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唐宋商人：９世纪中叶后中日佛教交流不可或缺的新助力》
姚潇鸫
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项。在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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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9世纪中叶后，中日佛教交流并未因遣唐使的废止而停滞，晚唐五代两宋时期，交流的规模反而日益扩大，唐宋商人为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新助力。商人不仅为僧人的往来交通，还为经书、法物的流通，通信的传递以及日僧在华的行程等提供多方面支持。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唐宋商人成为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关。不少商人拥有丰富的航海、造船技术与经验，有些还熟练掌握日语，在日僧巡礼求法行程中能充当通事，协助处理相关事宜等。
关键词： 9世纪中叶；唐宋商人；中日佛教交流
遣唐使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关于此，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唐乾宁元年），菅原道真上奏，请求正式停止遣唐使的派遣，朝廷顺势予以批准。这向来被认为是遣唐使废止的标志。但事实上，随最后一次派出的遣唐大使藤原常嗣于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唐开成四年）回到日本，遣唐使的派遣已完全停止了。遣唐使在９世纪中叶被实际上废止，但并未造成中日间佛教交流的停滞。晚唐五代两宋时期，相互的交往反倒更为便捷，相应地，交流的规模、频次等也日益扩大。这主要是因为交往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民间的商船成为了新的媒介。此时期，中日间僧人的往来交通，主要就是搭乘唐宋商人的商船，关于此，前揭木宫氏的研究中也有相关内容，无需赘述。此外，唐宋商人还为这一时期的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其他方面的助力。
一、经书往来的助力
经书对佛教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唐五代两宋时期，大量的佛教经卷就是通过中土商人运送到日本的。如清和天皇贞观三年（861，唐咸通二年）长安的智慧轮三藏就托付詹景全将７本“新（译）经法”送到了已回国的圆珍处。阳成天皇元庆五年（881，唐中和元年）李达依圆珍之嘱，付张家船送来“一切经阙本一百二十余卷”。詹景全和李达都是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经商贸易的唐朝商人。
又如北宋雍熙三年（986）六月，日僧奝然乘坐宋朝台州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国，第二年回到京都，随身携带《大藏经》5048卷。又一条天皇长德元年（995，宋至道元年）宋朝天台宗僧人源清，委托商人朱仁聪，将《法华示珠指》《龙女成佛义》等７部中国天台宗僧人的著述送到日本比叡山。又后鸟羽天皇时期（1183—1198）宋朝商人张成、李荣分别向宗像神社布施过佛教经书。另据《日吉山王利生记》，在博多津前通事李宇的帮助下，日僧重源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五年（1194，宋绍熙五年）十一月得到宋版《－切经》。9世纪中叶起，日本大宰府（掌管博多津）就有任命中国商人为通事即翻译的情况，如唐商张友信就曾长期担任此职。从李宇的姓名看，他并非日本人，因此李宇是一位在日贸易的宋朝商人的可能性很大。
不仅从中土，宋朝商人还从朝鲜半岛向日本输入佛教典籍。鸟羽天皇元永三年（1120）宋商庄永、苏景等从高丽携带佛教经典百余卷前往日本，在途中遇到了海贼，苏景等人奋起反抗，击退海贼。经书虽有湿损，但大部分还是安抵大宰府。
从五*开代**始，佛教经籍的传播已不再是单向的了。由于唐武宗灭佛，在中土，天台宗的经典已散逸不全。“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买书于其国主。”前述源清托付朱仁聪将7部经书送到日本比叡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换取智者大师所著的《仁王般若经疏》等“台教遗失书六部”，朱仁聪也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正是这些经典的回传，天台宗在北宋时期得以复兴。
不仅回传经典，北宋开始，日本僧人还将自己撰述的佛教著作，托付宋朝商人传播到中土。据正元古抄本《源信僧都传》，一条天皇宽和二年（986，宋雍熙三年）正月，日本惠心僧都源信面会赴日的宋商朱仁聪，把自己所著的《往生要集》3卷托付他带回中国“流布”。但据《扶桑略记》等史书，朱仁聪于一条天皇永延元年（987，宋雍熙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次来到日本，永延二年还向当权者“献羊”。因此，宽和二年应为永延二年之误。不过，宽和二年的时候，源信曾委托另外一位宋商周文德，将《往生要集》以及源信的师父慈惠大僧正良源著的《观音赞》，著作郎庆保胤著的《十六观想赞》《日本往生传》等带往中土，“令知异域之有此志”。一条天皇正历元年（990，宋淳化元年）周文德再次赴日，并于次年二月十一日写信给源信，信中提到，“《往生要集》三卷奉持参诣天台国清寺”。除朱仁聪、周文德外，源信还托付过其他宋朝商人将《往生要集》带往中土，具体名字已不可考。但正历元年，同周文德一起赴日经商的扬仁绍带来了“宋婺州云黄山（僧）行辿”的回信，说已经收到《往生要集》，与回信同时送到的还有一些佛教经卷。“正历三年壬辰岁春三月，（源信）更写一本（《因明论疏四相违略注释》），付大宋国商客扬仁侣（应为扬仁绍），传婺州云黄山行辿和尚。”源信再次将自己的佛学论著托宋朝商人带往中土。
二、佛像、供养物、建筑材料等法物流通的助力
各种法物（文中采用的是法物的广义含义，即指除了经书外所有与佛教信仰有关的物品）特别是佛像、供养物等也是佛教信仰与修持中必不可少的，晚唐五代两宋时期，不少法物也是靠往来中土的商人运送到日本的。如文德天皇齐衡三年（856，唐大中十年），商人李英秀、陈太信赴日，同船带去了“天竺贝多树柱杖一枚、广州班藤柱杖一枚、琉璃瓶子一口”，“永充供养”。这些法物是由日僧圆珍托付他们送回的。又清和天皇贞观九年（867，唐咸通八年），唐温州内道场供奉德圆将“绣文极乐净土一幅”“织绘灵山净土一铺”“绀琉璃壶”等法物托付“向国之便”的唐商詹景全带往日本，交给圆珍。此行，詹景全还带去了“上自释迦、迦叶，下至唐慧能”的“付法大师影像”。
又如前述一条天皇宽和二年，5千余卷的《大藏经》由郑仁德的商船送往日本，同船的还有十六罗汉的绣像。又如一条天皇宽弘九年（1012，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宋商周文裔，将入宋僧寂照收藏的观音像一幅带往日本。又如后一条天皇长元四年（1031，宋天圣九年）宋朝商人周良史曾向日本栖霞寺赠送文殊及十六罗汉绘像。又如宋朝福州商人潘怀清多次违反规定，不到年限就赴日贸易。后三条天皇延久二年（1071，宋熙宁四年）潘怀清再次违规来到日本，大宰府原拟将其直接遣返，但因“货物解文之中，注进（贡）佛像并文书等。而若被回却者，恐存不被用，如此佛像书籍，后来商客永不贡进”，为此启奏朝廷定夺。可见，赴日商人的进贡，亦是当时日本佛像的重要来源之一，不然大宰府也不会为此事专门上奏。
后鸟羽天皇建久元年（1190，宋绍熙元年），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取道邃法师所栽菩提树枝，付商船种筑紫香椎神祠”，得以存活。此后日本各地的菩提树大都是从此树取枝分栽的。可见，在佛教中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法物——菩提树得以移栽到日本，也要归功于商人的协助。
唐宋商人不仅协助将中土的法物运往日本，有时也将一些日本官方或信众布施的供养物带到华土。如圆珍就托唐商李达将“砂金五十小两”带给长安的智慧轮三藏，“充和上水浆之资”。又“日本国惠萼阇梨［弟］子，会昌二年（842）礼五台山，为求五台供，就李驎德船却归本国去，年年将供料到来”。因为不可能年年有日僧入唐，因此年年到来的供料，大都应由往返中日间的唐朝商人送去的。又据《平家物语》记载：平重盛从九州将船主妙典召至京城，拜托他将三千两黄金捐赠中国的育王山，以求僧侣为平家来世祈福。《源平盛衰记》将船主记载为“唐人”，即从事宋日贸易的中国商人。
两宋时期，一些日僧归国后，还募集建筑材料送往中土，因为这些建筑材料都用于修造寺院，因而也能归为广义的法物。如日僧重源（1121—1206）曾入宋巡礼，见育王山舍利殿“破坏年久，营作失便，于是运我朝之大材”，重修精舍。又据《天童山千佛阁记》：日僧荣西随天童山虚庵怀敞受学时，该寺准备修筑千佛阁，荣西允诺，“它日归国，当致良材以为助”，“未几遂归。越二年，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又四条天皇仁治三年（1242，宋淳祐二年），圆尔辨圆“闻（大宋）径山（寺）有灾，劝谢国明化千板赠之”。第二年，圆尔在给佛鉴的信中讲述了谢国明为了结缘，送了枥木100斤。
其时，在中日间往来的海船主要是民间的商船（详见后文），且这些建筑材料的募集、运输又都是僧侣们的私人行为，因而这些建筑材料的运输还须要依靠往来贸易的商人，其中不少应是宋朝商人，比如上引文献中唯一留下姓名的谢国明就是“在日宋商的领袖人物”。
三、通信传递的助力
圆珍回到日本后，与长安大兴善寺的智慧轮一直保持通信往来，这些书信都是由唐朝商人传递的。如阳成天皇元庆六年（882，唐中和二年）七月十五日，圆珍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商人李达送到长安的智慧轮处。在这封书信中还提到：唐咸通二年（861，清和天皇贞观三年）十一月五日，智慧轮就圆珍提出的一些佛法上的“疑难”写了一封回信，当然此前还应有一封圆珍提出问题的来信；清和天皇贞观五年（863，唐咸通四年）时，圆珍再次致信智慧轮。这三次都是由“詹景全奉（的）书信”。清和天皇贞观九年（867，唐咸通八年）唐温州僧人德圆也将书信托付詹景全送到圆珍处。圆珍回国后与天台国清寺诸僧也保持着联系，如阳成天皇元庆七年（883，唐中和三年），唐商桓志贞至大宰府，带来了国清寺诸僧寄（圆珍）书。国清寺的元璋、清观与圆珍交情尤深，圆珍回国后仍“商舡来往，音问相继”。
寂照，又作寂昭，日本天台宗僧人，一条天皇长保五年（1003，宋咸平六年）渡海来宋，曾到天台国清寺参访，呈上日僧源信所托付的“台宗问目二十七条”。后欲归返日本，但被挽留。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示寂于杭州。寂照在宋期间，与日本方面的书信往来极为频繁，见于记载的就有，一条天皇宽弘四年、五年、九年，后一条天皇万寿四年、长元五年等。这些书信都是由“南海商人”“商客”等传递，其中有２人留下了名姓，分别是“宋商周文裔”与“大宋国商客陈文佑”。
又后鸟羽天皇建久年间（1190—1199）宋商张国安曾来到博多，传达临安灵隐寺佛海慧远禅师的预言。又比叡山的觉阿上人回国后，自高仓天皇安元初年（1175，宋淳熙二年）起也与宋僧佛海慧远保持通信往来。又日本东福寺的开山辩圆（1202—1280），常和宋朝临安府径山的无准师范相通音讯。另日僧无本觉心也保持着与宋僧无门慧开的书信往来。其中不少的往来书信都是由宋朝商人传递的。
圆珍在《上智慧轮三藏书》中言明，此次通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抄集疑文，进上待决”。源信托寂照带往天台山国清寺的信件中，主要就是与天台佛学有关的27个疑问。这些所谓“决疑难”的内容应是晚唐五代两宋时期中日僧人间通信往来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而这些疑难的解决，显然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日僧巡礼求法途中的好助手
“释觉阿，世姓藤氏……尝闻商客称宋地禅道之盛，奋然志远游。”可见正是商客所提供的咨讯，成为促使觉阿上人启程前往中土的关键因素。而商人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也能对日僧的巡礼求法活动提供一些资助。如后堀河天皇贞永二年（1233，宋绍定六年），日僧圆尔辨圆打算入宋学习临济宗佛法，但苦于经费不足，在博多滞留一年之久。圆尔后来在中土商人谢国明的资助下，于1235年乘船前往南宋。这些唐宋商人由于长期赴日经商贸易，其中不少人较熟练地掌握日语，因而想要入华的日本僧侣与他们沟通也很方便。而且当日僧抵达中土后，这些商人还能继续发挥通事的职能，甚至是出面处理一些事务，协助这些日本僧侣达成目的。比如慧运在唐朝求法期间，李处人“东西任命，駈（驱）驰随力”。张友信在真如法亲王到达明州后，一度担任了翻译的工作；而任仲元还与真如法亲王一起“驾江船牵索，傍水入京”，“陪同真如在唐国内处理各种事务”。又如成寻等8位日僧在中土的活动，几乎均与一位宋朝商人陈咏相联系。“因成寻师徒不会说汉语，他们与宋人交往时，需要通事即翻译人员进行语言沟通，陈咏便是他们在华期间最主要的翻译人员。陈咏还帮助成寻一行预定客房、租赁车马、雇佣人力、购买日常用品和代购书籍等，是成寻的得力生活助手。在许多场合（如与官府、僧侣打交道），事实上陈咏是作为日本僧人的经手人和担保人的身份出现的。而成寻对中国的印象和认识，除了自身的所见所闻外，通事陈咏也是他获得新信息的重要来源。此外，成寻有时也通过陈咏与赴日宋商之间的信息网络，了解日本的情况。”
五、现象产生的原因
唐宋商人为何在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日佛教交流中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首先，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能在中日之间往来的交通工具就只有大型的海船，而当时能够拥有或雇用这些海船的，除了官方使节外，也只有商人了。因而对那些非官方派遣而要入华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侣来说，跟随商人与之同行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唐开成三年），最后一批遣唐使出发，乘坐的是专门修造的“遣唐使舶”，但是回国的时候，因为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嫌使船不完备，最后从楚州（今江苏淮安）“驾楚州新罗船九支，傍新罗南以归朝”。足见9世纪中叶，日本的航海和造船技术仍较为落后，加之日本商人在唐日间长途贩运中的缺位，因而选择日本商人与商船的可能性极小。新罗人有优良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新罗与日本间的私人贸易活动，可能７世纪后期便开始了，此后一直掌握着唐日贸易的主导权。但到９世纪中叶，李延孝等“大唐商人”崛起并“担起领导角色”，新罗商人在唐日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此外，8世纪时，由大宰府（博多）出发，航行至肥前国松浦郡的值嘉岛，即今天日本长崎外海的平户岛及五岛列岛，海船在这里候风起航，中间不再停靠，一气呵成横渡东海，直达中国东部沿海的航线被发现，这条航线也就是慧运、宗叡、圆珍等日僧来回时所走的路线。这条航线实现了唐日之间的直通，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经朝鲜半岛绕行，大大节省了航行的时间。到了9世纪中叶时，这条航线已成为唐日间最主要的交通路线。综上，９世纪中叶时，对非官方派遣而想要入唐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侣而言，跟随唐朝商人的商船往来已成为他们最主要的选择。
宇多天皇宽平六年，菅原道真以唐朝衰微和航海危险为由上奏，正式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此后，日本对外采取消极态度，除了和当时少数几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外，几乎处于锁国状态，更严禁本国人私自前往海外。如后冷泉天皇永承二年（1047，宋庆历七年）时，有一位名叫清原守武的人，因为私自入宋贸易，货物被没收充公，人则被流放，同行的５人也都被判处徒刑。而这一政策持续了近300年时间，因而五代与北宋时期，在中日之间往来贸易的几乎都是中土的商船。相应地，想要入华的日僧也只能寻求中土商人的帮助。
平定保元之乱（1156）后，平清盛出任大宰大貳，掌管了大宰府机要，因看到日宋贸易的利益，就加大奖励，试图打开日本的国门。在确立了平氏政权以后，他不顾贵族们的反对，积极地和南宋开展贸易。虽然政策有过反复，但总的来说，从南宋中叶开始，往来中日间经商贸易的日本商人和商船逐渐增多，因而也出现了搭乘本国商船入宋的日本僧侣。但就总体而言，搭乘宋朝商船的比例更高，可见，中土商人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
其次，唐宋商人拥有丰富的航海、造船技术与经验。如张友信，除了前文提到的商人、通事外，还有一种身份，就是商船上的“柂师弦张友信”。高楠顺次郎认为“弦”字难解，可能弦张友信是张友信的日本名字，也就是说张友信应是这艘船的柂（舵）师。笔者认同高楠氏的观点，且即使“柂师弦”是一个专有名词，从名称看肯定也和掌舵、领航有关，其在航行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船的还有一位“柂师弦任仲元”，任仲元同样也是商人。李延孝是9世纪中叶活跃在唐日之间的重要商人，见于史料记载的赴日贸易就有８次，当然实际往来的次数肯定更多。张友信在9世纪中叶也频繁往来于唐日之间，兴贩贸易，次数不少于李延孝。从999—1005年间，宋商曾令文至少4次赴日。孙忠在1065—1085年的20余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赴日贸易就有7次。多次的往返，自然会积累下丰富的航行经验。此外，从《真如法亲王传》的记载看，张友信还应懂得海船的修造，送真如法亲王入唐的船舶，就是由他组织，在日本新造的。无独有偶，唐商李处人也懂得船舶的修造，慧运随李处人等离开大宰府，航行至值嘉岛，“船主李处人等，弃唐来旧船，便采岛里楠木，更新织作船舶”。可见，9世纪中叶以后，活跃在中日之间兴贩贸易的唐宋商人中，不少人掌握了丰富的航海、造船技术与经验，这也成为有入华巡礼、求法志向的日本僧侣多选择搭乘中土商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是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的重要保障。频繁的往来也使得唐宋商人能够成为这一时期中日间经书、法物流通，通信传递的主要承担者。
再次，中土对大多数日本巡礼求法僧来说都是从未到达过的陌生地方，选择跟随唐宋商人前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商人本就来自中土，而且由于经商的需要，对各地的道路关隘、风土人情等都有所了解。与他们同行，不仅能借助他们的交通工具，还能获得有关目的地的相关信息。来华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侣，虽然都能认识和书写汉字，但是其中不少人会话能力较差。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与中土僧侣交往中，以及与官府打交道过程中都需要有通事的协助，这些土生土长并因贸易需要而懂得日语的商人自然是通事的首选，他们为日本僧侣在中土的巡礼求法行程，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
此外，当时在中日间往来贸易的唐宋商人中，不少人就是佛教的信众，如从圆珍给智慧轮的书信中可知，李达和詹景全都是圆珍的“门徒”；始终伴随成寻左右的陈咏，最终剃度出家，成为成寻的弟子；后深草天皇宝治二年（1248，宋淳祐八年），“（日本）筑前承天寺火，圆尔长老自洛至承天，谢国明不日造殿堂十八宇”。相同的宗教信仰，也使得这些商人乐于协助那些入华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侣。
正是由于唐宋商人具有以上这些优势，使得他们在９世纪中叶以后成为中日佛教交流不可或缺的新助力，在他们的帮助下，中日之间的佛教交流呈现出比此前更繁荣的局面。
【注】文章原载于《宗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