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工业优先发展与不得不形成“去货币化”的计划经济。
什么时候出问题的呢？不是1958—1960年，是1955年。
这也不能怪政府，为啥呢？因为你想引进苏联的生产线，中国人懂什么叫重工业吗？工业是个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吗？有技术吗？大部分是进城的游击干部带着进城的农民工，政府干部基本上是游击队出身吧。以北京周围的整个华北大区为例，70%以上的干部基本还处于半文盲状态，靠革命队伍弄点识字班、文化补习班，算是初步扫盲而已，真正说完成扫盲任务，那还确实需要相当的工夫。当时没有多少人懂现代城市经济，没有人懂工业。所以毛*东泽**才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少奇刘**”，是因为*少奇刘**是在城里长期从事城市工作的领导人。大量进城的老八路，大都是游击队出身，怎么懂得城市工业呢？
所以，那时候完全用苏联专家来帮中国建政府、建学校、建机关、建一切企事业单位，工厂里都是苏联厂长、苏*总联**工程师、苏联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中国请一个苏联厂长，得付比国家主席还要高的工资；请一个苏联工程师，得付部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员付局长级工资，请一个技术工人，也得付处长级工资，而且苏联还曾经提出要双份工资。
这时候，开始有制度代价了，*共中**领导人觉得如果要是全套的政府、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全是苏联化的，那打了这么多年仗形成的国家主权怎么办？所以1955年毛*东泽**组织新建立的30多个部委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全盘苏化”是应该被接受，还是应该反思；或者应该考虑改除苏化，这是发生在1955年年底的事情。
接着，1956年就开始出现中苏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分歧。
一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苏联对东欧加强控制，中国*产党共**认为不对，提出苏共不能以老子*党**自居，这个干法不行，要提出我们的批评意见。但是为了大局，我们仍然可以服从，这就惹恼了苏联领导人。
二是1956年中国完全按照中苏条约收回了旅顺口这个军港和大连特区，收回了中长铁路，把一切前俄罗斯帝国主义或者苏联在华利益收回了，导致双方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议。
到1957年，中国“一五”完成“二五”时期刚要开始，苏联对中国不计代价的整体性的工业化援助，就陡然停止了。
这才是中国刚刚建立的货币经济出问题的开始，而不是因为1953年进入统购统销，说什么由于计划经济，中国货币开始出问题，不是的。因为在1953年，外国实体性的产业资本是大量进入的，而且这个资本进入当时又是不计代价的。这在同期促进了中国货币增发，用于城乡交换。
苏联对中国的产业资本投入从什么时候计价了呢？从1957年的“二五”才开始。
我为什么说中国“二五”计划其实没执行，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制订和执行。“一五”是人家不计代价给你，大量的资本投入进来，到1957年突然停了，而且人家开始撤了，等到1960年基本撤完，那就对不起了，工业化需要的技术密集不断增加这个条件首先没了。同期，资本密集这个条件也没有后续追加的了，国家“二五”计划再想要维持那种资本密集投入，那就得买。
拿什么买？中国人有什么呢？人家给的是已经过了季的东西。比如汽车，人家给你吉斯150生产线，就是50年版的车型。但到1960年苏联需要中国偿还债务的时候人家已经上了160吧，那中国生产的150就不可能返销苏联。当然，在中苏战略同盟的时候，中国得到的几乎全是苏联新的型号，不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旧的型号。比如大众公司的桑塔纳，是人家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版本的汽车。那个旧车的生产线已经算二次转移设备，先转到巴西，卖不动了才转到中国，到现在为止，桑塔纳在中国还算是相当主流的车系，这是西方的产业转移。
一般而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转移出的是人家落后版的生产线，发展中国家接受过来当成本国看家的工业基础，这种产品能返销吗？比如桑塔纳返销到德国去，那怎么可能呢？好了，西方转移到这儿的生产线，生产的工业品不能卖回给人家，那么，拿什么还给西方呢？主要是农产品，还有稀缺矿产品。
当然，中国是1960年开始还债，一是拿稀缺矿产品抵掉了一大块，二是农产品抵掉了一大块。农产品就要靠统购统销拿走人家要的农产品还债，比如说小麦必须统购，是因为小麦人家要。此外，很多肉类、蛋类、鲜果菜类等这些副食品人家都要。
那时候其他的东西宽松些，比如地瓜人家不要，像高粱、谷子、荞麦、糜子这些东西，苏联也不要，这些农产品占统购份额就很低。所以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1960年中国经济陡然进入危机状态，那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大量吃进人家的产业资本，当时没付钱，就没表现出大的制度代价。到1957年苏联不再给了，并且要在1960年以后，得全部汇总算账还回去，又不能拿工业品还，只能拿农产品。
这时候，统购统销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货币不可能再发挥作用。宏观背景的阶段性变化是重要原因，如果这时候仍然是货币经济，就会陡然出现因供给短缺，加之没有贵金属储备支撑的货币是毛票情况下，会像民国那样再度导致严重通货膨胀。
所以我才要说，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经济不能发挥主要作用，是福是祸，还另当别论。
假如接受20世纪30至40年代民国政府的经验教训的话，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去货币化”，恰恰是躲过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
那好，接着我们说货币经济在农村对农民造成的影响。
应该说前期是积极影响。因为，在中国土改，农民恢复了小农经济，有三年的生产恢复之后，累积的农产品的增加量正好等着政府这个大买家来买，于是无论叫统购统销还是不叫统购统销，都问题不大，只要政府给足够的钱(再加上从1950年开始存“三白”，已经稳定了政府的银行信用)，货币的币值是稳定的，统购统销给农民支付的是国家的主权货币，农民要的恰恰是资金这种稀缺生产力要素。于是，人民币这时候已经成为一种促进城乡之间交换的国家主权货币体系了。
诚然，在1957年前苏联停止成规模地不计代价地向中国做工业化的整体投资之前，中国的城乡交换是相对比较顺畅的。问题主要出在1957年苏联终止了整体投资，以及之后出现了1958年的公社化。
2.高级社时代的不得不“去货币化”。
原来高度集体化产生于1956年，是高级社制度，为什么提出呢？……
从1955年开始，城市工业能逐渐生产大型机械了，这个工业化速度非常快。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穷二白”，一场朝鲜战争打出来一个工业化，中国城市开始有了工业产品，不是一般的轻纺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大型工业品。比如1954年开始生产拖拉机，1956年生产汽车，那这个拖拉机给谁？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要“斯大林50号”履带式拖拉机吗？如果不要，拖拉机生产就压库，不就是一堆废铁吗？压个两年，锈成铁疙瘩了。
到1955年工业各部门纷纷要求中央，说农民这种分散状态，城市工业品下不了乡，这时候已经是初级社了，那是毛*东泽**帮*云陈**解决统购统销推进的。初级社之前跟4亿农民打交道，交易成本太高。毛*东泽**就组织合作化高潮，把4亿农民编成了400万个合作社。毛*东泽**跟*云陈**说，你是满头乱发没法抓，我们搞出合作社叫编成辫子就好抓。
如果按照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那叫作降低了交易费用。就是国家的统购统销跟分散农民之间交易成本太高，变成合作社，交易成本降低。所以早期的合作社，是为了贯彻国家的统购统销，占有农产品剩余，那时候还基本上是市场交换形成的。
到1955年工业部门开始提出的要求就是办高级社，以乡为单位办农业规模经济，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没有搞过农业规模经济，当年就是以乡为单位，数万亩的集中土地，便于农业机械下乡，这件事情就是1956年干的。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目的是通过集体化来形成农业机械化，对应城市的工业品下乡。
所以这个集体化高潮，在1956年严重侵犯农民利益，把农民好不容易经过土地战争形成的土地权利，上收到了乡一级。
就在这时候，农村金融的基本作用导向被改变了。这对农民有什么影响？这时候金融的作用变成了帮助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发挥了从农业占有剩余的作用，通过“剪刀差”占有剩余。那么，什么叫“剪刀差”占有剩余呢？一辆拖拉机多少钱，得换多少吨麦子？如果拖拉机不能下乡，城市工业品就没法完成一个生产循环。
所以建立起高级社以后，同期做到的是什么呢？国家财政和国家的农业金融，就是农业银行，这两个体系同步下到了高级社这一级。乡这一级。同时国家的粮食部门和统购统销的供销部门，也下到了公社这一级，就是乡这一级。同期到1957年苏联停止投资之后，1958年改成人民公社，就变成了公社这一级。乡这一级是一个大的规模经营性单位，同时又是国家财政金融权利和国家粮食物资商业系统，都下到了人民公社这一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换和结算中心。
这是什么道理？国家按计划把拖拉机分到了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后来叫农机站。好了，国家说你不能光叫拖拉机站，你还得配套有农机厂，为啥呢？拖拉机老出毛病。你得有农机配套，还得有配套机具，所以农机厂、农具厂等，就要建立五小工业。五小工业建立，国家就同时把生产出的车床、钻床、铣床各种工业设备，下到了乡一级。
这是谁干的呢？是金融干的。就是农业银行给公社指令性的*款贷**，你拿到这个*款贷**，定向地去买拖拉机、买车床、买钻床，装备买进来，国家还得给你下达指标，你不能光有了这些工具性的设备，你还得有原材料运输，就钢材配给你，木材配给你，于是工业品就下乡了。
这又是谁干的呢？当然是农业银行给人民公社*款贷**，人民公社统一接贷了以后，就等于负债了。负债怎么还呢？好了，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让各个大队，各个生产队向国家交售农产品，什么价格呢？极低的价格。那边下来的价格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工业品，价格很高。这边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中间的“剪刀差”农业银行一结算，跟财政一对接，差额国家拿走了。
通过这种方式，在1956年建立集体化，到1978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业占有了多少积累呢？占有了7000亿元到8000亿元的“剪刀差”积累。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配合国家工业化完成的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作用。这个对于国家工业化高度有效，但对于农民来说，就意味着一种剥夺。因为“剪刀差”嘛，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中间这块，静悄悄地就流失掉了。
这时候农民除了集市贸易之外，向国家交售的大宗农产品并不见现钱。为啥呢？为啥货币的功能并不发挥作用呢？因为它走了财政和金融的内部结算。
不一定要大量增发货币，因此农民并不见现金，各级产品交换结算都可以走账，它就仍然是一种非货币化的交换制度。这种制度当然就不导致大规模增发货币，即使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也不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了。
注意，当时因为国家占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只允许少数农产品在自由市场流通，自由市场流通会导致自由市场价格跟国家的统购价格之间，差别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上升。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大量的城市消费分配靠票证来保证。这时候你并不用货币来标志你的全部消费能力。货币就变成了第二票证，第一票证是各地政府下发的那些本啊、票啊之类的。这个第一票证系统决定你该得到的份额，货币只是你得到这个份额的时候的一个中介物，它并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它的基本货币功能并不体现，所以中国这时候仍然叫作“去货币化”的时代。
3.对建国初期“去货币化”的作用解读。
这个“去货币化”我已经讲了，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不得不“去货币化”，因为民国政府时期的货币化是一场灾难性的现代经济崩溃。因此，整个20世纪中期，中国主要是“去货币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恰恰没有出现民国那个年代的灾难。这个好坏对错我不评价，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大家都说这个时候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错，但那不是货币造成的，而是这种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了国家工业化提取原始积累，占有农业剩余，是这样的一个体制造成的，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经验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中国工业化。
所以它是不是因为缺乏货币，缺乏自由竞争，缺乏市场经济造成的呢？我说那是后人拿着学到的那点知识，生生地套到前人的经验过程中，所得出的判断。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看看前人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把这些经验过程做归纳，这段时间属于“去货币化”的时代。
这个时代延续到什么时候？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的真正货币化什么时候开始的？在1992年，这中间一大段历史我们全都放过去了，因为其实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并不以货币来作为自己的财富的标志，货币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也不是商品交换的中介。
所谓计划经济，无外乎就是保证城市工业化原始积累，可以一方面从农村得到剩余来支持工业建设，一方面来稳定城市市民的基本生活。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在完成整个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时间上，比西方用几百年才进入工业化要短得多。我们大概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中国的工业化的振动幅度也要小得多。
当然这期间有自然灾害，造成了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话又说回来，民国年间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灾难，因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民国大规模的饥荒，有约2300万人的死亡，再加上战争3700万人的死亡，合计损失了五六千万人。
依我看，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一个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十年。
这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十年里的资本集中的代价，非常大。自然界的基本道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体现在人类社会中，就是有一份资本就有一份代价。资本的那份收益你占有了，那份代价甩给谁了？甩给农民了。
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造成的巨大代价甩给农民了，农民就承载这个代价所造成的一系列的问题。
这到底是不是跟所谓货币化、非货币化有关呢？我说，中国由于非货币化而没有在这个阶段中遭遇恶性通胀，没出现民国连续13年的大通胀导致其现代财政金融全部垮掉!不仅没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而且维持住这个国家工业的基本存在或社会稳定，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客观地看待历史经验，应该说只要想搞资本原始积累，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只不过要看清楚这个巨大代价甩给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