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江湖之八汲金纯：从张作霖的对手到合作者
在奉系军阀里，汲金纯也是一个另类。和张海鹏一样，他也是冯德麟的人，不属于张作霖的原有班底。但是，汲金纯却与张作霖最终达成谅解，不但顺利接手28师，更升至热河都统的高位。郭松龄兵变时，汲金纯旗帜鲜明地站在张作霖一边，立功不小。而东北沦陷后，汲金纯为求日伪发还其家产，返回奉天，却始终未出任伪职，只做了日伪统治下的一个“顺民”，亦不失最起码的民族气节。至于他督热期间，广殖*片鸦**，搜刮地面，原也是武夫当政的“通例”，我们也没法子指望汲金纯做得更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汲金纯的复杂人生。
汲金纯的幼学根基
汲金纯（1877年－1948年），字海峰，号殿一，海城牛庄镇金家湾子人，祖籍山东昌邑。汲金纯与张作霖一样，出身贫寒，他父亲汲魁靠给地主扛活维持生计，很早就因积劳成疾而故去。其时，汲金纯的母亲才20岁，生育了汲宝纯和汲金纯两个儿子，孤儿寡母，更是艰难。汲金纯的哥哥汲宝纯未及成年，也开始给地主扛活。在早年，这样的佣工只能叫“半拉子”。上工之前，要由地主及村里的庄稼把式根据年龄、身体状况等因素评判，给多少工钱，未成年人一般顶多只给一半的工钱；如果年龄小，也可能只给吃的，至于干什么，则可以通过“童养媳”的“工作内容”来衡量，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说搬柴禾、扫地、烧火、喂猪喂鸡什么的。
不难想见，在汲金纯小的时候，挨饿受冻的滋味，肯定是尝过的。不过，汲金纯的母亲是个坚忍的女人（至于汲母是否再嫁，未见记载），愣是挺了过来，甚至还供汲金纯读了几年私塾。通常，我们以为，在那个年月，读书只是富人的专利，但细想下来，恐怕也不尽然。那个时候的“课本”－－“三百千千”和“四书”流传颇广，若有心向学，总可以弄到，至少可以抄嘛。再说，学费也并不贵得惊人，甚至还可以“通融”，秋后给点粮食就行了。
据《沈阳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汲金纯》一文记载：“汲金纯幼年时，在村塾里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墨，稍长，能读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其他一些古典小说。汲受《水浒传》的影响较深，思想开阔，不安于贫困。”《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收录了一篇胡震的文章《回忆先父汲金纯》，也称汲金纯“幼年在村塾里读过几年书，粗识文字。稍长看过《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其他一些唱本之类的书籍。《水浒传》对他的影响深一些，不安于贫困。”（九一事变后，日本人请汲金纯“出山”，但汲金纯未答应，日本特务为求报复，便在锦州抓走了汲金纯的三儿子汲绍儒，说汲绍儒是*产党共**，劫往日本。后来，汲绍儒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了中国，改名胡震）。
而汲金纯的孙子汲潮（建国初期北京市公安局优秀预审员）则称，汲金纯尤其喜爱《三国演义》。汲潮在其所著《预审员札记》中回忆，他记事的时候，汲金纯已经下野，赋闲在家，通常的日子里，总是“清晨摸着黑打两趟拳，练一套刀，耍一套枪，回到屋里喝足了茶，抽足了烟，便坐在八仙桌旁看《三国演义》，一看就是半天……看到精彩处，往往要冷不丁吼出一种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声音来，用以宣泄心中的感慨，或赞叹，或伤楚，或愤懑不平”。
汲金纯当了土匪
关于汲金纯何以要当土匪，史料记载比较粗糙，似乎均出于胡震的记述。只说汲金纯与张海鹏为地主扛活，不堪虐待，便合谋杀了那个地主。因有命案在身，遂铤而走险，投到冯德麟的麾下，吃起了“江湖饭”。但汲、张二人如何犯下命案，那个地主又哪个地方的人，又是如何施以虐待的，则未见记载。查了一下，汲金纯生于1877年，而张海鹏生于1868年（与冯德麟同庚），二人相差9岁，又不是同乡，所以二人的相识，也可能有些故事，但陷于史料，也不好妄加猜测。
我们只能粗略地分析，冯德麟是1900经“奉天三才子”之一的刘春烺活动，得官府认可而成立“大团”的。据魏福祥《冯德麟其人其事》中称，冯德麟17岁时就当“胡子”了，如果此说属实，冯德麟大概在1885年的时候开始闯荡江湖。而从冯德麟对汲、张二人倚为左膀右臂的情形来看，他们是较早加入冯德麟一伙的，至少不会迟于1900年。因为在土匪中，“论资排辈”的风气较*场官**尤甚。
俗话说，乱世出豪杰，冯德麟在土匪中脱颖而出，可归因于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和日俄战争期间的东北地方糜烂。尤其是日俄战争，日军打着“帮助中国驱逐沙俄”的旗号，收编胡匪，组织“东亚义勇军”（民间戏称“花膀子队”，即在胳膊上戴上袖标，一说在臂上刺字），以求骚扰之效，更使冯德麟等一些民团得以坐大。据《北洋时期东北四省区（含热河）军政首脑》一书中收录的《汲金纯》一文记载，1904年夏，日俄双方会战于辽阳，日本特务林宾宜邀请冯德麟“加盟”，冯德麟表示同意，并指令部下李子阳与日方“谈判”。首山（辽阳西南7.5公里）战役时，冯德麟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20余车*火军**，这对于冯德麟的扩充势力必然大有好处；冯德麟也确实帮了日本人的忙，有力地牵制了俄军。一些资料记载，冯德麟曾因此而得日本天皇的嘉奖。
而在此间，汲金纯和张海鹏出力不小，应当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冯德麟所部受招安后，汲金纯和张海鹏一道，升为管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汲、张二人原本就是冯德麟手下的头目。1912年，冯德麟就任中华民国陆军28师师长，下辖两个旅，即55旅和56旅，汲、张二人又同任旅长。在那个年代，旅长是相当了不得的“大官”了，军街是少将，你想，张作霖也不过是个师长。再说，整个奉天，也不过两个师，4个旅长（分别是汤玉麟53旅、孙烈臣54旅、张海鹏55旅和汲金纯56旅）。
“驱段”立下大功
可以这样说，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为张作霖攫取东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当时，东北的最高首脑就是段芝贵，官衔是镇武上将军兼奉天巡按使，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不把这个人“驱逐”，什么也谈不到。恰好段芝贵又是帝制祸首，他是第一个向袁世凯称臣的武将，曾联合14省将军上书袁世凯，请求“速正大位”，因为推戴有功，而被袁世凯封为一等公，但也因此而被列为帝制“七凶”之一，险被“明正典刑”。段芝贵主政奉天时，还有一个“悬案”，那就是他贪污官款200万（一说250万）。这个远来的“和尚”念的这是什么经？因此才有“奉人治奉”的口号。
张作霖和冯德麟等人就核计，我们得撵他走，我们也有撵他走的理由－－那还等什么？于是，冯德麟扮黑脸，吓；张作霖扮白脸，劝。结果，段芝贵以到天津养病为由，离开奉天，而在沟帮子车站拦截段芝贵专列，令其无颜再回奉天的，就是汲金纯具体“指挥”的。
1916年4月，张作霖以奉天省内群情激愤，28师官兵有哗变迹象，27师部分官兵亦受蛊惑，呆在奉天恐有不测，“劝说”段芝贵离奉暂避一时，为表示好意，张作霖还派孙烈臣随车护送。但一到沟帮子车站，就被汲金纯所部邱团长拦住了。邱团长带着汲金纯的名片上车，出示两份奉天团体及28师全体官兵拍发的电报，称段芝贵为帝制祸首，理应严惩，不意竟携款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一旁的孙烈臣故意大声说：“岂有此理，我去问问。”段芝贵左等右等，也不见孙烈臣回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邱团长带人卸下随军携带的官款、*火军**等物。段芝贵当时心里可能在想，这“红胡子”成堆的地方，我是再也不回来了。从那以后，段芝贵也确实没有到过奉天。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权衡再三，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冯德麟为军务帮办。但冯德麟以“前辈”自居，套用廉颇的话就是，张小个子“素*人贱**，吾羞，不忍为之下！”5月22日，冯德麟将*队军**开进省城，与张作霖夺权。个中细节，在《张作霖巧施苦肉计，冯德麟败走“华容道”》一章中已有描述，兹不赘言。这里，我们只关注一下汲金纯的态度。我们发现，在冯德麟与张作霖的权位之争中，汲金纯的“意见”相当微妙，他并没有无条件地支持冯德麟，而是劝其“顾全大局”，与张作霖“合作”。而在1917年6月，冯德麟携张海鹏进京襄助张勋复辟，整个28师的“事务”就交与汲金纯“代理”。此间，冯德麟曾电令汲金纯派遣一旅人马进京，为复辟大业增加筹码。但老谋深算的汲金纯接电后，并未草率行动，而是去找张作霖“面商一切”。张作霖说：复辟一事，绝难成就，就算冯师长进京，也于事无补，我已经决定采取隔岸观火之策，静待段祺瑞的态度。而当务之急，是力保关东地面平静。张作霖的态度与汲金纯不谋而全，他也认为帝制难为，且西南讨逆局势而成，各省独立之状凸显，如冒昧出师，小则损兵折将，大则为害国家，因而以电报不辨真伪为由，按兵不动。照事后的发展来看，汲金纯的这一做法是相当高明的，时人评价汲金纯处事圆滑，心机深沉，并非虚言。
28师的“师长风波”
复辟失败后，冯德麟在天津被扣，又是汲金纯以28师的名义肯请张作霖施以援手。固然，这样做在客观上是搭救了冯德麟，但笔者以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张作霖必须“搭救”冯德麟，这样，他才能对得住他一贯标榜的“义气”二字，而且，此举能换来28师“好感”。当然，从不利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可能有“纵虎归山”的担忧，但如果剪其羽翼，缚其手脚，那么更多的结果是你救了一只老虎，而得到了整个森林－－只要你把这只老虎“关”起来就行了。
由此而言，汲金纯可能是在做着“卖主求荣”的买卖，他本来是冯德麟的人，却与张作霖时有联络。更重要的是，汲金纯是不是与张作霖有过什么“交易”？考察的结果是，有。据《北洋时期东北四省区军政首脑》一书中收录的《汲金纯》一文记载，张作霖曾对汲金纯说：你“妥为维持，将来冯师长被撤，予必荐汝为师长”。事实上，汲金纯与张作霖早有交易，及至冯德麟进京参与张勋复辟，汲、张二人的“交易”则有了明确所指，即冯德麟调兵进京，汲金纯按兵不动；若冯德麟被撤，汲金纯将保证28师交与张作霖“节制”；作为回报，张作霖推举汲金纯为28师师长。
情形也确实如预料的那样，冯师长被撤了。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德麟跟着吃“锅烙儿”，虽然被捞了上来，但已不再“清白”，而且，段祺瑞也并没有完全放过他，“判决书”上虽然写着“附逆谋叛各情毫无实据”，但又以冯德麟“吸食*片鸦**”而处“罚金五百元”，并“科令限期戒断”。一位边疆重臣因“吸食*片鸦**”而被“罚金”，委实颜面无光。不用说，师长的位子也保不住了。
这样一来，张作霖势必要“收编”28师，这也就到了汲金纯和张作霖谈条件的时候了。玄机恰恰就在这里。张作霖当初答应汲金纯当师长，可能不过是敷衍，是利用。再怎么说，汲金纯也是“异己分子”，若想完全“占有”28师，必须派遣自己的人去。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当时的*队军**似乎并没有“效忠国家”的风气，而只效忠于自己的“长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带兵官就问：“我们吃谁的饭？”答：“我们吃袁宫保的饭。”再问：“我们为谁卖命？”再答：“我们为袁宫保卖命。”所以袁世凯跑到洹上钓鱼，却仍然可以遥控他的新军。其实，冯德麟的28师也是如此。所以，张作霖起初并不打算让汲金纯真的当师长，而是打算让孙烈臣去做28师师长。
张作霖固然是这样的想法，而汲金纯和张海鹏却不这样想，他们当然不愿“接纳”孙烈臣。其实想法也很简单，我们师长下台了，但我们28师又不是没人了，凭什么斜插进来一个孙烈臣？他算哪盘菜？就资力而言，汲金纯和张海鹏都有当师长的“资历”，实际上他们也都有这个“野心”。但仔细掂量下来，张海鹏略逊一筹－－他毕竟也在复辟的闹剧中惹了一身臊嘛。
汲金纯当了师长
汲金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只争他能够争到的，即28师师长的位子，若得了这个位子，他可以向张作霖宣誓效忠；而汲金纯的更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敏锐地感到师长的位子非他莫属，可能，他会对张海鹏说，师长的位子只有一个，不是你当就是我当，不过，老哥，你是有“案底”的人，争这个师长，你的难度比我大。倒不如帮我争这个位子，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我汲某是不会忘了老哥的。但张海鹏仍然表示，除冯德麟回任以外，谁当师长他都反对。结果，汲金纯与张海鹏最终达成谅解，制订了一个有进有退的计划：反对孙烈臣之辈插手28军；退一步说，张作霖若亲自兼任，亦可欢迎。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冯德麟复出的可能性不大，至少是为时尚早，所以张海鹏的想法也无从坚持。
接下来，就是汲金纯和张作霖的“斗智斗勇”了。1917年7月25日，孙烈臣欲赴广宁（今北镇，28师师部）上任之际，突然接到汲金纯和张海鹏两位旅长的“加急电报”：“比闻军长（指张作霖）不采下情，已派孙烈臣为师长，即将来广宁接任，按用人行政，旅长等固无干涉之权，惟部下将士多不满意于孙氏，愤懑激昂大有不稳之势，孙氏如欲必来，请令为相当之预备以免危险。否则仍请我军长兼慑以服军心而慰众望。”随之，又摆出孤注一掷的姿态，令28师官兵“戎装待命”，摆出一付“誓死捍卫”28师的阵式。
这简直就是“摊牌”了－－他孙烈臣若敢来，我们就敢“收拾”他。而如果你张作霖自己来兼任，也可以商量。收到如此*药火**味十足的电报，孙烈臣表示绝不赴任。张作霖连夜召集众人商议，也认为孙烈臣去做那个师长，难以“上下和睦”，但既然28师同意张作霖兼任，只好变通一下，由孙烈臣担任27师师长，而由张作霖兼任28师师长。最后，张作霖采纳了这种意见。
在这里，汲金纯的强硬是值得玩味的，他既不想与张作霖搞翻，也不想让张作霖拿捏。就此事而言，理在汲金纯而不在张作霖。因为在事前，张作霖曾答应汲金纯，若妥为维持，待冯师长被撤，则推举汲金纯为师长。说这话也就是10几天前的事情，言犹在耳，如何食言而肥，另派孙烈臣？再则，汲金纯有28师的支持，事实上，反对孙烈臣出任28师师长，并不仅仅是汲金纯和张海鹏二人而已，在事前召集的“碰头会”上，另有18名团长和20名营长一致反对此项任命。这些人认为，冯德麟被处“罚金”，是受了张作霖的暗算。事实也确乎如此，冯德麟赴京襄助复辟，曾经得了张作霖的“首肯”，并授以“全权”。此为袁金凯的计策，若复辟成功，则不失拥戴之功；若失败，则将责任推于冯德麟。张作霖当然不会将此等心机公诸于世，但明眼人一看便懂。况且，28师编成以后，“不无微功”，若师长出缺，依例应由28师循级提升，难道说28师连一个可用之人都没有吗？再说，孙烈臣是张作霖的心腹，与28师素无往来，若任其接任，现有官佐必遭“排斥”，而代之以孙烈臣亲近之人，旧人将无立足之地。可能，这也正是团、营级军官反对孙烈臣的根本原因。
那么，电报中又何以“认可”张作霖兼任呢？笔者以为大概有这样一层意思，彼时，张作霖已为奉天督军兼省长，公务繁忙，即使兼任师长，也不会事无巨细，都要过问，28师仍有相当的自主权。此种兼任，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师长“空缺”。对汲金纯来说，这未尝不是缓兵之计－－只要不派来一个“实授”的师长，就可以徐图挽救。由此可知，说欢迎张作霖，也未必是真心。
7月26日，张作霖发表通告，任命孙烈臣为27师长，而自己兼任28师师长。但不久，又听到消息，说张海鹏等人加紧活动，谋划冯德麟复出。于是，张作霖索性上报中央，明令任命汲金纯为师长。这样一来，28师师长风波才告平息。看来，汲金纯的宝是押对了。
照事后的发展来看，汲金纯对张作霖还是比较忠心的，他也的确得到了张作霖的信任，所以他因为要当28师师长而与张作霖撕破脸皮的旧事，人们也就逐渐淡忘了。但它确实发生过，我们不要忘了，汲金纯的师长位子是“逼”来的。
汲金纯与张作霖早有不睦
当我们仔细思考张作霖的统治时，发现他并非如同评书所宣扬的那样，获得奉系一致“拥戴”。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一书中说：“督军的权威也可能从内部内部消弱，省内的地方军人通常有他们自己的小块势力范围，督军对这些地方充其量只能有断断续续的可怜的控制权。”这一现象在军阀割据的中国普遍存在，张作霖也是如此，按着齐锡生的说法，“地方军人”通常在不危及自身利益时才会选择与督军合作。而且，在合作中，他们也通常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当然，督军们总是不途遗力地压制这种“自治”倾向，但这种压制一般不会极端到足以激起“兵变”。举个例子，1932年8月，热河危机，汪精卫向张学良提出加强热河防守，“增兵换将”，即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东北军的地盘，替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所部各军。但张学良说，他对汤玉麟有所忌惮，如果惹恼了汤主席，他马上就会倒向伪满。此说虽有拖辞的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集团领导者并不总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下属的命运。
我们如此分析，并非离题太远，它对于我们理解张作霖与汲金纯的“合作”大有关系。实际上，早在1915年，张作霖就与汲金纯有过冲突，而此后，他们又选择了“合作”，这种合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汲金纯也有他自己的本钱，那就是他对28师的控制要比张作霖“直接”而且“有力”。后来，汲金纯升任热河都统，也与此有关。汲金纯就任28师师长以后，提升郭瀛洲升任56旅旅长，而对原有团长、营长等军官或保持原位，或只提不降；不惟如此，汲金纯还较冯德麟愈施恩宠，博得“重义气，烧冷灶”之誉，所以迅速得到全体官兵的拥护，这就是汲金纯的本钱，而这种本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积攒的－－我有“自己”的*队军**，你张作霖打仗时自然用得上，那么打了胜仗之后，*功论**行赏，也自然少不了我的。
这里，我们说一说汲金纯与张作霖的冲突。1914年，时为28师56旅旅长的汲金纯由彰武移驻锦县。当时，张作霖为27师师长，但因其驻防省城，兼及50个县，已握相当权力，奉天将军张锡銮（1843－1922）年老体衰，且手无兵权，遇事则仰仗于张作霖；而28师师部在北镇，只及7个县和阜新地区，这种劣势必然阻碍28师的发展。由此而言，冯德麟在与张作霖的争*斗权**争中落败，也是实力不济的一面。但饶是如此，在撤换锦县县知事一事上，亦能反映出汲金纯这等“地方军人”的相当“自主权”。
汲金纯刚到锦县，锦县知事项惠丰即奉命赴省，此后又传出消息，说项惠丰要调走，而代之以王文藻。王文藻原任彰武县知事，汲金纯驻防彰武时，二人交情颇深。此番同来锦县，个中原由不言自明。据《锦州文史资料3•锦州军阀汲金纯罪行片断》一文记载，汲金纯与王文藻“相互勾结，向商民加捐加税，二人平分，地方人敢怒不敢言。”有鉴于此，锦县士绅向省城发电，挽留项惠丰，*制抵**王文藻来锦执政。
但这样的电报却被汲金纯“查获”了，他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和地方士绅到旅部开会，到会的人有商会会长魏振卿、劝学所长刘梦九、农会会长赵香圃、收捐委员苏纪轩等人。汲金纯坐在主位上，身后站着五六个马弁，伺候着点上旱烟袋，也不说话。冷场了一会儿，汲金纯手下的110团团长郭瀛洲说：“今天旅长请诸位不为别的事情，听说你们给省署大帅打电报保留项知事，旅长特意来向大家问一问这个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旅长为的是保卫地面，请调王文藻来都是熟人，为的是地方有好处。你们大家保留项知事，究竟项知事对大家有什么好处？王知事有什么坏处？可以把这在情况说一说，如果项知事真有好处，旅长还要给大家帮忙，也一同保留他。”
你想，汲金纯手里有枪，郭团长的“外交辞令”里也带着*药火**味，谁还敢说什么？劝学所长刘梦九打破僵局，说：“项知事上省究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旅长这番意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因为县长有调换的消息，所以大家才去电挽留。而项知事在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是历次县长去职时照例的作法。至于省里准不准，我们就不知道了。”
郭团长说过话茬，说：“这事，旅长是为地方好，项知事既然对地方没有什么太好的感情，那么就依照旅长的意思办吧！”
于是，撤换县知事的事情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定下来了。再说省城，张锡銮（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节制三省军务，并任奉天民政长）再是老迈，也不愿如此更换县知事－－你汲金纯只是驻防锦县，行政用*权人**如何妄加干涉？那锦县不就成了你汲金纯的“后花园”了吗？张作霖久有大志，自然不愿汲金纯如此擅权，也提出了反对意见。不想，汲金纯又给省里发了一封电报，称“有汲则无项，有项则无汲”，张锡銮读此电，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而张作霖也没办法，只是发了一通脾气，骂了几句“妈了巴子”而已。据记载，汲金纯还在锦县车站附近布置了人手，如果项惠丰回来，就施以*杀暗**。
那么，汲金纯为什么一定要王文藻来呢？原来，王文藻是“清丈”高手，熟知丈量土地的诀窍。二人在彰武时，便有很好的“合作”。王文藻到锦县后，果然没有辜负汲金纯的“提携”。在那个年代，人少地多，所以有些很平坦的地方，也未开垦，勤快农民便选择好的地段开荒，慢慢也就成了熟地。但为了少报捐税，开垦农户大多不向官府申报，这样的地块俗称“黑地”。王文藻到任后，大刀阔斧，清查“黑地”，然后由官府发文，将土地交给汲金纯等人“领有”。受此牵连的农民达数百家，这叫“当天穷”－－原本还是“自耕农”，转眼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更要命的是这些农户没有地契，所以官司也打不赢，再说也不敢打这样的官司啊。一时间，失地农民投河跳井，寻死上吊的不在少数。据记载，不多日，汲金纯便“领有”了2000余饷农田，锦县东部有一个屯子叫汲家窝铺，原来就是管理汲家土地“办公场所”。
王文藻给汲金纯立下汗马功劳，但却没有得到好下场。1921年，汲金纯升任热河督统，王文藻也随汲金纯到了热河，继续给汲金纯做土地一类的买卖。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失利，汲金纯退出热河，行至半路时，找王文藻问话，可王文藻落在后面没跟上来，偏偏汲金纯有句口头弹，提起哪个人没用，就说“不如枪毙算了”。这一次，汲金纯也是这等说法：“真是不知缓急，这是什么时候还慢腾腾的，无用之人真不如枪毙了！”若是往常，人们听听也就算了，偏偏旁边有个向营长与王文藻有仇。原来，向营长在锦县下五旗村买了一片好地，用的是汲金纯的名义。王文藻知道后，便向汲金纯作了汇报，汲金纯找了向营长，说你真“孝顺”，还想着给我买地，好小子。
向营长白白费了心机，连买地的钱也搭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向营长又不敢怨恨汲金纯，便把这笔帐记在了王文藻的头上。这一次，向营长逮着了机会，策马回头，赶到王文藻的身边，说“奉都统令，枪毙算了”，把王文藻弄到路边，不容分说，便开了一枪。可怜王文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
等到向营长回到汲金纯的身边，汲金纯便问：“方才你做什么去了？”向营长说，执行你的命令去了。汲金纯忙问什么命令？你不是说王文藻无用，枪毙算了。汲金纯大怒，说我什么时候让你枪毙他了？据称，后来，王文藻的家人向张作霖告状，向营长也被判了死刑。
汲金纯督热
我们知道，张作霖与徐树铮是死对头，直皖战争之前，张作霖还未与皖系撕破脸皮，充当直皖之争的“和事佬”，徐树铮曾想对张作霖采用“非常手段”。
何以至此，说来也不复杂，因为张作霖与徐树铮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地盘”之争。1919年，徐树铮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西北筹边使在官制上和职权上比东三省巡阅使还要大。他有军、民、财的独立权，练兵购械可先行后报，西北各省如内蒙、*疆新**、甘肃、陕西的文武官吏均须受其节制），实际控制了蒙古地区的军事全权，而“满蒙一体”是清朝以来的“国策”之一，徐树争收复外蒙，立下不世之功后，完全可能想到要“一统东北”；张作霖自1918年9月就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后，亦视蒙古为嘴边的肥肉，而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更与东北关系甚大。如果张作霖想插手内蒙，最大的障碍就是徐树铮；徐树铮若想统一东北，最大的障碍则是张作霖。
1921年4月，张作霖邀请直系首领曹锟、国务总理靳云鹏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到天津开会，主要商讨“征蒙”问题，张作霖称，外蒙在苏俄的怂恿下，漠视国家主权，大搞分裂，必须出兵勘乱，而东北离外蒙最近，可由奉军担起平定外蒙的“重任”。
通常，我们总说曹锟是“布贩子”出身，行事颟顸，其实，曹锟在做布贩子之前，曾做过几年私塾先生，旧学根基还是有的，后来又读过北洋武备学堂，说是文武全才也不为过。他当然知道张作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征蒙”固然是一美好的说辞，而插手热河、察哈尔和缓远，则为现实的机要。但曹锟明知如此，却并不反感，因为曹锟的地盘主要在华北和东南，对蒙古鞭长莫及；再则，蒙古本来就不是直系的地盘，直奉联合不久，也不好一下子闹僵。外界风传直奉联合有如同床异梦，但即有“同床之谊”，就应当勉力维系，给些好处，正如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所讲的那样：“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同时，曹锟也并非没有所图，他提出的“反要约”是由直军接管陕西、甘肃。就这样，在天津会议上，直奉两系顺利达成了“分赃协议”。
1921年5月25日，徐世昌大总统郑重其事地将“征蒙”重任交与张作霖，随后又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
其实早在直皖战争结束不久，也就是1920年9月，张作霖就通过北京政府，为奉系骨干人物张景惠谋得了察哈尔都统的职务；至于绥远，也略施小计，收入囊中－－原绥远都统马福祥虽不是奉军嫡系，但其出任绥远都统之前，有意谋划甘肃都督，但因甘肃“军方”反对而作罢，而其出任绥远都统，曾得张作霖“提携”之功，因而对张作霖有感念之情；再说，奉军精简邹芬率一旅兵力驻于陶林县（1954年，镶兰红联合旗和陶林县合并为察右中旗），可“遥望”马福祥所驻张家口，马福祥也难有动作，只得听命于张作霖。
若论起来，当数热河最为难办。其时，姜桂题已经营热河近10年，可谓根深蒂固。姜桂题的资格较老，他的这个都统还是1913年袁世凯“钦封”的呢，在北洋系中，这应当算是“来路正”的表现。1921年9月，张作霖命汲金纯率28师向热河方向推进，但心有忌惮，亦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采取敲山震虎的策略，给姜桂题一种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同时，张作霖又派人携带“蒙疆经略使”的印信和辞职报告赶往北京，交内阁总理靳云鹏。意思是说，若是热河不归我老张，那我这个“蒙疆经略使”还有什么干头？靳云鹏只得以内阁总理的名义宣布，调姜桂题任陆军巡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
消息传出，姜桂题的部下炸了锅，纷纷扬言要找张作霖算帐，找北京政府讨个说法。然而，姜桂题本人却十分平静，无意与张作霖争斗。至于原因嘛，说来也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资格太老”，因为“资格”通常是靠年龄来累加的，这一年，姜桂题已经78岁了，功名已经看得很淡了。姜桂题深知张作霖对热河势力在必得，若是斗起来，大约也没有什么胜算，倒不如认清形势，博得一番清静。据《沈阳文史资料21•汲金纯》一文记载，姜桂题提的惟一一个“条件”，就是待本年的*片鸦**收获之后，再行交接。
1921年10月，汲金纯正式接任热河都统。接下来的问题是，张作霖如何会让汲金纯担此重任？对此，现有资料还不曾谈及这一话题。胡震在《回忆先父汲金纯》一文在提及汲金纯升任28师师长时说：“由于先父处事谨慎，从未参与冯（冯德麟）张之间的权力之争，此番复辟活动又未参与其间，因而取得了张对他的信任。”此说亦可作为汲金纯升任热河都统的一种解释，但笔者以为，汲金纯因掌握部队而拥有实力，也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再说，热河虽然重要，较之东三省仍相距甚远，把汲金纯这样一个“投诚”而来的可以拥兵自重的领兵将领置于热河都统的位子，应当是再恰当不过的安排了。因为这样就可以“安抚”汲金纯，使其不生二心－－郭松龄兵变的原因之一，不就是因为领有战功而不得督办或都统之位吗？更深一步想，笔者甚至以为，张作霖将张景惠任为察哈尔都统，可能也有“牵制”汲金纯的想法－－夹于奉天、察哈尔之间的热河，就是想闹“独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这只是笔者的猜测而已，事实上，汲金纯并没有“谋叛”张作霖的意思，他得其所得，对张作霖也是心存感激的。至于他在督热期间，声名不佳，原本可以想见。郭松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曾质问道：“试观现在之山东、热河，其政绩较之直系秉政时代，谁优谁劣？”此说虽言之凿凿，但我们又如何能对汲金纯寄与“厚望”？那样的年月，那样的战乱，那样的军阀，又如何能做到“政绩斐然”，又如何可能“爱民如子”？汲金纯取代姜桂题，亦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汲金纯在郭松龄兵变时，不但没有追随，反而旗帜鲜明地站在张作霖一边，并立下颇具趣味的战功。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召开滦州军事会议，公然扯起反对张作霖的大旗。这次会议，汲金纯派其参谋长白文林代为参加。郭松龄知道，他不可能争取汲金纯这样的老派人物的支持，便命令白文林回去接替汲金纯的职务。但白文林回去后，据实相告，汲金纯听后大骂：“这小子反了天了。”当时，汲金纯驻防昌黎，与滦州接壤。郭松龄若举兵，汲金纯所部首当其冲，而郭军势力太盛，汲金纯不敢硬碰，立即撤往葫芦岛连山一带，与张作相的15旅及黑龙江的梁忠甲旅共同布防，抵挡郭军，但也仅仅坚守了三天，便又向锦州退却。不过，这三天时间对于张作霖来说，却至关重要。
连山一役，汲金纯所部几乎溃不成军，损失惨重，36旅大部在锦州一带被缴械收编。后来郭松龄在兴隆店受挫，上士文书李纯民（后升为旅长）、李纯华兄弟两人乘机打出第九师的旗号（1925年，张作霖将其*队军**整编为20个师，汲金纯为第九师师长），重整队伍，并开始收编其余“反正”士兵，扣了郭松龄的后续战略物资，又在女儿河至双阳店一带布防，并致电张作霖，声称第九师已经收复锦州，张作霖大喜过望，急命滞留于奉天的汲金纯到锦州处理善后。郭松龄兵变之所以迅速土崩瓦解，这起“后院之火”也是一重要原因。
现有资料并未阐明，汲金纯的部队在锦州被郭军缴械收编是否为“诈降”之计，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就是用兵如神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平定郭松龄兵变时，汲金纯立功不小，倒是真的。由此而言，汲金纯总体来说，对张作霖还是比较忠心的。
只做顺民不做汉奸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强化对*队军**的控制，取消军、师级建制，整个东北军一律以旅为单位，原有军、师级将官则委以虚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在这种背景下，汲金纯基本退出军界，就任上将军事参议官。为示安抚，张学良特命汲金纯设立办事处，派少将二人，校官五人辅佐，并配备一个卫队连。
九一八事变时，汲金纯恰在锦州吊唁张作相的父丧，张学良发来电报，命汲金纯到进京暂避，免为日人所用。随同汲金纯进京的，有家眷、随从等近百人，张学良批了20万银元，在天津英租界购得两幢楼房，安顿下来。但此后，便断了生活来源。
而此时，汲金纯的多年老友张海鹏和张景惠则投靠日本，他们为汲金纯斡旋，屡请汲金纯返回奉天，希望拉他“入伙”。他们说只要汲金纯回奉天，就可以发还原来家产的70%，断了生活来源的汲金纯同意了，回到奉天，住在商埠地四经路，但却未出任伪职，只做了一个顺民。而据胡震回忆，因为汲金纯拒绝出任伪职，原定的70%便缩水了，只还了40%。
据称，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亲自去劝说汲金纯“出山”。汲金纯的孙子汲潮在《预审员札记》中，曾详细记录了此节。本庄繁见到汲金纯后，优礼有加，亲热地说：“在我还是小小的参谋副官时，汲翁已是赫赫有名的上将军了。当年在辽西与俄人对垒，我曾于两军阵前一睹老将军之风采，老将军，您还认得我吗？”
汲金纯装出一副不谙世故的样子，眯缝着眼睛怔怔地看了半晌，说：“不，我不认识你。”
这种回答，令在场的各色人等目瞪口呆。本庄繁则继续表现出“宽容大量”的姿态，依旧笑容满面地说，“说到张海鹏这个人，汲翁不会不认识吧？”
汲金纯回答：“认识，他不是要当满洲国的侍从武官长官么？”
经考，张海鹏是1934年10月出任伪满皇帝的侍从武官长的，此前，张海鹏曾任“伪满讨热作战总司令”，后又出任伪热河省长。而本庄繁于1932年8月即卸任关东军司令之职。再则，张海鹏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当所谓的“侍从武官长”，也殊为可疑，因为这一职位虽然显赫，但基本属于“宫内闲职”，以张海鹏领兵的经历来看，他可能不会自己“选择”这样的“闲差”。所以，汲潮的这一记述只能存疑，但不管怎么说，汲金纯确实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并没有担任过伪职。
这期间，张海鹏和张景惠也曾“邀请”汲金纯出山，据汲潮记载，汲金纯对张海鹏说：“你愿挨骂由你去，我不能闯荡一辈子，临了落骂名。”对张景惠，则说得略有分寸：“人各有志，给我留个活泛路吧。”
又据记载，汲金纯拒任伪职，曾引来日本特务的骚扰与威吓，甚至将汲金纯的三儿子汲绍儒劫往日本，作为报复。但后来，日本人发现，甘受驱使的人还真不少，伪满官位已经显现出“僧多粥少”的窘相，也不差汲金纯一个人，慢慢地，也就平静下来。后来，汲金纯举家迁锦县。1948年，汲金纯病逝于北京。
考汲金纯一生，生于贫贱之家，起于草莽之间，而官至热河都统，成一方封疆大吏，当有常人不及之处。尤其是他原非张作霖的班底，28师师长风波时，又闹得很凶。但二人最终找到了合作的基调，因而相处融洽。郭松龄兵变时，汲金纯旗帜鲜明地站在张作霖一边，立功不小。而东北沦陷后，汲金纯为取得日伪发还其家产，返回奉天，却始终未出任伪职，只做了日伪统治下的一个“顺民”，亦不失最起码的民族气节。至于督热期间，广殖*片鸦**，搜刮地面，原也是武夫当政的“通例”，我们也没法子指望汲金纯做得更好－－他毕竟是一个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