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头翁
过去山西人不吃鱼似乎已成定论。到了晋西北方知此言不差。
1969年夏天滹沱河发大水，我们村前的永济渠也大水漫灌，泛滥的河水直漫到地里，黄乎乎的一片水漫金山寺。待水退后，竟有半尺多长的鲤鱼、草鱼拍头甩尾地在泥洼洼里挣扎。正赶上我们放工回家，真是天上掉馅饼。老乡们看我们乐得像抱了个金娃娃就问我们捡这些鱼做甚?他们把鱼说成是鱼儿，儿音特重特长，我们告诉他们吃！特香忒美。本来他们还不捡，尤其是那些老汉们，但听我们说能吃，且又鲜又美还能下酒，眼睛也发亮了，到手到嘴的白来之物哪能不捡回来？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满载而归。我们一回到家里就忙活开了，担水的，杀鱼的，上菜园子揪葱拔蒜的，我去供销点弄薯干酒，找了个酒瓶子没盖，掰段高粱秆堵上正好。那兴奋劲赶上进京赶考了。
一顿吃喝如风卷残云，七八条多半斤重的鲤鱼、一斤肯定让供销点掺了水的薯干酒，三个后生着实美了一气。刚吃完，我原来的房东打发他小子叫我快去。我问，啥事？他说，他爹的鱼儿做熟了，不知道怎么吃，让我去教。真是好事成双，这差事，美。
进门，上炕，盘腿，吸烟；先喝一碗白水清口，然后才是摆炕桌，放碗盘筷碟，晋西北地瘠人穷，但文化底蕴甚深，再穷的人家，这番讲究是不能免的。最后才是揭笼烫酒。全家人都像过年似地，吃鱼儿，太新鲜了，那东西能吃？像羊肉扁食猪肉丸子？等把鱼端上来我也傻了，不知该如何下筷子了。原来他们家是把五条多半尺长的鱼既不开膛也不挖鳃去鳞，就那么放点水放在瓦盆盆里蒸，盆的周围是红高粱窝窝，窝窝蒸熟了，鱼肯定也就熟了。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是这样做法，二小子还自作主张地端来半盆醋，说白吃恐怕滋味寡，喝着醋吃好些哩。
就这么着，闹了个大笑话，我扒拉开鱼鳞捡肉厚的地方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试，比高粱窝窝还难吃。原来大爷叫我来是教一教，别让“鱼骨头”卡着喉咙嗓子眼，现在只好让二小子端着盆倒到猪圈里，大爷还不放心地站在猪圈边看了良久，直看那猪像吃香饽饽似地把几条鱼吞食一空并没被“鱼骨头”弄出什么古怪病症才满意地回屋吃饭了。
后来我才得知，那天捡了鱼的老乡绝大部分都和我的房东大爷一样，放在笼屉里蒸，一样地倒进猪圈或沤粪坑。最后得出一样的结论：鱼那腌臜东西吃不得。
离我们村二里地远的一个小村叫回凤村，传说有一只金凤凰落在村头老树上，当人们都出来看时，它就飞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它又飞回来了，故叫回凤。我认为勉强，如果真是名由传说而来，应该叫凤回村或落凤村。
回凤村小，没有知青，但离回凤村不远有一片“海子”，老乡说的“海子”，其实就是一片沼泽，水塘。刚来村里插队落户时，村里后生告诉我们离村十六七里有个地方叫闫家庄，那里有一片老大老大的“海子”，别说游泳耍水，就是划船行舟都行。我们刚从北京来，听说有这么个自在地方，乐得无可无不可，十几个知青有的还拿着蛙蹼，带着水和干粮浩浩荡荡地去游泳。老乡说十几里路远着哩，我们笑着说远甚哩，16里就是8公里，就是8000米，就是8000步，每条腿迈动4000次，把老乡算得云里雾里的，说到底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路不靠走，靠洋码码算。
迎着烈烈酷日，趟着洋洋尘土，我们有说有笑。那阵子还不会唱晋西北小调，只是放开喉咙大唱《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到了“海子”大家全傻了，什么海？湖也不是，一大片水洼子，下去了最深的地方刚能没了肚脐眼，还都长满了水草，别说游泳，迈腿都难。从此对“海”有了切肤的了解。
但这一次不是去游泳，老乡说得明白，那海子因为天旱干涸了，里面有鱼，是蛇鱼，还用手反复地比划，有这么长，这么细，你们敢捉去吗？你们也敢吃吗？这信息太诱惑人了。听老乡们说的，看他们比划的，八成是鳝鱼。红烧鳝鱼对一群几个月牙不沾腥的人来说该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工是不上了，我们立即准备，铁锹、脸盆、水桶，又赶着做了两个小抄网。
穿过回凤村，一片垂柳环抱的低洼处便是“海子”。果不出所料，“海子”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水洼洼，因为天旱，四周围都干涸了，龟裂的土地上宽叶的水草仍在茁壮地生长，水面积不过二三间房大。
稍事分工，我们便战斗起来，不约而同地唱起《红灯记》中的唱段，“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淘水的淘水，挖沟的挖沟，几个后生手下真出活，一会儿水洼子就见底了。把黑臭的淤泥挖出来，“蛇鱼”就暴露无遗了。原来并不是什么鳝鱼，地地道道的泥鳅。泥鳅也行，个顶个的活，有的比拇指还粗，扔到桶里活蹦乱钻，引得那么多老乡挤前钻后地看热闹。最后我们把那片小水洼彻底翻了个身，肯定是让泥鳅断子绝孙了。再看我们几个，从头到尾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全都粘满了臭泥。但一看到半桶活灵灵的泥鳅，那青色的背，金色的腹，油光发亮的头，疲劳、辛苦全没了。像得胜的十字军，带着战利品，一路高歌《打靶归来》班师回营。
回到村里消息不胫而走，全队老少乡亲都知道北京大学生们捉了一海子蛇鱼。我们那个破小院院里挤都挤不下，比看新娘子还热闹，连八十多岁的老爷子老太太也让人搀上，呼呼带喘地来到我们知青小院看稀罕。我们发现不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人敢拿手碰一下满盆乱钻的泥鳅，好像那是魔鬼邪恶，也可能怕“蛇鱼”一口能把他们的指头咬下来。当他们知道我们马上要动手做泥鳅时，所有的人都瞪圆眼看着我们，像审视星外来人，那神情真让人不可理解。
然后我们就是给泥鳅开膛去皮，乡亲们眼瞪得更大了，似乎我们不是在杀泥鳅倒像给活人开膛破肚。
人们啧啧着渐渐散去了，只有一些后生们还蹲在院子里无聊地吸着烟，看着我们动作。几年以后，当我和乡亲们真正熟成一家人时，偶尔谈起我们宰杀“蛇鱼”，他们还有些后怕。以后越传越神奇，说北京知青啥都敢吃，二尺长活活的“蛇鱼”拿起来放在嘴里就吃了。再往后传得更没影了，说我们吃“蛇鱼”根本就不用牙咬，张开嘴那“蛇鱼”就游进肚里啦。还说，知青中有个小个子绰号叫“日本”的，没吃好，结果让一条小“蛇鱼”顺着鼻子就钻到他肠肠肚肚里了，弄得他又吐又拉的差点让“蛇鱼”要了命。又说，那“日本”生吃“蛇鱼”是有原因的，因为日本人都喜欢吃蛇鱼，有的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出来作证，没错，当年日本兵驻在岗楼上，窜下来也是生吃蛇鱼来。“日本”听见后气得直骂街。也在我们知青里留下一句话调皮话：吃了一根泥鳅，变成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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