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八月夜
中秋之夜，月光如水。我骑车走在河北固安的乡间土路上，身后是轻工业部在固安的五七干校，前方是河津村。土路上疙疙瘩瘩，车轮子打气打得很饱，不时地弹跳着。我的心则弹跳得更猛烈。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的通常心态，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就尤其是这样。可我在三十五六岁那阵儿，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下“出溜”，并且完全是心甘情愿的。1973年我刚由*疆新**调进固安，安排在县文化馆搞创作。本来我想，自己在*疆新**那样大的地方（面积是全国的六分之一）都跑惯了，接触过多少支边青年和兄弟民族，“对付”你一个河北小县，应该说不成问题。谁知进入固安一看，发现非常难搞。清一色的农民，清一色的装束，清一色的语言，清一色的习俗，使我感到“两眼一抹黑”。
同时更重要的，是长期呆在北京身边（距离北京仅120华里）的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架势和心态，实在让我没法适应。既然适应不了，也就甭说表现了。后来，领导也看出我的为难，商量着调动了我的工作。我乐于“就坡下”，于是调往柳泉公社去教高中的政治课。一度，我成为全县政治教师中的尖子，还曾去保定参加全国高考的阅卷工作。
就在这时，我结婚了，一年多以后，又有了女儿，女儿放在北京父母的家中。妻子当时在河南干校，我在河北农村，一家三处总不是长久之计，总得争取早点到北京“会合”。为了经常回北京“跑”调动，我主动请求下放到知子营公社的社办初中教书。社办初中的条件差多了，可我不在乎，因为轻工业部干校就在这个公社的边缘地带，那儿每天有直达北京的班车，我搭乘他们的大轿子车回北京，比在固安县城去挤长途汽车要方便得多。
又过了一年，我索性请调到于校旁边的一个叫做“河津”的小村子。村子办了一所小学，教室中的课桌是用砖头和泥巴砌的，椅子板凳则由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每早上课前，学生们各扛椅子、板凳（样式真是五花八门）而来。六个年级挤在这三间教室中上课，这叫“复式班”。比如一年级和三年级同教室，左边一年级，右边三年级。那么我一上课，先出题测验三年级，同时给一年级讲课。讲到一段儿，安排一年级埋头干点什么事情，再给三年级讲课。每一堂课，都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度过。
河津和轻工业部干校紧紧相依，骑车只有五分钟路程。在调进河津之前，我已然认识了干校的许多人，其中有部机关的干部，也有机关干部的子弟（多是从各地的兵团和插队转过来的），大家都不把我当外人，因为彼此一张嘴，都是标准的“京片子”。尤其是我只身去往*疆新**和在全国各地周游的经历，他们都很感兴趣。这样，我在调入河津之后，就可以在每天傍晚，骑车到干校去看电视。村子里不是没有电视，但总停电，即使看电视，也从不看新闻联播。总之，我需要知道国内外的形势，我需要和一些“北京老乡”做感情上的交流。当然，干校的人欢迎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可以帮他们在村子里收购鸡和鸡蛋，价钱比市场要便宜不少。作为回报，几位北京青年也乐于为我代购回北京的车票，每回还都有座儿。
中秋这一晚，我是在干校过的，来干校时，我驮了一筐各式各样的梨。固安出梨，知子营的梨尤其出名，有很好很好的雪花梨。但我驮来的这筐属于“杂色”，都是河津村各户农民的自产，因为我教着他们的孩子。知青们从食堂打来不少过节的饭菜，自己又做了不少，还开了几个罐头。啤酒、果酒、白酒林立在窗台上，自取，管够。知青们乘着酒兴儿，说了不少感慨的话，也发了不少牢骚。轻工业部机关中的（前）酒处处长，他作为知青们的朋友，蒙特邀参加了此夕的宴会，他指着那些不同的酒大发议论。他知识真渊博，从国内的讲到国外的，从现实的讲到历史的，甚至他还设想把眼前的这些酒，如何进行“搀兑”，则可能会出现新的鸡尾酒品种……我受到启发，于是也念了一些“梨经”，指着这些梨，又回忆我在*疆新**吃过的那些梨，每一种我都能讲出一个故事，眼前的“梨故事”的主人公多是河津村儿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昔日的“梨故事”则多是天山南北的美丽传说……听众尽兴了，酒处处长和我也陶醉了。处长是个有阅历的人，我比知青也大上几岁，唉，实在不愿意在这么美好的夜晚，尽说些先是尽兴随即又败兴的事儿。
回到河津，发觉村子比平时更加黑白分明。月光照到的地方，亮得晃人眼睛；暗处，则黑黝黝的，带着一种无限的深沉。狗在哪儿？平时我从干校回村时，最需要防备的就是狗，最怕它们在黑暗中猛地冲出来——别说咬着你哪儿了，就是吓，也够你受的了。今晚，各家各户都大门紧闭，狗们大约都陪着主人大吃大嚼。我回到小学校的那个独门小院，打开宿舍的门，擦亮一根火柴——残羹冷灶，中午吃剩的煮挂面，还有小半锅摆在那儿。面条儿早“糗”成了“坨儿”。灶台上一个缺边的碗，装着大粒的粗盐，洒了不少出来。
等我点亮了油灯，“哧溜”一下，一只耗子一个“大跳”，把锅弄翻了，半锅剩面条儿也倒扣在地上。我找了把铁锨把面条一铲，随手扔到院中鸡窝外边的食盆边上。*鸡做**们的干粮吧，人吃鸡吃，都一样。或者说，鸡先吃了，生出蛋来，人再吃，不是更好？
“徐老师，您回来了？”一个清脆的女童声音，在院墙外边响起。我一扬头，原来是我班上的一个女学生，她爸是衬里的干部。
“我爸估计您也该回来了，让我接您到我家去喝酒。”
“我不会喝酒……”
“那哪儿成啊，大老爷们儿的，哪儿能不会喝酒啊……”
这哪儿像是学生（还是女学生）对老师讲话啊。不过，这是事实。在农村，作为“大老爷们儿”，尤其是在节日的夜晚，你要是咬定了“不会喝酒”，就跟扇对方一个嘴巴一样的不通情理。这时，女孩儿的妈妈也来了，“她徐老师，我们孩子她爹，怕孩子请不动您，叫我也来了……”
“大嫂，我去就是了，您何必专门跑这一趟呢？”
我去了，用的是大海碗，喝的是劣质白酒，可人家心里揣着的，却是一片真情，我只能“舍命陪君子”。更何况，这八月节在农民眼中，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你要在这日子口—卜给人家下不来台，就甭想在一年当中过好日子！我开怀畅饮了，碗对碗，当当响。朦胧中，看到对方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我醉了，或者是在似醉非醉的一刹那，我看见村干部搛起了一筷子猪头肉，用筷子尖儿指着老婆的眼睛说道：“孩儿、孩儿她妈——我说的，就是你！你去通知——学、学校：明儿上——午停、停课！”说到这儿，干部一扭头又端起个酒杯，“他徐、徐老师！咱哥俩——放、放开喝，喝就——是了……”（待续）
作者简介：徐城北(1942年10月20日-2021年10月11日)， 笔名塞外、品戏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生于重庆，长于北京，求学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曾在*疆新**和河北工作了15年，"*革文**"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粉碎"*人帮四**"后专业归口，调回首都，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后转入学术研究，曾任该院研究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成果:多年专注于对京剧艺术及其背景进行学术研究。著有《梅兰芳与20世纪》《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各类著作共40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