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贤和侄儿袁肇富在一起
风范长存——怀念我的叔父袁仲贤将军
袁肇富
1949年8月5日，在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不久，我的父亲就喜获阔别12年之久的二弟袁仲贤从南京寄来的喜讯。叔叔在告知他多年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涯后，要我和我的大姐袁历丽、二姐袁毓球到南京去求学深造，大学毕业后好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我于1948年春考入湖南省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期间，曾经参加过长沙*共中**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内战，要和平、要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地下*联学**的外围革命组织，参与散发革命传单，贴标语等活动，对革命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向往革命。接到叔父袁仲贤的来信后，我独自一个人，在二姐同事的帮助下乘轮船由长沙到汉口，再换船赴南京。当年由于家中经济困难，连买船票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好求熟人关照采取混船的方法。十多天都置身于又脏又拥挤的统舱里，饿了就吃些家中带来的烙饼、咸菜，渴了便饮用江水，好容易才于1949年9月12日深夜抵达南京下关码头。当晚细雨霏霏，光洁的柏油马路清晰可见，我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往中央门80号叔叔袁仲贤住所，时已夜深人静，警卫员王炎接待了我并将叔叔寄给我父亲袁旦初的亲笔信和家父写给袁仲贤叔叔的回信一起转交给已入睡的孙秘书。他看了信后说：“*长首**已经睡了，你今天晚上就在值班室休息，明天早晨再向*长首**报告。”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程的我，十分疲倦，一上床就酣睡了。第二天，我还没有醒来，叔叔己来到值班室。虽然有他的亲笔信和家父的回信为证，他还是十分警惕地向我提问：“你的祖父叫什么名字？”我答复说：“袁长安。”叔叔又继续问祖父有什么嗜好，我说他最爱喝零碎酒，整天端着小酒杯吃个不停……叔叔又继续端详我的长相，袁家基因最显著的特点在鼻子上，我的面部特征（下嘴唇较厚，耳朵大）和叔叔袁仲贤都与祖父有挂相，此时他的疑心有所改变。我又回忆说：“叔叔1937年在湖北藕池口周记陶窑货店期间，每天早晨您最爱吃生鸡蛋。我7岁时还曾经把蛋壳敲破后直接送到你的嘴巴去过。”他听了这个陈述后才放心地说：“你就是那个珍伢子（我儿时的乳名），一路上辛苦了，快来见过二婶妈，一起吃早饭，边吃边谈家常。”
中央路80号原来是日本大战犯冈村宁次在南京的公馆，系三层楼的小洋房。底楼有秘书办公室、警卫室、管理办公室等科室作为办公用房。二楼是叔叔和二婶及和平、南下弟妹的卧室，我到南京后也暂住二楼。三楼各个房间则堆满了各种战利品，珍贵字画和书籍，琳琅满目，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休息几天后，我向叔叔提出希望参加人民解放军。他委婉地说：不久新中国即将建立，希望我继续学习，将来大学毕业后，用科技知识去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不久，我便到*京大南**学附中读高中二年级。10月份，我的两个姐姐也从长沙到南京，大姐去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会计，1953年又考入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学习，二姐因已婚安排在南京市供销社任会计。
1949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断骚扰我市，滥施轰炸，记得12月6日中午12时，我和叔叔和二婶正在吃午饭，蒋介石的B25轰炸机又来到南京上空投*弹炸**。那一次竟炸死市民25人，伤5人，毁坏房屋50余间。好在中央路80号有防空洞，叔叔拉着我和二婶妈、弟妹等，及时躲入防空洞才免遭敌机危害。
10月2日，南京市50万军民隆重*会集***行游**，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叔叔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兼南京市警备司令员和政委。负责组织检阅，当天上午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一座银行的楼上举行了由*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参加的阅兵式，*伯承刘**、*小平邓**、叔叔袁仲贤等领导都登上检阅台，我也有幸随叔叔上台观礼。叔叔和*伯承刘**乘着敞篷车检阅队伍。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伴奏下，行进在阅兵队伍最前面的是多面红旗环绕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的宣传车。接着化装的腰鼓队，高举军旗的骑兵仪仗队，由缴获而来的美国各种*器武**装备的步兵、兵团、装甲兵团、坦克兵团、美式山炮团、榴弹炮兵团、摩托兵团等机械化部队，都接受了*伯承刘**司令员、三野参谋长袁仲贤的检阅。隆隆的马达声与大学生们、群众们的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宏伟气势。我时年19岁，政治觉悟不高，没有意识到能参加南京市的庆祝建国活动是我人生一次难得的具有十分重要义的政治礼遇，此活动虽时隔50余年，至今仍难以忘怀。
1949年12月末，叔叔奉命前往北京外交部报到，准备出使印度，临行前将我们三姐弟托付给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江渭清（原八兵团副政委）、何以祥（时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邱一涵（时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等老*长首**给予帮助和照顾。就这样，叔叔虽然远离南京，我们仍然学习、工作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中，对我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袁肇富著《将军大全袁仲贤——传奇的一生》
一、谆谆教诲
1949年9至12月期间，叔叔多次告诫我，建国后需要大批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干部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建设服务，要求我一定要考入大学深造。出使印度后，叔叔又曾多次来信叫我安心学习，并从印度汇款作为我们的学习补助费用。1952年7月21日又来信说：“……对提高你们的思想觉悟，当然我可以帮助，但主要的还是靠不脱离你们周围的群众，虚心向他们学习，与此同时要加强革命理论学习，并将学到的理论用于日常学习中、工作中指导实践，从而加深体会。”
1955年6月4日，叔叔知道我即将大学毕业，专门写信给我表示祝贺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在信中写道：“4月17日信收到，今年毕业了很好，为我们大家贺，你可知道在过去的年代，我们兄弟姊妹和你们这一代兄弟姊妹谁也没有可能在正式大学毕业？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但是不要忘记过去的艰难岁月，鞭策自己，好好工作，继续保持努力学习的优良传统。”他的这一宝贵思想，我终生奉为座右铭，50多年如一日，珍惜一分一秒，不断学习理论、文化科学及专业知识，我迄今虽已年逾古稀，仍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已成为我生命和生活须臾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带来的快乐是任何语言都难已形容的。基于此，我万分感激叔叔生前给我的教诲，这也是我克服重重困难，为他收集资料，撰写传记的原因之一。
袁仲贤写给侄儿袁肇富的亲笔信
二、长辈关怀，视为亲生
1949年在南京期间，叔叔除带我去新街口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及阅兵外，还曾安排我与叔叔一同去参加华东军区司令部为欢迎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在大戢山海面举行起义的欢迎会，叔叔作为华东军区的参谋长，代表军区向起义官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讲话。叔叔虽然个子不高，但迈着老将军坚毅的步伐，稳步走上讲台，向与会的来宾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表达了华东军区对该舰毅然脱离国民*党***动反**阵容，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一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的赞扬：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叔叔在大会上的讲话，虽然时隔50多年，但他那从容不迫的神态，洪亮而富于激情的声音，仍久久在我心中回荡，让我永远难忘。
1951年，叔叔得知我患鼻息肉，非常关心，专门从印度写信给时任华东军区后勤部长的邝任农同志安排我到华军区医院住院动手术。他在1951年3月7日的来信中写道：病要紧，一定去医，不要拖延。要花钱，我会寄来。5月21日又来信询问我是否去治病，其中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叔叔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哪怕是一点小病。
叔叔不仅关心我的一点小病，对他的老战友邱一涵同志（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及我们两个姐姐患肺结核，他也专门从香港购置了八瓶雷米封（当时为治疗肺病的珍贵药物）寄回国内，为他们治病。此外，他还多次给我寄钱，购置学习和生活用品。
三、乐善好施
回忆1949年10月份前后，时任上海外事处长的黄华给叔叔去信，要一部照相机，叔叔收信后很快满足了他的要求。
1995年原驻印度大使馆武官朱开印亲口对我说：“袁仲贤大使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倾其所有帮助他人。当年他每月700元美金的工资都不够开支，至今还欠我的钱，他的钱多半用来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及国内水旱灾害捐款，帮助使馆经济困难的下属……”
1950年8月，叔叔从北京动身赴印度就任，途经长沙时，顺便回老家省亲。给我父亲、姑妈一些生活补助费用，并为他们偿还以前的债务，对其他的亲戚和友人也都酌情给予无私的帮助，体现了一位老红军关心群众疾苦的无私奉献精神。可是叔叔对自己则仍然保持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从不乱花钱，内衣*裤内**补丁重补丁也舍不得丢。他心境平静，把金钱、荣誉、地位看得比一池清水还淡。他从来不与部属谈及他的身世，不以毛*东泽**介绍他入*党**、黄埔一期等资历炫耀自己。他这种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和淡泊名利的风骨，在当今这个物质社会，值得后人学习并永远继承下去。
四、名利淡如水
我于1994年7月21日在原驻印度大使馆武官朱开印的寓所（成都市新蓉干休所）听取他对叔叔在印度工作情况的回忆，他说：
袁大使资格老，早在1924年就由毛*东泽**介绍入*党**，又是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的我*党**少有的高级将领，1944年便担任过山东军区胶东军区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当年我已经是旅一级中层领导，要见他一面也觉得十分光彩。袁大使从1950年至1956年1月连续两任担任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是当年外交史上任期比较长的。而且驻印度使馆的规格仅次于驻苏联大使馆，当年中国的交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英、法尚未建交，没有与他们对话的外交渠道，而印度则属于民族主义领导的资本主义类型国家，尼赫鲁总理也主张同我国发展友好关系，当年我国在许多重大的对美国的外交斗争都要通过印度传话，这就决定了印度使馆的重要性。袁大使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除努力学习补充理论、政策外。还认真学习补充礼仪、英语（认真背单词，分析语法），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魅力去领导、团结使馆40余名各级各类干部及职员，所以他在驻印使馆中，威信最高，大家都心悦诚服地在他的率领下齐心协力搞好外交工作。
他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敢于承担责任，保护手下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我在地图风波事件中 （详见袁肇富著《将军大使袁仲贤——传奇的一生》第七章） 多次受到周总理严格的批评，说我向印度国防部代购当年中国已在书店公开上市的地图是*国卖**行为。我思想上想不通，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欲哭无泪……在此关键时刻，是袁大使多次主动为此事承担了责任，才使我免于受到严重的处分。这一事例，不仅使我终生难忘，也感动了使馆所有的同志，我们一致认为：有这样的好领导，工作起来可以放心大胆，拼命做好一切外交工作。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就办得有声有色，被印度媒体称赞为这是新德里闻所未闻的盛举，是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各国首脑，外交官终生难忘的最大享受。 （详见袁肇富著《将军大使袁仲贤——传奇的一生》第三章）
朱开印说到这里，不仅声音变低，还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话题转到了1957年2月16日下午6时30分叔叔临终前弥留之际对他的嘱托——
袁仲贤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我一生已经死过十几次了，我不怕死……但是我调任外交部任副部长后才一年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
另外，我的6个孩子还年幼，最大的和平也才12岁，最小的袁平才2岁……我死后，请老朱向周总理和外交部*党**组织反映这一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照顾……
说到这里，朱开印已泣不成声了。朱开印最后说：袁仲贤既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家，也是人民*队军**的优秀将领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元老，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慈祥的好父亲，临终前不忘工作，不忘儿女，是一个纯正的老*产党共**员，他身上存在着老革命军人所共有的人性……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五、大使与雪松
叔叔出使印度期间，感到整个印度城乡都喜爱种植雪松，无论是新德里、加尔各答，还是广阔的乡村，都把雪松看作圣树，对其无限崇敬和敬仰。印度人民这一习俗启发了叔叔，他想：如果能将这一圣树引种到自己曾经率领八兵团12.7万官兵浴血奋战才解放的南京市，将把这个六朝古都装点得更加雄伟壮丽、生机勃勃……为此他曾经在1953年写信给时在南京农学院林学系造林专业学习的我咨询采用什么方法引种雪松最好。真是历史的巧合，那时造林专业的马大浦教授（解放后才从美国回校）正好讲到引种专题，他说引种苗木，最佳方案是通过引进种子，它体积小，数量多。短期内能繁殖出大量苗木，携带方便，更重要的是通过播种获得的实生苗具有比采用其他无性繁殖方法繁殖出来的苗木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抗逆性，我在给叔叔的回信中建议他印度购置种子寄回国内自行播种。
叔叔采纳了我的建议，用自己的工资在印度购买了雪松树木的种子带给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江渭清同志，再由他转交南京中山陵园苗圃播种，经过南京市中山陵园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园林工人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精心培育，数以万计的雄伟挺拔，树形优美，终年苍翠欲滴的雪松，迄今仍挺立在中山陵园两侧，供国内外游人的瞻仰。在南京市政府所在地的鼓楼附近及北京东路、北京西路等处，雪松也作为行道树髙高耸立在马路的两旁。我的叔叔袁仲贤这一关心群众疾苦的行动，将永远伴随着那长寿的雪松树，活在人们的心中…… （本文选自袁肇富著《将军大使袁仲贤——传奇的一生》第二十五章，原标题为《怀念依旧》。编辑时个别字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