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任何事物都是多层面的，精神世界亦不例外。从人格角度说，有本我、自我与超我之分。而从潜意识分析则可分为个人潜意识、社会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之分。这两者的划分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从个人逐步过渡到社会。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矛盾是神经症人格产生的根源之一。同样道理，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神经症产生的根源之一。
弗洛伊德主张人的欲望受到约束和压抑将会影响到日后性格的形成方式。人幼年时对性冲动的体验方式和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口腔的允吸、身体内新陈代谢物的排泄以及身体皮肤的触摸等都是幼儿性欲望针对的对象。根据体验方式和对象，性体验可分为‘口腔期’、‘肛门期’以及‘生殖器期’，在性体验方式不断过渡的过程中，过去的体验印象不会完全消失不见，它存在的程度以及方式取决于日后社会道德压力对其采取的抑制方式和力度。由于社会化生产资料延续的需要，外部社会强行将某种性价值观嫁接到儿童的头脑中，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个体的个性或者说特殊性将会被消除。但是这条嫁接之路无论是对于儿童还是对于社会来说都注定是不好走的。从儿童角度来讲，削足适履的过程必定是痛苦的，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痛苦会以性格的形式留存下来，影响成年以后一生的生活。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来说，同样有风险的，当其向孩童的挥动大刀的时候，它必须为孩童的力比多提供合适的升华渠道，否则就会误伤到自己。个人与社会处在一个共生的环境中，两者在相互对抗的过程中，既有可能互相伤害到对方，也有可能成为相互促进的因素。
从个人的角度讲，性体验被剥夺的过程直接影响性格的形成与特性。比如有些人有攒钱和攒东西的癖好，这与‘肛门’时期由排泄带来的快感被剥夺后被迫‘升华’所带来的后遗症。而个体性体验倾向被改造的过程，也伴随着社会道德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道德观与个体的性格之间矛盾对立、相辅相成。
从社会角度讲，道德感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爱、自由、正义等。这些道德感做为抑制机制控制着力比多的升华途径，但是，道德对力比多的控制有时候不是很成功。因而，力比多在升华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变数，一旦升华的会很不成功，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实际上，许多威胁人类的祸患并不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本身，来自集体或个体的心理状态。
社会道德很多情况下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与之相对应，个人的性格演化成了群体的范式，但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相同的社会成长环境导致社会道德对每一个人力比多压制遵循相同的模式。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可能患有相似的神经症症状，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神经症。弗洛姆就曾在《逃避自由》中就指出，20世纪初期的欧洲下层中产阶级都普遍存在狭隘、孤立和敌视他人的性格，他认为欧洲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些性格特点完全符合‘肛门型’性格的内涵特征。这就是社会神经症（神经*能官**症）的典型例证。
社会神经症产生以后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社会群体性格的形成使得群体内部的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对立，社会稳定的压力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它使得力比多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
社会神经症的出现表明，我们其实都是力比多的奴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满足力比多的需求，力比多只关心的是自己如何得到满足，‘升华’只是手段。因而，像公平、正义、自由之类的理念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无论这些理念道德伪装得如何精致，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作为压迫者而出现在力比多面前的，因而必然会引起力比多的极力反抗，所以它们只能引发矛盾和痛苦。
让我们以自由为例，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倡导自由主义思想，这是对中世纪以来封建权贵阶层对下层人民压迫的反抗，那时的人们幼稚的以为摆脱一切的束缚，让力比多完全自由的流动就会带来梦寐以求的幸福，这显然是没有意识到力比多怀有的巨大破坏性，如不加以适当的遏制，这种巨大的破坏力甚至可以毁掉自身。因此，当毫无束缚的自由来临时，其带来不仅有快感而且还伴随着恐惧。
具体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摆脱了中世纪封建秩序和精神权威的束缚时，他确实自由了。但是自由在带给我们尊严、个性以及力量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贵族与传统教会在压迫人们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人与人之间某种微妙的平衡，失去这种牵制之后，每一个人必须孑然一身，孤单的面对充满危险的世界，这让人感到孤独、疑惑、绝望以及恐惧。总而言之，在摆脱所谓教条的思维后，除了可以故意自由的空气外，还让我们陷入不安全的情绪之中。
换句话说，恰恰正是过于自由的感觉催生出了孤独焦虑感，自由很快被个人无能为力的感觉所淹没。经过艰苦的奋斗，个体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他也被孤立起来，来之不易的自由感最终又被软弱无力的体验感所击溃。
总而言之，人确实是自由了，但却陷入了孤独和绝望之中。自由在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剥夺了人曾经享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过度的自由使得人与世界的联系变得松散了。从某种角度讲，自由的人可以独立思考，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必听命于他人。但是，与此同时，他却不得不独自面对孤独和焦虑的困扰。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他们倡导自由与平等时，地狱确实消失不见了，但天堂也似乎不见了踪影。
于是几乎是紧随文艺复兴潮流之后，由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新教便异军突起。新教是人们试图逃避自由的表现，它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权威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憎恨教会以及残暴的上帝，另一方面，又对具备爱心的上帝心存向往。换句话说，一方面，对自己不利的权威怀有憎恨；另一方面，对自己有利的权威心存感激。无论如何，人都需要一个权威，只不过在于这个权威是好的还是坏的，没有权威，人只会孤立无缘，陷于绝望之中。新教的核心是预定论，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起都已经被上帝预订好了，上帝不仅预订了某些人恩典，也预订了某些人受罚。而且这种预订是具有绝对效力的，它不会因为人的努力而发生任何更改。至于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受到上帝的恩惠，则是一个秘密，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只要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上帝就行，其余的事情就不要关心了。加尔文说过一段话，可以比较好的反映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并不属于自己，所以我们的理性和意志都不能主宰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并不属于自己，所以，不要把追逐肉体之便利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并不属于自己，因此，让我们尽可能地忘掉自己及属于我们的一切。相反，我们属于上帝，因此，让我们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因为人如果只遵从自己，那将是毁灭人的最深重的瘟疫，所以无知无欲，完全听从上帝的引导，才是得救的唯一寄托”。
这段话中所蕴含的思想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理念相悖的，因为取消了人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提供了依据。按照预定论的推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工具。决定命运的完全不是自己，人的意志和努力毫无意义。因为既然我们的一生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面对痛苦的折磨，我们的努力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从另一方面讲，预定论又表达出了另一层更深的含义，我们确实失去了自由，但是，牺牲了自由却换来了心灵的平静，上帝的绝对权威保证了我们能以乐观的心态活下去，既然磨难是必然会来到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发生在身上的痛苦而烦心的了，正是因为是上帝安排的一切，所以我们应该坦然地面对这一切。
总之，权威是我们克服软弱感和无力感的最终保障。至于权威的具体形式和内涵则有各种模式。在远古时期是各种图腾和禁忌，稍后就演变成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宗教。近代以后，随着理性逻辑思潮的逐渐衰落，非理性思潮异军突起，权威理论模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它的典型代表是20世纪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兴起，这是陷入绝望的人们为了摆脱困境而选择逃避自由的又一次尝试。
西方有人将自由分为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所谓消极的自由是受迫于某种权威而不自主的自由，而积极的自由则是自主的自由，其实积极的自由也并不是绝对的自主，它也是被某种权威所支配，比如尊严或所谓的权利意志。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它都是受到某种道德观念的束缚。有人将道德上的恶分为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其实这种划分是有一定道理，但有些极端。它们都是受到某种权威观念的影响。而权威观念就是一种范式，将自由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或者说将恶分为极端的和平庸的，只是从一种范式评价另一种范式，这种划分并没有绝对性。
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在于力比多千变万化且极难驯服，没有哪一种道德力量能够将其一劳永逸地彻底驯服。力比多没有固定的外形，它变化无常且来势凶猛，它没有善恶的观念，它唯一的愿望就是满足自己的原欲，它运动起来简直如涛涛洪水，它对自己追求的目标异常执着且充满热情，但它又永不知足、喜新厌旧。因而如不对其加以适当规制，就会毁灭它所能触及的一切。人类自形成社会时起，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的最终目标都是想要有效的制约力比多。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以往的道德、法律、文学、艺术以及宗教等文明形式都失败了，因为它们都跟不上力比多变换的节奏。对于力比多来说，道德体系永远僵化的，力比多与道德理性之间始终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力比多的升华需求总是得不到有效满足。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感到痛苦的原因，社会经常处在一种被压抑的状态，空气中经常会弥漫着悲观的气氛。
从某种角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力比多反抗理性压迫的历史，力比多总是对僵化到道德体系表示不满。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从艺术作品中看出来。所谓‘境由心生’、‘触景生情’，绘画艺术体现着画家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某类群体的精神状态。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以裸体为绘画题材的传统，这是力比多反抗现实压抑的表现。而另一种绘画形式——写实主义则代表了理性思维对力比多的有效控制。再往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盛行，印象派的核心是画面中光与影相互交融，事物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很明显，这是力比多逐渐突破逻辑思维限制的表现。表现主义则代表力比多被抑制后被迫通过变态的方式加以升华的尝试。再往后是野兽派等绘画形式，它再次展现出力比多的本质，它具有某种力量，但丑陋、没有美感。
意大利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于公元1487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是裸体绘画题材的代表
让·弗朗索瓦·米勒于1857年创作的《拾穗者》是写实主义绘画作品的代表
克劳德．莫奈创作的《睡莲》是印象派的代表作。在这幅作品中，莲花与湖面的界限逐渐模糊，标志着力比多逐渐挣脱道德压力的束缚
爱德华．蒙克创作的《呐喊》是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作品。这幅作品将人内心沉闷、焦虑、孤独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而这些情感正是力比多被抑制的结果
《你何时结婚》是保罗.高更的代表作，这幅作品中已包含有野兽派的艺术特征
在艺术家的想象中，个体与整体、欲望与实现、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和。虽然现存的现实原则使这种和谐成为乌托邦，但是幻想家门坚持认为，这种和谐必须而且可以成为现实，幻觉的基础是想象。而想象的真理最初是在幻觉形成的时候被认识到的，是在创造一个知觉和理解的世界、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世界的时候被认识到的。这在艺术中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因此对幻觉认识功能的分析产生了作为“审美科学”的美学。美学的背后乃是力比多与理性被压抑的和谐，是对统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抗议。
再后来是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伟大且辉煌文艺复兴遗迹已经灰飞烟灭，令人心驰神往的狂飙突击运动也已基本结束，费了这么大的努力，自由这一理念依然没有能够实现。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工业化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人类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贫乏状态逐步消失。看上去在摆脱了物质匮乏的束缚后，人总应该体验到自由了吧，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在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它不仅仅是能吃饱穿暖的事情，更取决于社会虚构认知（道德）的压力。
像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未必是出于恶意，但实际上确实是好心办坏事，经过他们一系列鼓吹，人们旧精神的枷锁确实被解开了，这使得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被逐渐摧毁。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却没有跟进建立起来，这便产生了精神真空。启蒙思想带给人们并不是自由，而是由茫然带来的孤独。这种情绪如不得到及时遏制，就会发展为焦虑乃至绝望。这不仅会伤害到自己，还会有害于社会。启蒙思想家们的错误在于教条化的理解‘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词的含义。他们以为人都是生活在真空里，‘自由’与‘平等’只是人生存的一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不仅仅剥削与利用的关系，还有关心与爱护。人与人之间复杂的联系是人生存的充分条件，而单纯的‘自由’与‘平等’只是必要条件。
同时，这一时期社会化生产的规模日渐扩大，这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要比以往更加密切。这也就意味着，做为人与人之间粘合剂的道德压力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才对。
一方面，文艺复兴以来自由思潮一直在鼓吹个人主义，极力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约束力。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日渐深入，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对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的要求比以往更高，换句话说，社会又迫切需要一套强而有力道德体系。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发展实践之间的脱节与矛盾是现代人精神分裂的本质原因。进一步地说，从个人的角度讲，一方面他渴望让自己毫无羁绊和约束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无法忍受孑然一身到孤独感。人内心的冲突日渐加剧。更为严重的是，启蒙思想摧毁了旧的价值观念体系但却没有建立新的价值体系。道德真空与社会对强而有力道德体系的迫切需求之间激烈对峙，所产生的结果便是存在主义大行其道，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分别拥立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导致人与人相互之间难以沟通。客观上，人与人之间有相互合作的压力；主观上，人与人之间却难以交流。这种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冲突是现代人内心痛苦的直接原因。
这就是抽象主义艺术诞生的背景。那些抽象艺术作品所展现肯定是作者本人的某种内心感受，但在外人看来却显得异常晦涩难懂，这实际上表明作者正承受着某种痛苦，内心深处正发生着巨大的冲突。但是，他却不能将这种感受与他人分享与交流。这也是现代人孤独与郁闷的原因所在。
即兴第30号 瓦西里.康定斯基
抽象主义反对外部物资对内心想法的制约，强调内心的感受，强调内在个性的自然流露。在即兴第30号中，画面主体色彩层次很丰富且没有清晰的逻辑框架，这正是内心感受自由流露的表现，同时右下角的两门大炮暗示外部势力对人内心感受无处不在的干预
进入20世纪，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试图将内心的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后现代艺术将人内心欲望由于孤独的得不到适当释放的状态以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状态在现实中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梦和幻想，另一个是权利意志。因而后现代艺术作品中，以这两个题材为创作对象的比较多。比如，毕加索和达利中的很多作品都与这两个主题有关，尤其是达利。
梦 毕加索
画面中人体形象比较夸张且比例不协调，这正是梦中实景的真实表现
圣.安东尼的诱惑 达利
达利承认他的画作表现的是”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达利的画作中充满各种夸张、变形、省略与象征，这是力比多受到外部势力压迫后的间接反映
综上所述，自由的理念根本就是一个幻象，它根本就无法保证人获得快乐和幸福，它并不是人值得追求的最终目标，甚至有可能还会带来痛苦。比如，过度的自由导致力比多不加遏制的泛滥会导致有害的后果，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论述。这种观点并不是托克维尔的首创，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圣经》上就记载，犹太人在埃及是渴望自由不做奴隶，但获得自由以后又抱怨上帝没有同时给他们足够的面包。
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在1789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究其原因，当时的法国虽然还处于王权体制，但实际上权利都掌控在一大群官僚中，这些官僚的统治强而有力但不*制专**，在给人们一定自由的同时，确保力比多能够定向流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不断给予人们以自由和权利。根据作者的观点，当你给一个人解开一条绳子，自由带给他的愉悦感会促使他要求给解开第二条绳子。长此以往，后果就是力比多彻底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之前被压抑的痛苦，漫无目标的向四处喷涌而出，大量的力比多不是集中在生产上，而是消耗在个体之间的厮杀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更多是灾难而非进步
在法国大革命后，托克维尔的观点又多次被证明，最近的一次当属伊朗伊斯兰革命。1941年，伊朗国王巴列维雄心勃勃，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农村，他采取措施抑制土地兼并，从而确保了大量伊朗贫困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水平有了保障。国王对外采取强硬手段收回了石油开采权，把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展现代工业，很快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前农民只能在家种地，现在则可以到城市打工，收入自然增加了不少。国王还大力发展教育，文盲大幅度减少，大学生越来越多。此外，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国王思想开明，对男女平等持积极态度。他颁布法令逐步取消对女性的歧视政策，给予妇女更多的权利。在巴列维治理下，伊朗有了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甚至女内阁大臣。伊朗妇女结婚年龄从9岁提高到18岁。巴列维明令禁止童婚。以往伊朗男人只需要对妻子说一句“我不要你了”，不需要通过法庭，1个月后就自动离婚。而妇女只有证明被丈夫严重虐待，才能设法离婚。而此时，伊朗女人也可以合法向法庭提出离婚了。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大学毕业生中女性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促进下，中产阶级开始产生直至逐步壮大。此时的伊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一片欣欣向荣。可以说巴列维让伊朗人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当然还有自由。当然，巴列维的改革并不是绝对的完美，巴列维国王一味经济改革，忽视政治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制专**统治，这加剧了社会上贫富差距。
恰好在此时，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市场影响，来自伊朗的支柱产业——石油的收入大幅度下滑。这直接导致部分国民的收入开始减少。
接下来，法国大革命的场景再次在伊朗上演，伊朗改革所遭受的挫折很快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此时所得到自由和福利已经远远高于巴列维之前的时代，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伊朗民众仍然不能忍受现有的自由受到一丝一毫的减少，实际上他们还想要的更多。
1977年3月，著名作家、编辑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抱怨伊朗不堪忍受的状况。5月，53名律师致信要求司法独立。6月，40名作家致信要求言论自由，取消新闻审查。9月，54名法官写信，指责政府违宪。中产阶级则认为他们并没有分享国家权力，没有话语权，也要求制度继续改革，至少建立英国那样象征性国王的议会制度。甚至连被小巴列维解放的伊朗妇女们，也认为自己得到的权力不够，要求同西方女性一样的地位。
面对困难，伊朗民众没有理性加以应对，而是将不满的情绪一股脑的算在的巴列维的头上。对官员们奢靡腐化的愤怒甚至让伊朗民众昏头幻想回到过去那个‘贫穷但平等’的世界。而投机分子霍梅尼巧妙的利用了民众的愤怒，最终将伊朗国家现政权*翻推**。
总之，就像托克维尔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如果处于高度独裁*制专**时期，它未必那么容易垮台。因为一旦欲望习惯了某种压制，它便不会再感到约束。相反，一旦抑制稍微放松，将人内心的欲望释放出来，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尽的，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再想将其控制住就非常困难了。
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自由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理想虽好，但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有可能每个人越是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自由，结果可能就是越不自由。而如果说伊朗民众现在的不自由，并不是其当初革命初衷的话或者说是被动选择的话。那么在历史上还有人主动选择放弃自由。实际上，除了少数精英阶层外，绝大多数人都在逃避自由。
这种情况最好的例证就是20世纪纳粹主义的崛起。按照弗洛姆的说法，纳粹主义代表着一种权威主义性格，这代表着人们对力比多肆意胡为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个体软弱无力感的逃避。纳粹分子逃避自由，换来了安全、尊严和秩序，很显然这些都要比自由重要得多。
在纳粹*党**内，力比多在外部形态上展现为统一的手势和坚定信念，这表明力比多被成功朔形，它被固化在社会化的特定方向上，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
在美剧《西部世界》第二季第五集中，接待员梅芙曾经对茜夫人说“有些东西无比珍贵，不能失去，即便是为了自由也不行”。这表明，绝对的自由对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有益的。人必须学会与他人建立联系，或者说个人必须学会将自己的力比多移情于某个固定的对象上，比如像亲情、友情乃至爱情。这些是一个人能够平安且健康生活的保证。不然的话，如果失去这些社会关系的制约，力比多自身会感到欲壑难平，为了克服孤独和恐惧，它会无目标的向四处伸展，在外部形态上会表现为不停的占有、索取乃至杀戮，甚至是自杀。
弗洛姆将变态人格分为三类：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他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格都是施虐——受虐人格的表现形式，但他只论述到这一层次，没有在深入的分析下去。实际上，所有的变态行为都是人们试图与他人保持联系的途径，如果通过正常的方式得不到，那就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方式。神经症行为是力比多为保持自身稳定而防止过度膨胀而采取的特殊途径。让我们再以纳粹为例。
20世纪初，德国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战败投降，整个德国从上到下都感到了一种压迫感。从内部来说，每一个个人都感到压力，力比多感到自己无所适从，随即感到孤独和焦虑。它迫切要找到一个能吸引自己的对象，可惜在当时的德国政治力量中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强而有力到能够吸引到中下层民众的注意力。而对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高层来说，他们同样对现实形势感到失望，也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和组织与别人联系起来。他们把自己包装成某种强而有力势力，借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从而实现与他人建立紧密联系的愿望。弗洛姆将这两种心理状态归结为被虐倾向和施虐倾向。在另一方面，从纳粹*党**与外国政治势力的关系看。纳粹*党**同样无法与他们建立正常的联系，于是他们将施虐倾向发挥到了极致，试图通过极端的*力暴**将别人纳入自己的关系圈。纳粹的这种意识形态在希特勒的著作里有非常明显的论述，“在种族国家里，种族的生命观最终带来一个更成功的时代。那时人们明白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喂养狗、马或猫，而是提高人类自己。那时，一个有意默默放弃自己，另一个则乐于奉献和牺牲。”
就如同文字复兴之后，新教崛起一样。纳粹也是在19世纪人们追求理性和自由之后，人类自身逃避自由和民主的又一次尝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关于这一点，希特勒准确地分析了出来：
“哪怕仅仅出于以下原因，群众*会集**也是必要的。个人成为一个新运动的信徒时，容易觉得孤独、害怕孤独，参加群众*会集**，个人可以首次看到一个更加庞大的共同体。这可以增强大多数人的力量，鼓舞他们的士气，……如果他们首次迈出令自己倍感渺小的小作坊和大工厂，去参加*会集**，被成千上万怀有同样信念的人所包围，他自己就会顺从于所谓集体暗示的魔力般的影响。”
因此，如同自卑、仇恨生命、禁欲主义、嫉妒等个人的神经症人格来源于施虐——受虐冲动，纳粹集权、民主乃至自由等社会意识形态及实践与个体神经症症状一脉相承，都来源于一种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都是力比多受到了压抑，它感到孤独和无能为力，它迫切实现自我潜力的释放。它们都是社会集体力比多受到抑制，从而得不到满足，是力比多被迫与外界现实压力妥协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个体力比多受到不适当压抑的状态称为神经症症状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把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力比多受到同一抑制机制不适当的压抑称为社会神经症。
弗洛姆在总结纳粹主义诞生的原因时，准确看到了集权主义政治结构来源于每一个个体的力比多受到压制后，力比多感到焦虑后，为了缓解自身带来的压力，而被迫寻找的替代途径。他认识到，当切开脐带开始，幼童不再母亲融为一体，而是独立出来。哲学上把人独立的状态称为‘个体化’，个体化一方面使人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可以自由的享受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体验。但另一方面，他也要准备好承受因为得不到足够物质和精神能源而带来的痛苦。因而当人与脐带——始发纽带——分离以后，由物质和精神能源不足带来的缺憾迫使他去寻找新的纽带以便能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本来到这里，*制专**与自由已经没有了对错之分，它们都是力比多为缓解自身的焦虑而试图与外界建立的替代措施。但是，随后弗洛姆却话锋一转，坚称个体化是人成长的必然趋势，从而认定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这就有失偏颇了。由于力比多的贪欲永无尽头且喜新厌旧，因而，无论哪种政治体制都无法永远满足力比多的需求。它必定会不停的推陈出新的追求不同的精神和感官刺激，更由于人与人之间合作与对抗的反复纠缠，人类也就会在*制专**与自由之间摇摆不停。
除了自由，我们仍可以从周围社会文化的印记中找到社会神经症的影子。现代社会商业化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同时，也加剧了部分人与外界的隔阂。一方面是人的精神意识理性结构越来越精致和发达，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个体意识差异越来越大，随之而来是人与人之间猜忌和误解几率越来越大。或者说，一方面，现代社会道德压力空前增强，而另一方面，道德压力适用方式和途径越来越机械。也就是说，商业社会促使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越频繁，因而我们就越要在意他人的想法，久而久之我们似乎活在别人的世界中。但是正是这个商业社会创造出语无伦比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衍生出瞬息万变、鳞次栉比发展轨迹，人的个体性和创造性被前所未有的激发了出来，但是僵化的社会习俗却桎梏了个体性的存在和发展，这个矛盾激化我们内心的冲突，迫使我们动用更多的能量去‘抑制’内心的‘力比多’。一方面，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线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培育日益独立的个性化人格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一个由‘他人’的想法构成的意识形态却钳制个人的思想。久而久之这一对矛盾的不断激化就会使人有一种活在他人‘心中’的意识，转而进一步地就会有被他人压迫的感觉，这正好验证了那句‘他人即地狱’的结论。
因而，正是社会文化氛围左右了我们的心态和情绪，社会上有很多例子可以印证这个观点。比如，社会上的人通常会大喜大悲。不管是成功人士亦或者失败者，他们有时候会显得对困难具有极大的抗打击能力，也有可能被一件微乎极微的小事*倒打**，也就是所谓最后一颗稻草压垮。坚毅、仁忍也好，对财富极强的欲也罢，亦或者是宏大的野心，这些都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成功或失败同一件事物的两面，从本质上讲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同样道理，西装革履象征着成功与荣誉，浑身糟蹋肮脏意味着失败与厌恶。但是整洁与糟蹋是相对存在的，没有整洁何来糟蹋，社会是这一切区别的根源。因此，没有谁是天生的恶魔，某些人性格和情绪反常的背后必然有社会的影子在作怪。
通过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体情绪开始在成员间传染，一种共同情绪的东西——情感开始产生。嫉妒、仇恨、自私以及虚伪也逐渐演变为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相对抗的表现。它们成为即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的破坏者。
个体生存于这个世界中就好像生活在一个黑暗的迷宫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付出全部的精力去参透这黑暗迷宫的真面目，但往往是毕其功而不得要领，但我们还是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扎根于人类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欲望真切地反映在我们历代文化作品中，侦探悬疑类影视作品长久不衰并深受欢迎的现象就是明证，因为通过故事情结层层递进的展开，隐藏在纷繁复杂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了水面，每一个用心体会这一过程的观众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感。
在集体潜意识里有一些体现社会观念矛盾与对立的原型，间接地表现在文化上。社会上存在的艺术和画展实际上是力比多不断升华的表现。这再次印证了一个观点，即正常人与精神病人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看看社会上的充斥着侦探小说，职场里衣装笔挺的白领以及饭店商场里干净整洁的服务人员，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社会病态？从某种角度讲，社会上的文化也是内心冲突的一种变态表现，比如耍猴表演以及漫画等诙谐的文化现象本质上是内心力比多非正常的发泄形式。叔本华就认为人的理性是僵化的，它无法起到沟通人内心的欲望与外界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正确引导力比多的升华。最终，人内心理性与欲望的冲突导致力比多不得不以“笑”的形式升华出来。进一步地，冲突的升级还会导致人得上迂腐的性格。
西装革履的职业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着装，它代表着整洁、干练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但问题是这样一种外表装束和思维定势是从何而来的呢？唯一可以解释的答案是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理由，它是某一时期道德压力与力比多相互牵制时偶然与外界的某种情形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的延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力比多逐渐固定的移情于这种情势，并把这种外在的物质表象看成是自己成功反抗道德压抑的间接成功，也就是间接满足了力比多的欲求。可以说笔挺整洁的外表是力比多与道德压力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社会神经症的一种表现
矛盾与对立已经深埋在社会发展的根基之中，我们越是融入社会，我们内心的冲突就越激烈。现今的文化不仅不能化解双方的矛盾，反而把矛盾扩大化了。原来只是个人之间的冲突现在扩展为群体之间的对抗。因而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冲突构成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旋律，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就形象的诠释了这一点。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股“萌”的风潮，具体例证便是“小黄人”系列电影的走红。这股思潮之所以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不经意间迎合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俄狄浦斯情结。“萌” 形象中所隐含的可爱感会勾起那段儿童时期被抑制的快乐记忆，那段记忆由于含有不被社会道德所允许的成分而被封存在内心深处。现在，通过“萌”这种形象，孩童时期受母亲恩宠的感受被间接的体验到了。
内心冲突或者说欲望被抑制的影子可谓是比比皆是。前些年，在美国有一个风靡一时的真人秀节目《猎捕恋童癖》，就是这方面一个过生生的例证。在这个节目里，一些平时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被现了原形。他们就是内心欲望被社会道德强烈压制的典型例子。更为让人震惊的在后面，观众通过观看这个节目居然能够感到快感，节目火爆的因为它迎合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理，他们通过节目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被压抑的欲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宣泄，同时自己居然躲到了幕后，没有得到惩罚。幸灾乐祸的情感里包含着惩罚与满足两种截然相反的欲望。这是社会化造成的群体压抑的一个典型例证。除了幸灾乐祸，社会神经症的又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英雄主义。我要战胜一切，成为王者之中的王者。其潜台词不过是我要压迫别人，但却不能被别人的压迫。但是，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个愿望比较困难，所以人们只好在虚拟世界中来意淫一下，这也是当下类似王者荣耀网络游戏盛行的原因。这正应了那句话，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这种被压抑的心理状态，被同一种情绪所左右，集体压抑便逐渐增强。神经症人格理念作为某种共通感的情绪根植于人类社会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从人类社会思想理念到生产与消费的文化制度，甚至最终固化为某种物质痕迹。就这样，法律、监狱、政府部门以及其它社会机构都成了压制欲望的工具，而且它们和我们内心的抑制机制一样，本质上都是内心中两股力量相互对抗的产物。这个相互对抗与融和的演化过程必定是漫长的，绵延数千年，经过数代的对抗、融合、勾连以及妥协，两股力量最终融合演变成了我们眼前的社会景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的太久了，被压抑的痕迹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太明显或者说太熟悉了，从而导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竟然对其视而不见。但是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他虽然被打败，但是他的力量仍然可以在暗中时刻影响现世的世界。我们的文化中到处充斥着矛盾与冲突，而且永无消除之日，文化道德只能粉饰表面的太平，却不能弥合内部深层的矛盾鸿沟。
社会上经常有一些媒体栏目教育人们要注意管理好自己内心深处的邪念，并且还开除了很多消除邪念的良方。尽管形式各异，但这些良方的主旨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提高所谓阳光心态的水平，用善念消解恶念。但是，怎么说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教能够真正起作用的案例，潜意识深处的欲望似乎永远都不会臣服于道德抑制。因而，人类内心深处的恶欲类似于社会的牛皮癣，似乎永无被治愈之日。内心被扭曲的欲望逐渐成了常态，个体神经症也逐渐地演变成社会神经症。
近年来，在西方文华界，兴起了一股暗黑英雄风潮。这股风潮兴起典型的例证是在荧屏上，以往的“蜘蛛侠”开始向“毒液”的方向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变化，即正义与邪恶不再是截然对立，双方的边界日渐模糊。当面对强大的敌人，传统的道德体系已经无法应付，只有使用*力暴**、威胁、欺诈、虐待等非法手段才能加以抑制，这个时候绝对的正义也就不存在了。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人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力比多与社会道德之间的斗争日趋复杂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解体。
在美剧哥谭镇第三季第九集中，警监巴恩斯被变态人爱丽丝.泰奇的血液感染后，内心欲望的黑暗面让他看清了社会罪恶的根源不仅仅是犯罪分子的个人行为，还有不公正的司法制度。警监巴恩斯态度的转变意味着，仅仅采用所谓‘合法’的手段和程序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邪恶的。因此可以看出，‘黑’与‘白’截然分明的道德观在社会已经难以立足了。从以往绝对绝对‘非黑即白’的价值观角度出发，现今的社会似乎处于一种神经症的状态。
不光是在荧屏上，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神经症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在日本，有一群常年累月闭门不出、不工作不社交的年轻人，据说数量已经达到了50万了。这些“蛰居族”们之所以会有‘鸵鸟心态’，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力比多的升华途径出现了问题，激烈的竞争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多样化让力比多无所是从，在自保的心态下，力比多采取了‘规避’性策略，将自己‘宅’在家里，从而规避了力比多在升华过程中说可能面临的困难（如考试挂科、校园*力暴**、工作受排挤等）。但是，力比多渴望释放的心理没有也不可能消失，以至于在日本出现‘租金姐姐’的服务，也就是‘蛰居族’花钱请异性朋友吃饭聊天，通过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来间接的满足力比多的需求。相对于传统的*爱性**方式，‘蛰居族’的表现完全可以被称为‘社会性神经症’。
其实，‘社会神经症’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当面。比如，‘儿童’其实也是‘社会神经症’的一个范例。在中世纪以前，欧洲地区是没有“儿童”概念的。“儿童”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在社会中形成的。据一些学者研究表明，在中世纪以前，由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非常初级，一个人为了获取生存所必须的技能，并不需要付出不太多精力。一个人成长的速度非常快，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关系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劳动方式逐渐由体力为主转变为以脑力为主。生存需要的知识快速增长，这导致一个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专门学习知识。这样一个学习的阶段比较漫长，因而人必须通过自我控制，压制内心的欲望，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各种生存技能。相应地，社会也创制并完善各种文化理论、制度乃至机构，以便强化人的自我控制。这样一个成长阶段后来就被称为“儿童”。
因此，“儿童”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它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在现代，社会通过“儿童”的理念实现了抑制功能。而这种抑制体现在各个方面，在文化上，将儿童本能的性冲动描绘成“天真、可爱、好奇、充满活力”，从而为成人对儿童的管制制定了天然的借口；在制度上，建立一整套教育制度，从而在确保儿童能掌握劳动技能的同时，进而实现儿童对本能的延迟满足；在物质保障上，则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幼儿园、学校、少年管教所等一系列设施，从而确保了社会有足够的手段约束儿童。
综上所述，“儿童”这一概念是社会为了实现其自身能够稳定的延续，而对人类本能抑制的产物。也算得上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神经症”，只不过比上面提到的例子更隐蔽、更不宜被察觉而已。
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个体主观价值追求不断多元化，而与此同时，客观社会道德体系结构的演化却始终跟不上个体主观价值的变化，主体价值和客观秩序之间不协调与撕裂是导致精神危机与社会*乱动**的根源之一。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表现的尤为明显，那些以事业为借口而迟迟不能成家的人不断增多，只能说明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出现了问题，它们已不能满足社会内部越来越多成员自身力比多的流动需求。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全新的上层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即健全的社会——以保证我们社会内部绝大多数成员的力比多能量能够正常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