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迁西文史内参》（迁西县政协文史委主办，张志会主编）2012年第3期（总第006期）
作 者：李作九
撰稿时间：2011.08
解放军数百门大炮准备轰击锦州国民*党**守军
本文作者 李作九，河北乐亭人，1932年生。自1951年以来，一直工作生活在迁西，直至1993年退休。其间，历任主管会计、科长，“四清”工作团团长、政委，公社书记、工委书记、副县长、宣传部长、政协主席等职
土改时，我家被划为贫农，那是按我*党**建政前三年各家经济状况划分的。
那时我家确实无土地，无劳力，经济拮据，生活窘困。父亲讲，他十几岁时，曾身背干粮，步行两个月，到东北哈尔滨佳木斯一带住地方当店员（住地方，当时对离家经商学艺的一种称谓）。由于勤奋努力，放了份子当了掌拒的，积攒了一些钱。他把原在柳坨村的半间平房和半间庄窠地（房基地）赠与了族弟，又花钱在前庞河村购置了一套占地1.26亩的大宅院，里面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并有前后院墙及大门，同时还置买了30多亩土地。
这土地我家从来没人种过，也未雇过长工，只是和村中少地和无地的穷人家合伙耕种，即对方出劳力，我家出土地，秋收时按土地质量确定的比例两家分配，实际上是人家出劳力的人家爱给多少给多少。那时候种植简单，管理粗放，没有水浇，没有良种，又缺乏肥料，老的种植样子，而且多为高粱，亩产不过几十斤，两家一分，所得无几，收进的粮食勉强够我们一家三人糊口。但因穿衣及生活零用钱等无力支付，后来就慢慢将土地卖光了。
按*党**的政策，把我家确定为贫农是对的，因为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工商企业倒闭，无法生存，父亲就和所有老呔帮一样被迫回家了。
1947年，那年我15岁。初春的一个晚上，我正和小伙伴们在南场玩得兴浓，母亲喊着我的小名，走到我跟前说：“明天你就要离家出门住地方去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去！”于是，我和母亲一同回了家。看见屋里点着灯，父亲坐在炕沿上正若有所思。
过了一会儿，父亲对我说：“爸告诉你三件事，要永远记住：一是要有眼力见儿，要能看出问题，并主动去做，不要啥事儿都等着人家掌柜的吩咐。”并给我讲了一个《打灯花》的故事：一家商店的几位掌柜，在一起对店员的升迁进行考评，把店员一个一个叫到屋来。第一个进屋后在旁边一站，问掌柜的有何吩咐。掌柜的说：“没事儿，你回去吧！”如此这般，连续唤了几个人，均是如此。当叫到又一人时，他一进屋，没问掌柜的有啥事，见灯花已长，灯光暗淡，且掌柜的们抽的水烟，把屋里弄得烟雾弥漫，空气污浊，于是先拿来剪子打了灯花，把灯拨亮，又打开门帘儿，把屋内烟气放了出去。然后站在一旁，问掌柜的有何事。掌柜们同样回答：“没事。”最后，掌柜的们见这个“年青的”（旧时商号对初来学艺者的称谓）眼里有活儿，且平常也表现不错，便提拔为小掌柜的，加以重用。
接下来，父亲又讲：“二是要经得起考验。掌柜的为了考验店员，故意把一些钱、物放在空抽屉里，或造成丢撒的样子，观察店员是装在自己兜里，还是向掌柜的声明。如果知道是哪个年青的装进了自己口袋，必然要‘顺行李’（谓辞退、打发走人）。三是对给你指出缺点毛病的人，不要心怀怨怼。这人是为你好，你要跟人家更亲近。”
随后，母亲又嘱咐我：“对人说话要讲究，一样儿话百样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如果有人对你不尊重，你也会不高兴，什么事都要将心比心。”母亲有时出口成章，那是因为受了我读书的姥爷和舅舅们的影响。她曾为我背诵过千字文、百家姓和名贤集中的一些段落。
父母在那个夜晚对我的叮咛告诫，不仅在随后的学商生活中马上就用上了，而且成了我一辈子做人的准则。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扛上头天晚上打好的行李，出了家门。母亲在后面送我。母亲是缠足人，哪跟得上我的步伐？于是我放慢了脚步，和母亲边走边说话。
母亲说：“这求人的事不容易。一没取乎，二没看向，人家是不给你办事的。邢作善，还是靠老关系、老面子呀！将来你不要忘了人家的情！”我不懂母亲讲的“取乎”和“看向”是何意，就问母亲。母亲说：“取乎，就是求人家办事，要给人家送钱送礼，对于办事者来说，这就叫有所取。看向，就是看你和你的亲人对他有没有用，有用的就给你办，没用的就不给你办。”
母亲随后告诉我，这次请人带我去锦州学商，托人找地方，是很大的人情事，人家邢作善也没计较这些，这是对我很大的恩情。由此，我永远记住了这个情。
参加工作后，我年年去看他，并带些烟酒和栗子等土特产。从此，我永远坚持着，凡有人来找我办事，绝不考虑“取乎”和“看向”，反其意而用之，尽心竭力地去办，这成为我的做人准则。
我和母亲边走路边说话儿，不知不觉走出去了两里多地，到了柳坨邢作善家门口。邢家原是我村的有钱人家，后来逐渐衰落了，卖掉了前庞河村的住宅，搬到了这个不足30户人家的小村，住的是一处租赁的房子。但他家在锦州源合永皮革铺还有一定股份，他这次去锦州，主要是要把儿子邢焕林送去学商。邢焕林长我一岁，是我的同班同学。母亲知道后找到了邢作善，请他带我同去，邢作善爽快地应允了。
母亲和我到他家时，他们刚吃过早饭。隔壁的李作贺（我的族兄，参加革命后改名李英杰）见我们娘俩到了，也赶紧过来，把邢焕林我俩的行李捆在一辆胶皮单轮手推车上，准备送我们上路。
母亲送我们出了村口，就回家去了，我们则由作贺兄送到了乐亭县南关汽车站等车。等了近一个小时，才开始售票、上车。行李放在了车顶上。车内倒不拥挤，人人有座。
那是辆仅乘30人的汽车，但由于当时是土路，加之战争年代，无人维修，乐亭到滦县70华里的路程，竟颠簸了两个多小时。
到了滦县火车站，那时由西开往东北的火车一天也就两趟。我们买的是晚上6：30的火车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坐上火车。
火车运行一个多小时，到了昌黎车站，就听乘务员喊：“旅客请注意，前方道路出现故障，现在停车。”于是，我们只好在火车上过了一夜。天大亮后，火车继续前行，于中午12点多钟，才到了锦州火车站。
我和邢焕林一人扛一个行李，由邢作善领着，走出了车站。在广场前坐上了马车，前去源合永皮革铺。锦州城在锦州火车站西南，相距有3里多路。约半小时后，我们到了这家皮革铺，下车后安排了住宿。
源合永的大掌柜叫马从龙，辽宁建屏人，在商界颇有名望。不几天他就先给邢焕林找了个去处，就是位于北街道西的庆义永丝房。那里经营的商品有绫罗绸缎、衣料、各类化妆用品等，是家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店。又隔了几天，给我也找了一个去处——位于东街路北的福源长百货商店。
这个商店的规模也不小，之前是日本人开的大罗新商场，经营的商品与庆义永一样。商店的售货大厅里，东西两侧各摆着一溜货架。东侧货架上陈列的是各种日用品，西侧货架上陈列的是各类丝毛棉麻等织品面料，如子贡呢、缎背绉、横罗、竖罗、舒良绸（靠纱）、大缎子、花缎子、串绸、各类卡基、伏绸、各色亚麻织品和花布、条绒等。还有白大布、黑大布、海昌兰大布。这三种布既零售又批发。一进门，转圈儿都是四合一式的玻璃栏柜，里面陈列着各种香水、口红、发腊、雪花膏等化妆用品，以及香皂、牙刷、牙膏、领带、名牌男女长短袜等。大门两侧有宣传橱窗，里面陈列的商品隔几天就换一回。大厅北面有掌柜的办公聚会室。北院有一幢铺着木地板的三层小楼，为宿舍和餐厅，另有两间伙房。小楼的东侧有三间仓库。仓库南边有一个厕所。另外，院落中间部位，还有一口渗水井，因那时市政建设尚无排水设施，故废水都是在这里消化掉。
福源长百货商店，是辽宁建昌县的几家股东投资开办的。店房为租用，房主是当地的一位臧姓老中医。大掌柜叫叶子祥，建昌人，在店里属于“连东带掌”，在锦州市颇有名气和威信，是全市百货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二掌柜杨明远主抓业务，三掌柜殷成章负责处理账务。账桌先生董永、赵益丰（昌黎人）、孙文选、陈忠选、赵建华，均为“吃份子”的小掌柜。大年青的、小年青的店员8人。
我初到，在北院一楼，与其他4人同住在一个大炕上。过了约一个月左右，大掌柜叶子祥叫我搬他屋住去了。他有一个儿子，正在城里读初中，没有其他家眷，就我俩住一间，因此较为宽敞。我要为他打洗脸水、端漱口水、拿尿壶、倒尿壶。其他的活儿倒没有。买菜是我包办的活计。每天早起，我到大师傅那里听他吩咐，然后就挎着篮子到南街一家菜店购菜。久而久之，这家菜店对我也熟了，态度格外亲热。买回菜后，掌柜的该起床了，我则为他打水洗脸、漱口、倒尿壶。
吃饭是全店人一起，大园桌一围。一般是一天两顿饭，主食均为大米白面，有时也有秫米等。早餐和午餐均有几个炒菜，掌柜的和大小年青的，都在一起吃。早餐后就到门市部，打开大门闸板及橱窗栏板，开始营业。
我先是站东侧栏柜。商品有上海产双钱暖壶、搪瓷面盆，天津产回力球鞋等名牌产品，还有雨衣、雨鞋之类。之后不久，就让我去站西侧的丝绸栏柜了。这标志着我前进了一步。我的卷布及量布技术很快得到了提高。比如卷（板）布，把一匹子贡呢，放在栏柜外边地下，选宽长适当的木板卷起来，两头要齐，卷的要紧，标准要高，速度要快。再比如量布，首先必须把尺端平叫顾客看清，并念出声来使顾客听清，然后是撕布。撕布，别人都是用剪子剪，我则是用两个食指一掰。棉布，最多时我可一次性撕开14层。绸缎类，则需用剪刀挑剪，不能跑偏。商品的价格均用标签标注，明码实价。售货大厅的东西两侧，各挂着四个大字，叫做“言无二价”“童叟无欺”。顾客不必讨价还价。用包货纸包布也有技术，布的叠法要讲究，不能随意折叠，要顺当、压实，包出来要整齐好看。捆扎也有技术，既要省，又要快，断绳经的姿势也要好看、利索。结算价款，一般是在包装好后用“心”算出。如是一次购买多样商品，则要一样一样，用珠算当着顾客的面计算。顾客认同后，交付货款。款到手，要向顾客唱出，你交的是多少钱，或正好，或应找回多少钱，都要跟顾客说清。顾客走了，还要送上祝福之类的话语。上述这些程序动作，掌柜的会在一旁观察，看每个年青的业务、技术水平高低。如果因说话不当，该售出的商品未能售出，顾客不满意，掌柜的就会上来批评。
到了天黑，停止营业，上好窗板，关好大门，我们8个年青的在栏柜旁一字排开，各用自己的珠算拢账。拢账，就是把一天的售货款加起来。我们商店因实行名码标价，货款统一交账桌先生处收款，所以，由董先生一人念账，我们各打各的算盘，最后看谁先报结果，而且算的准确。每天销售的商品一般有七八百笔，多时达一千多笔。董先生最后念的一笔尚有余音，我就报出了结果，不仅快，而且准。经再次重复，如没有打错或念错，两次都一样，就算准了。
我之所以打得快、打得准，与在学校上学时的珠算课有关。上学学珠算时，加减乘除“飞归”“打跑算”（重复打16875和1953125），练习的就是快而准。对此，父亲也曾有嘱咐：“你一定要把珠算学好，将来住地方用的着。”可是，老师教我们时用的是毛算盘，学生用的是大珠算盘（即上边两子，下边五子），而我们商店使用的一律是小算盘（上边一子，下边五子）。这是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后开始使用的。
因为我打得又快又准，报账时嗓门儿唱得响亮，引起了掌柜们，尤其是董先生的注意。不到一个月，就叫我协助董先生料理财务事项去了，跑银行、跑钱庄都由我来干。
在锦州，当时有中央合作金库、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均属国办，均在城外北马路火车站方向。当时东北货币是“东北九省流通券”。因钱毛，货币量大，存款时要用一两个*麻大**袋装，然后由我一人雇马车分别向上述三家银行交兑。因为他们对我们商店均有*款贷**提供，所以需要现款时，也同样要从银行提出，用马车拉回。
按照银行要求，商店的售货款必须把纸币铺平，折叠处展开，面额要往一面顺，正反要一致，不同面额要分类。弄整齐后，要用纸带以100张一把儿捆好（捆币也有技术），再以10把儿一捆儿，用麻绳打“工字扣”捆紧。一切弄齐了才算合格。当时的做法和现在银行的做法基本一样，或许现在银行的做法就是从那时延续下来的。
钱庄是由个人开办的，它和银行一样开展存贷业务。锦州市当时有六家钱庄，其中有两家与我们商店有业务关系，我经常去这两个钱庄办理业务，但比上述三家银行少些。我和这些金融机构的业务人员来往日子长了，熟悉了，办事也好办了，顺利了。将近两年时间，所有存款、取款、*款贷**、还*款贷**、汇款等业务，都由我一人跑办，从未出过一次差错，都是准额准时办完。
掌柜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又叫我帮董先生写账。那时商店账目全是原、入、出、存的桑皮纸装订的方形流水账，较借贷式簿记账简单得多，主要是看水笔字写的好坏，当然数字也必须准确无误。这些我不用新学，有一定基础，很快熟悉了这套做法。这就是一个“账桌先生”的成长之路。
除跑办金融、财会手续等业务外，还有收验进货的包裹。商店的商品多由天津市北马路的一家久昌号批发商处购进，运输方法主要是通过邮政局包裹发来。包裹单送到商店后，我即雇用马车，前往锦州市邮政管理局货物大厅去取。该局也在火车站附近，距商店有3里多地。有时到货多，一个马车拉不了，则需雇两辆。我把每辆车装载的件数记清后，坐在后一辆马车上，以便监管。到商店后，则由全体店员搬入营业大厅，进行拆包验收。
还有一个任务，掌柜的也包给了我，就是当顾客购货未带款时，由我随人去取。
在家时父亲就跟我讲，东北有一种人，叫“拆白*党**”，专干骗人骗财的事。例如，从商店购了商品，他说带的钱不够，要随他回家去取。到了家门口，他叫你在门口等，说进屋去取。结果，左等右等也不出来。向人一打听，才知道此处根本没有此人，他早已从别处溜走了。
还有的以夫妻名义，抱着小孩儿到商店购货。挑选过程中，谎称小孩睡觉了，得找个房间让孩子睡觉。店员帮他安排好了，回来挑了很多值钱的商品，也说没带这么多现款，先要把东西拿走，叫保姆取孩子时再把款带来。结果，根本没人来取孩子。回屋一看才发现，那孩子是个胶皮人儿。
父亲还讲了一种“抵龙换凤”的骗术，把看到的样品换成假的。例如常见的现大洋买卖交换，看样品真而又真，付货时里面卷的却是大铜子儿。因为大铜子比现大洋薄而且小，所以行骗的人包裹大铜子儿时多是用牛皮纸卷，卷出的长度、圆度能和大洋一模一样。
对于这些，在我脑海里，都是有所警惕的。
我第一次跟人取货款，是小掌柜赵益丰支使我去的。因为我俩都是关里昌滦乐的老呔儿，心理感觉很近，平时他也很关照我，所以他一支使，我就跟着去了。
临出门时，他告诉我要盯住人，所以一路上我特别小心。那次那个买货的人是一个国民*党**大官儿，也不知是哪级官儿。他带着夫人、保姆到我们商店挑了许多高档布料及化妆品。我随他们取货款时，是跟他们一起乘美式*用军**吉普去的，地点是北马路一个大院里的办公大楼。门前有两个站岗的，大牌子上写着：“东北剿匪司令部锦州警备区”。车开进大院后，下了车，我紧跟那位军官上了楼。他的办公室在三楼。进了办公室，他向他的副官说，买了点东西，需多少多少钱，你付给人家。那位副官立即取出现款（东北九省百元流通券）点给了我。我一点，多出了一张。我又数第二遍，仍是多一张。于是，我拿出一张退给了那位副官。那副官却说：“不多，这是给你回去的车费。”我表示感谢，随后就下楼了。
打车回商店后，我向赵益丰小掌柜述说了取款的经过，并将剩余的路费，交给了账桌董先生。
商店每天关板停止营业后，先拢账，然后就是搞卫生、扫地、撴地、擦拭货架栏柜等。按照父亲嘱咐的，要有眼力见儿，我都是把用过的笤帚、墩布等存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一旦要用，便能立刻拿到手。因此，每天开始搞卫生时，我都是比别人先行动起来。而有的人这时不是找不到家俱，就是傻呆呆地闲在一旁。这些情况，无疑都会被掌柜的看在眼里。
除此，门市宣传橱窗，我也总是勤换，经常更新样式，以免把商品弄脏，影响售出，造成损失。布置橱窗，我主要是利用别人吃夜饭的时间去干。吃夜饭，在店里是一件公开合理的事，有时掌柜的也去吃。因为店内一日两餐，早餐是干的，一般八点钟吃完；下午三点多吃晚餐，为不影响营业，店员们都是轮换着吃。每天的晚餐，大师傅都是故意多做一点，以备谁饿了谁来吃。我从来没吃过夜饭，利用这段时间，我不是更换橱窗，就是练习打珠算，熟悉商品基本知识。
我时刻记着父亲嘱咐过的话：要勤奋干事，节俭办事，主动干事。在这方面，如商店来了客人，有的是熟人，有的是头次来，我都赶忙向前去打招呼，打门帘、沏水、点烟，问声有无吩咐，再退到屋外。还要注意来客的动静。听到客人起身要走时，赶紧跑过去替客人掀开门帘；等客人及掌柜的走出屋门后，放下门帘，又赶紧跑去打开前面的大门；待客人走后、掌柜的回来了，再把大门关好，回到栏柜售货。再如，每次进货，会拆下许多包装纸和捆货用的绳经，我从不随意扔掉，总是一一捡起，归拢到一起，以备再用。还有，杨、殷两位带家眷的掌柜，都在离商店较远的地方租房子住，每天早晚我都会跑一趟，看他们有什么活需要干，有什么事需要跑办等。这样，我与两位老大婶也熟悉了，她们对我很好。没成想，没过多久，她们两家就成了我在硝烟炮火中的避难之所。
到了这年年底，情况出现了：我们一起的8个年青的，有4个被顺了行李（掌柜的叫店员把行李顺摆过来，以示不能再住，行话就叫“顺行李”）。打电话给承保（即保人），让他们到商店来领人。我店的电话是日本挂机式的，至今我还记得号码是2432。掌柜的叫我拨通4个成保人的电话，向他们说明情况。
我想，这是掌柜的认为这4个人干得不好，不勤奋，不主动，没眼力见儿，干活不实在，来了顾客不知道搭理，说话不热情，有的坐在货架下层的平台上发呆，不知想什么，等等，所以他们遭到了辞退。
大年三十吃年饭，掌柜的和我们年青的一块儿喝酒吃饭，并放假三天。这时，我第一次吃到了海参、燕窝、鱼翅之类的山珍海味，第一次在锦州大戏院观看了京剧，第一次在大陆电影院看了天字第一号电影，第一次吃到人和美糕点铺的萨其玛。
过年虽然吃得好，但还是非常想家，想家中的父母。商店的规矩是住店不满三年不准回家，这是历史留下的旧律。三年内还没有薪水。掌柜的、有股份的，按股分红，还要给一定数量的年薪；小掌柜的、放了份子（即在盈利中有一定比例回报）的，也另外有一定的年薪。唯有年青的，一年干到头，只是管个饭，没有薪资。我倒不错，虽无年薪，这年年底，掌柜的却奖励了我一点钱，叫馈赠，只是记在了账上，并没有给我现金。
这年，由家带来的夹衣单衣都没用上，因为家做的都是老式衣服。掌柜的们有的穿长袍，有的穿西服，而我们年青的则要求穿中山装。因为我们商店就卖这种面料，当时叫“洋服料”。我做了两身，以便换穿。还用天津产的羝羊牌驼色毛线织了一身毛衣裤，冬天则不穿棉衣了。这些花销和平日的开销，都记在了个人账户上。当然，要事先征得掌柜的同意，不能个人想用啥就用啥。
这一年下来，商店的一切事务我都掌握了，并能着手干，自然也就成了店里的骨干。
但当时（1948年）国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引下，我东北*战野**军已对锦州、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周围的小县城，开始全面占领，并逐步实现了对这些大中城市的包围与*锁封**，断交、断粮、断绝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国民*党***队军**人心涣散，城市百姓惶恐不安。
为了补充粮食和*器武***药弹**，城内的国民*党**驻军不得不依靠北京过来的飞机空投。因为有时降落伞不能及时打开，空投的*弹炸**把房子都炸坏了，炸死人的事接连发生。空投的食品等物，老百姓上去就抢。这样，一连一两个月，每天都有几架飞机前来空投。
为了实现对我军的反包围，国民*党***队军**日夜构筑工事，修筑碉堡，在城市周围深沟高垒，以防我军进攻。凡18—45岁年龄段的人，都要被抓去充军。我们商店除我年龄不够外，其他几个年青的不是被抓去了，就是吓得跑回家去了。有个叫马明悦的，昌黎县人，他在店里是个大年青的。被抓去后曾回来过一次，当时穿着绿军装，戴着牛角帽，但以后就再没见他回来。
为了应付营业，那时我们商店都是开半天即关闭，只有我和小掌柜赵益丰支撑，连账务也都是我处理。说是处理账务，其实已没多少账务可处理了，因为上街购物者已越来越稀少。
从这年8、9月起，我东北*战野**军开始对锦州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少量的炮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攻击越来越紧，发炮量也越来越大，商店全部关闭，街上已很少行人，都在家里或机关院里的防空洞里躲避。
这年旧历八月十五刚过，锦州城里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说这场战斗是林彪司令员亲自指挥的，他号召城内的国民*党***队军**自动放下*器武**，免遭灾难，并说某月某日一定要拿下锦州。后来听说，当时有不少国民*党**军人带枪出城，向我军投诚了。
一天下午，一发炮弹正好击中我们商店门市部的大厅，屋顶顿时塌落下去，货架、栏柜、商品全埋在了废墟里。此前，我们商店的几个人正与东隔壁金店的人躲在一条仅有一米宽的夹道里，与我们门市部只有一墙之隔。随着这声爆炸，人们顿时慌了，呜哇喊叫地从夹道里往外跑。一开始，我就被众人踩在了脚下，但那时没人顾得上我，我只好任凭他们踩踏。等我爬起来时，多数人都已经跑出去了。
我爬起来后赶紧跑回宿舍，找到我那个包着新织的毛衣毛裤及内衣的白布包裹，又纵身从两米多高的后墙跳下去了。因为我们商店的后面就是锦县县政府（今已迁出锦州市），我跳进的地方正是锦县县政府的大院。院里有办公大楼、防空洞。但当我跑到洞口准备躲进去时，却被人拦住了。这时天空飞来的*弹子**像雹子一样，稀里哗啦地掉在地上。我急坏了，心想：往哪儿躲呢？情急之中，我想到了西街源合永皮革铺，可离这里还有一里半远呢。
但为了躲避那雨点般的枪弹，我还是顺着街道，在两边屋檐的遮蔽下，摸索着向前跑去，途中幸未中弹。但赶到皮革铺门口敲门时，屋里却没人答应。这时大街上的枪弹打得更密了，有的房子着了火，有的人中弹后又被烧焦，看上去非常害怕。没办法，我只好又冒着枪弹奔了南街我们二掌柜杨明德家。这里离杨掌柜的家也有一里多地。我以跑百米的速度，沿着房檐、雨搭、墙跟儿，拼命地往前跑去。
这一阵子攻打，持续了有一个多小时，当我跑到杨掌柜家时，枪弹才少了些。杨掌柜和他的老伴，以及他那读初中的儿子，已从防空洞里出来了，正在做饭。这个大院的房客，除了杨掌柜一家（租住的是三间正房），还有另外几户人家。我把商店被炸的情况跟杨掌柜一说，他立刻现出了悲观的神情。
这是我第一次大难不死。真是“大炮*弹炸**未炸死，枪林弹雨未伤身”。
这是我军按一日两餐的规律进行的阶段性炮击，即：早餐过后，等老百姓躲进防空洞时，即开始炮击，中午做饭时停下；午餐过后，等老百姓再次躲进防空洞时，则再次开始炮击，直至天黑前停下。夜间一般不再开炮。那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有信号弹升起的地方，一会儿准有炮弹朝那个方向打来，看来这是有一定目标的。这样的炮击持续了大概有十多天。所以，随后一段时间，我就住在了我们二掌柜杨明德家。
10月14日下午，我*战野**军由南大门打进来了，很快将国民*党**军赶出了锦州城。我们住的地方离锦州城的南大门不远，*战野**军前沿部队打到我们所在的大院时，我们在防空洞里听到了他们的喊话：“谁在防空洞里，快出来！”我们齐声喊：“我们是老百姓！”可能是外边没听到，一颗甜瓜式*榴弹手**，随后就顺着洞口轱辘了进来了。幸亏没轱辘多远就炸了，否则，洞内的十多人全都得被炸死。
尽管没人被炸死，但呛人的*药火**味儿却立时扑面而来，呛得人连呼吸都困难。这时有人喊：“快打开北出口！”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地扒开堵在北出口的土袋子。露出洞口后，人们赶紧往上爬。因洞口太高，下边还得搁人推，我好不容易才爬了出来。回到家时嘴里还有苦味儿，头发上沾满了黄色的粉末，长薄棉袍的白里子也被熏黄了。
这是我第二次死里逃生。
当晚，*战野**军占领了锦州城。我们住的大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战野**军的官兵，他们有的在屋内，有的在屋外，都是往那儿一躺就睡着了，连做好的晚饭都没人吃。据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但当他们一觉醒来时，却有消息说，美国人正支着国民*党***队军**从葫芦岛方向打来。于是，他们吃过早饭就从东北方向撤出去了，但后来并未见有国民*党***队军**打来。
又过了有四五天，我们大掌柜叶子祥带着大年青的牛光华来了，找杨掌柜商量去天津的事。早在锦州被围困前，我们商店就将部分财产转移到了天津，这时锦州商店已被炸毁了，所以需要去人把天津的财产处理好。大掌柜决定带牛光华和我同去。当日吃过早饭，我们三人就上路了。临行前，杨掌柜给了我们每人3个袁大头（民国初年发行的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也叫“大头”）作为盘缠。
我们由锦州南大门出城，蹚过大凌河，直奔高桥、锦西。过大凌河时，我们见河水已被血水染成了浅红色，河水尚在流淌，边缘地带却已结了一层薄冰。
这天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到锦西牛光华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多里，到了兴城，找了家小店铺住下了。第三天一早启程，又走了一百多里，住在了绥中。
第四天早起，直奔山海关。这时大路上行人缕缕，已形成了长长的队伍，都是由锦州跑出来的。我们走到离山海关一里左右的一个地方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山海关城楼上的国民*党**军突然向我们放开了机枪，我们撒腿就往回跑。*弹子**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我们只好猫着腰，顺着公路边沟跑。一口气跑出去了三里多地，听不到枪声了，才敢稍稍放慢了脚步。
此时我们已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所幸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弹子**击中。后来我们停下脚步，准备打听好进关的路线再往前走。恰好遇上了当地的一个农民，他告诉我们：想绕开山海关，可走北面一个叫九门口的长城小口（地属抚宁）。于是，我们按照这位农民指引的方向走去，结果不错，过了九门口不远就看到了一个村庄。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走到庄里，我们碰上了一个秋收打场的农民。我们跟他说我们是商人，是从锦州来的，想到天津经商，能否住一夜。这位农民真是善良，爽快地答应了。他把我们领进家，腾出了一间屋，找出了一些行李，又为我们熬了一盆新小米粥，炒了些花生米，吃完后就休息。
连续走了几天，我们两个年青的都快撑不住了，更不用说叶掌柜了，当年他已年过五旬，更是累得够呛，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起，已是我们从锦州出来的第五天了。房东又给我们做了早饭，有稀饭，有烙饼。吃完后，为了答谢这户善良的人家，我们把身上带的银元给了他们两块，之后就告别了他们，开始绕道向西北方向走去（不敢再顺铁路直走了）。
傍晚，我们走到了一个集镇，一打听，叫刘田各庄，归卢龙县管。我们在那儿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了，次日一大早，又直奔滦县方向走去。
刚到滦县火车站，就见到了在乐亭县夏毛庄小学做事务工作的姜老师，当时他正摆摊儿卖布。他对我也很熟悉，虽然说话时间不长，但他跟我说了家里发生的许多事，当然都是有关于土改的。姜老师家成分高，他这次一个人出来卖布，主要就是为了回避贫农团的斗争。他又向我打听了锦州的情况。此时我思亲之心骤然强烈起来，于是向大掌柜叶子祥提出，想不去天津了。他立即表示同意，并问我：“你一个人能走回乐亭么？”我说：“能，我可以打听着走。”就这样，他和牛光华两人上火车去了天津，我则转身朝乐亭方向走去。
在法苞处（地名，发音如此，不知应是哪几个字）要过滦河。过滦河是一个大摆渡，交款才能过河。可我当时身无分文，但当我说明情况后，支船人看看我年龄小，说话又是乐亭口音，还是叫我上了摆渡。过了河，我自己大估摸着向东南方向走。
快到中午时分，在一个村口遇上了一个挑着担子，准备给收秋的人送饭的人，我上前打听去乐亭的道儿该咋走。那人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锦州。他向我询问打锦州的情况，家在哪里，何时去锦州学商的，家有什么人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你别走了，到我家住着吧，乐亭那里很不安宁。我说我太想家了，我的父母正惦着我呢！于是，他把送饭的担子又挑回他家的大门口内，把饭菜拿出来，摆放在我面前，说：“你先吃吧，吃饱了走着好有劲！”那是秫米爬豆干饭，还有熬豆腐，我很快吃完了，向这位恩人告辞说：“谢谢您，以后一定来看望你！”可惜，这事却成了我的一大遗憾。后来50年代在滦县学习，我还一直打听这个村庄叫啥名，但始终没有打听到，所以诺言也就一直没有兑现。
那天，我吃完了，他收拾了一下，又挑着挑子，给地里收秋的人送饭去了，我则按他指引的方向走去。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走了弯路。原来，这里是归昌黎管辖的靖安镇的一个村子。我又按这人指引的方向，继续住前走。
走着走着，前方约一里远的地方来了一群人，手里都拿着枪。他们用枪指着我说：“举起胳膊来！”我顺从地把两个胳膊举了起来，像投降的样子。那些人越走越近。及到对面时，他们问我：“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乐亭人，在锦州学买卖的，锦州解放了，我们商店的房子打塌了，这次是回家来了。他们一听我是乐亭口音，长得也是个孩子模样，枪就不对着我了。又看我身穿棉长袍，头戴礼帽，脚穿高筒胶皮鞋，两手空空，就解除了对我的怀疑，并指定一人把我带走，其他人则继续向前巡逻去了。
被指定的那人把我领到了汀流河镇刘石各庄村公所。一进院，我就听到上房有人正计算着土地面积。旁边一个屋子里有个60多岁的老人，他是看护村公所的。带我来的那人吩咐他说：“快给这位从锦州来的小买卖人做点饭吃，今晚就让他住你这儿吧！”那位老人很快为我做了一小盆疙瘩汤，我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躺在炕上睡着了。
谁知这一睡竟睡过了点儿。老人为我准备了早餐，烙了饼，放了汤，看我睡得正香，没敢老早地召呼我，太阳老高了才把我叫醒。我一骨碌爬起来，擦了把脸，赶快吃饭。当时心里急呀，恨不得一步迈到家。吃了饭，辞过老人，我顺着公路就向乐亭县城走去。
刘石各庄村距县城25里，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走到了县城。
走到东街，恰好碰见了我家东隔壁的冯志诚（富人家），正推着车卖切糕。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怎么这么一年，就发生这么大变化呀！当时他已年近五旬，但按村里的辈份，他应管我叫叔。他说：“你走后，我*奶大**想你，想得天天在大门口望。最近又听说打锦州。一个多月来，见着有人从外边来，就打听锦州的消息，但没人知道。快回家吧！省着我*奶大**惦着你。”听他这么一说，我的脚步就更快了。
父母一见我回来了，当时真是喜出望外、热泪盈框啊！母亲说：“我刚从门口回来。等啊等啊，可回来咧！”这时刚上午10点多，母亲就开始为我准备午饭了。我坐在屋内靠东墙挨炕的太师椅上，摘掉礼帽，用手通了通头上的长发，*榴弹手**爆炸时钻进去的黄药末还在往下掉。这时，东邻冯志诚家的及其几个孩子，对门于家、肖家、王家的大人和孩子，还有原来一些小伙伴，都涌进来了，向我问这问那，并诉说离别之情。此时我立刻想起了杜甫《羌村三首》中的诗句，只是当时没有咏出。
当晚，我和离家前一样，睡在了母亲和父亲中间，又回到了往日的温馨与幸福之中。
这一夜，父母向我讲述了我走后村里发生的许多事：西邻邢家的土地、房屋、衣物、家具全分了；周家搬进了两户贫农，多余的土地分了；东邻冯家，照顾其孩子多，房子未分，但多余的土地分了；东头王家，房屋、土地全分了，因为平日脾气不好，还遭了贫农团的打骂；西头张家大院，人都平安，只是房屋、土地、浮物全分了；照顾到我家没人手，平分时贫农团把后边与庄窠地相连的最好的3亩地，还有东庄头1亩多地，分给了我家，还分给了少量日用品。我是回家后村里才分给了村东5亩地。另外，母亲还介绍了谁谁谁当兵去了，谁谁谁跟我一般大，但都在家里未出去，等等。
这正是：十五离家十六回，商未学成命遭危。初尝人世辛酸苦，留得日后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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