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几个月以来一直都在讨论“鼓励生育”的问题，然而发钱的招数用过了，教育减负也早就缔造了“宽松世代”。可种种手段落下去，日本的生育率仍然在震荡之中下跌。所以，为了挽救日本的老龄少子化危机，日本放出了超级大招——为新婚夫妻提供“住房支援”。
2月23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政调会会长、经济产业大臣、资深议员萩生田，表示应该改变现行制度，为新婚夫妇提供住房支持。
他在会议上甚至直言“即使是明天就马上开始执行，我们也可以立即向新婚家庭提供20万套的空置公共住房。并且可以马上更新这些住宅的榻榻米和厕所。”
然而鼓励生育，提供住宅这一关键痛点的建议，却出乎意料的没有赢得日本舆论的一片赞赏，反而引来了暴风雨一般的抨击。
因为就在同一场会议上，萩生田还表示“应该取消儿童补贴的收入限制”——此前日本为了鼓励生育，给予了包括儿童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津贴，可由于新冠大流行对日本带来了长达三年的经济冲击，日本财政因此难以支撑，而为了削减预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因此推动了“儿童津贴收入限制”这一措施。
简而言之，就是“富人不能获得儿童津贴”。
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一个收入差距极小的发达国家，除了“资本利得”的富人阶层，从金领到普通蓝领的收入其实差距并不高——在日本，税前年薪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就算是妥妥的金龟婿，绝对高富帅。而普通才进入职场的新人，也能拿到200万日元。
因此，在岸田内阁推出“儿童津贴的收入限制”后，有大量中产及中上阶层家庭，被屏弃在了儿童津贴之外，这就让很多日本人因此不满。
所以，在政府执政*党**自民*党**政调会会长萩生田，一面宣称“提供给新婚夫妇住房支援”，一面却模棱两可的回应“取消儿童津贴收入限制，需要1500亿日元的财政预算”之后，迅速引爆了日本舆论。
“我不想那么支持育儿。我不认为更换浴缸或榻榻米更有意义。是否要孩子，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决定。这不像纳税或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不是义务，所以你不必这样做（即使你没有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用普通的措施让人们选择生育是无法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取消收入限制有那么难吗？”
“萩生田先生什么都不知道。为新婚家庭提供住房支持。我认为这样做会很好。不过，在此之前，（儿童津贴的）‘收入上限’是没有用的。尽管他们缴纳高额税款，但问题是由于“收入限制”，他们无法获得服务，尤其是儿童服务，处于‘逆向歧视’状态。
既然是高收入，我认为针对他们的税收一定程度上调高是不可避免的。在决定将预算分配给哪些措施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取消收入限制。我认为，除了儿童津贴领取者一代之外，还有许多家庭对高中和大学因收入限制而产生的‘逆向歧视’感到愤怒。”
“已经出台的措施（儿童津贴的收入限制），真是恰到好处的让人大跌眼镜。求求你，请你好好想想日本。既然少子化本来就是问题，那么减税和生孩子就很重要了。如果高收入者的税收较低，他们可能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并接受适当的教育。从长远来看，日本也会繁荣。很明显，到目前为止你所做的并不顺利，所以你必须改变它，你们可以做的更好吗？”
“我的家人有一个发育障碍的孩子，我们在放学后使用儿童津贴去支付孩子的一些费用。而我家勉强在限额以下，一个月5000左右的日元还算有用，但如果我的年收入再涨一点，就没有了儿童津贴，而我一个人的负担就要超过4万，我想我得减少加班的次数了，因为这一增一减，差距太多了。生一个残疾孩子要花很多钱。却被人当成年入过千万的富豪，真是气到我了！”
除了儿童津贴的限制收入引发的“逆向歧视”不平等带来的愤怒以外，更多的日本人也在探讨既然岸田政府想要鼓励生育，那么在发津贴、提供住房支持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减税，至少也不要加税。
“我想你知道自民*党**有多么不想支持育儿。现在人们每天似的生活真的很辛苦，甚至会担心以后找不到工作，只是成为交税工具而已，而没有任何支持。如果是这样，我需要缴税吗？我想为我的孩子存下这笔钱。我当然知道这是不可接受的，但如果我认为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种奖励（为了鼓励生育而加税，然后反馈到纳税人身上），我会非常生气。”
日本政府一面加税，一面又为年轻人提供生育支持，虽然看起来十分矛盾。可这实际是因为新冠大流行后，日本政府不得不为的措施，如上述所说，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后，必须要开源节流，才能平衡财政。
而由于日本逆少子化已经迫不及待，所以日本政府因此在加税之余，又通过财政工具，为新婚夫妇、育儿家庭提供转移支付。
并且为了减少财政负担，还将高收入的日本人屏弃在了儿童津贴之外，这因此引发了中产高收入阶层的严重不满——在日本，中高收入家庭虽然更为体面，但其实也只是生活更宽裕一些，且由于随着家庭阶层地位的提高，相应的生活用度也因此增加，最终形成上文里，日本中高阶层网民对“儿童津贴收入限制”的不满情绪氛围。
自民*党**政调会的这一计划，虽然意外的遭到了巨大的非议。可基本上，主流舆论还是认可“住房支援”这一策略。虽然很多网民认为，如果一对情侣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房，是不会选择结婚生娃的，而“青年夫妻”租赁公房的这一门槛无疑有些不接地气。
但现代政府推动一项政策，必然需要设置相应条件，使得有限的资源集中供给到特定人群，最终完成政策目标，而至于中低收入者会因此而加剧取得公房的难度，则是另一回事儿了，毕竟事有轻重缓急。
总体来说，日本政府虽然还没有推行“住房支援”这一计划，更多的是通过自民*党**内的核心机构政调会进行一个“放风”。可毫无疑问，日本政府也发现，住房已经成为了日本逆少子化上的最大障碍之一。
生育在现代绝对不是传统时代的“消遣生活后的额外作用”，而是一个对于为人父母者长达二十多年的“系统性工程”。攸关教育成本、育儿空间、自身的职业规划、子女的未来预期等等。
哪怕在家庭“冲动决策”下进行生育，那么最少也要考虑育儿空间这个问题——一个只有20平米住宅的小家，小夫妻俩哪怕再想要孩子，应该也会思之再三，充其量生一个也就顶天了。
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和美国的生育率都要远远超过日本的原因——欧盟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47、美国总和生育率为1.64，日本则只为1.34。
美国总和生育率最高，是因为美国郊区住宅以大面积和庭院为主的独立房屋，而居住在郊区的美国人多为中产。反而是穷人和部分富人精英聚居在大都市里。
而美国社会是典型的橄榄形社会，穷人和富人都属于绝对少数，而中产占据了大多数，而中产家庭在育儿空间充足的情况下，自然乐意生娃——美国住宅还跟学区挂钩，这也使得美国中产的育儿成本要低的多（虽然好学区的房产也会很贵一些，可只要不寻求最顶级的学区，也就还好。）。
日本总和生育率最低，则是因为东京云集了大量人口，导致东京寸土寸金，使得育龄夫妻无力购买足够大的房子，自然会抑制生育率了。
在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出具的《2021年出生动向基本调查》中，就显示“住宅面积狭窄（育儿空间）”已经成了青年夫妻的头等“生育障碍——在多项阻碍生育的选项之中，选择该选项的受访人达到了了21.4％。
而相对日本的房价高昂，韩国的房价则更高，不仅首尔住宅需要一个当地青年家庭不吃不喝十二年才能买得起房子，甚至全韩的住宅均价，也是全韩人均收入的8.9倍，这意味着一个达到收入平均线的青年家庭，需要不吃不喝8.9年才能买得起一套住宅。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韩国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再突破历史最低值，跌到了惊人的0.78，为世界开创新的总和生育率历史低点纪录。
简而言之，想要年轻人多生娃，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什么是正确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可日本“住房支援”的问题在于，如今日本的公共住宅多建造于昭和年间，俗称“昭和团地”，距今已经有数十年了。这些住宅多老旧不堪入目，甚至年久失修。
于日本青年夫妻而言，恐怕只有外乡去东京打工的小夫妻们，才会愿意在此过度一下，因此如果日本政府只有公房进行“住房支援”，这个鼓励生育的效果恐怕十分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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