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文一篇 (致敬改革开放40年800字)

新来的班主任姓杨,二十出头,穿一身男式蓝色工装,扎着两根短辫。上课开讲前的“早请示”,她总是抄写一段最高指示,接着“狠斗私心一闪念”,表白自己几番想到“自来红”的优越,又如何战胜了“躺在父辈功劳簿上睡大觉”的私心。有同学私下揣测,她大伯是省里第三号大人物。

和纪老师相反,杨老师不仅鼓励告密,还热衷揭短。最先遭罪的男生叫宰令今。他住在铁路中间一座板房里,没人敢穿越十几道铁轨去他家玩。小男孩静静地独来独往,清澈的眼神带着莫名的惶惑。遇到麻烦事,他就微笑示弱,让人不好意思下手。这一天,杨老师点名叫他站起来,用嘲讽的口吻点评他的作文:

“‘我爸爸惨死在海南岛’。宰令今,你爸是死是活你都搞不清吗?‘我姐姐在青岛纱厂当苦工’。宰令今,你马上出门右转,看看你姐姐还在不在五二班上课?刚学的课文,就成了你的家史了。还有,‘马马虎虎’怎么成了‘妈妈胡胡’,‘胡胡’是你妈吗?”

宰令今讨好的微笑僵住了,梦游似的看着黑板。

下一个被改造的是“软绵绵”,一个从来不说话的女生。她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靛蓝色布衣,习惯倚在墙角,小心地避开与人对视的机会。这天课间,杨老师组织全班围观“软绵绵”的早操动作,希望她为此蒙羞,厄而发奋。“软绵绵”看着围观的人群,手足无措,当她应着老师的口令举手投足时,显得畏畏缩缩,仿佛担心碰到什么。最后一节跳跃运动,她低下头,叉开腿不停地跳,双手在头顶上胡乱地拍,像垂死挣扎的溺水者,不知放下胳膊作侧平举运动。她窘得快要哭了,围观者笑得前仰后合。

我的麻烦是自找的。那天,三班在工区后院听大老粗忆苦思甜,杨老师的皮凉鞋踩在一坨马粪上。我踌躇了片刻,好心提醒她,她却皱着眉头说:

“就你小资!”

放学后,我被叫到办公室,领受一项政治任务——用仿宋体誊写她的思想汇报,顺便改造一下我的“小资”思想。

这位红二代每晚写十几页的思想材料,记录和“私心一闪念”作斗争的过程。我不明白为何那么巧,一闪念乍起,她耳边就及时响起元首的谆谆教导。一闪念总是源自红二代的优越感,顺便提及父辈披荆斩棘的光荣,而真实的私心她只字未提——入*党**提干。我每天放学后帮她把草书誊写成仿宋体,天长日久就成了苦差,却没有任何酬劳。陈大鼻子结婚那天,杨老师帮着发喜糖,捧着满纸袋的水果糖在办公室走了一圈,窸窸窣窣响了很久。她噙着糖果前来验收誊本时,我屏住呼吸,就等着一把水果糖“哗啦”一声倾在案前。不料,我只听见一声咕哝,:

“你写得有些潦草。”

一则谣言落到我头上时毫无征兆。那段日子,高年级的批斗会揭发出耸人听闻的罪行,有学生甚至坦白偷了一张老虎皮。“自来红”不甘落后,停下课来,号召学生相互揭发。那天,大多数人都捡鸡毛蒜皮的事说,两节课下来,唯一有价值的谣言是“狮子山的蟒蛇吃掉了一个当兵的”。杨老师夸大了这个线索的价值,严肃地说:“这是三班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要毁我长城。”

第二天上午,全班男生被叫到小红楼下。

秋阳从枫杨树隙投下满地碎影。我倚在墙边,眯着眼,恍惚间有道纱帘把我和身边的人隔开。杨老师双手抱臂,绷着脸,嘴唇抿紧了,目光警觉地四下逡巡。小男生们皱着毫无城府的眉头,抬头远眺货场,再低头看着脚尖。眼看大半节课过去,气氛沉默得有些难堪,人群中忽然传出一声险恶的嘀咕:“李大头聪明,他肯定知道哪个造的谣。”马上有人附和道:

“是呔,除了大头,哪个能想出这种话啊——啊是啊?”

“以前他还讲噢,文花大改名杀人放火。”

不容我辩驳,一个姓蒋的男生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尖大声嚷嚷:“就你就你就你,不要再狡辩了!”

天光凝固,喧嚣远遁,我的心脏骤然紧缩,接着砰砰乱跳。我被十几双心照不宣的目光锁住——只要我认领谣言,其他人就能脱身。小男生们交头接耳,试探着挪步走开,接着悄悄加速退回教室。我期待的眼神想绊住邻桌的“小耳朵”苏继武,他与我合伙养过蚕,合伙积蓄过五分钱。这时他却背过脸,恨不得用没有耳垂的小耳朵遮挡我的目光。

我无力穿越集体构织的罗网,就像中了蛊毒似地倚在墙边。转眼间,枫杨树下就剩下我和杨老师。

如今,铁一小更名为民生街实验小学,小红楼已被拆。五十年前,我在小红楼下经历了六天审查。第一天,班长金德明读元首语录。他说话前需要备气,脖子变红变粗,话说出口就恢复原状,声音也渐渐变成模糊的呢喃。第二天,金德明低头看着地面,刻意作出与己无关的神情。瘦伶伶的副班长李枫患有心脏病,没几年就病死了。她当时双手扶膝,紫色的嘴角噙着一缕头发,眺望远方,始终不说话。恍惚中,我成了局外人,眼前犹如用倒过来的望远镜所看见的那样,景物变小了,声音变得很远。一只怀孕的硕鼠从老牛筋草中蹒跚走过,细腰黄蜂在屋檐下筹建小得可怜的蜂巢,远处传来《白毛女》中喜儿的歌声……

第六天,偷老虎皮的罪行被铁路公安证伪,铁一小的揭发运动紧急刹车。“自来红”心思重重地踱到小红楼下,扫了我一眼,无奈地摆摆手说:

“都——去上课吧!”

我拖着方凳从“自来红”面前走过,心想,以后甭指望我为你誊写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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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为作者亲笔

杨老师已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小黄毛叫一个同学传话,希望和一个胖乎乎的女同学结婚。他为此被拉上讲台,连续批斗一个月,直到他妈找上门大吵大闹;黄继红被人举报她看黄色书籍。经查那是一本治疗哮喘的医书,书里有个不男不女的古人,图示经络。杨老师在古人的丹田部位贴了一片白纸,聊作遮羞布。王文仙生日那天得到一只五毛钱的钢笔,另一个女生随即发现自己相同品牌的笔失踪了。放学后,王文仙被“自来红”叫到办公室,要她在放学回家和交出钢笔之间作出选择。小女孩想赶在父母下班前开火做饭,免一顿打,就选择了后者。

这个选择的阴影尾随她许多年——杨老师要她闭门思过三天,一个暗示她失去人格的绰号从此流传开来——王文仙改成王文山,单人旁被删除了。

小黄毛的基因带着异族血统的野性,他对“自来红”的报复来得大张旗鼓,浅灰色的眼睛侦察出各种消息:“自来红”肯定谈恋爱了,光秃秃的前额悄然垂下一绺精心修剪的刘海;“自来红”肯定贪污了,当期的红小兵杂志迟迟没到手,委托司机到上海代购杂志的钱没有交付!他闯进办公室敲山震虎,大吵大闹,检举有人挪用了红小兵的费用。这一回,真给他蒙着了,“自来红”被查出十几元钱的糊涂账,被迫在小红楼的一角写检查,检讨私心“一闪念”。

期末,姐姐从家长会上带回“自来红”的话——“你弟弟思想复杂。”

我的童年的确提前结束了。出于对告密的戒心,我看见陌生人就忽然改变话题,用一种正经得有些离谱的腔调大声说出革命道理。好在小学常常只上半天课,我可以躲开人群,到树林或者水边一个人玩。

根据“知识越多越*动反**”的逻辑,新文化要一路追溯结绳记事的质朴,省报还推广了一种象形文字,是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的文盲顾阿桃大妈发明的。一张躲在方块后面的脸,就可以示意阴谋。顾阿桃是活学活用元首思想的红人,江苏省的文化楷模,到北京拜见了副帅。流风所至,一批大老粗被请进学校,参与教育革命,最高指示也给文盲打气: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老邻居张玉香妈也赶来凑热闹,对着小学生忆苦思甜。她脸色黑红,坐在主席台上,紧张得像是接受大批判。当她解开衣襟时,似乎要从怀里掏出左轮手枪,却见她向前倾身,冲着台下学生展示肩头的伤疤,一口咬定是地主婆咬的,说得声泪俱下。我回家提起此事,母亲矢口否认:

“瞎讲!她从前说是晚妈咬的,现在怎么赖上地主婆了?”

随着教育革命的发展,民国年间的老教师陆续被赶出校园,一些“泥腿子”相继进入铁一小。这些人都是乡村干部亲属,刚刚脱盲,不会讲普通话。这堂课苏南口音把眼睛读作“压惊”,下堂课苏北方言又把眼睛读作“安静”。我的嗤笑让一个村妇很敏感,她读到“麦贤德的眼睛”时,不安地扫我一眼,把声音压低:

“马喜达的压惊杂丁丁地抠做卯竹席瓦香,嗨了声‘卯竹席歪塞’。”

操场上,另一个村妇正在上体育课。她不知道如何安排学生游戏,只会手背对着手背,上下摆动着很难看的姿势,原地踏步,嘴里不停地喊:

“煮(左)——煮又煮,爱过爱过呆痴(两个两个对齐)煮又煮!”

“泥腿子”大多有些自卑,对待学生倒也客气。印象中只有一个歪嘴的男教师被我激怒了,我当时正背着他模仿歪嘴,被同学的大笑声出卖了。他扭过头来,顿时嘴角哆嗦,眼睑暗红,嗓音在尖啸的频道上失控,随即发表了义正辞严的长篇大论,宣称绝不允许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继续“阿兴行洪”(恶性循环)。

新来的常识课老师姓梅,二十出头,扎着两根大辫子,像连环画中的女游击队长,洋溢着扶危济困的热情。她兼管红小兵工作,故名“梅团长”。梅团长待我比亲姐姐还亲,对我的赏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我给其他同学改考卷,还用带着齿音的方言夸张地说:

“李登贵一刻钟就交卷了,其他人两堂课也没做完。”

小人得志,我在同学的卷子上画了许多大马叉。改毕,我走到枫杨树下,荡荡小腿,伸伸懒腰,作出轻松的样子,看操场上的张正焱老师手持长柄勺子划石灰线。

大老粗进校的年头,张老师的普通话格外珍贵。他字正腔圆的嗓音夹杂着一副金属味,如同从*片簧**中挤出,穿透力中铺垫着沙哑的音色,仿佛杜鹃啼血。他自知嗓音的价值,茶杯里总是泡满了蝉蜕和胖大海。

往年六一儿童节,民生街路口彩旗猎猎,少先队员上穿白衬衫,下穿海军蓝裤,胸前挂着铁皮鼓,或手持回形针状的小号,整装待发,准备步行到下关参加学生运动会。领队的张老师身穿藏蓝色球衣,足踏白色力士鞋,胸前猩红色缎带系着黄铜口哨。如雷贯耳的胸音一旦响起,顿时小号齐鸣,鼓声铿锵,张老师挥舞着骨节舒张的手,手腕上永远重叠着白色的内衣袖口,玳瑁纽扣散发出炫目的光泽,头上浪花飞逐,每个动作都经得起几何学的测量。

现在,张老师兼任三班美术教师,依旧一副咳唾成珠的样子,连我这个课代表都不敢轻举妄动。从前北京来的温老师代课,我可以在美术本上显摆一番,天上飞机和鲲鹏齐飞,水上轮船和锦鲤同游,地上小孩子笑逐颜开。温老师夸奖我画得“孩子嘴巴像弯弯的小船,眼睛像弯弯的月牙”。轮到张老师教学生画葵花向日或日出东海,我多画一只海鸥,就被他叫到办公室,用严正的播音腔问我:

“请问——这是命题画,还是自由画?”

他双手上下比划,切割着话语权的边界:“你画的这只自由散漫的小麻雀,配得上金、光、万、道的红太阳吗?”

张老师的眉间隆起一道丁形褶皱,沉默的谛视几乎在我的脸上烤出水泡,下视的眼神也在暗示我的渺小。良久,他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块手帕,轻轻地掸掸胸前的粉笔灰。这套动作过于夸张,仿佛有着控场欲的魔术师正打算变出一只白鸽。这是他结束训话的标记,示意我可以走了。

多年来,张正焱举止庄严,一言一行,都铺垫出某种被悉心掩盖的宏伟抱负。当这个明星教师庄严地蹲在大粪坑上,噼噼啪啪地放屁,居然被目击者当作匪夷所思的奇闻。我对张老师没有亲近感。一天,我去长平路小学参加摸底考试,张正焱领队。回校时,我站在小红楼的门廊下躲雨,意外听见办公室里爆出张老师的笑声:

“这个李大头遇到不会答的题目,就写道:‘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哈哈,这个呆子遇到会答的题就接着写道,‘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都笑岔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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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术组成员游览苏州

体育室被窗外的芭蕉遮住,光线昏暗,带着莫名的晦气。一个野性十足的小男生在小屋里训练了几天,煤精似的眼睛显出歹徒的阴鸷,似乎隐藏着羞于启齿的秘密。另一个练短跑的女生练出了肝炎,黄中带绿的脸色带着虫癍。当新任班主任宋老师吊着三角眼从体育室走出时,我远远地就觉得一股阴气扑面而来。

宋老师原来是羽毛球运动员,看上去不太有文化的样子。那年她三十岁,尚未出阁。和寂寞的老处女不同,她在运动场上阅人无数,健儿春色与她无缘,老气横秋的男教师又难入她的法眼,她被迫作出挑剔的样子,宣称除了元首,她谁都不爱。每逢他老人家的生日,她就叫学生出一毛钱、三两粮票,集体聚在元首像前三呼万岁,吃寿面。她偏爱会打羽毛球的男生,和其他学生的关系处得很僵,往届毕业生把她的事迹汇编成掌故,新生带着成见走近她。她上任之初,就把我的免费生资格取消了。

一天,我冒昧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通报我的铅笔盒被偷了。那时她正撑着脑袋看窗外,一个青年教员在操场上打篮球,每投中一球,就撩起白色汗衫揩拭汗水,露出几块来之不易的腹肌,抬头瞅瞅二楼那位有狐臭的女教员的宿舍。我可能搅了宋老师的思绪,她仓皇收回视线,挺直了腰板,很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

“你问我?是我偷的吗?”

老姑娘好歹熬到三十多岁,这才草草嫁人,事前也没发喜糖,直到来路不明的肚子突然隆起。这天,我在铁路边玩沙子,宋老师挺着大肚子从水关桥走过来。我赶紧转过身子,假装没看见她,驼峰下的青纱帐却钻出一群孩子,一个叫靠山的小伙子领头吆喝:

“宋饭桶——宋大肚子饭桶!”

众孩儿齐声呐喊:“饭桶、饭桶,宋大肚子饭桶!”

宋老师怒不可遏,站在高坡上,挺着肚子破口大骂,小男孩隐身青纱帐里。宋老师转身,机灵鬼们又齐刷刷地钻出青纱帐,追着她骂。那时,一朵白云拖着水母触角状的丝絮,悬浮在钴蓝色的天穹。少年土色的小脸掩映在玉米杆之间,大声吆喝出了我的心声。我差点笑喷了,又怕宋老师看见,便低下头来,蹲在狗尾巴草丛里,鼓着腮帮子吹气。

不久,宋老师休产假,三班暂时由王校长兼管。

王校长五十多岁,从校长位子上退下已经有几年了。她身材矮胖,脸颊暄软而黯淡,嘴唇上灰毛密布。王校长早年在晓庄师范学校求学,和同学相约把青春献给教育事业,三十岁前不结婚。其他人早已儿女满堂,王校长的单身期无限延长了。这也许另有原因——老姑娘嗓门喑哑,不能长啸。这种阴阳双虚的嗓音每每预示着单身倾向,否则很难说服一个女人去为“臭老九”职业献身。“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学生不拿老师当人看,王校长也不能幸免。有一次她戴上一顶米色毛线帽走进校园,小顽童就躲在墙角大喊“炒米团”,气得她转过胖乎乎的身子喝道:

“哪够(个)调皮鬼?给我出来!”

在王校长的语文课上,对林副1967年“三二〇”讲话的解读颇为尴尬——小道消息已经满天飞,学生对着正副统帅的合影照指指点点,王校长照常埋头读着干巴巴的课文:

文花大改名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她反复诠释着微言大义,喑哑的声音被抽象为有节奏的声波,喧嚷而催眠,台下的学生趴在课桌上睡着了,微风从窗口吹来,轻轻拂过他们凌乱的头发,令人想起古代战场上倒下的征人。我目光飘忽,对着老虎山上炫目的巉岩,驼峰的广播传来模糊的调车指令:

“幺东拐,拐东幺,幺四八九两个下湾……”

期待的日子过得飞快,揭批副帅*党反**集团的文件已炮制完毕,耸人听闻的“武装起义工程纪要”纷纷披露,林家墙壁换上了仕女画和“克己复礼”的题词,元首给分居多年的妻子写的信件手抄本也匆匆出笼,示意老人家早就看穿了野心家,副帅从“永远健康”到“罪该万死”的转化好歹有了交代。小学每天上午停课,宣读上级文件,王校长抽空走进教室,双手猛拍讲台高调宣称:

“我早——就(重音)看出来了,林秃子——不(重音)是个东西!”

我相信王校长说的是实话,但我记得她曾经举着第一夫人拍的副帅照片,深情地解释祝副帅“永远健康”的深刻含义,说他读元首的书很用功,头发都掉了。

现在,我希望唐老师能来代课。虽说他的皮肤白得饱受奚落,他的话却振聋发聩:“你知道是什么照亮了星空?是一轮明月吗?扯!是亿万颗星星彼此借光,才有了灿烂的宇宙!”他腴白的手豪迈地划过天空,接着说道:

“你以为老鹰靠翅膀就能飞上天?扯!没有上升气流的托举,你翅膀再硬,也飞不起来!”

轮到唐老师主讲语文时,主政江苏的将军正在纠正“只讲黑不讲红”的偏差,暂且搁置了改变北煤南运的宏伟抱负,数十万南京人被关押审查,唐老师也进了学习班。

从六年级教室传出的笑声曾经让我心猿意马。

讲课的吴老师是常州人,有一副说书人的长脸,沙哑的声音仿佛烟熏火燎了数十年,毛毛的,从容地操纵着现场的笑声。他的两片过于宽阔的嘴唇开阖之际上弯下拱,显出孩子气的狡黠;沉吟之间,上唇柔软地搭在嘴角两边,卷出一道涟漪似的回波,流露出老于世故的嘲讽,随即吐出一声善意的揶揄,嘴角滑稽的笑纹和严肃的眉眼相互映衬,令人忍俊不禁。他年轻时在重庆当堂倌,和“旗手”的前夫唐纳有来往。他无意间说出这个致命的秘密时,知情者大惊失色,劝他赶紧逃命。此后,他下放苏北。

直到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一天晚上,我在防震棚里又听见了吴老师的笑声。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

(待续)

作者:李登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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