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
一般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已经停滞并趋于衰落，这也是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然而，大量历史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事实上，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并于19世纪初期到达世界顶峰，其主要支撑体系就是中国的农业。虽然较之宋元，中国农业生产工具数百年中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多熟种植、肥料使用、农田水利等精耕细作体系，域外高产作物引种推广及生态农业等诸多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和重要创新。可以说，中国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中期，其中土地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大体维持到了20世纪。
究其原因，现代科技真正作用于农业生产始于19世纪中期以后，首先在农业机械领域，现代作物育种、化学肥料等作用于土地生产率的现代农业科技基本上是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进入生产力。中国传统农户经营制度并未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障碍。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应从世界经济和社会转型大的历史背景来分析。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日新月异的进程中，中国不思变化、固守传统，终于导致在新一轮世界性竞争中落到了后面。
撰文 | 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
责编 | 伊默、姚兰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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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停滞？还是发展？
很多人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农业就逐渐停滞，到明清时期甚至趋于衰落，即便有什么亮点也不过是落日余晖，衰败中的个例。这些观点主要依托如下论据：1、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已逐渐落后（许多方面的确如此）；2、自宋元以后，中国农业技术体系沿袭成法，农业生产工具千余年中基本没有什么变化；3、中国延续千余年的小农经济制度导致了经济的衰败，19世纪中后期接连不断的战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就是中国经济长期衰败的结果，衰败的帝国是源自一个衰落的经济。
事实真是这样吗？大量史实和历史数据表明，这只是一种表象和推测。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ngus Maddison, 1998, 2001,2003 ）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2000年中，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其中历史最高点不是秦汉、隋唐，而是明清时期。
►图1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600）
迟至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32.4%）。1950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达到顶峰时所占比重也只有27%，今天则降至22%（2011）。即便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整个18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率仍快于欧洲、日本和印度。
►图2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变化情况（公元1-2008年）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没有现代工业，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农业经济（迟至1890年农业仍占中国经济总量的近70%），这样的经济规模和成就，怎么能得出中国农业停滞或衰落的结论？
中国人口西汉时期已接近6000万。然而，在此后的1400年中，起起伏伏，升升降降，到明初人口仍然只有6000多万。正是从明*开代**始，尤其在清代，人口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快速而稳定的增长。
►图3 中国历代人口变化
中国人口似乎首次跳出马尔萨斯（T.R. Malthus,1798）通过“积极抑制”实现平衡的历史怪圈，从明初的6000多万，增长到清末的4.3亿。400年中人口增长了6倍。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这种增长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从1400年到1820年：中国耕地面积只增长了3倍，而粮食总产增长了5.3倍，其中粮食单产增长77%，大体与人口增长保持了同步。
表1 明清中国农业发展概况（1400-1820）
二、发展的源泉何在？
由上所述可见，明清时期中国农业不仅没有衰落或停滞，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较好地支撑了中国人口持续高速增长和中国领先世界的经济规模。
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甚至农业也基本上是沿袭传统模式进行，那么，农业增长的源泉何在？动因是什么？表现在哪些方面？细致梳理一下发现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多熟种植制度的高度发展
欧洲中世纪直到18世纪， 作物生产基本上采行轮荒制或二田制， 即将田分成2-6块，部分种植，部分休闲，以恢复地力。播种也不是点播或条播，而是撒播。因生产方式粗放， 种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较之中国低得多。相比之下，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走上了土地连种的制度。明清时期，为应对人口持续的增长及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农民特别重视土地的高效利用。多熟种植就是重要措施之一。作物复种指数从宋代100%发展到1820年的140%，其中中国南方一些地区高达200%，江苏更高达253%。欧洲中世纪普遍实行轮荒耕作制，直到18世纪农业较为先进的英国和荷兰才开始进行作物轮作，整个欧洲普遍实行轮作差不多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因复种指数高，中国以耕地面积计算的农业产量远远高于美欧一些国家。
表2 中西土地利用率比较（10-19世纪）
| 农作制类型 | 基本形式 | 土地利用率（%） |
| 轮荒制 | 20-50 | |
| 西欧及北美休闲农作制 | 二田制 | 50 |
| 三田制 | 66.6 | |
| 一年一熟制 | 100 | |
| 中国传统农作制 | 二年三熟制 | 150 |
| 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 | 200300 |
（2） 以肥料技术为中心一系列精耕细作农耕技术的发展
随着多熟种植的高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有学者统计，宋元时期中国肥料种类计有46种，明清时期超过100种，《徐光启手记·广粪壤》即记载肥料107种。不仅肥料种类不断丰富，作物生产中肥料施用量也逐渐增大。太湖地区稻作生产中，肥料与用工比重由明代的1：2.65提增到1:1。
表3 明清江南水稻生产肥料与用工变化情况
| 时间 | 地区 | 肥料投资 | 人工投资 | 肥工费之比 | 肥料在工肥投资中比重 |
| 明末清末 | 湖州松江 | 5.5钱2000文 | 14.6钱2000文 | 1：2.651：1 | 2750 |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1）： 24-37页
（3）耐瘠高产美洲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在现代生物和化学技术可资利用之前，耐瘠、高产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使原来贫瘠的山区、沙地等边际土地可资利用，从而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资源的状况。清末时这些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比重已超过20%。1700至1840年，尽管中国人口增长了3倍，但人均收入并未降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这些美洲高产作物的种植和推广。
表4 部分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美洲的作物
| 作物名称 | 传入的时间及路径 | 相关文献记载 |
| 玉米（Zea mays L.） | 16世纪上半叶分别从西北陆路、东南海路、西南陆路传入 | 西北陆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平凉府志》东南海路：隆庆六年（1572）《留青日札》西南陆路：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理府志》 |
| 番薯（Ipomoea batatas(Lam.)L.） | 16世纪中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道光《电白县志》记载的万历十年（1582）之前由林怀兰引入 |
| 马铃薯（Solannumtuberosum L.） | 17世纪中叶传入台湾 | William Campbell,“Formosa under the Duteh”(London,1903),P.254 |
| 花生（ArachishypogaeaL.） | 16世纪初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弘治十六年（1503）《常熟县志》 |
| 南瓜（CucurbitamoschataDuch.） | 16世纪初叶分别从东南海路、西南陆路传入 | 东南海路：嘉靖十七年（1538）《福宁州志》西南陆路：嘉靖三十五年（1556）《滇南本草图说》 |
| 西葫芦（CucurbitapepoL.） | 不详，疑似与南瓜同 | 顺治十五年（1658）《洛阳县志》 |
| 笋瓜（Cucurbita maxima Dutch.） | 不详，疑似与南瓜同 | 乾隆五十四年（1789）《大名县志》 |
|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sL.） | 16世纪上半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嘉靖四十三年（1564）《临山卫志》 |
| 菜豆（PhaseolusvulgarisL.） | 17世纪中叶从西南陆路传入 | 康熙六年（1667）《嘉定州志》 |
| 番茄（Lycopersicon Mil） | 16世纪末从东南海路传入 | 万历四十一年（1613）《猗氏县志》 |
| 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 | 16世纪末从东南海路传入 | 万历十九年（1591）《遵生八笺》 |
| *草烟**（NicotianatabacumL.） | 17世纪初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崇祯九年（1636）《恩平县志》 |
| 木薯（ManihotesculentaCrantz) | 19世纪初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光绪十六年（1890）《高州府志》记载道光初年来自南洋 |
| 菠萝（Ananascomosus(L.)Merr.） | 17世纪初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康熙二十六年（1687）《台湾纪略》 |
| 佛手瓜（Sechiumedule Swartz） | 19世纪末传入贵州 | 何文辉：《高产饲料作物——佛手瓜丰产经验调查报告》，《中国畜牧学杂志》，1959年第6期。 |
| 番石榴（P.GuajavaL.） | 17世纪末从东南海路传入 | 乾隆年间《南越笔记》 |
| 番荔枝（AnonasquamosaL.） | 17世纪上半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康熙年间《岭南杂记》 |
| 番木瓜（CaricapapayaL.） | 17世纪上半叶从东南海路传入 | 康熙年间《岭南杂记》 |
| 腰果（AnacardiumoccidentaleL.） | 20世纪初传入台湾和海南 | 钱大江：《热带著名的果树和油料树——腰果》，《云南林业科技通讯》，1974年第1期。 |
（4）有助稳产高产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防旱防洪是稳产高产基本条件，因此中国农民历来重视农田水利建设。17世纪中国修筑堤堰580处，18世纪818处，19世纪394处，从14世纪到1900年，由水利建设所代表的资本形成增长了3-4倍。1820年中国的农田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0%，远高于同期的欧洲和印度（约3.5%），位居世界第一。
（5）生态农业与多种经营的高度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发展出了多种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太湖地区田猪互养、羊桑互养、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农业经营形势已经比较普遍。据《沈氏农书》记载，湖州地区以农户产品养猪，猪粪肥田亩产达到350公斤。
在珠三角地区，一种将农、牧、渔、副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17世纪日渐成熟。其特点是基上种桑、蔗或果，塘内养鱼，塘泥肥田，基塘互养。据《高明县志》记载：当地农民“将洼地挖深，泥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
在西北关中地区，中国农民创造了粮、草、畜相结合的农牧生产方式。这一地区普遍重视苜蓿种植，因为苜蓿既可用作动物饲料，又可肥田，甚至可用作蔬菜。
正是中国农民这种重视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的农田虽经数千年耕垦，不仅没有出现地力减退的问题， 反而越种越肥沃。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 金（Franklin King, 1911）曾经专程来中国考察农业，撰写了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四千年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对中国高效的土地生产率和用养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中国在近代科学和工业方面自15世纪已逐渐落后西方的话，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农民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利用上能够结合自己的国情做出理性和正确的抉择。
三、如何评价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
衡量农业生产效率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是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土地生产率。从这些基本面来考察，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农业并未落后。
欧洲中世纪，小麦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仅1：4，而中国基本在1：10以上，水稻则更高。多数欧洲国家小麦亩产只有70斤左右。而中国早在汉代小麦亩产不少达到130-150斤。13世纪英国粮食亩产一般在80-97斤。相比之下，中国西汉时粮食亩产已达264斤,唐代为334斤。16世纪末，英国小麦每公顷产量538-673公斤，1700年增至940-1076公斤，低于我国明朝的水平。就整个西欧而言，直到19世纪中期平均每公顷产量不过1000公斤，大体相当于中国同期的水平。
有学者曾经对18世纪英格兰和长三角农业单位土地生产率进行过比较：长三角每英亩土地产量为3432磅，而英格兰为1290磅，二者之比为2.7:1。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水稻单产仍比美国高5%，小麦高20%。
中国是多劳集约、精耕细作类型农业，多熟种植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特点。卜凯（J. L. Buck,1937）曾对中国“冬小麦-高粱区”和美国中西部“小麦-休闲-小麦区”进行比较，如果将不同复耕指数计算在内，则美国每公顷农业产量只有中国1/6。
即便从劳动生产率来看，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与欧美的差距也不是很大。事实上，17、18世纪中国传统农业对西欧农业革命还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耕犁史权威Paul Leser（1971）认为：“整个欧洲农业变化最重要的起点是18世纪初。……促成这个变革的动因来自东亚。”“铁制犁壁，是东亚发明的，18世纪才由远东传入欧洲。”与此同时传入的还有耧车、扇车、碌碡、辊子等，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三圃制农法的废除。例如据B. H. S. von Bath的研究，中国耧车经威尼斯---南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传入英格兰，后经J. 塔尔改进成为通行于18世纪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工业革命的成果并未很快应用于农业。虽然蒸汽机很早就已出现，但在农业生产领域仍然罕见。第一台拖拉机虽然1892年就已在美国商业化生产，但到1914年总共也只有1000台。应该说整个18和19世纪欧美农业与中国一样仍然是“牛马时代”。
中国早在汉代就发明了畜力条播机耧车等高效农业生产工具。之所以宋代以后在农具方面没有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矛盾使得农业技术创新更加倾向于向充分利用劳力、努力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转变。作物复种指数的提高、美洲作物的推广、农田水利的建设及生态农业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创新的特点。
著名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中国科技自15世纪开始逐渐落后于欧洲，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形成差距的具体时间是不同的：最早在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领域，其次是化学和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相对要晚得多。
中国农业竞争力真正开始落后于西方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中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成果开始作用于农业机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以美国19世纪下叶马拉农具时代和20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业机械化时代为典型代表。
表5 美国农业动力变化情况（%）
| 时间 | 非生命动力 | 畜 力 | 人 力 |
| 18501943 | 5.894.0 | 78.83.0 | 15.43.0 |
E. W. Zimmerman: World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 London 1951 p 58
1700年以牛为动力一天只能耕地0.4公顷；
1800年美国以牛耕和镰刀为动力和工具生产2700公斤小麦需要373个工时，到1960年使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只需要10个工时。
西方近代科技成就作用于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突破始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利用杂交优势的作物优良品种；化学肥料的研发使用；植物保护药剂的研发使用；等等。因为这些技术进展，欧美发达国家作物单产较之1800年提高了4倍。
客观地分析，中国近代被动挨打，并非因为其农业落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不能正视世界形势变化，经济和社会转型缓慢造成的。
文艺复兴之后, 英国积极推进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760年，农业产值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继续下降到33％。1600年仍有超过75%的英国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到1720年下降至50%，1801年进一步下降至36%，经济和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相比之下，迟至1949年，中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高达70%，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超过80%。也正是由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缓慢，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每况愈下。1840-1950年，中国GDP由占世界总量的1/3下降到1/20，实际人均收入也从1700年世界平均水平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1978年）。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传统农业中，生产单元也是消费单元，所有生产要素基本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就可解决。现代农业则不同，它依赖大量外部投入，如化肥、农药、机器，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农户自己所能生产的，需要一个强大的科技和工业支撑体系。正是这些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力方面的差异。我们一度将农业生产力的落后归咎于小农经济制度，认为是分散 、狭小的小农阻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要想提升农业生产力，必须改造小农经济制度，实行人民公社。结果1958年，在强大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仅仅一年的时间1.2亿农户被组织进“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平均规模上万亩，看起来足够大了，但实际效率却非常低下。如果以1952年中国粮食生产率指数为100， 尽管粮食生产总量在增加，其生产率却在下降，1961年为65%，1981年为34%。此期粮食增长率年平均为2.4%，仅仅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回归小农经营制度。然而，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和粮食产量分别增长了11.8%和4.1%，而同期人口增长仅为1.3%。可见，小农经营制度并没有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或农业现代化的障碍。事实上，此期农业生产率猛增41%，其中土地制度变革或土地制度回归的贡献率高达78%。
表6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特征
| 特征 | 传统农业 | 现代农业 |
| 主要投入 | 土地、劳动 | 资本 |
| 农业动力 | 人力、畜力 | 机器 |
| 肥料来源 | 粪肥、绿肥 | 化学肥料 |
| 商业性投入比重 | 0-30% | 30-90% |
表7 美国土地、劳动与资本在总投入中相对重要性变化（%）（1910-1960）
| 时间 | 劳动（%） | 土地(%) | 资本(%) |
| 1910 | 75 | 8 | 17 |
| 1960 | 30 | 9 | 61 |
J. N. Lewis: The Changing Importance of Land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Farming.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London 1966. pp 420-438
表8 中日化肥施用量变化情况比较
（单位：斤/亩）
| 1950 | 1952 | 1960 | 1965 | 1970 | 1975 | |
| 日本 | 101 | -- | 191 | 212 | 278 | 285 |
| 中国 | -- | 0.07 | -- | 1.8 | 3.2 | 4.7 |
回顾中国现代化进程，1862年才开始洋务运动；1914年倡导科学与民主，开始发展现代科技和教育体系；1949年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高达60%；直到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高达82%。可见，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和社会转型起步晚且进展缓慢。
中国经济和社会真正快速转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在总体经济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60%下降至今天不足10%；中国城市化进程由1978年的18%到2012年的51%。中国仅用30年时间经济总量就由世界第位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农业总量和多个单项指标又重新跃居世界前列。
历史事实表明，明清是中国农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巅峰。如果说，在传统农业社会，欧洲乘坐的是牛车，中国乘坐的是马车，长时间内中国保持着它的相对领先的地位。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的马车不仅没有停顿，而是驷马驱动，跑得更快了。然而，19世纪以后，西欧改乘汽车了，牛车、马车逐渐淘汰，但中国仍然继续以马车为主要工具，尽管中国也在前行，但后劲不足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总而言之，明清是中国农业发展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农业中许多好的东西并将其发展到极致。诸如：“天、地、人、稼”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技术体系；有助于激发生产者积极性的农户经营制度；开放包容的技术创新精神，等等。这些在今天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农史》2014年第1期，《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发。本次刊发限于格式删去了脚注，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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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卿：通过《补农书》看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农业施肥法中国农耕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012年
Dwight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Aldine, Chicago 1969pp 61,6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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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a Bray: Needham’s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Agriculture. Cambridge. 1984 p287; Duby 1976 pp25-26
David Grigg. The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Change. Hutchinson. London 1981 pp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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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Leser: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s Pfluges. Munster.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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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小农经济是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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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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