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都过完了,我才突然想起曾距这种致命病毒如此之近

当我读《血疫》和《血殇》的这几天,有媒体报道,英国新冠出现了新的毒株,我所生活的北京也出现了新增的疫情病例,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到来之际。于是我决定写一些文字来向你们介绍这两本关于致命性极高的,埃博拉病毒的书,趁机回顾一下我在2013年底,离埃博拉很近的那短暂在非洲的日子,并以此纪念立即要过去的2020年。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篇文章和这两本书当作和朋友年终聚会时的谈资。

全文字数 5491,阅读大约需要17分钟

Part 1

荐书

2020年给我们再次来带了关于病毒的一系列疑问。它们从何处而来?原来它们在哪里?它们是如何传播的?为什么它们会突然出现?为什么它们会变异?以及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才导致它们的降临吗?

回答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些问题,也许尚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有机会通过一些已经出版的书籍了解关于其他病毒的相关信息,比如埃博拉。

我们多少都看到过埃博拉在非洲偶尔出现的新闻,并觉得它离我们很远。我也一样,但新冠疫情出现后,给了我一个去了解这种病毒的理由——后来我突然发现,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我一度离它很近,不过这部分经历我们在下一章里再讲。

我没有学过一天医,不怎么认识大夫,甚至我中学时候的生物课学得也很不怎么样,会考好像也只是将将过关,但我用一周的时间,读了两本书,让我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的末尾思考了很多,所以我希望你们有时间也翻翻。

2020年都过完了,我才突然想起曾距这种致命病毒如此之近

两本书都是关于埃博拉病毒的真实故事,一本叫血疫(The Hot Zone),写作于1994年;另一本是它的续集,中文翻译成血殇(Crisis in the Red Zone),出版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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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两个书名的中文翻译我都不太喜欢,弄得咋咋呼呼的,封面也设计成骇人的血红色为主基调,血疫还在封面上的血点般的小圆贴上特意引用了一段来自斯蒂芬·金的书评:

《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

书的部分内容确实很可怕,尤其作者详细描述了埃博拉病人发病时的具体症状。呕吐、皮下出血、脑损伤和可怕的腹泻——简单说,不经医护的埃博拉患者的尸体最终将成为一团血泥。

我建议胆小的读者可以跳过这类描述,以便坚持看完整个故事。

埃博拉有个外号:人类命运的黑板擦。这种最早于1976年出现在中部非洲的病毒,最初在非洲杀死其感染者的成功率高达90%——而2020年的新冠病毒的全球平均死亡率只是个位数。

书中一名科学家说:在埃博拉面前,艾滋病简直就是儿童玩具。我相信这主要是指其致命速度,埃博拉感染者通常在感染3天-3周内被杀死。

总之,高致死率、快速发病和发病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2014年后出现了埃博拉疫苗)是埃博拉病毒令人胆寒的原因。

血疫和血殇两本书以科普作家+新闻记者+小说家的视角讲述了埃博拉从出现至今四十多年的多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的故事,具体情节就不剧透了,但我想说的是一些引发思考的细节。

Part 2

非洲

两本书中对非洲卫生状况和信仰的描述,我既熟悉又陌生:

2013年12月中旬,村里一个名叫希雅·丹巴东诺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走向洗浴池塘,一个是她两岁的儿子埃米尔·欧阿莫诺,另一个四岁,名叫菲洛曼内,应该是她女儿。母亲待在池塘边,小埃米尔很可能跑开了,和一群比较大的孩子在死树周围玩耍。

梅里昂杜的孩子们有时会在树根的洞穴里点一小堆篝火。烟顺着空心的树向上升起,蝙蝠受惊,纷纷飞出树洞。有些被烟熏得掉下来,落在篝火里或篝火附近。比较大的孩子会聚拢在树根的洞口周围,用削尖的木棍刺蝙蝠。他们拿着木棍刺穿的蝙蝠,像棉花糖似的在火上烤。孩子和大部分成年人不一样,他们愿意吃飞鼠。他们会直接就着木棍吃烤蝙蝠,而且常常多人分食一个蝙蝠烤串。埃米尔还是个幼儿,没法杀或烤蝙蝠,但他有可能吃了生的或没烤熟的蝙蝠,也可能逗弄了一只昏头转向的蝙蝠,或者蝙蝠的血液或尿液有可能接触了他的眼睛或皮肤上的伤口。

这段故事的发生地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这三个非洲西海岸国家的国界交界处。故事中的小男孩在圣诞节死于埃博拉。2014年全年,埃博拉疫情在非洲爆发,杀死了7000多人。

而就在小男孩烤蝙蝠这件事发生前十几天,我刚刚结束了在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国为期一周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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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3年12月5日从南非起飞,经香港转机回到北京的。这个日子我之所以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我刚在香港落地,打开手机就收到了曼德拉逝世的新闻,而南非机场墙壁上的曼德拉名言,登机前还亲眼见过。

我是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现我和埃博拉病毒曾经如此之近。

在去非洲之前,我就被告知前往非洲采访具有一定的危险,我被责令去打了针,并领到了一个黄色封面的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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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我把小黄本从抽屉里翻出来,发现打的是黄热病疫苗,帮我抵抗因蚊虫叮咬传播的病毒,并且这一针到今天还在我身体里的血液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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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底,我最先到达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当地的中国人告诉我,即便打了疫苗,也要尽量避免被蚊虫叮咬,当地的卫生状况不是很好。也许是为了防止我们*团脱**乱跑,有人告诉我那里的森林深处还生活着吃人肉的部族。

后来我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中心医院还采访了中国援莫医疗队,这只医疗队来自四川,由15名医生,1名翻译和1名厨师组成。给我印象深刻的小个子女大夫叫黄薇,当年42岁,和她18岁的儿子超过一年没有见过面了。

我感觉黄薇和她的同事们的工作压力很大,莫桑比克的HIV感染率当时排名全球第8,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携带HIV病毒。而这还只是官方数字,黄大夫当时私下告诉我的比重比这个高一倍。

在这间莫桑比克条件最好的医院里,同样存在基础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比如尿袋没有的时候,中国大夫会用橡胶手套自制代替尿袋的器材。因此医疗队中确实存在被HIV等病毒感染的担心。同时,医院和宿舍之间有一段距离,晚下班的大夫们通常结伴而行,以降低被街头抢劫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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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疫的续作血殇中,对非洲中西部的塞拉利昂凯内马政府医院有更生动的描述,2014年4月,埃博拉在这间医院爆发:

汗的集装箱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旋转椅和一张小诊疗台。汗的门诊病人患有痢疾、寄生虫、外伤、无名发烧、红疹、胃溃疡出血、肝吸虫、细菌感染、脊膜炎、心力衰竭、艾滋病和癌症。症状严重的患者往往会先去看草药医生和信仰治疗师,等他们走进汗的诊室,通常为时已晚。他见过乳腺癌患者的肿瘤已经溃破,穿过皮肤;见过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扩散到脊椎,导致瘫痪。他只能尽力而为。他为晚期癌症病人开药减轻痛苦。假如病人能承担费用,他会送他们去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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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对援莫医疗队的采访是在医院的院子里露天站着进行的,我到现在才明白,也许是担心我们这些没有防护措施和经验的人,进入医疗区域,给我们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在非洲期间,我们几乎也没怎么在当地人去的餐厅吃过饭,通常是在中国企业的内部食堂里解决。

Part 3

细节

在开始读血疫前一周,我给家人做了一次意大利面,他们挺爱吃。

一周后,我看到血疫中描述埃博拉病毒是一种丝状病毒,看上去就像一小段意大利面时,心里出现了非常怪异的感觉……读血疫这类书的一个副作用是:作者那些精妙的比喻,会导致你对某些食物产生糟糕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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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型冠状病毒不同,埃博拉病毒是丝状的,像意大利面,也被称为“牧羊人的曲杖”。

作者用科普的笔法告诉我们,包括新冠和埃博拉在内的病毒是什么,是如何存在和传播的。所有病毒,严格地说,都不完全是一种“活物儿”。

病毒必须进入活的宿主的细胞才能得以复制,也就是说,病毒是一种可以孤独地潜伏上千年,甚至数十亿年的东西,一些病毒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更长。它在一种植物或者野生动物体内长期潜伏,但有可能并不会发病也不会增多,等待某个合适的时机,通过某种接触方式,“跳跃”到另外一种适合其复制的动物身上,也许先是通过几个病毒粒子“挂住”新宿主的细胞,然后通过安置在病毒粒子内部的RNA或DNA所存储的“程序”,向其他细胞进行快速的复制。

病毒孤独“潜伏”的生物通常是野生动物——比如蝙蝠,果子狸;“跳跃”到的新宿主往往是灵长类动物——比如猴子,人类。

看到这里你一定想到了,埃博拉、HIV、非典、新冠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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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以病毒都会最终袭击人类,比如血疫中的一个核心情节:1989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一个生物公司的进口猴子身上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猴子大量出血死亡,这是第一次在美国本土出现埃博拉病毒,科学家们格外紧张,担心病毒在大城市蔓延,其中两名科学家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闻过带有病毒的溶液,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埃博拉病毒的变种“雷斯顿埃博拉”并没有传染给任何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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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雷斯顿埃博拉”没有其他埃博拉病毒对人类有致命效果,但却同样属于埃博拉,是因为病毒在复制过程中出现了“变异”。也就是病毒在复制的过程中,虽然按照其RNA或DNA规定的程序进行,但难免会出现错误,而这种错误有可能是随机的。变异有可能让病毒更厉害,也可能让病毒变得人畜无害。

但这种变异是否真的是随机的,还是有某种冥冥之中谁的安排,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总爱在看到优美壮丽的自然风光时说:“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却忽略了病毒和疾病,也同样是来自于大自然那同一双手,照样是奇迹般的“鬼斧神工”。病毒的形象优美,设计缜密,是未知智力和惊人耐力的完美结合,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些和史前文明相关的科幻情节。

Part 4

山洞

2013年底的那次非洲之行,从肯尼亚来了两个在当地常驻的中国媒体同行加入我们的采访。他们给我们讲了从肯尼亚南部登乞力马扎罗山的经验,但他们没有主动讲起位于肯尼亚西部,与乌干达接壤的另一座山——埃尔贡山。

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的发源地。而在2013年11月底,2014非洲埃博拉爆发前不久,我离那里的直线距离,绝对不超过1000公里,肯定比北京到上海的距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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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法国在肯尼亚西部的侨民夏尔·莫内(化名)在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死去;7年后的夏天,丹麦少年彼得·卡迪奈尔在前往肯尼亚探望父母后因埃博拉病毒死去。而这两个人的行动轨迹,在全世界唯一重合的地点就是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

血疫在开头就描述了那个法国人进入奇塔姆洞后的种种可能性:

莫内和朋友在洞里漫步,用手电筒照亮石化的雨林。他有没有去摸石化的树干,被结晶体刺破手指?两人看见岩壁和洞顶戳出石化的骨头,有鳄鱼,有古河马和象类的远祖。树干之间的蛛网上挂着蜘蛛,它们以飞蛾和昆虫为食。他们走上一段缓坡,洞穴到这里宽达一百多码,超过了橄榄球场的长度。他们看见一条地缝,用手电向下照。底下有些不寻常的东西:成堆的灰色和棕色的物体。那是小象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象群在夜间走过岩洞,凭借触觉导向,用长鼻的顶端探路。时常有小象掉进那条地缝。莫内和朋友走向岩洞深处,爬下一段坡道,最后来到一根支撑洞顶的石柱前。石柱上满是劈痕和沟槽,那是象牙凿出的印记。象群若是继续在石柱底部挖掘,石柱最后肯定会崩塌,洞顶也会随之塌陷。两人在洞穴深处见到了另一根石柱,这根已经坍塌。石柱上方挂着许多蝙蝠,它们的黑色排泄物覆盖了石柱。这些蝙蝠以昆虫为食,排泄物是消化后的残渣。莫内会不会摸到了排泄物?

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埃博拉是否真的来自于这个神秘的洞穴,病毒确实更喜欢阴暗、潮湿的环境,蝙蝠也是在这种环境中最常见、最容易被怀疑的嫌犯。

但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丹麦少年死后半年的1988年春天,一群科学家郑重探索了奇塔姆洞,他们在进洞的路线上摆下装有17只“哨兵动物“(包括狒狒、赛克斯猴和非洲绿猴)的笼子,哪只笼子里的动物染病,便说明那附近存在埃博拉病毒。但结果是,这17只猴子在好几个星期的试验结束后最终毫发无损,科学家们在洞中采集了三万到七万只会咬人的昆虫,捕捉了数以百计的鸟类、啮齿动物、蹄兔和蝙蝠,但同样没有在它们身上找到神秘的病毒。

后来,在2001-2003年加蓬和刚果暴发埃博拉期间,法国的科学家也在疾病流行的地区捕捉了上千只不同的动物,包括蝙蝠、鸟类、松鼠等,对这些动物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在29只蝙蝠的体内检测到埃博拉病毒存在的证据,怀疑蝙蝠可以是传播埃博拉病毒的元凶。

研究还发现,埃博拉病毒的一些特性与多种能感染鸟类的逆转录病毒相似,推测埃博拉病毒与鸟类中传播的逆转录病毒可能来源与相同的祖先。2008年,美国在协助菲律宾对一些病猪进行检疫时发现,猪能感染埃博拉病毒。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埃博拉病毒是由动物传播给人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埃博拉病毒的确切来源仍然不清楚。

Part 5

变异

2020年5月,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确信新冠肺炎病毒来自自然界。迈克尔·瑞安表示,目前重要的是确定其宿主,了解病毒如何打破人与动物间的传播障碍,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至于我们人类是否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受到大自然通过病毒对我们的惩罚?血疫及其续作的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是这么认为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也可能是一百年间人类的极度增殖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过程的第一步。

普雷斯顿以一种逆向思维想象了大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我们就像是大自然体内的一种病毒,是我们在侵害大自然的健康,因此它的免疫系统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新发病毒对付人类。

2020年,我们共同经历了新冠病毒,并目睹它成为了全球性的疫情。埃博拉在非洲发作时,科学家们常说,埃博拉离全球性灾难只差一家航班的距离。不幸的是,这件事在2020年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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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病毒的烈度往往和它的广度成反比:发作快、致死率高的病毒往往传播不广;而症状不明显、潜伏期长的病毒却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疫情的候选人。HIV和新冠显然都属于后者;而埃博拉尽管用尽解数,比如在病程后期会出现“火箭式呕吐”和濒死前的抽搐,试图把病毒传播到尽量远的地方,但始终尚未在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谢天谢地。

反观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传染病。在2020年,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新冠肺炎恐怕会长期与人类共存,并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和连结方式。

但愿,在变异毒株不会成为烈度更强的家伙。但也许,这仍是要依靠命运的事情了。

大自然的超级计算机在不停运转,不知道会在病毒这件事上出现怎样的随机性错误,又会将我们的未来,引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新的起点,还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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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书的作者普雷斯顿生于1954年,如今已近70岁,他走遍全球,纪录了关于埃博拉的故事。故事中的那些科学家、病人、医护工作者感人至深,但没有普雷斯顿的记录,恐怕知道埃博拉故事的人会少得多,我也很难知道,曾经离埃博拉那么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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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文为猪小岩老师微信公众号原创,文中观点为个人意见,与作者所服务机构无涉

猪小岩老师:

在媒体混了十五年,主营业务是财经新闻和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