

1873年，由于正常贸易活动的急速发展，华工买卖变得不再重要，港英政府随即提出《中国移民船舶法案》，禁止苦力贸易的船只使用香港港口，又因为这一时期美国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美国，以及其他种植园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苦力贸易终于逐渐没落。

（3）转口商品贸易

与*片鸦**和苦力相比，正常的商品贸易发展过程是比较曲折的，首先是*片鸦**战争时期，由于驻港英军需要大量的原料来新建基础设施和供给*队军**，因此各种百货，米面，木材，杂货，煤炭都源源不绝的从海上运来香港，再加上当时在广州的一些投机分子，觉得为英国人服务有利可图，也来香港帮英国人筹备军粮，保障后勤，因此香港在*片鸦**战争时期一度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当南京条约签署之后，由于：

1，英国商人对于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太过乐观，因此将大量中国人未必需要的商品如钢琴，刀叉，棉花，手工艺品运往香港，最后导致商品大量积压；

2，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齐全，商业条件远比不上广州，某些外国商人仍旧选择在广州黄埔，澳门，东莞等地进行买卖；

3，五口通商后上海对于香港的强势排挤；

4，海盗猖獗，对于糖，盐，*片鸦**的*私走**活动过于强势；

导致从1843到1847年，正常的，合法的商品贸易增长十分迟缓，甚至出现了萎缩的迹象，到1847年底，这一现象到达顶峰，很多公共基础设施被迫停工，雇佣职工的薪水被克扣，房地产业主竞相抛售地产，炒房客们屡屡破产。

根据英国人写的《香港史》的记述，1847年香港对华出口总值为22万英镑，其中3万英镑是正常商品，其余19万英镑都是*片鸦**，合法贸易光景之惨烈可见一斑。

但是，这一时期的商业乏力并不代表未来的前景不好，从1848年之后，由于*片鸦**和苦力贸易“好做”和“挣钱”的特性成为英国资本家的普遍共识，因此这两项“不正常商品”的贸易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迎来惊人增长，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再加上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全国，而随后广东境内的洪军起义也席卷全省，导致大批广东富商为了活命而举家迁往香港避难，他们在此看到*片鸦**和苦力贸易带来的无限商机，于是也开始将旅店，客栈，粮店开在香港，也从中大获其利。

最终，在*片鸦**贸易和苦力贸易的带动下，从1848年到1860年，大批的商场，街道，仓库，码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香港政府也借这个势头完善城市的供水，货仓，堤坝，下水道等设施，到1859年，香港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不再需要英国政府每年的经济援助了。

也算时势造英雄，187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终于结束，在大规模的技术革新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大大提高，出口价格大大下降，既然生产没有问题，那资本家们最关注的便是销售了。由于对华倾销商品基本都是以香港这个无税港口作为中转站的，所以香港在这一时期成为各主要工业国家的商品集中地。

19世纪末，当*片鸦**和苦力贸易终于开始走下坡路时，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其先进和重要的大港口，清政府从香港进口的货物，除去*片鸦**以外，还有大批的棉制品，煤油，水泥，五金，火柴，玻璃，餐具，毛织品等；而清政府产出的大量茶叶，糖，盐，丝织品，也通过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

1880年，整个中国进口货物的37%和出口的21%都通过香港转运，十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到56%与37.8%，*片鸦**仍然占据大陆进口的大头，但是工业制品的贸易量迅速增长，*品毒**不再占据绝对优势。

在香港开埠几十年的过程中，华商充分发挥了他们吃苦耐劳，节衣缩食，擅长投资的优点，华人资本迅速壮大，1880年港督轩尼诗报告说：香港最大的业主是华人，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都掌握在华人手中，港府税收的90%来自华人，华商在香港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从综合数据来看，到这一时期，每年往来于香港的，在中国海关管理下的中外船只接近万艘，香港迅速成为中国内河，沿海，远洋的航运中心，从香港买票可以到达世界每一个地方，香港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桥梁的位置得以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