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到买办，绕不过广州十三行，也绕不过香山。土白在买办这方面的历史非常悠久。
中国买办从广州十三行开始
因为清朝一度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曾繁华无比。所以，垄断这活最来钱，一个广州十三行，让很多人赚得盆满钵满。
十三行
当然，因为行商寄生于朝廷，又倚靠洋人，还要吃连坐的苦，所以，也有人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甚至被抄没家财，发配*疆新**，被砍头的也不少见。
实际上，现在所说的买办，胎生于广州十三行。*片鸦**战争前，在广州十三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可以这样说，中国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买办历史，从广州十三行，从广府人开始。
买办的本质其实就是吃里扒外。有人曾专门总结了买办的三个特征：
1.对外人特别好。
2.对自己非常好。
3.对自家人特别坏。
上海开埠了，广州沉沦了
*片鸦**战争
*片鸦**战争改变了一切，洋人大炮一响，“一口通商”结束了，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
开埠时的上海外滩
1844年5月，英国人在现在的外滩上一字排开了8家洋行，他们大多是在广州长期从事*片鸦**贸易的洋行大班，或者是洋行派来的经理人，其中就有在广州禁烟运动时臭名昭著的*片鸦**商人兰士禄（Dent Lancelot）。
开埠后的上海南京路
此后，广州靠政策优势造成的极度繁荣受到冲击，逐渐趋向相对的平淡。
据分析，广州落下去，上海浮起来，是因为广州离中国的外贸产地太远。
中国当时出口的大货主要有丝绸、茶叶，而丝业中心是在杭州，布业中心是在苏州，福建人、徽州人搞茶叶，都离广东太远，但是离上海却极近，还有水路、海路连着，水路成本是陆路的二十分之一。
随着上海开埠，苏杭的外贸品再也没必要送到广东去了，很快广州大部分业务都跑到了上海，西方的洋行也在上海纷纷开业，广州的商人和买办也就跟了过去。
洋行成人贩子、*片鸦***私走**犯
早期，洋行势力在上海扩张的速度最快，仅在1842年就出现了11家洋行。但是，刚开埠的上海也并不容易赚钱。于是，这些洋行便打起了坏主意。
其中之一就是掳掠华工，贩卖人口。这股歪风一直吹啊吹，吹到了贵州，吹到了天津，上海也相当严重，而华南乃是掳掠华工的老根据地，如广州、汕头、厦门等。
广州的人口贩子刚开始只是用引诱的办法拐卖人口，后来干脆光天化日之下明掳强抢了。据《筹办夷务始末》第50卷记载：“省城附近一带村落，行人为之裹足，民情恟惧异常。”
吸*片鸦**的中国人
这些洋行还*私走***片鸦**、土产、食盐、*火军**等。*片鸦**，贩运一次能获利3000元。美国的琼记洋行每月拿出1000元钱租一条船，贩运286箱*片鸦**，由广州运到上海，能赚2万元。有人计算过，700元一箱的*片鸦**，扣除保险金、运费以后，代理人每箱可以赚113元。
有人统计，怡和行仅*片鸦**盈利一项，自1827到1847年的20年间即达300万镑，其中大部分为1837年到1847年间所积累。
买办与洋行势力的扩张是同步的，凡是有洋行的地方。必然就有买办。这就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李鸿章是清末最大的买办
后面洋务运动也起来了，“官督商办”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时期工厂内景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注定失败的现代化运动。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惊险一跃。
但是，当时的背景已处内忧外患，水深火热，连见多识广的李鸿章都惊呼：“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建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拘守成，恐危弱终无以自强。”
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清政府虽然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的贸易特权算是喂饱了西方侵略者的肚子，但是，环境已经变了，体制却一点都没变。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却换来了更多的*国卖**和伤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战而溃，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当时，举国震惊，就连日本当时部分坚守“唐学”的学者跪在日本街头嚎啕大哭，为自己的老师如此脆弱而哭泣。
其实，李鸿章就是最大的买办。
有人评价，五口通商初期，最大的买办集团就是李鸿章集团，堪称中国最大的设备买办，*火军**买办，外交买办。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宰相（李鸿章）合肥天下瘦。
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提出，造不如仿，仿不如买。当时，“众多外国商人和政客，常年‘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把‘本国最坏的东西(主要指*火军**)，高价卖给中国。”
申鹏曾在“知乎”详细分析了李鸿章买办本质。其中提到一个细节，让人心寒。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勾结外国势力*压镇**起义军。
李鸿章买通苏州城内郜永宽等八名太平军叛将，许以二品武官诱降。并由常胜军首领英人戈登作保，折箭为盟。这八人果然杀了主将，开城投降。
李鸿章设下鸿门宴，将这八人骗去，全部杀了，又令清兵将投降的太平军俘虏几万人都杀了。
结果，连戈登都极为震惊，认为这是背信弃义。戈登拒绝了清廷赏赐他的黄马褂、花翎。李鸿章拿出白银七万两赏常胜军，一万两赏戈登。
在英国公使劝说下，戈登接受了清廷赏赐，拒收李鸿章赏他个人的一万两白银。
申鹏总结道：
李大人做了一辈子买办，吸国家的血，挣*国卖**的钱，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随便出去谈个判就有五十万卢布的孝敬，妻妾成群，富可敌国，重外孙女张爱玲到建国后还有几处房子没卖完。
据估计，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约有1万名买办。从*片鸦**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年间，买办收入超过4亿元。这个时期的采购事务主要是洋行采购事务，采购事务的收入主要来自卖*片鸦**的佣金(估计1.74亿海关)和一般商品进出口钱)估计1.65亿海关。
有人说，买办盛宣怀联合洋商搞倒胡雪岩，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结果，在中国流通的纸币居然都是外国的，英镑、美元，甚至日元。等于宣告整个洋务运动在金融领域内就已经完全失败了。
学者贾根良认为，甲午战败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清政府国家发展战略观的失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以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清政府则走上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
如此腐朽没落的清朝，在中日海战之中，岂有不败之理？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从市区到偏远乡村的商业剥削网络。
“甲午战争”剧照
民国其实就是买办政府
到了民国，有人称，“整个民国，其实就是一个买办政府”，买办变成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外资和他们的买办基本上控制了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相关的全部产业。其中，民国最大的买办就是老蒋的小舅子宋子文。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
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
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四·一二事变”。
所谓的民国，在买办的统治下，洋火、洋油、洋钉、洋伞、洋布、洋车、洋枪、洋炮，从吃穿用度到到飞机大炮，中国几乎全产业都被外国企业把持。
民国买办最著名的观点是，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国亡**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产党共**，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结束后，南方的买办集团眼看大势已去，开始搬往香港或者美国。
据统计，19世纪下半期，在华各类外商企业中，华商附股现象极其普遍。如1862年创办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其100万两开业资本中有六七十万两是华人投资。
广帮买办云集上海
据李吉奎《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一文介绍，广帮主要由原先生活在广州、肇庆两府，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人所构成。
由于各种原因，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为多，故香山被称为“买办的故乡”。香山不仅涌现了大批买办，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例如，唐廷枢（景星）、徐润、郑观应等几个家族、吴健彰、林钦、容闳、叶廷眷（顾之）等人。
唐廷枢
在乡谊与利益驱使下，介绍同乡入行，相互提携成为普遍现象。林钦在1863年辞去怡和行买办时，举荐唐廷枢接任。唐的兄弟唐瑞枝、唐国泰，均是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在1872年离开怡和，任招商局总办时，则由其兄唐茂枝接替其在洋行中的职位，成为其权益代言人。
1919年，郑伯昭为推销英美烟公司而开设的永泰和烟行，总、分行200余职员，直接由香山乡下招来， 非亲属即为同乡。
清末上海一条热闹的街道
到清末，旅沪粤商达17—18万人，上海曾一度被称为“小广东”。天津等其他口岸也聚集了不少香山买办。
1879年9月5日的《申报》记述：“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惟广帮为富”。
对于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章太炎将洋行之“雇译”贬为“白人之外嬖”。