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按：2022年7月23日上午，我应士君读书会邀请做了“如何读懂三皇五帝”的专题演讲。本文即是这个演讲的文字记录。
尧舜“观天测象、以授农时”的观象台复原图（陶寺遗址）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国学热方兴未艾的时代，有趣的是，为了追赶时髦，很多家长热衷于让孩子背诵《三字经》《弟子规》这样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所谓国学经典，实在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我们需要寻找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只有把根找出来，才能正确辨识传统文化的源流关系，搞清楚哪些是初心、传统，哪些是异变、毒瘤。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三皇五帝”身上，所以，要读懂传统文化，首先要从读懂“三皇五帝”开始。
一、“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与“三皇五帝”有关的传说很多，但大多说法不一。《左传》最先提到太昊、少昊、炎帝、黄帝和共工五位“古帝王”。《国语·晋语》记录晋国司空季子语，提到了少典氏、有蟜式、黄帝和炎帝四位古帝王。而孔子删定《四书》《五经》，则是断自唐尧、虞舜，这也成为先秦儒家建立古史体系的开端。战国时期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提到12位古帝王。《庄子》首先提到“三皇五帝”，但只是个空壳名称。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西周有 “六舞”，分别是黄帝的《云门》、唐尧的《咸池》、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都是歌颂各个朝代贤明圣君的古典乐舞，是国家“三大祭”所用的大型祭祀乐舞。
周代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这些“古帝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新形成的华夏民族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整理、修饰这份共同记忆。所以，西周时期国人关于共同祖先的记忆尽管已经开始被唤醒，但仍然无法形诸文字，或者说，由于书写载体的珍贵和书写的不便，导致了某些记忆流传的缺失；二是因为周人在山东地区封建了齐、鲁、滕等国，东夷族群大部分正在融合，或者说是已经融合到了华夏民族当中；三是周人本身来自渭河流域，严格来讲，也属于“西戎”系列，而其始祖后稷则是羌戎族群的姜嫄氏，同来自东夷族群少昊后裔帝喾一支融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周人也是东夷族群少昊氏的后裔；四是同周人有上千年姻亲关系的最重要“异性”——姜姓，在西周时期就有齐、申、吕、许四国。而姜姓不但是戎狄中的一支——“姜戎”，而且还是炎帝后裔的一个重要分支；五是作为周王朝“国人”重要组成部分的殷商子姓遗民、夏姒姓遗民等，又同黄帝、尧、舜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密切关系。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太昊、少昊、炎帝、黄帝和共工五位“古帝王”才能被最先提出来，而黄帝的《云门》、唐尧的《咸池》、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和周武王的《大武》才能成为西周王朝法定的“三大祭”所用大型祭祀乐舞。
我在《前中国时代》一书中结合考古学，做了充分的论述，炎帝族群滥觞于渭河流域，黄帝族群诞生于晋南黄河流域，共工部族承蚩尤族群崛起于豫北冀南地区，而太昊、少昊两族群则先后形成于海岱地区。这五位“古帝王”恰好就是西周初期几个主要族群——统而言之，就是华夏民族在最初形成时的共同祖先记忆。
《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大致到了两汉之际，“三皇五帝”的传说才逐渐被国人所接纳，但是关于“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也不一致。一般来说，比较为大家所认可的是《大戴礼记》和《史记》的说法，“三皇”指伏羲、女娲和神农；“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当然，像华胥氏、巢人氏、燧人氏、炎帝、共工、祝融等，也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进入了不同的“三皇五帝”序列中。
“华”“夏”其实都是记忆认同的产物。“华”代表远祖华胥、伏羲，“夏”象征近祖鲧、禹；“华”是四方族群的共同始祖，“夏”乃夏人和周人自己的先祖，“华”“夏”连用，就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通过远近祖先这条血缘纽带，将周人和所有“中国之人”联接在了一起。
“三皇五帝”所在的远古时期，由于没有文字，因此他们的事迹全靠神话传说世代流传下来。在传说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做出过推动文明和生产力发展的开创性事业，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时至今日仍受到后人的景仰。
尽管是传说，但“三皇五帝”无疑是存在的，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上古不同时期引领时代潮流的不同族群及其领袖。例如著名的襄汾陶寺遗址早中期就被考古学家分别认定为尧和舜的都城。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近年我个人陆续出版了《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和《晚夏殷商八百年》也就是早中国时代三本书，主要通过考古学，并综合运用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揭示了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各族群的真实历史影像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轮廓地梳理出了最早中国诞生之前后中国上古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还原了中华文明孕育、起源、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整个历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这几本书。
二、如何读懂“三皇五帝”
根据十几年的研究，我觉得要读懂“三皇五帝”，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三皇五帝”都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几个族群或族群领袖的统称。不管是伏羲、女娲、神农，还是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族群或者这个族群领袖的统称和代号。传说中，伏羲活了100或800多岁，还有说是活了两千多岁；尧活了118岁，舜活了108岁，如此等等。这怎么可能？从我国这100年来的考古发掘情况看，上古时期一般人的寿命最高也就五六十岁，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活过60岁的。被认定为尧都的陶寺早期遗址，200年间共发掘出了6座王陵，实际上也就是6代尧的墓葬。这说明，尧的确不是一个人，而是尧这个族群领袖的统称。这一点，在成书于晋代的《帝王世纪》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伏羲之后，女娲氏，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包牺氏之号。
伏羲有十五代，虽然不能当做确数看待，但也至少说明了伏羲不是一个具体个体这样一个史实。伏羲如此，帝尧如此，其他三皇五帝也是如此。
另外，三皇五帝之间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黄帝之后的其他四帝都看作是黄帝的直系后裔，是出于维护华夏统一的需要而做出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判断，不可当真。其实，从考古学发掘情况看，黄帝属于华夏族群，而颛顼、帝喾、帝挚和尧都属于东夷族群。
其次，“三皇五帝”各个族群都不固定于某个地域，而是一直在不断地迁徙、流转。大家知道，关于“三皇五帝”，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相关传说在流传。譬如伏羲，山东、河南、安徽、陕西、山西、甘肃、湖北、四川等地，都有相关故事的流传；再譬如尧，在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湖南、湖北等地也都有相关故事在流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三皇五帝”所生活的上古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时代，同时各部族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经常要进行战争，为了避开强敌，他们也不得不迁徙。我们在文献里看到的那些相关的记载，实质上也是事后数百年、数千年的记载，本质上也是传说。这些传说分别来自于不同地区，都是当时某个族群生活场景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而且还是千年流传后变形、扭曲的反映，它们之间互相矛盾、互相抵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因为这就像盲人摸象，不同地区、不同部族流传的不同传说，都只是这头大象的某个局部，只有把所有这些地区的相关传说结合起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一过程以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完整大象的概念。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
因此，要读懂“三皇五帝”，必须明确“三皇五帝”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要避免用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的眼光看待上古文明。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正是这个道理。
再次，正确理解古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之“子”“父”“母”的实际含义。
古文献中，所谓“子”在古代有多种内涵，有时指儿子，有时也指女儿；有时是对人的尊称，有时也用于计时，如子时、子夜。更重要的是，“子”还指代某种爵位、官位，如《礼记·王制篇》说周：”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对于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而言，一般所谓的“子”，我认为更多的是从爵位、官位这个意义上说的，譬如黄帝生“二十五”子，如果单从字面解释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从黄帝族群中衍生出来二十五个部族，而这二十五个的部族首领统称为象征某种爵位或官位的“子”。汪海波所著《蚩尤考证》（齐鲁书社2014年版），就认为战汉文献所谓“黄帝之子”“蚩尤叛父”云，并非是指血缘之父子，而是指臣属关系。
既然“三皇五帝”指代的是那些在人类文明初期做出伟大贡献的部落首领或氏族部落，那么这里的“父”“母”也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父母亲，而是说两个部落或氏族融合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族群，这个新的族群就是所谓“三皇五帝”某一支，而那两个融合的部落或氏族就是所谓的“父”与“母”。
举个例子，《大戴礼记》记载，帝喾有四个妃子，其中上妃是有邰氏之女，叫姜原氏，生子为后稷，是为周人的祖先。考古学发现，在距今4300年前后，龙山文化从山东途径河南，扩张到关中地区，同当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经过冲突融合后形成了客省庄二期文化，就是周人先祖后稷部族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这里，山东龙山文化就是帝喾族群的生活遗存，客省庄二期文化就是有邰氏族群的生活遗存，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客省庄类型则极可能是姜原氏部族的生活遗存。所以，帝喾、姜原氏和后稷都是他们所在的族群、部族或其领袖的统称，这里作为后稷之父的帝喾仅仅是抵达关中地带整个帝喾族群的一个分支或其领袖，作为后稷之母的姜原氏也是有邰氏族群的一个分支或其领袖。
三、从考古学角度看“三皇五帝”
我的研究表明，距今9000～7000年的贾湖-裴李岗文化时期是我们平常说的“三皇”时期，分布在河南中南部的贾湖-裴李岗文化就是原初伏羲族群活动的生活遗存，贾湖-裴李岗文化后来向东南西北四方迁徙扩张，同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后，分别在这些地方形成了次生的伏羲文化，譬如河北磁山文化、山东北辛文化、陕甘白家-大地湾文化、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江汉平原的城背溪文化等。这些次生的伏羲文化又向外围扩张，就形成了更次一级的伏羲文化。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这就是为什么在黄河中游流域周围乃至更远的地区，都流传有大量关伏羲传说的原因。
距今6800年时，半坡文化从渭河流域发源，距今6500年时，后岗一期文化从半坡文化分离出来，后来落脚到豫北冀南地区，大致时间在距今6500-6000年；受半坡文化影响而诞生于晋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及其后继的西阴文化，大致时间在距今6200-5300年；由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变身的早期大汶口文化，大致时间在距今6300-5500年；之后是就是中期大汶口文化势力的崛起和对中原大地的席卷，大致时间在距今5500-5000年；距今5000年时，中期大汶口文化势力没落，晚期大汶口文化势力趁机崛起；距今4600年时，新兴的龙山文化又替代了晚期大汶口文化；距今4300年时，晚期龙山文化扩张至中原地区，在晋南地区形成了兴盛一时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之后约100年，亦即距今3800年时，二里头文化在豫西地区崛起。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从“三皇五帝”“人物”、时间、地点关系及其上下左右的互相关系观察，半坡文化就是神农炎帝文化，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及其后继的西阴文化是黄帝文化，后岗一期文化是蚩尤文化，海岱地区的早期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是颛顼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是帝喾文化，早期龙山文化是帝喾-帝挚文化。陶寺文化早期是尧文化，中期是舜文化，晚期是早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则已经进入了夏代晚期。
从“三皇五帝”各族群的相关特征及其相互之间摩擦、纠缠、碰撞和融合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同这些考古学文化内涵进行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对比，大体上都能对应起来。也就是说，局部和整体，包括空间上和时间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所呈现的历史场景两条线索完全能够弥缝、啮合、会通。
自距今3800年上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范围以内，能够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具有初国文明性质的大型都邑遗址，只有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和二里头古城。其中良渚古城和良渚文化活跃时期大约距今5300-4300年，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依据。
但是我们要明白，这里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同传统上所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是一个概念。传统上所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指黄帝统治那个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在考古学上目前还无法得到证明。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历史好书60种”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 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条头日**好书等推荐榜单 。
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酋邦—古国—王国—帝国”人类文明进程划分原则和中国上古史发展实际情况，作者将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即“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这段特殊时期，分别定义为分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三个阶段。
本书叙述的早中国时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从考古学上讲，这段时间正是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的早中期。从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讲，这段时间是晚夏至商末时期。作者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对照文献记载，修正了文献中一些不实之词和模棱两可的说法，厘定了晚夏和商代早中晚三期都邑城址的具体所在，系统地还原、展现了早中国时代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