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先生”
谁能知道，我们这些被博江斯基称为“中学生先生”的人会有怎样的出息？这些戴着褪了色的制帽、随时准备各种恶作剧、随时嘲笑别人和争吵的青年，将会有怎样的出息？譬如说，布尔加科夫会有怎样的出息？这事儿谁也不知道。
布尔加科夫比我年长，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他动作敏捷、灵活，言语无情，让所有人害怕，他那种明确而有力的感觉——在他的每一句，哪怕是无所谓的一句话里，都能感受得到。
布尔加科夫充满了想象力，玩笑不断、故弄玄虚。他把我们已经谙熟的中学日常生活，变成一个由难以置信的事件和人物组成的世界。
有一个外号叫“什邦卡”的落魄学监，他落进了布尔加科夫虚构和“恶作剧”的圈子里，被演绎成索巴凯维奇或者达达兰[1]那样的程度。他开始了第二种神秘的生活，已经不是那个长着肿胀的酒糟鼻子的“什邦卡”了，而是成了一些令人发笑和极其不可思议的事件里的主人公。
布尔加科夫用自己的虚构，几乎把周围的事物从完全现实的世界搬到了一个过分夸张、几乎是幻想世界的最边缘。
我和布尔加科夫中学毕业后再次相见已是一九二四年，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忘记基辅。在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里，我认出了我们学校的前厅，看门人“冰水”马克西姆——那个忠诚的、有些难缠的老头儿。还有在剧院后台外面轻声低语的我们基辅秋天的栗树。
有几个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和我在中学学习的年轻人，他们后来成了著名的文学家、演员和剧作家。基辅总是一个醉心于戏剧的城市。
这个学校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文学与艺术领域的人，是偶然的吗？我想，不是的。（当我们“偶然”上课迟到的时候，难怪苏博奇对我们说：“生活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除了死亡。”说完这句箴言，苏博奇给迟到的同学操行分数打了一个五减。）
这，当然，并非偶然。这个现象的原因如此之多，也很难察觉，以至于我们由于自身的懒惰，而不想深入地研究它，我们宁愿认为，这一切的发生是源于幸运的偶然性。
我们渐渐忘记了那些老师，他们曾经唤起我们对文化的热爱，我们也忘记了出色的基辅的剧院，忘记了我们人人都迷恋的哲学和诗歌，还有我们青少年时代尚在世的契诃夫、托尔斯泰、谢罗夫[2]、列维坦[3]、斯克里亚宾[4]和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5]。
我们渐渐忘记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忘记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竟然能钻进去的大学生*会集**，我们也在忘记大人们的争论，忘记基辅总是一个赋有极大的革命激情的城市。
我们渐渐忘记了，我们曾经大量阅读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还有那些印在易碎的灰纸上的革命小册子，上面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土地和自由”等口号。我们也读过赫尔岑和克鲁泡特金的作品，还有《*产党共**宣言》以及革命者科拉夫琴斯基[6]的长篇小说。
但就是这种不系统的阅读，却结出了自己的果实。
我们渐渐忘记了克列夏季克著名的伊季科夫斯基图书馆、交响音乐会、基辅的花园，忘记了晴朗的、树叶簌簌作响的基辅的秋天，还有庄严、高雅的拉丁语，它陪我们度过了全部的中学时光。我们渐渐忘记了第聂伯河、温柔多雾的冬天，还有富饶温馨的乌克兰，它用荞麦田、草屋顶和养蜂场将城市环绕了起来。
这些丰富多彩、有时相差甚远的东西对我们青少年意识的影响，是很难察觉的。但这影响是存在的。它赋予我们的思想和感觉以特殊的诗的韵律。
我们迷恋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但是，我们对俄国文学、对其所有经典作品的清晰与深刻的理解，比理解相对轻松的西方文学要晚一些。
我们还很年轻，西方文学以其优雅、沉静和画面的完美吸引着我们。淡雅、简洁的梅里美对我们来说，比折磨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轻松些。梅里美和福楼拜作品的一切都是清晰的，就像是夏日的清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是正在逼近的暴风雨，让人惶恐，让人想躲到牢固的屋顶下。狄更斯也不会让人产生疑惑。还有雨果。还有巴尔扎克。
我们之所以迷恋西方文学，也许那种价格低廉、黄色装帧的《万有文库》丛书难辞其咎。这些书当时充斥于各个书店。花二十戈比就能读到《温泉》《欧也妮·葛朗台》《野鸭》《帕尔马修道院》[7]。我们毫无节制地读所有这些东西。
有一段时间，我们特别迷恋法国诗歌——魏尔伦、勒孔特·德·李勒[8]、泰奥菲尔·戈蒂耶。我们读他们的作品，有原文的，也有译本。法语在这些诗人那里，发出了有魔力的声音，有时是轻盈的、几乎难以捉摸，就像是远方的气息，有时却是坚硬的，像金属一般。
这样的诗歌吸引我们的不仅是它悦耳的音调和如春天的雾霭一般朦胧的内容，还有就是它能形成我们对诗人本身和巴黎的概念。这样的诗歌存在着，就像是一个诱人的事物，是一系列与巴黎相关的诱人的事物中的一个。石板屋顶、环岛、雨、灯火、万神殿、塞纳河上空玫瑰色的夜晚，最后，还有诗歌。巴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质朴的想象之中。如果它没有诗歌，就如同没有街垒和亲吻一样，巴黎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这个迷恋法国诗歌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都是些冷光，而大量鲜活且纯净的俄国诗歌就在身边熠熠生辉。
森林抖掉自己深红色的衣裳，
严寒为枯萎的田野披上银装……[9]
我们在成长，强大的，或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渐渐地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它把西方文学挤到了第二位，尽管这个位置也很可敬。
除了文学，我们也迷恋绘画。
在学校礼堂的大理石板上，用金色的字母写着获得奖章的毕业生和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名人的名字。在这些人当中，有画家格[10]。虽然他是我们的学长，可我们依旧不能认同这位画家，因为他的画作是黑色调的，带有训诫性。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姗姗来迟的、对印象派的迷恋。
我的同班同学埃马·施穆克勒想成为一名画家。他向基辅的印象派画家马涅维奇学习绘画。我喜欢马涅维奇的画——镇上的小房子、院落，这些几乎都像是用油漆涂抹的一样，厚厚的。
我经常待在埃马的家里。就像大家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演员之家。
埃马的父亲是城里广为人知的清廉的医生，从青少年时期就幻想成为歌剧演员。可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成功。但是，对歌剧的热爱在施穆克勒医生那里依旧压倒了一切。
他家里的一切都跟歌剧有关——不仅是身材魁梧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大嗓门儿的主人本身，还有钢琴、手写的乐谱、献花用的大花篮、海报、著名歌唱家的肖像画和镶着珠母的双筒望远镜。
在医生的住宅里，连安静不下来的嘈杂声也完全是歌剧式的。大人冲孩子们吆喝、激烈的争吵——所有这一切都像是华彩经过句、宣叙调、中板、快板和强板，像是二重唱和三重唱，像彼此打断的男声、女声和童声的咏叹调。在所有这些嘈杂的声音里，还有隐藏着的曲调。从施穆克勒住宅传出来的声音洪亮、自然，像是“美声唱法”，顺着整个正门的楼梯飘散开来。
我经常去埃马·施穆克勒家，但是，我依旧认为我另一个中学同学、波兰人菲佐夫斯基的斗室比这个家好。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人生活。
菲佐夫斯基身材矮壮，一绺浅褐色的头发耷拉到额头上，他总是很淡定，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是愚蠢的忙碌。
他有一些怪癖让老师们很是恼火。例如，他和自己的同桌——乐天派斯坦尼舍夫斯基交谈时，用最纯正的俄语，但是，有时他的话让人一句也听不懂。造成这种效果方法很简单。菲佐夫斯基把所有单词的重音全都读错，并且语速飞快。
菲佐夫斯基强迫我学习全*界通世**用的语言——“世界语”。这个语言是华沙的一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构想出来的，优点就是很容易。人们用这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出版了很多报纸。在这些报纸上，我感兴趣的是刊登那些想用世界语通信的人地址的栏目。
我效仿菲佐夫斯基，开始和几个学习世界语的人通信，英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甚至是乌拉圭的。我给他们寄去基辅风景明信片，作为交换，我收到了格拉斯哥、爱丁堡、巴黎、蒙得维的亚和魁北克的风景明信片。渐渐地，我开始使自己的通信多样化。我请求他们给我寄来一些作家的肖像画和带插图的杂志。就这样，我得到了精美的拜伦肖像画，是曼彻斯特市的一个年轻的英国医生寄来的，还有维克多·雨果的肖像画，是奥尔良的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寄给我的。她好奇心很强，提过许多问题——俄国神父都穿着金叶做的衣服，所有俄国军官都说法语，这些都是真的吗？
每周我们都在菲佐夫斯基的斗室里聚餐。在这类聚餐时，我们做得最少的是喝酒（钱只够买一瓶果子露酒），而最多的是扮演莱蒙托夫的骠骑兵、读诗、争论、发表演说和唱歌。
我们一直坐到早晨。黎明之光照进烟雾缭绕的斗室，它对我们来说是令人惊奇的生活的黎明。生活就在门槛外面等着我们。春天的黎明特别美好。在早晨洁净的空气中，小鸟在歌唱，我们脑袋里满是浪漫的故事。
这令人惊奇的生活就在门槛外面等着我们，它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和剧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那一年，我们迷恋俄国戏剧和女演员波列维茨卡娅。她扮演《贵族之家》中的丽莎，还有《白痴》中的娜斯塔西娅·菲利波夫娜。
我们只是在得到总学监博江斯基的允许时才能去剧院。他每周给我们去剧院的许可证不超过一个。于是我们就开始伪造许可证。我冒充博江斯基签字，并且得心应手，甚至博江斯基在学监们给他看从中学生那里收来的许可证时只有摇头。他都分不清真的和假的，说：
“我会让这些戏迷变得服服帖帖的！应当学习拉丁语，而不是去剧院里闲逛！你们都是*币伪**制造者，根本不是令人尊敬的父母的儿子！”
演出结束后，我们在演员出入的门口等待波列维茨卡娅。她出来了——高高的个子，眼睛是浅色的。她冲我们微笑，然后坐上雪橇。铃铛抖动了一下。它们的声音沿着尼古拉耶夫大街向下飞去，消失在白雪覆盖的大街深处。
我们各回各家，雪依旧下个不停。我们脸颊发热。我们的幸福懵懂而炽烈，它和我们争先恐后地沿着湿滑的人行道奔跑，陪在我们左右，让人久久不能入眠。
幸福似夜晚路灯的灯光，在我房间的墙上闪烁。幸福似一堆堆白雪，洒落在大地上。幸福透过温暖的梦境，唱了一夜它有关爱情和悲伤的永恒之歌。
窗外，雪橇的滑木发出飕飕的声响。几匹急性子的马从旁边一跃而过。在这个夜晚，它们是在拉着谁飞奔？
在步兵中尉罗穆亚尔德的房间里，吉他弦自己发出了声响。琴弦的声音抖动了许久。这声音变得越来越细，直到变得像一根银丝，然后，像是银色的蜘蛛丝。这时，它才静了下来。
在令人愉快的兴奋中，在忙乱的日子里，生活和诗句密切交织在一起，简直让人无法将它们彼此剥离开来，冬天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
我当时已经完全是一个人生活了，教一些廉价的课挣钱。钱够我吃饭和去图书馆的，那时，我也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沉重和担忧，或许，是年轻的缘故吧。
[1] 索巴凯维奇为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特点是粗野、狡猾；达达兰是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中的人物，特点是想冒险而胆子小。
[2] 瓦·亚·谢罗夫（1865—1911），俄国写生画家、黑白绘画艺术家。
[3] 伊·伊·列维坦（1860—1900），俄国写生画家。
[4] 亚·尼·斯克里亚宾（1871/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5] 维·费·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1864—1910），俄国女演员，曾在彼得堡创建自己的剧院，以上演当代进步剧目闻名。
[6] 谢·米·斯捷普尼亚克－科拉夫琴斯基（1851—1895），革命民粹主义者、作家。
[7] 上述作品分别为莫泊桑、巴尔扎克、易卜生和斯丹达尔的作品。
[8] 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巴纳斯派诗人。
[9] 普希金的诗《十月十九日》（1827）中的诗句。
[10] 尼·尼·格（1831—1894），俄国写生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