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我所就读的广元县宝轮中学高中部1962和1963级突然宣布全部停课。一张同班同学分别的照片上写的是“停课一年支援农业生产”，一个个同学面容 惨淡，表情凝重。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全县很多高中部都停课？作为学生，我们不得而知。据说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或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如果以毛*东泽**主席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为“中国知青正史”的起点，那么，我在1961年下乡比“正史”提前了5年，所以我戏称为“史前知青”。
关于知青史的说法 很多，广义的知青史应该从四十年代延安时期算起，毛*东泽**同志率先提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所以，毛岸英才是真正的知青始祖。
我当知青的地点是广元县三堆区七里公社飞凤 二队的彭家湾。我母亲直接把我和弟弟元哥交给了队长赵德朝。
飞凤山位于秦巴山区边沿，海拔高度在1800米左右，与下面滚滚南去的白龙江一龙一凤、一静一动。龙凤呈祥、相得益彰。彭家湾就在大约1500米海拔的半山腰。飞凤山平日里云遮雾障，“飞凤”见首不见尾，神秘莫测。但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远处三堆坝的街道，宝珠寺的寺庙和山下的七里乡场以及附近的村落。
由于修了宝珠寺水电站，把白龙江水拦腰截断，几百米高的大坝把白龙江的水位一下升高了几百米，现在的七里公社和附近的很多村落全部埋在了白龙湖的湖底。
彭家湾是一个小型的自然院落，有姓谢姓赵 姓李几家人，就是没有姓彭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川西北民居：木构建筑，小青瓦，木窗格。梁、柱的用料都很粗大，屋基呈对称的∏字形 。正中是堂屋 ，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其实牌位早已荡然无存，里面装满了农具如拌桶、风车、晒簟之类。左右各有两个厢房，用木装板隔开。队长赵德朝一家住东厢房，我和弟弟住西厢房 。
队长赵德朝牛高马大，皮肤黝黑，胡子巴嚓，常年腰杆上挂个叶子烟袋。六十年代初期，山里人常年头上包一圈黑布头帕，打开估计有一丈多长。穿的对面襟土布蓝衫，布摆扣。腰上常常捆一根粗麻绳，麻绳上穿着木制的刀架，用来挂一尺多长的带钩的*刀砍**。刀架上还有牛角制成的*药火**盒。还有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火镰、硅石和艾绒 ，供击石取火之用。山里人买不到“洋火”，抽烟、做饭点火都用“火镰”，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原始的取火方式，但他们却习以为常。他们的大裤脚盖过膝盖，小腿都捆着绑带。当时家境好一点的农民都喜欢穿*用军**胶鞋，并以此为时髦。赵德朝有时肩上挎个土枪和火绳去打野猪、黄羊、麂子。后面有时还要跟上一支又黑又瘦的撵山狗。当时我心里很纳闷：他们是汉人吗？
一，知青过的第一关不是“喝生水“，而是挑水。
有篇知青回忆录的文章说，知青下乡过的第一关是“喝凉水”（没有烧开的生水），其实当时无论城镇、农村，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喝生水，那时的生水是真正的纯天然、无污染。无论是井水还是山泉，从水缸里舀一瓢就喝，真所谓“农夫山泉有点甜”，不像现在的水污染那么严重。
刚去彭家湾时，石水缸里的水是赵队长给我们跳得满满的。煮饭，洗脸，洗衣服都用水缸里的水。几天以后就该自己亲自挑水了。
悲催的日子从此开始。
一条弯弯曲曲的“毛狗路”顺着院子下面往东延伸200多米就到了一个断崖边，一股清泉从草丛中冒了出来，穿过一块大青石淙淙留下，形成了一个小水潭。泉水清澈见底，真正的“农夫山泉”。
我从来没有挑过水，连扁担的反顺都不知道。开始，每个木桶里只敢装三瓢水，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家里挪，水桶一边高一边矮，放到肩上直晃，赵队长说我是“苏秦背剑”。一周以后每桶可以装五瓢水了。一个大水缸要装多少挑水哦！
接下来是做饭。
在家里是有妈妈做饭，要不就吃伙食团。在彭家湾要自己亲自做饭了。更要命的是这里没有大米，一到生产队就先分给我20斤玉米棒子，我和弟弟先剥下玉米（当地人发音叫“翁麦”），再去“幺磨”上推成玉米面，幺磨推上十来转就转晕了，直想呕吐。还是隔壁的谢大妈帮忙完成的。然后用罗筛筛成玉米面和玉米珍珍，也是谢大妈帮助筛的。这些过去连见都没有见过的事 现在得亲自做了。
悲催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二，队长赵德朝和他的《十二杯酒》
三天后正式出工干活。
尾随着山民们扛着月亮锄头去给洋芋（土豆）除草，山高路远，走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长。干活不累爬山累。
山区的夜晚格外宁静。山上那时没有电灯，弟弟就着煤油灯写完作业，早早的就入睡了。
院坝里除了宁静还有月亮。晶莹剔透的月光下，我在院坝里拉起了《二泉映月》《汉宫秋月》《良宵》。在山里生活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月明星稀”，才知道月亮和二胡的前世因缘。
队长家 木门咿呀一声开了，赵德朝端了一碗酒醉醺醺地从他的屋子里走了出来，把酒碗往小桌上一放，说：“不简单，这娃儿还会扯弦子！会扯《十二杯酒》不？“
我不知道什么是十二杯酒，叫他哼了一下，原来是《孟姜女哭长城》的音调，我会拉。赵德朝就着酒兴，吧嗒了一口叶子烟，把“五音不全”调成了“六音不全”，然后便开始了哼唱：
“一呀杯子酒儿正月正 ，
朱洪武打马下南京。
保驾将军胡大海，
鞭打采石常遇春。“
声音嘶哑，没有节奏，没有音准，和隔壁的公猪哼叫区别不大。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公然还有文化，懂历史。然后又吐了一口烟唾沫，继续哼叫：
“二杯酒儿龙抬头，
苏妲己反造摘星楼。
马氏夫人坠楼死，
黄家父子反出头。“
《胡乱唱！是贾氏夫人坠楼死，唱不来 我来教你！》吼叫的是队长娘子，我们叫赵妈的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接着唱：
“三杯酒儿桃花红，
白马银枪赵子龙。
长坂坡前保阿斗 ，
乱马营中称英雄！”
没想到赵妈也能唱，比队长唱的好听多了。
宁静的山村有一点响动，周围几里路都能听见，一会儿就来了十几个邻居打着火把，还有我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松木明子”，争抢着要唱。赵队长说 ：“不要争了，就让胡京城用他那个假婆娘嗓子唱起来好听！”
胡京城，生产队会计，也是记工员，队里唯一的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从外地招赘过来的上门女婿， 自称是“蛮疙瘩”。这个“蛮疙瘩”个头不高，面色蜡黄，显然营养不良。年纪三十岁左右，额头上就有了三根抬头纹，据说属虎。
胡京城音域很宽，比队长娘子唱腔高八度。嗓音尖厉，穿透力极强。大约陕南、陕北人唱歌都音域都很高宽，于是才有了信天游 ，才有了歌手阿宝。彭家湾接近陕南。
胡京城接着唱：
“四杯酒儿四月八，
城隆庙里把香插。
纪信他替汉王死，
万古英名莫忘他。
你一句，我一句，高一句，低一句，把《十二杯酒》唱完时，天已经快亮了。
三，小“腐败”，教会计拉二胡挣了高工分。
在农村，我虽然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但我肩不能挑，背不能磨，也不懂农活。可谓“一介书生”。所以，队里给我评的工分不如一个妇女。一个男全劳动力每天9分，女的最高8分。我，半劳动力，5分。据当年生产队的年终决算，一个工分折合成人民币值2分钱。就是说，我每天可以挣到一毛钱。
那时，我已经感到有生存压力了。这么低的劳动价值怎么能养活自己？父母把我扔到这个穷乡僻壤来锻炼就是要把我“逼上梁山”，让我学会独立生活。好在我弟弟是城市户口，每月有18斤口粮可以买成大米或白面，但这远远不够两个吃长饭的青少年的基本口粮。米缸里的米，面盆里的白面日渐减少，心里也暗暗发急。我能分到的粮食就是玉米棒子和土豆。左邻右舍的农民伯伯们有时也送一些南瓜，豇豆之类，补充粮食的欠缺。
虽然1961年正处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山里的个别农民还是私藏的有粮食米面之类。何以见得？虽然他们个个装得穷困潦倒好，像“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但他们的子女却在山村小学里“炫富”：
山村小学的学生离家很远，要翻山越岭十多里路才能赶到学校上课，一般都要带上干粮——“火烧馍”。火烧馍是用白面、玉米面和着酸菜制成的很厚的馍，先在锅里炕一下以定型，然后再放在柴灶火塘里盖上柴灰烧烤而成。小孩子不懂得装穷，中午吃馍就常常比看谁的馍大，谁的馍白面加的多，酸菜加的少。我弟弟的馍里酸菜和玉米面严重超标，比输了，回家就哭。
山里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猎枪，有撵山狗，可以打猎。打到野猪、黄麂、野兔、乃至松鼠之类就可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弟兄可是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一贫如洗。
一天 ，会计胡京城给队长叫苦，说公社要求尽快交会计报表，时间很紧，一个人完不成，是不是叫任琪来帮帮忙，他是高中生，又是青年团员，白天去干活，晚上加班帮我算账做报表。队长同意了。
加夜班的头两天，我和胡京城是认认真真在算账做表。其实很快就做完了。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胡京城可不是省油的灯，这个“蛮疙瘩”神秘的给我说：“我们继续加班，今晚起你教我扯胡琴，把胡琴声音压小一点，莫让赵队长听到了。你的工分照样给你计起。”
从此，我每晚把算盘拨的啪啦啪啦响，其实是在教胡京城拉二胡。我的工分很快就翻倍了，白天出工5分，晚上“加班”8分 ，每天13分。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个月。
在彭家湾，我学会了用高杆甘蓝（莲花白）和野菜扎酸菜；学会了磨黄豆，学会了用酸菜水点豆花；学会了做“搅团”，学会了做“火烧馍”和油炸木耳疙瘩，就是没有学会谈恋爱。
四，有了个“抱女子”，还是没有谈成恋爱。
山里人在两岁左右就会有人来说“抱女子”，是一种很原始的婚俗，也就是所谓的“娃娃亲”。只要门第大致相当都可以说。如果女孩“抱”到了男方家就是童养媳；如果是家里没有男丁就可以“将女抱子，招郎上门”，城里人叫“招赘”，自称“蛮疙瘩”的胡京城即是也。
我弟弟元哥才11岁，就有人给他说了一个“抱女子”，名叫“官香子”，芳龄12岁。对方是独养女，其父亲李文枝（队里人叫他‘李蚊子’）大约看中了我们是城里人，有“招郎上门”之意。
李文枝出身贫农，穿着是山里人的标准打头：黑头帕，对面襟蓝布挂，布腰带挂刀夹，大腿裙裤，绑腿，着*用军**胶鞋。肩挎刷子枪，*药火** 绳。李文枝前额宽阔，塌鼻梁，下颚奇长，很像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里的马赫老爹。李文枝第一次带他的女儿来看他的“拜干儿”就把我弟弟给镇住了，他带来了一个小礼物是：一个竹笼子里关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尾巴松鼠。两个孩子提着笼子就钻进树林里玩去了。
我的“抱女子”叫“乔二女子” ，大约十六，七岁，一直不晓得她的大名。父亲叫“乔木匠”，这个姓与他的木匠生涯很不相称，严重影响他的生意：人家说，“乔木匠”做的柜子是“翘的”，桌子也是“翘的”，人也是“翘”的。乔木匠秃顶，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旧遮阳帽，就是赵本山上春晚戴的那种。
乔木匠肯定是看上我了，虽然我没有劳动力， 家里一贫如洗。他也带着女儿“乔二女”来我家坐了一会儿，看看我们家缺什么，第二天就叫乔二送过来了。比如送了一小袋小米，一竹筒菜油（当时是要凭油票购买的），两个洗脚用小板凳。然后 乔二女就开始来给我收拾屋子，从灶头到床铺。再后来就常常来收拾我们弟兄俩的衣服，裤子，被子用背篼背回去洗好、浆好再叠的整整齐齐的背回来 ，放到我们的枕头边上。
乔二女从不和我说话，也不正眼看我一眼，做了“家务事”转身就走了。她长的什么样，我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朦胧中觉得个子不高，头包白帕子。山里人女孩子从不披头散发，即便是有辫子也是盘在头上用白帕子包着。不是李春波唱的那个辫子粗又长的“小芳”的形象。
这种两个人互不搭理的冷漠状态持续几个月，使邻居们很不满意，他们变着法子想诱导我就范。
机会终于来了。
长期喝冷水吃陈饭肚子就出毛病了，疼得不行。山区缺医少药就用土办法，喝烫水，喝烧酒都用尽了，还是无济于事。于是，一个大叔说，“你不是有个抱女子吗？把她叫来，用她的热肚皮贴在你的热肚皮上，多贴几下保险管用！” 话刚说完，立即有人跑去叫人了。
一袋烟的功夫，乔二女被叫了过来。或许跑得太快，太热，乔二女一进门就取下头帕，长长的头发哗地一下从头上滑了下来，就像飞凤山的瀑布一样。哇，这才发现她是个真正的女孩儿，楚楚可人。
这时，门突然被关上了，还被挂上了门扣。屋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感到情况非常不妙，有人设下了陷阱让我们犯错误。我说，二女子赶快开门！二女子反应也快，立刻去拉门，怎么也拉不开。毕竟是乔木匠的女儿，她懂门道，对我说，来，抬门！我们一起把单扇门从门斗上抬了下来，门就开了。
打那以后，我对乔二女另眼相看了。她是个不错的姑娘，单纯，聪明，善良，勤劳，不多言不多语。但我注定不是山里人，我还要完成我的学业，还要读高中、考大学。我明确的告诉她，我不能到你家上门了。
五 ，麻辣情歌大比拼。
1961年，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当时有政策鼓励山区农民自己开荒种地发展再生产，砍火地，种粮食，称为“自耕地”。前提是要保证集体所有制经济不受侵犯。有劳力的家庭通常在收工之后就去选一片向阳的、土层厚一点的杂树林，砍掉大树，把大树干往山崖下面一推，把留下的树枝和杂树宰短并集中晒干，等到一个没有风的晚上一起点燃。
我们哥俩也去砍树，用了吃奶奶的劲砍了三天还不到两分地，直径斗碗大的一棵白桦树我们轮流砍砍了半天也没有撂倒。傍晚时分，正好社员们下工路过这里，赵队长说，帮两个娃儿砍一下嘛 ！队长一声令下，十多个精壮汉子不到一小时就帮我们砍了一亩三分火烧地。
烧火地的夜晚，遍山遍野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乌鹊南飞，十分壮观！有如《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一刹那，飞凤山就又像一支腾空而起的火凤凰，大有涅槃重生之势。
三天以后硝烟散尽 ，火地里剩下的都是木炭灰，农民们就去平整土地，开始播种。
种玉米时背上背个巴笼，里面装上玉米种子，用山区的山锄头刨一个坑，丢上三、四颗
玉米种下去，再把柴灰刨进去，掩上浮土即成。窝距就是一根锄把长，大约三尺左右。种上后一般不用浇水，山上也没有水浇，等上一场大雨之后，玉米苗就发疯似的往上长，中途只需锄两次草就等着收获玉米了。
种完火地玉米后，每个人的眼睛里，鼻孔里尽是黑色的炭灰。休息时，老鳏夫杨松林一边吧嗒着叶子烟一边斜眼看着满脸汗水和着烟灰的谢大妈，玩笑说：“你看你满脸锅烟墨就像牛魔王的妈！”
这下惹毛了谢大妈，冲上去一把扯下了杨松林的叶子烟杆把他推到在地，大吼一声：“婆娘们，照老办法干！”五六个中老年妇女像一群野狼一样齐噗噗扑向杨松林老头，按住他的双手双脚，一把挎下他的裤子，往他那毛怂怂的东东上撒了一把炭灰，几个婆娘抓住那东东一阵猛搓， 直搓得立立葱葱摇摇晃晃，方才罢休。
看着这个场景，我很不理解。山里的女人就这么野蛮吗？杨松林曾经是国民*党**的老兵，成份很高，一直处于管制改造的状态，是历次政治运动都躲不开的“老运动员”。六十多岁了还没有哪个女人肯嫁给他。没有家室，没有子女，也没有像样的住房，很可怜。这群人就这么欺负他，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我心里很不平。
看着我一脸的尴尬、愤怒，大伙儿不仅不同情 反而乐开了。赵队长丢了一句不知道是在开玩笑还是很认真的话：
“你们这些婆娘们，不要把老杨的二娃子整烂了，他还有留倒做种呢！”引得男女社员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从谢大妈的果断指挥到几个人的协同作战的势头看来，这种恶作剧在山里早已习以为常，未婚的姑娘小伙子们见状跑得远远的，熟视无睹。
日子久了我才知道，这是山里人的一种休闲游戏，丝毫没有歧视和欺侮的意思。有一次，杨松林得了阑尾炎，还是谢大妈这群婆婆大娘把他抬到公社医院去的。
山区的农民很朴实、率真、彪悍、风趣乐于助人。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一曲悠扬高昂的牛山歌打破了僵局。
山里娃给生产队放牛一放就是十多条。每条牛的脖子上都牛铃铛。有木制的，有竹筒做的，也有铜铃。密林深处，牛铃叮当，百鸟争鸣，山歌嘹亮。
听不清牛山歌的歌词，歌声感觉很尖厉，直插云霄；又好像有一种爆发力，在山间回荡，余音了了。对面山上的放牛娃也被感染了，拉起个尖嗓子对唱起来，是乎要PK一番，声音也很高昂，但搭不上调。
听着嘹亮的牛山歌，胡京城的“假婆娘”嗓子发痒了，随着牛山歌的调也唱开了:
清早起来哟呵一上梁哦，
梁上有个吔胖婆娘哦。
腰杆哪嘛就有黄桶壮，
“起嘛子”就有扁担长。
张幺娃说，你唱的有点乌俗，我来唱：
清早起来上山梁，
梁上莫得我的郎。
我的郎儿我认得，
白汗挂儿袖儿长。
接着神倌子唱：
隔河望见姐穿青，
心想过河水又深。
打个石头试深浅，
唱个山歌试姐心。
河水清来河水长，
妹是鱼儿天天望，
打鱼郎儿在哪里，
为何还不来撒网？
造孽不过单身郎，
衣食住行无人帮。
夜来孤身睡不着，
半夜起来补裤裆。
一个年轻的小媳妇直接走到我面前，唱道：
“ 婆娘跨底下一滴血，
莫得婆娘好造孽。
衣服没人洗，
铺盖没人叠，”
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说造孽不造孽？”
明显的挑衅，弄得我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从崖上跳下去。
一首儿歌结束了这场闹剧：
“打屁打得多，
一打打到莫斯科。
苏联专家 来研究，
胡麦豌豆吃得多”
六，人口普查，发现队里真有人没有穿裤子。
“ 蛮疙瘩”胡京城又有了新的任务，参与全县人口普查，我照例和他一起干。这时，我的工分已经长到每天9分了。
我们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走访、调查、登记全大队的人口。有两件事情印象很深，至今不忘。
在一个完整的木楼房面前，门和窗子上的木格、雕花都保存完好。堂屋里供奉着药神孙思邈的画像，左右是对联，上联已经缺佚。下联是：
“金筪银櫃无非済世之良方”。
供案，香炉，腊台隐隐约约在诉说着主人的身份、职业和对药神的崇敬。
在一阵呼叫之后，从侧门走出一个老人让我们目瞪口呆：头发和山羊胡须完全银白，头上留的还是清代的辫子，约有一尺多长。衣服虽然破旧，竟是满大襟右衽长袍，布扣。左手拿着一个白铜水烟袋，右手拿着一根燃着火的纸捻。俨然仙风道骨、世外超人。问明来意之后，老人竟然用毛笔给我们写出来他们家所有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正宗的蝇头小楷写得相当工稳 。
后来得知，他叫李云恩，过去曾经是一个道士，还了俗，成了家。本来是一个老中医，结果当时还是叫“赤脚医生”。
没想到，公元一九六一年，在这个偏僻的秦巴山区还能遇见这样一位银发飘飘的清末遗老。
还有一件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我们叫开了一家的门，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里面说：
“你们进来吧，我没有穿裤子！”
“为什么不穿裤子？”
“今天赶场，我婆娘把裤子穿走了!”
胡京城问：“你们家就一条裤子？”
里面闷声闷气的回答：“嗯呢。”
在城里长大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山区还有穷得没有裤子穿的农民。
胡京城告诉我，这个叫谭吉富的人爱喝烂酒，有一点点钱就去供销社买酒喝，喝了酒发酒疯，不出工，不干活，还打老婆，所以越来越穷。一天，老谭公然差不多是一丝不挂地往街上供销社送抬杠（一种杂木做杠棒，抬石头用），被公社李副书记撞见把他臭骂一顿，还差点用鞋底抽打他的光屁股。李书记回去把自家的*裤内**拿来给他穿上，又在供销社扯了几尺蓝布叫他拿回去缝裤子。他把布拿去给老婆做了件衣服，自己又没得裤子穿了，所以不好出门。
七，山里人“赶婆娘”，连幺妈也不放过。
一年一度收获的日子快到了，公社照例要给社员配给丰收酒，每人二两，一个生产队算下来也有四五十斤。派谁去供销社背酒很重要。因为要是遇上不自觉的人，把酒背在半路上先喝上半斤再装上一些泉水进去，神不知鬼不觉的，社员就吃亏了。队里凡是能喝酒的都不能派去，男人只有我没有喝过酒，队里决定派我去。
清晨，我用背篼背着一个大酒罐往山下走，阳光明媚，清风拂面，因为很久没有进城了心情特好。陶酒罐体大口小，用一个玉米糊塞住， 酒气就不会敞。走到一个垭口上歇个脚，旁边有一户人家，主人梁大妈笑嘻嘻地迎了上来，说：“小伙子走累了，来，大妈给你尝尝我家的柿子醪糟”。
我听说过，柿子醪糟是把粟米煮的半熟，晾得半凉，拌上酒曲和柿子一起装坛子发酵而成。醪糟坛子一打开就异香扑鼻，梁大妈舀了一碗给我，里面还有一个很茸的整柿子，一尝，甜中带酸，清爽可口，一口气就喝完了。十分钟不到，就感到脸在发烧，心在狂跳，头昏脑涨，昏昏欲睡。梁大爷把我挪到一把马架子上，我立马就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
这时，赵队长果断宣布：明天任琪去背酒！
酒醒之后才 弄懂，这碗柿子酒是赵队长设的局，考验我会不会偷酒喝。
他成功了。
全大队集体剥玉米无疑是大山里的狂欢节。
天还没黑，“蛮疙瘩”胡京城就把三盏煤气灯点好了，堂屋檐口挂一盏，院坝两侧电线杆上各一盏，整个院子照得雪亮。 晚饭后，社员们陆陆续续拿个小板凳往彭家湾走。
梁大妈来了，给我用土罐装了一罐子柿子醪糟，说不要吃多了。吃完了大妈再给你装一罐来。
乔木匠也来了，叫乔二女给我背了几个红南瓜放厨房里。什么也不说，冷漠之如路人。
李文枝依然背着“刷子抢”，兴许回去时会打上几条野兔子。屁股后面也跟了一支撵山狗，比赵德朝家那条狗要肥一点。官香子与元哥毫无戒备之心，依旧开开心心地玩。
彭家湾是队上开大会的地方，堂屋是堆放粮食的仓库，隔壁就是赵队长亲自把守。
大家把竹编的晒簟铺好，把队里上万斤晒干的带壳的玉米棒子从堂屋里搬出来堆在上面，像一座小山一样。人们就在“小山”的周边开始撕玉米皮，剥玉米粒。我的任务是把玉米壳和玉米核（读hu）用撮箕装好运到阶沿边的大箩筐里运走。
大约有七、八十个人吧，大家高高兴兴地先摆着家常。也有人提议唱唱歌，于是由“假婆娘”胡京城起音先唱了起来，后来大家一起唱：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公社是个红太阳
社员都是向阳花
花儿朝阳开
花朵磨盘大
不管风吹和雨打
我们永远不离开它
……
家家爱公社
人人听*党**的话
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幸福的种子发了芽。
也有个叫神倌子人的唱什么：
“肥猪赛大象，
就是鼻子短。
全社杀一口，
够吃一 年半。”
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有人提议唱《十二杯酒》，我以为是赵德朝唱的那个，一听，不像。一群妇女轮流唱：
一杯酒儿妹斟起，
陪伴亲人梁兄弟。
二杯酒儿请兄喝，
梁兄实话对我说。
三杯酒儿三月三，
梁家哥儿不开腔。
四杯酒儿满缸香，
妹与梁兄情谊长。
……
原来是川剧《柳荫记》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被他们改编成民间山歌了。
男人们剥玉米手濡了要去院坝下面方便方便，抽抽叶子烟。他们叽叽咕咕，挤眉弄眼，不知道说的啥。不一会儿一个一个的溜走了。半小时后又回来了。几个妇女也神秘地失踪了。
- 半夜两点左右，队长赵德朝叫：“喝酒酒咯！”，一个一个又灰溜溜的回来了。我背回来的酒分成了几十个碗，每碗估计二两左右，会喝酒的每人一碗，另外还有几大盆下酒菜：油炸木耳疙瘩，炒花生，核桃，炒土豆丝，凉拌蕨菜粉丝，凉拌折耳梗等。现在看来都是减肥菜，那会儿没有猪肉吃，这些东西都是难得的佳肴哦哦！主食就是“搅团”，即是干一点的熟玉米粉团每人一碗，还有酸菜汤，随便喝。酸菜汤就是把核桃米放在锅里干炒，炒出油來加上酸菜再吵一下，参上水放点盐烧开即成。
酒足饭饱，剥玉米又开始了。仍然有人干活心不在焉，来来去去，神秘莫测。
我悄悄问胡京城，那些人神秘兮兮的干什么去了？胡京城一口就说出来了：
“赶婆娘去了。”
我问：“啥叫赶婆娘？”
胡京城说：“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偷人’。”
我在城里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偷人”，迷迷糊糊的感觉到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又问：“怎么偷？”
见我还是懂不起，胡京城有点不耐烦。
我又问：“要是人家不干咋办？”
胡京城很有经验的说：“你要抓住她的右手，捏住他的中指头，如果她不使劲挣脱，就说明她同意了。”
我又问：“你咋个不去赶呢？”他说：“我是是干部，是共青团员，不能去。”
我问：“神倌子说他和他幺妈也那个了一盘，有点乱套哦！”
胡京城笑了：“这里的人不讲什么规矩，裤腰带底下不认亲！”
八，迟来的大丰收。
1962年9月，我经历了很多曲折终于在南充龙门中学插班读书，完成了了我的高中梦。插班生坐的是最后一排，从来不认真听课的我复学之后老实多了，但因为缺课太多还是赶不上班上的中等水平。
一天，大校门通知我去取包裹，一个沉甸甸的木头箱子好不容易扛回学生宿舍。急忙打开一看，傻眼了：我妈给我寄来了一箱子核桃，红枣，柿饼，炒熟了的落花生、黄豆，还有几百斤四川省粮票。老妈在信中说：“儿子，这是你的劳动成果，你辛苦了一年，让家里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
我的眼泪忍不住崩了出来！
我知道，这么多的粮票肯定是赵德朝队长和胡京城他们把分给我的粮食背到粮站去换的。我人走了，他们没有忘掉我，我又怎么能忘掉他们？彭家湾，我的第二故乡！
龙门中学在嘉陵江边，是南充地区的重点高中。
后来我考入了西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西南大学，也在嘉陵江边。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八， 再见彭家湾！
2017年五月我和弟弟元哥开车去彭家湾看了一下五十六年前我们住过的老房子，居然还在，离湖面水位高约200米。
彭家湾，我们两弟兄那里度过了一段苦涩而苍凉的时光，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在给我重温着很多难忘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给彭家湾的乡民也留下了一丝丝念想。
在彭家湾意外的遇到当年我们生产队的李大姐，比我大两岁，她虽然已经认不出我们俩是谁 ，但还能清楚的说出我和弟弟的大名、小名，说得出我母亲的名字，更惊奇的是还说得出我父亲的名字，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李大姐告诉了我们官香子和乔二女的下落，知道了又怎么样？我觉得我欠乔二女的情，永远无法偿还。现在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耄耋老人了，有必要去再续前缘吗？
会计胡京城已经八十多岁，身体硬朗，先在白龙湖帮人开游轮，仍就是个“蛮疙瘩”，后来自己在湖边修了一座小院搞渔家乐，据说生意还不错。2011年我们见到他时很热情，送了我一口袋他们家的自产核桃和木耳。我说，我该谢谢你当年给了我那么多“耙耙工分”，分了那么多粮食。我问他还拉二胡不？他说，你走之就不拉二胡了。我想，如果他继续拉，要拉的一定是《渔舟唱晚》。
我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是因为他对我一生的成长和道德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时间虽短，意义深远，无法复制，弥足珍贵。
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不能用自己的经历来判断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对我自己，“无愧于心即是禅”。
左聋道人
2018年立夏前后于绵州三江交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