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以来，代表官方的国子监、太学、府学、县学等绵延不绝，民间的书院书塾此起彼伏，数量繁多，但受封建社会歧视女性、男女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影响，上述教育场所招收的基本上都是男性。
虽然上下五千年里，屡有知书达礼的才女绽现，甚至东汉“曹大家”班昭、晋“文宣君”韦逞母宋氏还曾经担任过皇家女教师，但除了像民间传说里祝英台那样女扮男装混进课堂，明代异端思想家李贽、清朝风流诗人袁枚冒天下之大不韪招收女弟子外，大都是家学家教造就，比如温州宋代女诗人钱文婉，清代女诗人谢香塘、周秀眉等，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知识程度总体上极度低下，荒芜一片。只有进入晚清，随着国门打开，社会风气转变，人心渴望变革，“教育救国”理念勃然兴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才纷纷勇敢地跨出幽深的闺阁。
温州早在东晋太宁二年（324）就建立了永嘉郡学，同样到了晚清，女学女校才开始在瓯越大地上生根发芽，女子小学遍地开花，到了民国，更是增加了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女子成人教育学校。可以说，温州女性除了高等教育，现代教育的主要门类完备无缺，其过程从晚清开始，贯穿了整个民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由此，也可以看出温州近现代女性教育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
温州第一所女学
站在市区高耸的兴文里大厦下面，望着钢筋水泥的当代建筑，周围停满了高级轿车，已经没有人能看得出这里曾经是温州第一所女学原址，其主办者竟是一位跛着足远渡重洋而来的外国传教士。翻开中国近代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记载：*片鸦**战争之后，大批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布道传教，并常常选择了开办教会学校，其中就包括了女学，既向国人传播基督教义，也对国人进行济弱扶贫。
清同治六年（1867）11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英国籍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乘坐轮船从宁波转到温州。当时市民大都没亲眼看过金发碧眼的老外，曹雅直不但金发碧眼，满腮胡子，而且还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
由于外貌形状怪异，因此他外出传教，市民少见多怪，厌恶又惊怕，往往避而远之，更引发好奇少年尾随追赶，投掷瓦片小石头，还给他起了绰号，叫嚷着：“洋鬼”“红毛番”“独脚番人”，把他围困在中间。听不懂温州话的曹雅直经常被纠缠得无法脱身，无奈之下，只好朝地上撒下一把铜钱，趁大家乱哄哄弯腰俯身拾取时，快步开溜。
如此处境，自然难以打开传教局面，以致于在温州辛苦传教一年多，只有两名市民成了信徒。“为什么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面对自己当初的誓言，曹雅直并不灰心，他尽力融入温州社会，穿起长衫，蓄起辫子，学说温州话，竭力中国化，还实行“曲线救国”，通过办学来达到传教。
1868年，他在市区花园巷自己的寓所办起了一所男子书院，把不少学生发展成信徒，但随着男性信徒的增多，缺少女信徒的问题日益突出。故技重施，1877年，他在附近铁井栏买地开办了一所女书院，从收留两三名贫苦女孩求学开始，1902年改为育德女学堂，这就是温州第一所女学。“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识字便有了才，育德其实也等于育才。
开办之初，女子读书风气未开，再加上那时女子大都缠足，三寸金莲行走不便，很多女子因达到适婚年龄，在外抛头露面会让人说闲话，因此都不敢出门，女书院又是浓厚的“洋味”，社会上还谣传洋人挖心肝制造药物，有心读书的女子顾虑重重，家长竭力*制抵**，招生之难可以想见。
据学者苏虹介绍，曹雅直开出了各种优惠条件吸引生源，凡入学者，免费供给饮食住宿、衣服被子、书籍笔墨，每月还补助其家庭十块银元，这种经济上的实惠与扶贫，极大吸引了广大穷困的市民。而成绩好的女生，还可以资助她出国深造。此外还规定不准裹脚缠足，已经裹脚缠足的，应该立即放开，上课前要检查双脚，发现裹脚来上学的，没收裹脚布。这项措施的人性化，顿时博得了深受其苦的女子的热烈欢迎，入学女子日渐增多。
但在布施优惠的同时，曹雅直不忘自己的传教士身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读书至十八九岁时，由校方代为选择信教人家为配偶，不得嫁为教外人，若有违反，加倍偿还一切费用，双方签订下合同为据。这放在当今，无疑是触犯《婚姻法》与婚姻自由的霸道做法。
而在课程设置上，曹雅直同样“中西合璧”，既传授传统国学，如四书五经，也灌输圣经，如旧约新约，女生还要参加宗教活动，后来顺应潮流增设了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等课。
女学，无疑是女子也有受教育权利的现代*权人**思想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互相妥协的产物，因此先天注定了对男女界限的固守。育德女学的女生入学后，几乎与外界隔绝，每日大门上锁，校外男子严禁入内，平时不得与男子交谈通信。星期天上教堂做祷告时，女生坐过道左边，男生坐过道右边，女左男右，“三八线”分明，彼此不许打招呼，甚至连侧目而视也不行，“非礼勿视”的严厉程度赛过修女与教士。
曾毕业于该校、后任该校校长的黄秋芳回忆，若违反上述校规，“就囚在小屋禁闭数小时，或罚吃淡饭数餐，甚至用皮带拷打至红肿。一位叫爱莲的女生，因为与男子通信而被开除”。就像新生事物往往有利有弊，育德女学既带来了文化，有时也像一座森严的女子监狱，实施野蛮的体罚制度。
曹雅直夫妇
晚清女学的兴起
在外国传教士开创温州女学后，本地知识阶层也意识到女学是教育时尚，提高女子知识与素质，国人有责，不能让老外越俎代庖。1903年，寓居瑞安的四川人萧侃在瑞安市区汇头街创办女子蒙学堂，其女萧仁果任教师，当时科目只有国文、历史、地理三门，但摒弃了教会女学的宗教色彩，学生也只有10来名，规模类似私塾，却开了温州各县女学风气之先。
据《平阳文史资料》第2辑张君文，当年春（亦有说法为1901年、1902年），平阳士绅陈少文也在平阳顺溪镇自家别墅“适舫”创办了益智高等女学校，招收自己家族的十几位姑娘为第一批学生，校名是一代大儒孙诒让题匾，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裔、诗人冒广生题写了对联：“亭临水次曾无地，室在林间又有天。”相比育德女学免费供给饮食住宿、衣服被子、书籍笔墨，该校也实行免收学费。
说到早期女子小学，更知名的，还要追溯1882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来温传教，1905年，其妻英国人苏露茜（洛熙）在苏慧廉支持下，在市区康乐坊天灯巷公馆里办了一所艺文女学堂，我市著名女革命家胡识因（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妇女部长、*共中**浙江省妇运委员会主席）就是在此开始了她的启蒙教育。
胡识因
她回忆，“在艺文女学读书，不用缴学杂费，书本由校方发给，每日中午还可在校午餐。年终考试成绩优良的，能得到鞋、裤料、手巾、耳环等奖品。但所读的书，都是有关耶稣教内容的。星期日，学生要到嘉会里巷礼拜堂做礼拜。程度高的学生，还要用阿拉伯文字写‘道理’。两位教师和一位厨娘，均是教徒，饭由学生分组轮流烧。”
艺文女学同样反对裹足，但当时放足女子仍然遭受着社会的非议，苏露茜在所著的《A Passport To China》（直译为：通往中国的护照）一书里记叙了有一天，一位女生来到学校后生气得流泪，在房间的角落里用一块布给自己重新裹脚，她询问才知道，是她早上上学的时候，听到街边长凳上坐着的工人嘲笑她：“有张她妈妈的脸，却有双她爸爸的脚。”
但苏露茜坚定地推行放足，天气好的时候，她让女孩子放学后留在绿草地上嬉戏游玩，“她们会围绕着我做游戏，玩老鹰抓小鸡，她们会装长脚鹳、橘子和柠檬，狐狸和鹅，她们尽情地跳跃，最后我意识到这就是天足的美与价值。”
而作为教会学校，艺文女学的校规也跟育德女学一样严厉，“苏师姆（苏露茜）对女生管教很严，书读不来或有其他犯规事情，要用戒尺打手心。随后又调来一位谢师姆主持校务，她比苏师姆更凶狠，管束学生是很残酷的。校中有一位牧师的女儿金某某，当年已十八岁，当谢师姆知道她和一教外青年通信后，认为是犯了罪，就指派女教师把她监视起来，并把她打得遍体青肿，后来又逼她嫁给永嘉山底一个教徒为妻。”当时怀有正义感的同学，都对此非常不平，而胡识因也正是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强烈不满，便转学到市区后来开办的另一所女学——大同女学。
在1903年萧侃创办女子蒙学堂后，女学女校呈现每年都有开办的热闹景象。1904年是艺文女学。1905年春，平阳姜会明、黄益谦在平阳昆阳镇设立毓秀女子学堂，我市民国著名画家蔡笑秋、蔡墨笑姐妹就是就读于此。而1906年更是迎来了一个女学开办年。
造姆、德象、大同，各地名校涌现
1906年1月，乐清北白象镇创办了造姆女子初等小学堂，是为乐清第一所女学。创办人黄解，字漱泉，今乐清北白象镇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海归人士，同盟会会员，后任浙江省参议会议员。喝过洋墨水的黄解思想开明，先后聘请乐清维新志士陈乃新之妻、“西乡六君子”之一的石聘南、当地人赵蔚斋为堂长。
其中赵蔚斋兢兢业业，长期投身女学，任教长达二十来年，教出了大批女弟子，直至年迈头白仍然无怨无悔，为此，南怀瑾恩师朱味温曾经赋诗称赞他为“玉阶兰桂青箱业，红粉门生白发师”，相比李贽、袁枚当年收女弟子饱受卫道士攻击责骂，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清末温州育德女学师生出，自曹雅直夫人《中国传教26年》
接下来的2月3月，瑞安县城创办了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子初等小学堂，皆为孙诒让取名，学额各30名。之所以一办就能办成功三所，跟孙诒让带头支持与提倡女子放足大有关系。
作为教育家，孙氏深知教育必须男女一视同仁，但当时女子缠足，不利于行，更别说出外读书。1902年，他与“东瓯三先生”之一的宋恕，以及堂兄弟孙诒棫等发起成立“劝解妇女缠足会”，由其叔母林氏（即孙锵鸣夫人）任会长，规定入会者率先放足。孙家如此名门望族大力提倡，瑞安放足之风顿时蔓延开来，这为瑞安女学创办奠定了良好基础。德象女子小学创办时，放足女子纷纷报名，转眼就满员了。而孙诒让更是把自己女儿孙韵箫也送进德象入读，为世族世家子女的入学起了榜样作用。
这里必须着重提到的，德象、毅武的创办者吴之翰。吴之翰（1867—1931），字之屏，瑞安人，晚清廪贡生，其孙回忆，因仗义疏财，不顾风险不避利害，吴之翰被地方人戏称为“憨”，由此，吴之翰干脆将自己营造的八大建筑，命名为憨亭、憨台、憨楼、憨阁、憨社、憨园、憨池、憨桥，号称“八憨老人”。1925年瑞安书法家池志澂撰联并书，特意拆“憨”字嵌入：“湖上桥，桥上亭，亭上楼台，廿载经营，公真果敢者；壁中石，石中书，书中姓氏，千秋纪念，我亦有心人。”
吴之翰深怀救国图强的决心，热忱教育事业，自费创办了两校，同样不收取学生的学费与书本纸墨费，有趣的是其孙回忆：“凡进校女生名字中有莺、燕、花、柳等字的，祖父均将其改名为毅、武、强、华。其含义是中华女子不能太软弱无能，应同样为振兴中华，为富国强民出力”，可谓一片苦心，力图让学生能顾“名”思义。德象开办后，还并入了萧侃的女子蒙学堂，萧仁果转任德象堂长，由此也可见德象的成功。
与造姆、德象、毅武、宣文同年，我市学者金伯钊也在温州市区府学巷创办爱群女子学堂，自任堂长，该校虽然仅一年就停办，但当时却颇具新气象，不但上课的女教师是从上海远道聘请的，而且学生一律穿校服，佩戴校徽，时髦出众，具有超前的品牌意识。当时还身在艺文女学的胡识因回忆，“每周星期日下午，艺文女生登上市区华盖山或积谷山游玩时，遇到爱群女生，看到她们服装整齐，心里极为羡慕，有的还打算转学爱群”。
育德女校
进入1907年，有陈乃新创办乐清虹桥明强女学，以妻子为教师，以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新山歌》为主要课本。同时乐清还有组强、德淑、私立朴头等女子初等小学堂。
而当年在温州市区，继育德、艺文、爱群后，市区府城殿巷还有叶新亚、陈乐仙等创办新亚女学堂，更引人注目的是多了一所大同女学。此外，一年后温州城区还有贞一、东瓯、闺秀等四所女学开办。
大同女学为瑞安人夏松亭、池强华夫妇在市区蝉街创办，取名来自《礼记》里大同社会的理想与孙中山的大同思想。跟之前女学大都由知识分子创办不同，夏松亭本来是一位民间工艺匠师，会画像，会捏泥人，池强华更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妇女，与教育风牛马不相及。
但当时发生了“鉴湖女侠”秋瑾遇害事件，夏氏夫妇虽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却具有进步思想，钦佩秋瑾的革命行动，主张男女平等，然而办学不但要有先进思想，还要有场地经费，幸运的是，两夫妇自身办学条件不怎么样，其子夏伯龙却是当时温州警备司令，自然不愁经费场所。
转入大同女学的胡识因回忆道：“池强华任监学兼国文教员，她教国文，是利用晚上自己先学，次日再教学生，现学现教。她工作很负责，当其他班上课时，她总要到课室巡视，尽到监学之职责。大同女学创办后，那些不满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子，纷纷前来投考，少数不满艺文女学的女生以及部分爱群女学的女生，也转学过来。”
1911年冬，大同女学举行第一次毕业考试，“这天，校里张灯结彩，好像办喜事一样，非常热闹，永嘉县知事莅临主考，亲自出题目，共录取了夏道子、徐麟子、姚平子等八名优等生。举行毕业典礼时，她们一律穿黑色缎镶边、钉金辫的纺绸蓝衫，脚登黑色缎、*粉白**底靴子，显示出秀才的身份。有的毕业生还坐轿拜客请酒，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这段引文举例的夏道子、徐麟子、姚平子均有“子”字后缀，并非她们是义结金兰的闺密，而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力强盛，在崇洋（东洋）思想下，女生取名时髦多仿照日本女子名用“子”字，其中姚平子日后成为我市著名革命家，即1949年后温州第一任市长胡景瑊之母。但因为过于出风头，当时也有守旧人士用打油诗半开玩笑嘲讽：“一条辫子直长拖，不著绫绸不著罗。我道是谁真失敬，原来中国主人婆。”大同女学直到1928年改为大同小学，才兼收男女，不再是纯粹的女校。
而到1908年，瑞安有德巽女子初等小学堂、东南女子初等小学堂，乐清有赵圣之开办毓秀女子初等小学堂，苍南有金乡女子初等小学堂。此外，清末创办的还有苍南蒲城的蒲西女子小学堂，苍南灵溪的育德女子小学堂。女学俨然是遍地开花，欣欣向荣。
民国女子小学热潮
走进市区康乐坊的瓦市小学，迎面是一株粗壮茂密的大樟树，几乎覆盖了前后教学楼之间的空坦，旁边的古树名木碑记载着它已经上百年寿命，如果它有知，一定记得1912年，那一年是民国元年，清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定超的夫人胡德淑等人在这里创办了女子学馆，录取二三十名学生，创办伊始，师生以开风气为己任，带头剪掉发辫，松开小脚，以“新女性”面貌示人。
1916年学馆改为永嘉县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成为如今瓦市小学的前身。它一定回忆得起，继胡德淑之后，蔡笑秋、姚平子相继担任了校长，开设国文、算术、格致、唱歌、体操等课程，学习气氛活跃，她们满怀激情地来去于它的身旁，在浓荫下歇息乘凉，与师生们讨论女子教育。
进入民国，小学教育并没完成历史使命，可以功成身退，实际上继续发展，鲜明的标志是女子学堂改名为女子小学，并划分为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既有初等又有高等的，称为两等小学或完全小学。相应地，堂长改称为校长。此外，原来大都私立的女学，被官方介入，有了县立小学。
如今的瓦市小学
1912年，除了胡德淑创办女子学馆，我市著名书法家马公愚也倡办了启明女学。当年2月，曾任辛亥革命后乐清县民事长的曹文升带领卫兵，到乐清乡下调查一件民间的劫案，归途中不幸被匪徒绑架杀害。据学者张炳勋《怀馨阁杂俎》载，噩耗传来，该校拟送去挽联志哀，考虑到是女校，用语应该以女性口吻为宜，不料同事一时均想不出好辞。年方二十的马公愚这时不打草稿，挥笔而就，显露了文学才能：“停针数乐邑巨儒，如公有几？买丝绣平原小像，诩我方能。”联中“乐邑”即乐清县，“平原”指“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以招揽重用人才著称，“买丝绣平原小像”典出唐朝李贺《浩歌》诗句“买丝绣做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古典文学里为表达仰慕之意，而关键的，“停针”“丝绣”都是女红用语，可谓贴切。
启明女学之后，当年7月，乐清名儒、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的高谊筹办乐清县立第二女子完全小学，也称柳市女学，就是今天的柳市二小。然而创业艰难，开办之初，仅三位学生报名，高谊便与造姆女学的黄解协商，把造姆女学并入，课桌与教学用具也转让给县立女子二小，学生免收学杂费，每人每学期还补贴4斗大米，而“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高谊不但首任校长，还让自己的女儿高志骧也在此就读。高志骧毕业成年后，作为一位知识女性，成了民国时期国共合作牵线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周恩来好友张冲的贤内助。
而在县里，当年蔡笑秋还在平阳创办了龙湖女子小学，也称平阳县立两等女子小学，自己担任校长，后来专办高等小学，改称为平阳县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平阳女诗人刘蕙（温州名儒、温州府学堂监督刘绍宽之女）就读于此校，蔡笑秋之妹蔡墨笑后来也担任过该校校长。
民国元年之后，创办女子小学依然热潮未退，民国二年，瑞安塘下莘塍有淑誉女校，民国三年，苍南有南港镇育德女子小学，平阳县立女子模范小学，民国四年，平阳有蒲山女子学校，民国五年，平阳有北港第一女子学校，民国七年，文成大峃有峃山女子学校。
当时乐清共有四所县立女子完全小学，县立第一女子小学为清末的德淑女子初等小学堂改名，原是清邑庠生蔡瑞亭开办，县立第二女子小学即高谊的柳市女学，县立第三女子小学在大荆镇，县立第四女子小学为乐清名士张云雷（同盟会、光复会成员，南社社员，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后为乐清县人代会常委会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卢霞九创办的乐清虹桥女子学校。
此外，曾任福建道员的温州名士吕渭英也创办崇性女子小学，乐清有培坤女子学校，我市著名画家野夫之妻张彩莲就担任过该校教员，到1919年，甚至连偏僻山城的泰顺，其县城也创办了一所罗阳女子小学，有学生60多人。温州各县唯一没有女学的，只有洞头。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官方下令温州各县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后，这股热潮才告消散。
伍莲芸与南延宗新婚合影
中教、职教、成教，碎步跟上
如果说清末女学初创，小学教育担当了探路先锋，那么到了民国，我市的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迈着纤纤碎步，依次跟上，全面攻占了女子教育的阵地。
相比女子小学，女子中学起步较晚。据《瑞安市教育志》，温州第一所女子中学为1927年瑞安王毓烻创办的私立女子中学，次年停办。随后，1929年，刘绍宽、王理孚师徒等集资在平阳县东门也创办了一所平阳私立女子中学，学生统一服装，蔡墨笑任教，刘绍宽为校长，但可惜也是短命学校，同样次年停办。
无疑，随着社会的日渐开放，男女同校的实施，专门开办女子学校已经没有必要，这也导致了温州市区唯一一所女子中学的短暂命运。1930年，刘绍宽之弟刘仲琳在温州市区仓桥街创办永嘉私立女子初级中学，由北师大毕业生、瑞安莘塍人木节任校长，不料到了次年，旧温属六县共立初级中学成立，女中便被并入而消亡，几经变迁，成为今天的温州二中。
但对于女子职业教育来说，因为女子本身的性别特征，却在我市持续了最久，直至1949年。1919年，永嘉女子蚕桑传习所成立，传授女子养蚕种桑的技术，这应该是我市女子职业教育的开端。随后的1925年，苍南金乡、鳌江、城区开办了三所女子职业学校。
1929年，张云雷、卢霞九把乐清虹桥女子学校改为乐清县立初级女子职业学校，卢霞九任校长，除了普通学校的课程外，还有刺绣、纺织、烹饪等针对女性的特色课。
民国乐清县立初级女子职业学校现存教学楼
也是在这一年，在我市白累德教会医院院长、英国人施德福（T.A.Stedeford）的倡议下，私立白累德护士职业学校在市区海坛山下开办，招收培养女护士，1934年，他又设立了私立白累德助产职业学校，招收培养女助产士，1938年时，分别定名为永嘉私立白累德高级护士学校、永嘉私立白累德高级助产士学校，后者首任校长即为我市名医陈梅豪，直到1949年，两校才与瓯海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董若望医院护士训练班合并为今天的温州卫生学校的前身。
民国时期，政府开展了扫盲识字运动，设立了国民学校，让成年男女入读脱盲，但尽管如此，专门针对女子的成人识字教育学校，竟然也不乏萍踪，经查，瑞安县妇女会曾经举办妇女简易识字学校，1918年，乐清成立虹桥区立女子国民学校。而让成年妇女学习劳动技能的女子成人职业技术培训，在我市也出现过苗头。1931年，永嘉县民众教育馆曾经举办妇女职业传习所，1932年，乐清县民众教育馆曾经举办妇女裁缝传习所。这些，都令人无法不感叹教育对温州女性何其偏爱。
陈华鬘
投身风潮的温女师
如果说女子中学昙花一现，过于短命，难以展开精彩叙述，温州女子师范教育就丰富多了，因为它度过了整整十来年光阴。1920年秋，永嘉县女子师范讲习所在温州市区大士门附近成立，1923年改名为旧温属女子初级师范学校，创办人木节（干斋，瑞安莘塍周田人，地理兼家事教员）担任校长，教员有我市著名教育家金嵘轩（后任温州市副市长）、晚清瑞安举人伍梅荃（名守彝，以字行，曾在苏慧廉开办的艺文中学教国文），以及胡识因、蔡墨笑等人，学制两年，首届招生二三十人。
该校毕业生、我市知名女画家孙孟昭回忆：“女师除学习普通中学课程外，根据师范学校的要求，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列为主课，并根据女子教育的特点，增设家事、缝纫、手工等课。”等于兼具了职业教育的特色。“学校特制了一种校服，用老紫红色的线呢制成，上身包领、琵琶襟，下身是同样颜色的短裙，再配上女师学生喜欢梳的发髻，整齐美观，大方庄重，一上街，人们就能一眼认出是女师学生”，不啻替女师打了活动广告。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政局腐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师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我们参加了永嘉县学生会。当全国掀起反对廿一条不平等条约高潮时，我们对日本侵略者愤怒万分，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誓雪国耻’‘*倒打**日本侵略者’，当*制抵**日货热潮到来时，我们群起*威示***行游**，还参与捣毁‘东洋堂’的活动，当上海轮船抵达朔门码头，我们不论白天黑夜，上船搜查日货，好几次把搜查到的日货运到广场烧毁，真是大快人心。此外，我们还时常外出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主张。”
而在进步教师胡识因等人的言传身教下，女师学生普遍投入了温州妇女解放运动，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成了妇运骨干。温州上世纪二十年代妇运的蓬勃发展，可谓与女师学生密切相关。在那些如火似荼的岁月里，女师共毕业了七届学生，知名者除了孙孟昭，还有陈华曼（也作陈华鬘，我市最早的两名女律师之一，诗人王敬身夫人），伍莲芸（伍梅荃之女，“中国铀矿之父”南延宗夫人）等，到1931年第八届时，并入旧温属六县共立初级中学，才退出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
来源：近现代温州女学简史、温州各县（市、区）方志、教育志、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