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辽朝前期的历史，辽太祖、辽太宗时代属于建国时期，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建立了横跨燕山南北的国家。辽世宗、辽穆宗时代，契丹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不息，社会动荡不安，给民众带来了许多苦难。辽景宗的青少年时代，经历了种种的政治风波，在心灵上受到很大的创伤。因此，辽景宗即位以后，他顺应*意民**，采取了一系列寻求安宁的措施，从而使辽朝从动荡走向安宁。将辽景宗称作中兴之主，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辽景宗即位以后，马上改元为“保宁”。以保宁为年号，充分体现了辽景宗的政治主张。保宁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安宁，既有利于实现统治，又给民众谋福祉，使大家能平安地生活、劳动、栖息，这是古往今来民众的理想。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宁，辽景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辽穆宗时代，皇帝残暴，滥刑罚，喜杀戮，刺面、腰斩、炮烙、铢梳、挫尸，无所不用其极，服侍皇帝的近侍、卫士终日惶恐不安，时刻担心大难临头，最后辽穆宗被服侍他的近侍所杀。这类血的教训，使辽景宗明白了“刑法之制，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18]
辽太祖少子李胡有子名喜隐，在辽穆王时因谋反之罪下狱囚之。辽景宗登基以后，喜隐竟“自去其械而朝”。辽景宗见了大怒，责问他：“汝罪人，何得擅离禁所!”下令将喜隐重新关进牢房之中。[19]由此可知，辽景宗认为即使是皇亲贵族，也要守法服法，不能例外。
古有击钟鸣冤的制度，以保证小民有申冤的机会。辽穆宗废除了钟院（又称登闻鼓院）。辽景宗即位以后，提出“穷民有冤者无所诉”是不合理的。于是，保宁三年（971年）下令重新铸造大钟，恢复钟院，并将他恢复击钟鸣冤的诏书，铸在大钟之上，令万民皆知，广为流传，让有冤之民皆来击钟鸣冤。
保宁五年（973年），有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纛即旗帜)，按照辽穆宗时代的严刑峻法当处以死刑。辽景宗认为因为这一件小事即处死刑有些太重，指示有关官府“杖而释之”，这种做法与辽穆宗的严刑峻法成为明显的对比，反映出辽景宗体察民情的爱民之心。
为了体察民情，辽景宗在即位以后巡视全国。据《辽史》记载，他巡视过的地方有东京（今辽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南京（今北京）、金川（金莲川，在今河北沽源）、云州（今山西大同）、新城（今河北新城）等地，了解民情*意民**。他还指示“五使廉访四方鳏寡孤独及贫乏失职者，振（赈）之”。[20]
辽景宗体察民情*意民**，提倡平民鸣冤申诉，使社会风气渐趋和谐安定，从而保证男耕女织的顺利进行，农业有了很快发展。保宁七年（975年），北汉受宋朝的威胁，粮食不足，派使者来“乞粮”，辽朝是北汉的友邻，五辽景宗“诏赐粟二十万斛助之”。史家评论说：“非经费有余，其能若是。”[21]
旧史家赞曰：“辽兴六十余年，神册、会同之间，日不暇给；天禄、应历之君，不令其终；保宁而来，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资，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若可与有为也。”[22]有为也，是指辽景宗颇有作为而言。旧史家又指出：“景宗之世，人望中兴。”[23]辽景宗正是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勤心努力，顺民心体*意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现代史家也认为，辽景宗时代是辽朝中兴的转机，[24]其子辽圣宗继承了他的遗志，又苦加经营，辽朝走向强大，形成了与北宋鼎立的南北朝局面。因此，将辽景宗称作中兴之君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