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东泽**由*党**务活动家向革命战略家的身份变换，由思考*党**的战术问题转而开始思考*党**的战略问题。
无论领导湖南工人*工罢**斗争，还是在*共中**中央、国民*党**中央任职，毛*东泽**从事的*党**务工作，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深得两*党**领袖的称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毛*东泽**虽看破时局，又无扭转之力。但是，面对革命斗争的挫折，毛*东泽**有坚忍的革命意志，决不会就此消沉。自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产党共**以来，毛*东泽**按照*党**中央设定的路线开展工作。他相信*共中**领袖和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意见，拥护*共中**三大确定的国*党共**内合作的方针。但是与国民*党***派右**斗争中的失利和*共中**领袖们的退让，必定让毛*东泽**对国共合作的前景产生疑问，更对中国*产党共**的革命斗争道路陷入思考。
1926年，经历过时势的艰难和环境的复杂，反而迫使毛*东泽**由*党**务活动家向革命战略家的身份变换，由思考*党**的战术问题转而开始思考*党**的战略问题。除了国共合作，中国民主革命斗争还有无其他道路可走？这一年，善于独立思考的毛*东泽**，在思想上进入一种领袖思维，开始思考这个战略问题。毛*东泽**失去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进行革命斗争的位子，却换得了一种机会，使他探索民主革命斗争中国道路的思维模式由此而开启。这对中国*产党共**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幸事。假如没有毛*东泽**此时这样一种思维的转变，没有他此时开始进行的探索和思考，中国*产党共**对民主革命斗争正确道路的选择，还会延期更长的时间，要走更多的弯路。
从*共中**中央的*党**务脱身，自觉自愿地开启对中国民主革命斗争道路的思考和探索，自主承担起这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充分显示出毛*东泽**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胆略。而思考和探索道路问题所采取的方法，更显示出了毛*东泽**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本领。中国*产党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给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和道路。这对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缺乏系统学习和研究的毛*东泽**来说，如果埋下头去熟读马列主义著作，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也许也能从中寻找出些答案。但毛*东泽**独创了研究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深入到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去，边实践边思考边寻找答案。
这一次，毛*东泽**把革命斗争实践的阵地选择到了农*运民**动中去。
最早在*共中**“三大”时，毛*东泽**就提出过关注农*运民**动的动议。张国焘曾回忆说： 毛*东泽**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产党共**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反造**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动暴**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队军**，如果*共中**也注重农*运民**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毛*东泽**传》第114页）。这时的毛*东泽**还未真正亲身接触过农*运民**动，所以他不是从实践中，更多是从实用主义思维的角度考虑农民问题。这里可能也有他少年时爱看《水浒》、《三国演义》等闲书，爱读中国历史读出的道理。毛*东泽**曾发问道，历史上起义和*反造**的主力军都是农民，为什么这些小说里没有种田的农民作主人公，这很不公平。面对现实及借古论今，毛*东泽**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认识，如果能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就可以形成巨大的斗争力量。
1925年3月，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毛*东泽**，在家乡韶山有了与农*运民**动第一次接触。毛*东泽**“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也就是他对个人经历所概括的，做过“半年农*运民**动”。
毛*东泽**基本采取了与组织长沙工人运动相同的方式，第一件事情是办夜校，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培养吸收夜校骨干学员加入中国*产党共**，成立*共中**韶山支部。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利用可以公开活动的“雪耻会”名义，开展活动。以秘密农协会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雪耻会，展开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
毛*东泽**后来回忆：“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毛*东泽**传》第115页）。
广州农*运民**动讲习所
1926年3月，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毛*东泽**很快接办了第六届农*运民**动讲习所工作，他又开始接触农*运民**动。这一次毛*东泽**不是具体领导农*运民**动，而是结合给学员讲学，对中国农民、农村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
如何认识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这时的毛*东泽**已不再凭着实用主义思维考虑问题。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东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用他的话说，就是“造了一个锄头”，“ 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是也。 ”（《谁主沉浮》第340页）。有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又有了半年多搞农*运民**动的实践，这样，毛*东泽**就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斗争问题，这也开启了毛*东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考问题的先河。
1926年9月，毛*东泽**发表《国民革命与农*运民**动》一文，阐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的思想。他在文章中指出：“ 在经济落后的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毛*东泽**传》第123页）
此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封建就是指中国的大多半江山即农村仍旧是封建制度，是地主阶级统治。毛*东泽**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论述农村地主阶级是经济基础，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是上层建筑，要铲除这个上层建筑，必须要*倒打**地主阶级这个经济基础，不动摇其基础，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倒打**一茬又起来一茬，不可能彻底根除。
根据这一分析，毛*东泽**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倒打**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倒打**军阀而不*倒打**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毛*东泽**得出结论：“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运民**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东泽**传》第123页）。
为了论证“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东泽**又从农*运民**动与工人运动的不同性质加以阐述。他指出，农*运民**动乃是“ 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的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会集**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翻推**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当时中国农*运民**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毛*东泽**文集》第1卷，37页）。
农民革命斗争的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农*运民**动一起来，就是*倒打**地主阶级，得以铲除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根基，这直接与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相符合，属国民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资产阶级不属于国民革命的对象，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工人运动的目的不是直接要*翻推**资产阶级，因此与农*运民**动对比，必定会有所区别。这就是毛*东泽**思考问题的独特之处，他以智慧的思维方式，抓住了中国国民革命斗争的本质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是*倒打**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农民也就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党**必须从根本上重视农*运民**动，把农*运民**动放到*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
只经过半年多的探索和思考，毛*东泽**就寻找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他自信已手握革命斗争的真理。
毛*东泽**鲜明提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不是他一般性地喊出的政治口号，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情况，分析得出的结论。“农民问题中心论”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党**必须把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去做那浩大的组织农民的工作”，否则决不会有国民革命的成功。这是毛*东泽**揭示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真理，被当时和此后的革命进程证实着。但当时的毛*东泽**不是*党**的领袖，他要为这个真理而斗争的路还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毛*东泽**解决了对农*运民**动的思想认识问题后，他立即向*党**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 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毛*东泽**传》第123页）。
中国*产党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成立后确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工人运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陈独秀等*共中**领导人，对农*运民**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农民问题及农*运民**动，*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也曾认识到其重要性。如李大钊于1925年12月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提出：“估计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最重要成份，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革命革命成功就不远了。”（《李大钊文集》下卷，第831页）。蔡和森提出：农民问题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历代政治变更，无不是由农民问题发生，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蔡和林文集》第760页）。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 而彭湃在广东陆丰组织开展的农*运民**动，搞的轰轰烈烈，造成的影响极大。
受*党**内关于农*运民**动思想认识和实际活动的影响，*共中**中央也逐渐开始关注农*运民**动。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共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决定设立*共中**中央农*运民**动委员会，发表《告农民书》，这表明*共中**已把农*运民**动摆上了位置。
但是，当时*党**的中心工作仍然是国共合作和城市工人运动，不可能接受毛*东泽**的意见把农*运民**动摆到中心位置。
虽未被*党**的领袖们接受和承认，但毛*东泽**自己已把农民摆到中心位置，坚定不移地紧紧抓住。此后一个时期，他的思想和行动时刻都围绕着农*运民**动展开，从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