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朝歌

编辑|黎明

17世纪，俄国与瑞典两国战争不断，毛皮贸易主要集中在两国西部边界城镇，如俄国的卡尔戈波尔、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瑞典的纳尔瓦、里加、雷瓦尔等地区。

1661年，俄瑞两国签订《卡尔迪斯条约》，俄国毛皮商人取得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维堡以及之前不对俄国商人开放的城镇进行贸易的自由。

相比而言，俄国向丹麦和挪威出口的毛皮数量很少。由于丹麦人很少进行对外商业活动，因此俄国与丹麦的贸易规模很小。

丹麦商人偶尔乘船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等地购买少量毛皮。

挪威也是俄国毛皮的消费者之一，俄国同挪威的毛皮贸易主要集中于科拉半岛的拉普兰，毛皮是两国之间贸易的主要商品。

此外，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从俄国进口毛皮，荷兰商人是其中贸易的中间人。

贸易主体—私人商队

17世纪，西伯利亚与欧洲的毛皮贸易的参与主体不受国家限制，不论是私人亦或是私人团体都可以参与。

除私人商业活动外，政府同样组织国家商队进行毛皮贸易活动。

在与西伯利亚毛皮交易的两大消费市场—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活动中，私商和国家商队在不同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

17世纪，西伯利亚的私商逐步成长起来，他们是毛皮贸易活动的一个重要主体。

私人商队是相对于国家组织的国家商队而言的，是指个人或者商人团体携带资本或者带领一批渔猎者在西伯利亚从事毛皮贸易活动的群体。

它与16、17世纪西欧出现的股份贸易公司不同，只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每个人都可以在西伯利亚从事毛皮贸易活动。

17世纪，欧俄地区移民涌入西伯利亚，移民的人员成分相当复杂。

他们中有的是在政府政治压迫之下，被流放的罪犯、*亡流**哥萨克和逃亡农奴。更多的是在巨大财富诱惑之下，来到西伯利亚的自由欧俄渔猎者和商人。

由于商人这一职业可操作性强，移民来到西伯利亚后大都选择开展贸易活动，而毛皮贸易是贸易活动的首选。

一个人或几个人组成的商人团体独自前往西伯利亚从事毛皮的购买、运输和销售。西伯利亚活动的毛皮私商主要由四种类型构成。

第一类是在西伯利亚活动的本土商人或者专门从事狩猎活动的狩猎者，他们生活和贸易经营的范围都集中于西伯利亚，掌握资金数量一般较少。

除在本地从事狩猎活动外，他们还向土著居民购买毛皮。

他们将获得的毛皮运到集市上进行出售，亦或是从当地较小的集市上购买毛皮，然后再转运至较大的集市上进行出售，从中赚取差价。

当地狩猎者一般在狩猎季节（深秋和冬季）之前去往先前选定的狩猎区域，在产貂林中度过整个狩猎季。

狩猎者在夏天带着猎取、交换和购得的毛皮返回居住地，每次狩猎和贸易活动历时几乎1年左右，有时甚至长达3、4年。

这类私商一般是作为中间商人出现，他们以狩猎毛皮兽和出卖毛皮生存，开展的贸易规模比较小，主要从事毛皮兽的狩猎。

第二类是来自欧俄地区的商人，他们主要来自欧俄地区的城镇，如莫斯科、大乌斯秋格、索利维切戈茨克等城市。

这类私商的个人资本也较少，绝大部分私商的资本数量不超过100卢布，最多也不超过1500卢布。

因而他们经营毛皮贸易的规模较小，从西伯利亚运走的毛皮数量最多也不超过两匹马所能驮载的重量。

他们出资筹办粮食、*器武**、猎具、船只等一应物品，雇佣穷苦的渔猎者进行渔猎生产，每只渔猎队伍一般由10—15人组成，能进行长途的渔猎远征。

第三类私商是拥有巨额资金的富商大贾，他们的经营方式一般是以大家族的形式进行。这类私商的数量不多，但经营着西伯利亚毛皮的绝大部分。

他们与统治阶层联系紧密，从沙皇那里获得免税、自由前往外国经商等种种特权，接受委托替沙皇经营各种商业活动和管理物资，特别是西伯利亚的毛皮贸易活动。

他们不仅控制着商业，而且还影响着国家财政。

著名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哈巴罗夫家族以及莫罗佐夫家族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这类商人在毛皮贸易中投入的资金数额巨大，一般为4000—5000卢布，有时甚至投资1000卢布去进行毛皮资源的探寻，寻求毛皮资源。

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在欧俄地区和西伯利亚设立自己的代理商和商铺，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建立城堡，不断组织毛皮狩猎和贸易活动。

第四类是欧俄地区的贵族大地主、修道院和教堂大主教。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毛皮贸易的职业商人，但是他们掌握雄厚的资金以及拥有沙皇给予的特权。

此外，他们还拥有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毛皮的狩猎和运输。

虽然在毛皮贸易的参与程度较小，但是他们也是私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17世纪后期，国家出台各种政令对毛皮贸易活动进行垄断，私商毛皮贸易活动受到限制。私商独自进行的毛皮贸易活动被政府视为*私走**，私商毛皮贸易活动失去合法地位。

政府对私商的*私走**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私商只能冒着生命危险通过贿赂政府工作人员和绕道的方式将毛皮运到北京。

17世纪后期，私商毛皮贸易活动的规模和人数都受到政府的限制和*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